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a110169

愛因斯坦傳

聶運偉



愛因斯坦生平
一　慕尼黑
二　米蘭—蘇黎世
三　瑞士
四　蘇黎世—布拉格—蘇黎世
五　柏林（一）
六　柏林（二）
七　柏林（三）
八　普林斯頓（一）
九　普林斯頓（二）
十　普林斯頓（三）
愛因斯坦年表

aska110169

愛因斯坦生平

--------------------------------------------------------------------------------

　　愛因斯坦是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熱愛物理學，把畢生獻給了物理學的理論研究。人們稱他為２０世紀的哥白尼、２０世紀的牛頓。
　　愛因斯坦生長在物理學急劇變革的時期，通過以他為代表的一代物理學家的努力，物理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由伽利略和牛頓建立的古典物理學理論體系，經歷了將近２００年的發展，到１９世紀中葉，由於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的發現，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的建立，特別是由於法拉第和麥克斯韋在電磁學上的發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使得當時不少物理學家認為，物理學領域中原則性的理論問題都已經解決了，留給後人的，只是在細節方面的補充和發展。可是，歷史的進程恰恰相反，接踵而來的卻是一系列古典物理學無法解釋的新現象：以太漂移實驗、元素的放射性、電子運動、黑體輻射、光電效應等等。在這個新形勢面前，物理學家一般企圖以在舊理論框架內部進行修補的辦法來解決矛盾，但是，年輕的愛因斯坦則不為舊傳統所束縛，在洛倫茲等人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對空間和時間這樣一些基本概念作了本質上的變革。這一理論上的根本性突破，開闢了物理學的新紀元。
　　愛因斯坦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是相對論。１９０５年他發表了題為《論動體的電動力學》的論文，提出了狹義相對性原理和光速不變原理，建立了狹義相對論。這一理論把牛頓力學作為低速運動理論的特殊情形包括在內。它揭示了作為物質存在形式的空間和時間在本質上的統一性，深刻揭露了力學運動和電磁運動在運動學上的統一性，而且還進一步揭示了物質和運動的統一性（質量和能量的相當性），發展了物質和運動不可分割原理，並且為原子能的利用奠定了理論基礎。隨後，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１９１５年他又建立了廣義相對論，進一步揭示了四維空時同物質的統一關係，指出空時不可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空間的結構和性質取決於物質的分佈，它並不是平坦的歐幾里得空間，而是彎曲的黎曼空間。根據廣義相對論的引力論，他推斷光在引力場中不沿著直線而會沿著曲線傳播。這一理論預見，在１９１９年由英國天文學家在日蝕觀察中得到證實，當時全世界都為之轟動。１９３８年，他在廣義相對論的運動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即從場方程推導出物體運動方程，由此更深一步地揭示了空時、物質、運動和引力之間的統一性。廣義相對論和引力論的研究，６０年代以來，由於實驗技術和天文學的巨大發展受到重視。
　　另外，愛因斯坦對宇宙學、用引力和電磁的統一場論、量子論的研究都為物理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愛因斯坦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一個富有哲學探索精神的傑出的思想家，同時又是一個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正直的人。他先後生活在西方政治漩渦中心的德國和美國，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他深刻體會到一個科學工作者的勞動成果對社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一個知識分子要對社會負怎樣的責任。
　　愛因斯坦一心希望科學造福於人類，但他卻目睹了科學技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壞，因此，他認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當代的首要問題，他一生中發表得最多的也是這方面的言論。他對政治問題第一次公開表態，就是１９１４年簽署的一個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聲明。他對政治問題的最後一次發言，即１９５５年４月簽署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也仍然是呼籲人們團結起來，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
　　在２０世紀思想家的畫廊中，愛因斯坦，就是公正、善良、真理的化身。他的品格與天地日月相爭輝，他的科學貢獻，人類將萬世景仰。
　　本書不僅以翔實的史實勾勒出愛因斯坦偉大的一生，而且也從人類文化的源頭上探尋著愛因斯坦思想、人格的精神底蘊。在書中，玄奧的物理學理論、傳奇般的故事，在讀者理喻２０世紀歷史文化進程的視野中，或許會形成一個既有深度、又有趣味的立體畫面。同時，我們將在歷史氛圍中去理解愛因斯坦，也將在現實情境中去悄然接受愛因斯坦的精神感召。
　　愛因斯坦曾以理性之劍為當代物理學辟出一條新路，也曾以理性之劍揮斬人間的妖魔鬼怪，而今天，這把理性之劍在哪裡？我們是否該去尋找這把理性之劍？
　　這是愛因斯坦留下的一個碩大問號。每一個走向２１世紀的人都該在這個問號面前沉思默想，都應該接過愛因斯坦的理性之劍，為和諧、公正的２１世紀而努力。

