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15 16:53
（來源：廣州普法）
7月14日晚，浙江省公安廳官方微博通報淳安失蹤女童案件調查情況。
2019年7月8日，浙江淳安9歲女童章子欣失蹤案件發生後，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現就該案調查情況通報如下：
淳安失蹤女童案專案組負責人接受了《平安時報》記者的專訪，就社會關注的一些問題作了解答。
警方連夜解剖遺體調查死因
7月13日12時30分，疑似杭州失聯女童的遺體在浙江象山石浦海域發現，隨後被打撈出水，並送至象山縣殡儀館。13日21時30分，象山縣公安局通報稱，經刑偵技術鑒定，被發現女孩遺體，確認系杭州市淳安縣失聯女孩章子欣。
當天22時許，章子欣父親章軍坐車到達象山縣殡儀館的屍體檢測中心，約十幾分鍾後被人攙扶出門，坐車離開。
7月14日，象山縣殡儀館一名工作人員稱，13日晚上，當地警方及相關專業人士已對女孩遺體進行連夜解剖，調查女童死因。“目前遺體還在冷藏安置在殡儀館。後續如何處理遺體等問題還需聯系其直系親屬。”
7月14日14時，女童姑父王先生表示，章父目前心情稍微平複，孩子爺爺奶奶等親戚都在老家，不在甯波現場。對于章子欣的身後事，王先生表示，各地的風俗不一樣，“具體到時看一家人商量的意見，感謝大家的關注和關心。”
看完本案，在唏噓憤慨的同時，似乎還有其他“有所爲”的地方。至少，爲避免更多的無辜者蒙難，不妨追問一句：
防範拐騙悲劇
我們可以做什麽？
圍繞“杭州女童松蘭山失聯事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觀點、看法，甚至猜測：關于女童父母親的個人情況、關于男女租客的個人情況、關于某些宗教或者地方民俗的情況，甚至女童祖父母接受采訪時的一些言談舉止，都被全國讀者拿著放大鏡觀察，大家都想知道：“究竟爲什麽”。
然而在筆者看來，悲劇已然發生，回顧“發生了什麽”，最重要的或許不是探求“究竟爲什麽”，而是反思“做錯了什麽”，也就是說：
當時倘若在哪些環節發生變化，悲劇其實有可能避免（或小朋友生還的可能性更大）？
循著這一思路，本文以案涉人員主體身份爲單元，逐一進行分析：
❶ 祖父祖母——失之于輕信。
女童章某某父母感情不和，母親離家，父親常年在外地工作，日常生活起居由祖父祖母照顧。帶著感情因素來看，祖父祖母作爲和孫女相處時間最長、最親近的人，在孫女遇害之後痛苦不已，我們本不應該對二老的行爲過多苛責。
然而理性的說，在此事件中，祖父祖母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他們對于“去上海做花童”的輕信，讓並不知根知底的男女租客成功將孫女帶到外地，最終失聯，並導致悲劇發生。
❷ 父親——失之于遲鈍。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女童父親章某外出工作，讓女兒成爲“留守兒童”，是非對錯旁人不好評說。但這一行爲本身並不必然導致悲劇發生，章某真正錯過的是及時求助。
在知道女兒被陌生的男女租客帶走之後的近三天時間內，章某仍寄希望于租客主動將孩子送回，而不是積極尋求公安機關幫助。
其在一次接受采訪時突然感到很後悔，後悔最後一次同女兒通電話之後，男租客將電話交給網約車司機與其通話，其當時沒有留下網約車司機的聯系方式，也沒有囑咐司機將女兒送回。
甚至其在與租客失去聯系後都未及時報警，而是等次日（7月8日）10時許才由女童祖母向公安機關報案。不僅當時女兒應該已經死亡，連男女“惡魔”都早已自殺。
❸ 母親——失之于缺位。
據報道，女童母親曾某1992年出生，2008年（16歲）外出打工，2010年（18歲）未婚生下女童章某某，2013年與女童父親章某領證結婚，2015年離開女童父親章某以後就再也沒見過女兒。
即使是7月8日回杭州同女童父親辦理離婚手續，女童母親曾某聽說“孩子被人帶出去了還沒有回來”，也沒有強烈要求見到女兒。直到7月10日看到媒體報道，其才知道女兒失聯。
可以說，這位“母親”在女兒成長、教育、遇險、搜救的全過程中，長期處于缺位狀態，並沒能發揮哪怕一點點積極作用。
❹ 網約車司機——失之于麻木。
據報道，網約車司機在事後接受采訪時表示，他“留意到女童從未向兩人叫過‘爸爸’‘媽媽’”“詢問男乘客時其笑著回答說是自己的親戚”“聽到有人在微信上和男乘客交流，他從語音中得知，這對男女並非是女童的親戚，只是租客。但考慮到三人之間看起來很熟悉，女童也沒有任何異常，他沒有多想……”
即使聽到女童父親說再不送回孩子就要報警後，由于男乘客普通話不標准，這名網約車司機還應男乘客要求幫忙把位置說給孩子父親。
至少從上述這些事後的複盤來看，面對種種“異象”，這名網約車司機是有多麽的大意——倘若他聽到女童父親說要“報警”能夠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或者是悄悄留下女童父親的聯系方式，小朋友生還的幾率是不是也能增多一點點？
❺ 酒店前台——失之于簡單。
梳理“時間軸”的時候，一個信息讓筆者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7月6日晚，三人入住甯波火車站附近某酒店……”筆者單位就在甯波火車站附近，還曾在這家酒店隔壁小區租住過一段時間，“惡魔”一度出現在身邊這麽熟悉的環境，不免更加唏噓。
在浙江，說起住酒店，第一反應是“實名登記”。是的，從杭州舉辦G20峰會開始，所有的賓館酒店都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反恐怖主義法》和《旅館業身份管理辦法》的規定，查驗旅客身份證件並進行實名登記。
