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余文委屈也是向司法抗議
余文昨天假釋出獄。這位使受命法官都為之睡不安穩的「受刑人」，昨天一現身，有人心疼他腳上的破鞋；有電子媒體刻意以模糊鏡頭處理，以減少他的面容曝光；還有陌生的過路人趨前致意，輕聲一句「余先生，加油」，代替很多人說出了心聲。
台灣社會長期激憤對立，很少事能產生共識，遇爭議話題多以追打激化為樂。但對於余文，大家都覺得他受委屈了，司法制度沒有公平待他，法官想救他而不能，檢察官可以救他而不為。從素來刻薄的媒體，到不相識的小市民，凡是向余文傳達的一絲暖意，也形同在向這個「司法殺人」的制度表示抗議。
說「司法殺人」也許太嚴重，連余文自己都平和承認做錯事。但真正司法殺人的例子也不是沒有。去年發生寶來集團總裁白文正自殺事件，各界震驚，因為他遭檢方調查涉嫌背信案一直不服，可說抑鬱以終，事發後金管會還開追悼記者會，強調日後移送會更謹慎。相形之下，有人不像余文那樣心平氣和，有人不像白文正那樣以死明志，例如雲林縣長蘇治芬被羈押後激烈地絕食抗議，又例如和艦案的曹興誠當庭痛罵檢察官濫權。在不公平的制度前，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忍氣吞聲。
蘇治芬遭到起訴，但檢方對她羈押的正當性引爆議論。和艦案中的曹興誠二審仍獲判無罪，和他同案的被告宣明智最近受政府徵召主導「救DRAM」。宣明智若非在形象和操守上完全獲得同業肯定和政府信任，怎麼可能受邀擔當重任？但這樣的人亦免不了受司法摧殘一番。公權力威猛難以抗力，執法者「我心如秤」的態度卻不足，甚至甘受外力操縱，也難怪至今未能平服人心。
在不公正的司法之前，「夠力」者如大企業家曹興誠那樣火爆反擊，「認分」者如小公務員余文那樣以「做錯事應受制裁」說服自己接受命運，但旁觀者仍為之不平。民主社會的「法」字，功能正是要「去不平」；如果司法反而成為令人覺得「不平」的來源，甚至是製造「不平」的工具，則社會豈有讓人安定、安心的基礎？各界向余文送暖的背後深意，希望能稍稍撫慰余文，也希望重重地說與司法人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