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容我再說，唯獨聖經才是新教徒的信仰。』這句出自17世紀的名言總結了宗教改革運動對聖經的態度。[1]『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是16世紀宗教改革的基本信念和核心原則。當代福音派神學家麥格拉思（Alister McGrach）說：『倘若改教家摒棄了教宗，那麼他們就是擁立了聖經。』毋庸置疑，聖經是我們獨一無二的標準。
但聖經是需要解釋的。馬提森（Keith A. Mathison）說：『每個援引聖經的人，都是援引對聖經的解釋。唯一真正的問題是：援引誰的解釋？』[2]不只是正統信仰訴諸聖經，甚至撒但在試探主耶穌時也會引用聖經，異端也都訴諸聖經作為支持。因此，在駁斥異端的時候，單憑聖經是不夠的。早期教會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是自稱基督徒卻傳『另一個福音』的一群人。他們所講有關創造、基督和救恩的教導，跟使徒所傳的，以及早期教父所教導的大相逕庭，但他們也訴諸當時流傳的福音書和書信上使徒的話語。早期教會為了回應異端的威脅，繼承使徒的早期教父們開始發展出理解某些經文的『傳統』方法。第二世紀的教父神學家愛任紐（Irenaeus，使徒約翰的門徒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的學生）提出某些聖經經文的權威解釋方式的觀念，並且把它追溯至使徒的時代。愛任紐稱這種使徒性的傳統為『信仰的法則』。信仰的法則不僅是為了反駁異端思想，它更是引導人走向真理。與愛任紐同時代的傑出護教家特土良（Terturllian，又譯『德爾圖良』）面對異端時也提出了與愛任紐相同的觀念，他寫《駁異端的良方》（Prescription of Heretics）一書就是要解決一個問題：『誰是聖經的真正擁有者？』[3]亞他那修自己在思考聖經的全然足夠性之後，便強調需要有好的老師來解釋它。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曾責備異端的錯誤在於他們『抗拒神聖傳統』的習慣。他指責他們誤解聖經，他認為正確的解釋乃是來自使徒和教會的傳統。[4]福音派系統神學翹楚奧爾森（Roger E. Olson）在其最新發表的重要著作《統一與多元的基督教信仰》[5]一書中也指出，在早期教會，聖經（那時它的確切範圍及界限還沒有達到共識）在教會之間為眾人廣泛閱讀，具有特別的、神聖的權威。『可是當異端以相同的著作，作為他們支持理據的時候，教父就轉而訴諸於信仰準則，以之為具有權威的基督教教訓精華，用它來締造並維持合一，將假教師排拒于外。信仰準則變成了基督教教訓及信仰的核心——從聖經本身提煉出來的終極規範。』[6]信仰的法則不是聖經之外啟示的來源，它只是對聖經，即舊約和新約已經證實的核心信仰內容進行的概括和總結。由於這個原因，如何解釋聖經應該由所使用的法則作為信仰的標準來決定。[7]聖經不能以任何隨意的方式來闡釋，而必須在教會歷史延續的正統信仰處境下作出解釋。
神學家奧伯曼（Heiko Oberman）稱這種對傳統的理解方式為『傳統一』。在此，『傳統』的意思是『在信仰群體內解釋聖經的傳統方式』。這種傳統不同於另一種在十四和十五世紀時發展起來的對『傳統』的觀念。『傳統』在當時被認為是在聖經之外的沒有成文的傳統，在教會內由一代傳至另一代。奧伯曼稱這種對傳統的理解為『傳統二』。簡言之，『傳統一』是教義的單一來源說：教義是基於聖經，而『傳統』是指『解釋聖經的傳統方式』。但『傳統二』是教義的雙重來源說：教義的來源是聖經與沒有成文的傳統。[8]天主教便是持『傳統二』的立場，而改教家們則高舉聖經的權威，批評這種教義的雙重來源說。以路德和加爾文為代表的主流改教家們站在『傳統一』的立場上，他們以聖經為啟示的唯一來源，同時也接受對聖經的許多傳統解釋，他們視教父為聖經的可靠詮釋者，也是權威的詮釋傳統。據改教家聲稱，後者的權威就如月光之於日光——是反射的榮耀。對於改教家來說，宗教改革運動的觀念主要是建基於聖經和奥古斯丁。[9]第7世紀東方教會教義發展的主導人物——認信者馬克沁（Maximus the Confessor）曾言：『實在地說，教父訓導的內容並非自家原創，而是承自聖經。但任何勇於闡發聖經之「完整教義」的人，都不能離開教父的指引，是他們打造了對聖經奧秘的確切理解。』[10]
