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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秦開始，中國的文化就顯現出一種重人性而非神性的思想特征。這種積極的觀念，最早反映在《尚書•洪範》之中：“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老終命。”由此可見，我們的祖先早就把追求人生的幸福同長壽、健康、安甯、道德緊密相聯。在他們看來，人生的幸福並非僅僅是財富與地位的占有，幸福是意味著生命的完善與圓滿。而在其中，健康、安甯、長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正是基于這種思想文化背景。才孕育了道教的仙學。
    在上古典籍《山海經》中，記載了許多巫師超凡的業績，也出現了一些長生不老的種族，有“不死之藥”、“不死民”、“不死山”、“不死樹”。又經商、周至戰國，已形成了以養生長壽爲目的的各種方術，如吐納、導引、坐忘、心齋、守一、內視、治氣、服餌、房中等，並形成了以彭祖、王喬、容成公、安期生等人爲代表的行氣、房中、藥餌三派神仙。
    《漢書•藝文志》評價說：“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求于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在《楚辭》、《莊子》中生動形象地描述了仙人的生活，說他們肌膚如同冰雪，風彩神韻如同處女，不食五谷，吸風飲露，駕駛飛龍，行走雲中，逍遙四海，與世無爭；他們具備超常的功能，不懼危險，水淹不死，火燒不死，無憂無慮，其息深深，心忘容寂。當“天下有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到，身無常殃。”(2)這裏所說的“三患”，即指人生的疾病、衰老、死亡。成仙之後，就能脫離病患，躍出生死，永遠逍遙在天地之間，這就是神仙。
    神仙思想即由“不死”的觀念發展而來。《周易•系辭》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釋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人生自古皆有生有死，唯成仙之人長生不死，變化莫測，故謂之神仙。《漢書•藝文志》所錄先秦神仙家著作十部，205卷，其中有導引、按摩、芝菌、黃治等稱謂的書籍，顯然皆爲煉養方面的文獻。此外，房中類著作有八家，186卷，並評價說：“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人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即是講房中衛生、禁忌及卻病之術。
    這些觀念和方法後來被道教繼承，並發展成爲一種非常獨特的仙學理論。這種仙道理論以老莊學說爲核心，以神仙家的養生內煉方法爲基礎，並廣收博覽先秦諸家關于重生貴人的思想，可謂百川歸海，以追求健康、長壽爲主要目的。
    在道教看來，要想做到長生不死，肉體成仙，首先應從愛護、保養自己的軀體和生命著手。爲此，道教中人從理論上作了充分的闡述，提出了重命養身、樂生惡死的主張。《太平經》中認爲，人生最可貴的是生命，它屬于每一個人僅僅一次。書中說：“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終古不得複見天地日月也，脈骨成塗土。死命，重事也。”因此，人應該熱愛自己的生命，“常欲樂生”，“要當重生，生爲第一”。基于這種認識，煉養身心、健康長壽便成爲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所謂“唯思長壽之道，乃安其上，爲國寶器”。那麽，怎樣才能得健康、長壽呢?《太平經》提出了“自愛”、“自好”、“自親”、“自養”的主張，去凶遠害，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求得生命的長存。應該承認，這是一種積極的養生觀，它既不同于宿命論者那樣將人的生死歸結爲天命或鬼神的力量，也不象虛無主義者那樣宣揚四大皆空，將生命的載體視爲“臭皮囊”。經中反複告誡人們，人的命運就在自己的手中，爲什麽要去仰呼上天呢?“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複思此言，無怨鬼神。”這種不呼天不怨鬼神的“人命”觀，與宿命論者和虛無論者的觀點相比，充滿了何等可貴的自重精神。
    與《太平經》同時的其它幾部道經，也都貫穿著這種信念。《周易參同契》說：“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老子河上公章句》說：“修道于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法如是，乃爲真人。”《老子想爾注》亦曰；“不知長生之道，身皆屍行耳。”“歸志于道，唯願長生。”以上這些論述，都以修身養性、延年益壽爲修道的第一要旨。正是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産生了中國養生史上震聾發聩的宣言——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西升經》說：“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早期道教養生家提出的這一口號，是道教積極逆轉乾坤、參與造化的精神的集中體現，包含著一種積極主動的人生態度。
    至唐宋時期道教內丹派的形成，進一步弘揚了這種思想。鍾離權指出，人能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體天地之道，爲萬物之最靈最貴者。但人的本性卻陰陽相雜，故可以爲鬼，亦可以爲仙。不事修煉，恣情縱意，病死而爲鬼。知之修煉，超凡入聖，脫質而爲仙。仙者全命保生，以合于道，“當與天地齊其堅固，同得長久”。(3)呂洞賓說：“心境澄清瑩且明，施行功業契天星，剛柔宇宙存乎掌，萬化生成只在身。”劉海蟾亦曰：“作用施爲，契合天命。雖宇宙之大，不離掌握。萬化雖衆，亦生乎身。”施肩吾也說：“宇宙乾坤柄，掌握文明定，萬化生成只在身，抱一功神聖。”(4)陳抟《指玄篇》曰：“若得心空苦便無，有何生死有何拘；一朝脫下胎州襖，作個逍遙大丈夫。”至張伯端承鍾呂、陳抟的丹法，著《悟真篇》傳世，對道教內丹成功的信心更加充足。他說：“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也由天。”進一步認爲：“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充分顯示了他宏大的氣魄和堅定的信念。同時也說明了道教的內丹思想、仙學理論並非逃避現實，而是重視現實。他們的理想是在現實的基礎上而跳出現實，通過對身心的全面修煉，最後進入更高的人生境界。
    從某種角度看，如果說孔子、孟子爲代表的早期儒家懷抱經世致用之願，忽視對自然與人本身奧秘的探索，僅僅周旋揖讓于朝廷王公貴族士大夫之中，只注重協調人際關系，而每每感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5)“命矣夫，斯人而有斯疾也”，(6)在自然力面前表現出一種孱弱怯懦的態度；那麽，曆代的道家、道教人物身處山野之地，接觸自然，甯靜深思，潛心修煉，窺探天人之際與生命的奧秘，公然宣稱我命在我不在天，顯示了一種企圖控制身心、駕駛自然的大無畏氣概。這也突出了道教仙學的一個鮮明特，即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主動進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類的健康、長壽，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