考慮到《反恐怖主義法》對違反住宿實名登記的行政處罰“起步”就是十萬元以上罰款，相信酒店當晚一定對女童章某某和二名租客都進行了身份信息登記。
女童章某某是浙江杭州人，而帶走她的男女租客都是廣東化州人。那麽，酒店前台是怎樣爲這天南海北的“一家三口”辦理入住登記手續的呢？
不知道當時有沒有多問小朋友幾句：你們從哪裏來？你們到哪裏去？他們是你什麽人？
❻ 女童——失之于愛。
9歲的女童章某某，本案的遇難者，也是最不應該被責怪的人。9歲是花骨朵般的年紀，小朋友就讀于淳安縣千島湖鎮青溪小學，成績優良，上學期剛被學校評爲“青溪之星”。
小朋友在與男女租客出行出遊時表現得十分乖巧，甚至有些開心活潑。可能也正因如此，這樣的“一家三口”一路輾轉浙閩粵都沒有引起網約車司機、酒店前台或者其他路人的注意，小朋友也就最終錯過了被救或者自救的機會。
按理說，小朋友與認識不久的“外人”出遊多少會有些不自在。那麽，是什麽讓女童章某某如此配合男女租客的安排？
從媒體報道來看，其母親近四五年“沒有再見過女兒一面”，其父親也是長年在外工作，小朋友是不折不扣的“留守兒童”。雖然有祖父母的照料。但是筆者不帶任何惡意的揣測，是不是正是這種父愛母愛的缺失，才讓小朋友在與“惡魔”同行同遊的時候，錯把利用當成了疼愛？
追問：可以做什麽
那麽，防範拐騙悲劇，我們究竟可以做些什麽？除了常說的通過宣傳教育提高未成年人自護意識。筆者看來，或許還能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作爲”：
❶ 技術防範——讓實名制發揮實效。
近年來，辦理有關手續時出示有效身份證明的“實名制”在生産生活的各個領域得到有效推廣：從電話、上網實名制，到飛機、火車、長途汽車實名制，再到購買管制物品、寄送快遞、使用無人機實名制……
實名制的推行雖然伴隨著個人隱私方面的一定爭議，但對預防犯罪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
結合本案，筆者設想能否在防範未成年人被侵害時，將實名制的成熟做法和移動通信工具相結合，即：
使用未成年人身份證件購買車票機票、乘車乘機出行、入住賓館酒店或出入主要景點時，以短信形式通知其監護人，便于監護人知曉其實際位置，盡量減少本案這樣南轅北轍的拐騙情形。
❷ 機制防範——企業社會責任和見義勇爲精神的弘揚。
論及責任認定，美國的漢德法官曾提出過一個經典的公式：B＜P×L。即：避免意外的成本（B），小于産生意外的概率（P）乘以發生意外的嚴重程度（L）。當滿足這一公式時，相關主體應當承擔責任。
如果將這一公式引入本案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網約車乘客間産生類似本案這樣拐騙關系的概率（P）極低，但絕對不等于0；同時，一旦發生意外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者其他不利後果，嚴重程度（L）極高。
那麽，當網約車司機、酒店前台發現客人異常情況後介入或報警（避免意外）的成本（B）較低的情況下，其所在公司應當承擔起及時避免意外的社會責任。而事實上，網約車司機或酒店前台“避免意外”的成本，可能只是一通撥給警方的免費電話。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火車、公交車、出租車等其他交通工具上，早就存在著“紅旗班組”“學雷鋒車隊”等正向激勵活動。且不論鐵路乘警通過“女子用涼水沖奶粉給寶寶喝”這一細節破獲販嬰案的“職業敏感”，公交車司機制止扒竊、出租車司機救死扶傷等見弘揚義勇爲精神的行爲也是屢見不鮮。
因此，提倡、鼓勵和表彰相關企業“該出手時就出手”，不失爲防範拐騙的一項積極措施。
❸ 責任防範——爲人父母不需要考試，但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日本推理作家伊坂幸太郎在小說《一首小夜曲》中寫道“一想到爲人父母居然不用經過考試，就覺得真是太可怕了”。這句話經過互聯網的傳播，得到廣泛流傳。
本案中，女童母親在18歲那年未婚生子，後因夫妻感情問題離家，四五年沒有見到女兒，更不談對女兒的照料。女童父親也是長年在外工作，女童日常生活由祖父祖母照顧。
可以說，二人“沒有正確履行”（母親甚至“沒有履行”）爲人父母的監護職責。
按理說，“失職渎職”並造成嚴重後果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根據我國《民法總則》等規定，在我國的監護人制度中，雖然有“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的規定。
但是很可惜，法律制裁的聚焦點長期關注于該條文後半句“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部分，對于前半句“不履行監護職責”（女童母親）或者本案這樣“不正確履行監護職責”（女童父親）的情形，並無具體的刑事、行政或民事罰則予以法律制裁。
因此，面對“爲人父母”這一既“不需要考試”也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身份，除了感歎“太可怕了！”，是否也能通過完善法律責任體系，盡量做到“疏而不漏”？
等待警方調查出更多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