aska110169

一　慕尼黑

--------------------------------------------------------------------------------


★　音樂的魅力

　　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４日，德國烏爾姆小城。
　　這一天，我們居住的地球上，有多少生命帶著茫然的神情降生？不知道。但歷史注定要把這一天變得無比神聖。倘若茫茫宇宙中果真有無數智慧的星球，並在某一天和地球上的人類溝通了文明的信息，他們也會為這一天脫帽致敬。
　　這一天的榮耀，就來自於一個名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嬰孩的第一聲啼哭。
　　遺憾的是，人類在經歷偉大瞬間時，又總生不出偉大的感覺。平凡、普通、沒有喧嘩、也無激動，愛因斯坦的降生日，最初只不過給他的父母帶來常人的歡樂。
　　愛因斯坦的雙親都是猶太人。早在公元１６世紀，愛因斯坦的猶太祖先便從不知名的地方遊蕩到德國。不知什麼原因，他們突然放棄了猶太人四處遷徙的古老傳統，轉而鐘情德國大地的山川、河流與森林，開始了定居生活。到愛因斯坦父母這一代，除了些微宗教習慣外，他們實際上成為地道的德國人，說德語、愛德國，把德國視為自己的祖國，把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德國人。
　　愛因斯坦的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和母親波林·科克兩家人一直定居在德國烏爾姆城。１８７６年８月８日結婚後，兩人的小家先在慕斯特廣場，後移居到班霍夫街。１９４４年，行將滅亡的第三帝國在遭至滅頂之災時，也讓愛因斯坦的出生地做了殉葬品，盟軍的連續空襲使愛因斯坦父母的住所成為一片廢墟。
　　猶太人善於經商賺錢的傳統沒有在赫爾曼·愛因斯坦身上得到驕傲的體現，或是漫不經心，或是不善投機，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在生意場上表現平平，勉強維持著一家的生計。但他是一個精神上的樂天派，心靈平靜，誠實溫和，德意志民族追求崇高人格、自由精神的文化韻味讓他如癡如醉。赫爾曼·愛因斯坦本來極有數學天賦，中學時代就引人注目，可父母沒錢供他上大學，他不得不棄學經商。渴求知識、渴求精神充實的願望使他討厭帳本，每到晚上，他總和心愛的詩人席勒、海涅的作品作伴，還要在客廳裡高聲誦讀。讀到精彩的地方，他會突然定住腳步，以誇張的動作摘下夾鼻眼鏡，臉上綻開無比純真的孩童般的笑容，一雙善良的眼睛盯著親愛的妻子，說：
　　「聽，聽呀，親愛的波林，這詩多美！」
　　愛因斯坦的母親像大多數猶太女性一樣，賢慧能幹。她的家境優裕，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化修養極高，愛文學，更愛音樂。共同的愛好使得愛因斯坦的父母間的關係非常融洽，他們不僅營造了一個充滿溫馨和諧的愛之屋，更為愛因斯坦的誕生和成長孕育出品味極高的文化氛圍。
　　愛因斯坦再偉大，也該感謝他的雙親。父親的數學天賦，母親的音樂天賦，恰到好處地合成出一個偉大的愛因斯坦。非凡的思維能力、豐富的想像能力，就是愛因斯坦繼承父母天賦的明證。
　　一個天才的童年，總會有些超乎尋常的故事。愛因斯坦剛出生時，後腦大得不同一般，而且頭骨呈稜角形，頭骨的這種異狀，後來永久性地成為愛因斯坦的特徵。愛因斯坦的母親曾為頭胎兒子的異樣頭骨而受驚，愛因斯坦的祖母看到孫子，也低聲嘀咕：「太重了！太重了！」她不是說孫子的體重，而是孫子大而怪的頭形讓她不安，一個弱小的身軀，如何支撐得住這個碩大的腦袋？她們當然還不曾意識到：就是這個大而怪的頭腦，將滋生出多麼偉大的意識。
