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號產生的年代
山西票號具體產生的時間，學術界看法很不一致，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說。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引《中國經濟全書》稱：“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順冶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裏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鉅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二、康熙朝說。李華教授認為：“山西票號在康熙年間早已產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李華教授的根據有二：一是據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三、乾嘉時期說。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于嘉慶二年創立日升昌票號”。
四、道光初年說。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為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兌。”
筆者以為，會票（匯票）在明末清初已經出現。顧炎武《日知錄》稱：“鈔法之興，因于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所謂“飛錢”，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時間約在唐憲宗時。當時商業發達，錢幣攜帶不便，加之錢幣缺乏，各地方又禁錢出境，各地在京師的商人，便將售貨所得之錢，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及各軍各使等機關，或交各地設有聯號的富商，由機關、商號發給半聯票券，另半聯寄往在各道有關機關、商號。商人回到本道後，合對票券取錢，此種票券即稱“飛錢”。看來明末清初也有類似“飛錢”的會票，開始寫作“會券”，後來寫成匯票，近人衛聚賢先生說：“匯票亦名會券。”（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到乾隆時，還出現了期票形式，據《清高宗實錄》卷1068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張鑾從新疆阿克蘇販運玉石到蘇州發賣，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達蘇州，共賣得銀128000余兩，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獲現銀僅二萬四千余兩，其會票期票所開，亦止四萬六千余兩”。（《清高宗實錄》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當時的會票制度已有了會票和期票之別。會票如前所述，是見票兌付的即期會票，期票則是簽發會票後約定若干時日後而兌付的長期會票。會票種類的發展，說明匯兌業務在當時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從顧炎武《日知錄》和這條史料所載，卻未說明已有專營匯兌業務的票號，在票號未出現前，由商號兼營匯兌業務是很正常的。那麼，究竟何時出現專營匯兌和存放款業的票號呢？前述明末清初說是以相傳為據，難以為憑。李華先生的康熙朝說，值得重視。但是從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號成立的近百年時間內，又難得見到有關票號活動的史料，有的只是有關會票的情況，而且《康熙南巡秘記》所載票號的具體活動較籠統。至於乾嘉說實為近人推測。道光初年說則史料比較豐富。在票號界對於日升昌票號為山西票號界鼻祖，一般沒有多少異議。而且是從日升昌票號成立以後，眾皆效尤，山西票號才如雨後春筍，迅猛發展起來，最後成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筆者以為，李華先生所說的康熙朝說，暫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說則是從產生到發展，具有連帶性。所以，從山西票號作為專營匯兌業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山西票號在道光初年產生之說較為妥貼。關於日升昌票號，是由山西平遙達蒲村李氏開設。李氏原籍陜西漢中，元代仕官山西後，落戶達蒲。據說，李氏經營顏料鋪始於雍正年間。李氏在達蒲村沒有製作顏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遙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門外設有顏料商號。日升昌票號前身是李氏開辦的西裕成顏料莊，嘉慶後期總經理是雷履泰。當時，發生了白蓮教大起義，又因自然災荒不斷，社會很不安定。商號之間調運現銀靠鏢行保護，不僅費資費時，而且極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屬商號間以會票代替運現，後來就兼營起匯兌業務，並把西格成顏料莊改組為專營匯兌的日升昌票號。取名為日升昌，是票號有如旭日東昇、繁榮昌盛之意。今平遙縣尚保存有日升昌當年的對聯：
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
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
關於日升昌的成立時間，可能在道光初年。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重修仙翁廟碑記》捐銀商號名單中，有西裕成顏料莊捐銀 120兩，名列榜首。（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重修仙翁廟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所立《顏料行會會館碑記》捐助銀兩商號名單中已無西裕成顏料莊，（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顏料行會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說明西裕成顏料莊此時已不復存在。嘉慶只有25年，也就是說西裕成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號只能發生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之後，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據道光八年（1828）江蘇巡撫陶澍奏折稱：蘇州為百貨聚集之區，山西、山東、河南、陜西等地商人到蘇州販貨，銀達數百萬兩，“俱係會票往來”。（清檔，江蘇巡撫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說明當時蘇州市場已有匯票流通，而且攜帶匯票者多為北方商人，可見北方已出現票號。再者，西裕成顏料莊總經理雷履泰生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遙縣文廟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銀一百五十兩，雷履泰捐銀四十兩”。（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可見，雷氏此時尚健在，但已是74歲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歲，年富力強，閱歷深，此時由雷氏主持將西裕成顏料莊不失機宜改組為日升昌票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號至遲在道光初年已經誕生。
摘自《晉商興衰史》，張正明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