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厲王時代的仇恨國家，仇恨社會
週厲王是一個搞暴政的領導人，人民怨聲載道，於是仇恨國家，仇恨社會的聲音和舉動也隨之而來。厲王非但不聽忠言逆耳，還派出大量的負責安監的犬爪深入民間到處抓人、殺人，到處興獄。 《史記、周本紀》說“王行暴虐多傲，國人謗王”又說“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厲王的殺人就像是在表達什麼人是仇恨國家、仇恨社會，最後是“諸侯不朝”。 《史記》又說“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整個環境是讓人民不得不沉默，不敢說話，而是用眼睛來表達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當然，人民眼中有憤怒的火勢化作極端的凝聚力，最終要讓現政付出代價。
厲王反而欣喜若狂，認為在維穩方面自己做的很成功，似乎要昭告天下，和平之父就是他。召公卻認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召公是一個很有智慧的知者，他明白扼殺人民不同的聲音是一種倒退，國家表面的太平是短暫的，與長治久安毫無作用，最後會因為積怨導致人民的反抗。 《史記》上說“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又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
這是發生在厲王時代的國人暴動，國人實在是忍無可忍，從眼中迸出的怒火最終燎原成熊熊火山，一場宣告自由和解放，反獨裁反專制的戰鬥開始了。厲王被放逐異地死了也不能返鄉，這是執政者的悲哀。週厲王所認為的穩定是他自以為是的想法，不許人民論政，那麼批評自己的暴政就可以終結。讓人民將怒火憋在心裡，讓一個國家變成沉默的幽谷，其實這反而對統治階級的維穩有害。周朝時的人民普遍民主意識很高，他們都敢於追尋自由、平等，不大願意馴服於暴政。人民的忍讓是有一定底線的，只要這底線也破壞了，週人就會起來反抗，將一國元首放逐永不相見。
其實周朝與後世朝代相比下相對在自由、民主方面做的還算進步，這當然是當時的仁德之道獲得全民大同。天下諸侯也比較看種天子的仁德，天子的美醜代表著國家形象，天子一旦失德那麼天下諸侯便會眾叛親離。比如後來那個週幽王，為了寵幸褒姒是烽火戲諸侯，到了犬戎打來再點烽火時，天下諸侯都按兵不動，只當是中央在戲弄地方，可悲的幽王被殺死在驪山下。
人民和政府就像是土壤和花草，你花開的再鮮豔就高高在上，就看不起土壤，覺得下面不過是卑賤而已，可沒有土壤你這花還怎么生長。人民和政府又好比一座建築，人民是下層建築，政府是高層建築，如果下層偷工減料，上層搞的再堂皇，一旦塌方了還不是同歸於盡嗎。週厲王不明不白，糊里糊塗犯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不過他的失政也不會被後朝所借鑒，此依樣畫葫蘆的有之，彼做了亡國之君的有之。
人民不會無緣無故就仇恨國家、仇恨社會，一個國家形象失政敗德時，當民怨沸騰時，公憤就演變成了仇恨。召公說的不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厲王選擇了作惡多端，還打擊民聲論政，這樣只會物極必反，持不同政見者是殺不完的，人民大有人是視死如歸的，到了忍無可忍的這一天，也正是高層建築敲喪鐘的時候。
先秦是封建諸侯聯邦的時代，漢朝後便是一家一姓的時代，從此講忠君絕不許欺君，殺你的頭滿門抄家也不在話下。可自從辛亥革命至今，帝制時代已經壽終正寢，如果還有人再喊愛國、愛社會，這聽起來就讓人哭笑不得。現在是信息時代，一些人渴望成為世界大同，政府現實人民也現實，彼此沒有利益平衡，或只犧牲人民的利益，那麼單方面或強迫人民愛國，那這和周厲王有什麼分別。一旦人民冷淡了，便覺得人民是仇恨國家、仇恨社會，便立法說對這種人格殺勿論，喊著決不手軟。可國都不愛民，那麼民憑什麼愛國，民有仇恨那又是誰的錯。中國從古到今亡了多少個國，為什麼會亡，是從來沒有人去反思召公的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