　　小愛因斯坦落地不久，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在烏爾姆的小本經營就遇到了麻煩。在其弟雅各布的建議下，他們決定遷居慕尼黑，合辦一家安裝煤氣和自來水管道的小企業。帶著對未來的憧憬，１８８０年，赫爾曼全家來到了慕尼黑，６月２１日在該地申報了戶口，１０月１１日，新企業開了張。最初一段時間，生意比較興隆。當時正值氣體白熾光年代，這些新技術產品似乎有廣闊的市場前景。赫爾曼·愛因斯坦兄弟兩人又拿出了幾乎全部的積蓄，加上波林父親的資助，開辦了一家電子技術工廠，製造發電機、電弧燈、測試儀表等電氣器材。這家企業在１８８５年５月６日正式註冊。從此，愛因斯坦的父親為經營這個企業奮鬥了１０年，有過輝煌，但最後仍以失敗告終。在１８９４年，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又一次不得不帶領全家去意大利尋求新的謀生之道。
　　在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的經歷中，慕尼黑的１４年，慘淡經營，充滿苦澀的味道；可對於小愛因斯坦，這卻是溫暖、安寧、幸福的１４年。從一個懵懵懂懂的嬰孩到一個初具知識、略顯個性的少年，乃至愛因斯坦之所以能在日後震驚世界，慕尼黑的時光總是值得回味的。
　　慕尼黑是德國第三大城市，巴伐利亞州首府。在上巴伐利亞，海拔約５１９米，南距阿爾卑斯山邊緣４８公里，伊薩爾河從市中心穿過。慕尼黑德語稱「明興」，意為「僧侶之鄉」。約公元７５０年建立隱修院，標誌城市的發端。１２世紀下半葉僧侶獲准在當地運鹽商路與河流會合處建立市場，後建起橋樑要塞。選帝侯馬克西米連一世（１５９７～１６５１）統治時期，城市規模和財力擴大，興建了許多文藝復興式建築，風格多樣，景色迷人，歷來被認為是歐洲最美的城市之一。愛因斯坦的童年、少年時代，恰逢慕尼黑大發展時期，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開拓進取的人格意志，通過各種渠道，浸潤著小愛因斯坦的心田。
　　慕尼黑郊外，遍佈清新的田野和幽靜的森林。愛因斯坦一家的住處，位於慕尼黑郊區的林德林地區，濃蔭蔽地，綠茵環抱。天性浪漫的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生意之餘，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帶領全家郊遊。小愛因斯坦似乎天生醉心於大自然，他常常瞪著兩只好奇的眼睛，緊閉雙唇，默默地跟著父母，默默地注視著眼前的自然景色。自然界的美與神秘，一次次衝撞著愛因斯坦的心扉。大自然的靜謐養成愛因斯坦獨自沉思的生活、研究方式，也給了他無窮的靈感、啟迪，給了他排除人世紛繁煩惱的慰藉。直到以後，愛因斯坦也總是尋求遠離繁華都市的鄉村作為居住地。在柏林，他覺得住在哈裴爾河河畔最舒適。此外，他最喜愛的是北海群島和德國的東海海岸，尤其是阿倫斯霍卜和黑敦海島。流亡之後，他住在美國普林斯頓，住房四周就是一座大花園，住房像綠色海洋中的一個孤島。人們常以為這是愛因斯坦生性孤癖、不善交際的表現，其實不然。就文化背景來分析，愛因斯坦父子對慕尼黑郊外純樸、自然的風景的神往與欣賞趣味，有著濃郁的時代感。
