文 | 葉檀
18號的一場火災，在**之區又一批低收入人口失去居所。
有報道爲證。
11月25日，《北京晨報》報道，北京市豐台區方莊地區開展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針對地下空間的安全隱患，從11月20日到24日的五天時間裏，關閉地下空間房屋450間，拆除房屋300余間。
房間大致在4到10平方米之間，恰恰就是低收入苦力們的最後一片居所。這座大城市最便宜的居住地之一，500到1000元買到一張床。
▲北京清理整頓地下室，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火災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
一線城市疏散人口是大勢。2015年12月7日，《關于制定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文公布。到2020年，城六區常住人口將下降15%，約200萬人。
2017年3月28日，北京規劃國土委發布通知稱，《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0年)》草案已經編制完成。北京劃出人口紅線，2020年之後，常住人口穩定在2300萬左右。未來人口增長空間不足130萬人，在北京落戶將越來越難。
從2015年開始，人口流向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中國最大的兩座城市，2015年末，上海常住外來人口數減少了14.77萬人，同比下降1.5%，15年來，上海首次出現常住外來人口負增長。
2016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2.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4萬人，增速僅爲0.1%。當年，北京常住外來人口減少了15.1萬，18年來首次減少。
向一線城市進發的滾滾人口洪流戛然而止。不是一線城市的吸引力不夠，而是長安大、居不易。
一個北漂在北京的生活費，房租加上交通費加上餐飲費，最低成本每月4000到5700元左右，這對于藍領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郭德綱現在到北京，指定成就不了德雲社。在他以前的生活成本裏面，沒有加上北京的綠化，藍天白雲。他如果半夜爲了省兩塊錢走回家，可能就去篩沙子了。
2017年，北京實施“疏解整治促提升”十大專項行動，確保明年疏解目標任務不低于去年。根據疏解計劃，明年城六區將至少完成1173萬平方米違法建設拆除工作，這意味著可能有幾十萬的人被迫搬遷。
如果每個城市都學一線城市驅趕低收入人口，那中國經濟就完了。有因才有果，低端産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爲大多數勞動力沒有太多技能，我們得接受這個事實，他們就在我們身邊，揮之不去。
每個城市都想發展高端産業，發展金融服務業，在未來的十年內基本不可能。未來經濟發展比較好的話，發展中高端制造業，前提是，絕大部分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勞動力，都接受過技能培訓。
爲什麽中國多子多福的傳統文化根基沒有動搖？經濟學上的解釋是，對這些人來說，多子意味著生存的保障，沒有孩子，等年紀老了，就是死路一條。
反過來說，孩子對他們來說是對沖風險的唯一手段，大城市要趕走這些人，只要不讓他們的孩子在城裏讀書，就算是絕了他們最後一條上進之路了。
這些人也回不去農村，不僅因爲不會種田，也因爲中國農村人均擁有的承包地只有巴掌大，根本無法承載如此之多的人口。在低端市場的這些人，不可能成爲中國農業科技化的主力，農業的變化，靠的不是出來打工的農民。
離開北京的人口，生存技術不會上升，他們要的是一塊落腳地，讓他們失去生存空間，就是讓我們自己失去生存空間。
最好的辦法，像80年代的浙江、廣東，允許搞活市場經濟，動批在北京呆不下，那就到通州呆著，目前華北市場經濟不夠發達，趕緊在北京主城工周邊地區建立市場經濟的另一個中心。
這幾百萬人，起碼還有糊口的地方。
延伸閱讀
鄧元傑：爲什麽北京、上海不能有更多人口？
大城市疏散人口是無奈之舉，決心似乎很大，成效似乎也初步顯現，但是在資源仍然繼續向大城市集聚的環境下，最終成功的難度之高，可想而知。
從國際經驗上來看，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英法，GDP和人口都聚集于幾個大城市。實際上在城市人口預測中有一個齊夫法則(Zipf's Law)，根據這一法則，中等國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兩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次類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這是個經驗公式，或許沒什麽道理，但被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數據所驗證。如果東京圈的人口是3600萬，占日本大約三分之一，爲什麽北京、上海不能有更多人口呢？
中國是個大國，有至少三個東京圈很正常。所以幾個一線城市嚴控人口，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勞動和資本這兩個生産要素積累速度放緩的背景下，借助于整個國家（特別是大城市）的規模經濟效益，城鄉間和地區間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將越來越重要。然而，在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大國，如果阻礙生産要素在城鄉間和地區間的再配置，那麽這條通過提高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來推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道路就難以實現。因此，中國要發揮“發展中大國”的巨大潛力，制度上的“轉型”尤爲重要。要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依靠制度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