今天許多福音派基督徒由於不瞭解教會歷史，以為『唯獨聖經』，就只是單單讀聖經，而放棄一切的傳統。有位牧師說：『既然唯獨聖經，就不會唯獨教父、唯獨傳統了。』這種對『唯獨聖經』的理解，其實是對宗教改革教義的扭曲。『唯獨聖經』裏的『唯獨』並不是要貶低教會傳統的價值，而是要使教會傳統服從於聖經的至高權威。[11]教父學家D.H.威廉姆斯（D.H. Williams）指出，事實上，傳統與聖經二者之間是休戚與共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否認傳統就是否認聖經，反之亦然。展現在法則中的傳統是獨特的，但是卻不能離開聖經或在聖經之外。對於聖經所否認的事物，傳統不能稱之為權威。這正是十六世紀的改教家用來反駁中世紀天主教的論點。[12]改教家並非抗拒傳統，他們所關注的是如何除掉對聖經見證的人為增添或歪曲。實際上，主流的改教家對傳統持守了一個非常正面的看法，他們對教父們的傳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傳統是詮釋聖經真理的方法。威廉姆斯說：“如果路德沒有了奥古斯丁、加爾文沒有了安波羅修、茨溫利沒有了克裏索斯托、霍夫曼沒有了亞他那修、門諾沒有了西普裏安，那麼只會產生支離破碎和百般扭曲的教會神學，並且將無法公正地對待福音遺產的全部財富。”[13]由於不瞭解歷史，我們很容易把一些原則簡單抽離出來，想當然地按照自己的意思隨意運用，結果導致種種偏差和褊狹。[14]蘭姆在《福音派的遺產》一書中說：“一個漠視歷史的福音派信徒是膚淺的。”宗教改革時有一些極端派對“唯獨聖經”的理解就是揚棄一切解釋聖經的傳統，這種理解可稱為“無傳統”。極端派絲毫沒有對“教父的見證”給予任何地位。正如極端的弗蘭克（Sebastian Franck）稱教父們是基督羊群裏的“狼”，[15]並蔑視地寫道：“愚蠢的安布羅斯、奥古斯丁、哲羅姆、格列高利——他們連一個也不認識主，故此願神幫助我，他們也不是神差來做教導的。相反，他們全是敵基督的使徒。”[16]故此，“三位一體”的教義也因缺乏足夠的聖經基礎而被極端派拒絕。他們簡單化地按字面解釋聖經，教導人完全按照聖經來做。舊約裏有多妻制，他們也實行多妻制。以賽亞書中有先知赤裸身子，他們也學習先知的樣子在阿姆斯特丹街頭裸奔。主耶穌講到你們聽到的要從房頂上宣揚出來，他們就爬到屋頂上去講道。[17]這種拋棄傳統解釋的純粹個人主義和無歷史主義，最終只能造成神學上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對此，馬丁路德悲觀地指出，這類取向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混亂——一個“新的巴別塔”。[18]這正如17世紀的詩人德萊頓（John Dryden）所寫的：聖經由此被置於每一庸俗人的手中，而每個人都自以為最能明白，公眾的規則成了公眾的獵物，並任憑暴民的處置。[19]第二代路德宗神學家馬丁‧開姆尼茨（Martin Chemnitz，1522-1586），在《審查天特會議》一書中如此說：
“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只靠自己的智慧來解釋聖經，即使是最清楚的經文也不能如此……我們也心懷感恩並帶著敬畏借用教父們的努力，他們對聖經的注釋很好地幫助我們澄清了聖經的許多經節。而我們也承認，古代教會在聖經真實和純正理解上的見證，也大大地堅定了我們的信心。即使有人自以為發明瞭新的聖經釋義，但是與過去所有古老教義相矛盾，而且顯然過去的教會也沒有此類見證，我們也不會容忍和贊同。”[20]
“這是一件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對新教（基督教）的影響甚大。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宗教改革有助於重新樹立符合聖經的方式，來理解福音和拯救的性質，這是我們應當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的。當中世紀的天主教遠遠地偏離中心的時候，大部分教會已經聽不見上帝之道了，上帝之道是傳統的核心，15世紀和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幫助教會重新回到正軌。但是，另一方面，高舉聖經與摒棄教會權威導致了新教 “拋棄了一些重要的宣講、憑藉那些宣講，古代教會才能理解聖經的含意”，最終， “（大）公議會、信經、偉大的神學家、護教士和哲學家──一切都可以被捨棄。”實際上，丟掉傳統，其代價是矯枉過正，改教家們想要重建的 “中心” 分裂成眾說紛紜的信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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