　　在愛因斯坦誕生前１００年，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已為愛因斯坦準備了優良的文化個性基質。毫不誇大地講，愛因斯坦日後無與倫比的創造性思維正源自於他對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感應和醒悟。就像德國古典的園林毫無創造性，只有拙劣的模仿一樣，沒有身處原始自然風光中的自由呼吸，人是很難讓個性自由伸張、讓思維迸發出創造火花的。
　　慕尼黑郊外的自然風光在愛因斯坦幼小的心靈中播撒下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種子，同時，也過早給他帶來一種與年齡不相稱的「孤獨」。但這種「孤獨」不是那種人生的痛苦感，而是一種有強烈人格意蘊的自由、創造品性。如此強調獨立的個性既催生出愛因斯坦在物理學領域中的創造性思維成果，又讓愛因斯坦的生活方式顯出許許多多常人眼中的怪癖。１９４６年，業已６７歲的愛因斯坦在《自述》中依然毫無顧忌地說：
　　「當我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而且，我不久就發現了這種追逐的殘酷，這在當年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偽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飾著的。每個人只是因為有個胃，就注定要參與這種追逐。而且，由於參與這種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滿足的；但是，一個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卻不能由此而得到滿足。」
　　這當然不是淺薄的自我標榜，甚至不是對芸芸眾生的精神開導，他只會永遠按自己的個性以及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去評判一切。所以，他並非因想鶴立雞群而顯得孤獨，而是他從來就無法理解，更無法去傚法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一群人在黑暗中摸索出路時，所有的人朝一個方向前進，而愛因斯坦獨自一人走向另一個方向，他堅信自己選擇的正確性。信念的堅定使得愛因斯坦從不懼怕孤獨的痛苦，他只想以自己的成功告訴人們：看，這才是正確的出路。
　　當然，童年時代的愛因斯坦還不可能向世人解釋自己個性的內涵。他獨來獨往，時常故意躲開小夥伴、同學，即使同親人在一起，他也只是一個沉默的聽眾。誰要是破壞了他獨處的心境，一向沉靜的他會突然爆發出激烈的情緒。愛因斯坦的妹妹後來回憶說：「每逢那樣的時刻，他會變得臉色蒼白，鼻尖發白，不能自制。」有幾次，愛因斯坦竟向比自己小２歲的妹妹扔東西，大發脾氣。愛因斯坦５歲時，父母為他請了一個家庭女教師。第一次上課時，愛因斯坦大概發現自己將失去自由的個人世界，又一次大發脾氣，向老師扔椅子以示抗議，愛因斯坦的父母只好結束這第一次還未開始的教育。不愛和人交往的小愛因斯坦偏喜愛那些需要耐心和堅韌的遊戲，比如用薄薄的紙片搭房子，不成功絕不罷休。
　　對於童年的愛因斯坦來說，獨立的個性還只是一隻「空筐」，它需要充實精神、文化的內涵。第一個裝進這只「空筐」的是什麼？是音樂。愛因斯坦３歲的時候，一天，母親波林坐在鋼琴旁，輕輕地撫弄琴鍵，優美動聽的旋律像潺潺溪水，從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覺得背後有人，她回頭一看，小愛因斯坦正歪著腦袋，全神貫注地傾聽美妙的樂聲。年輕的母親高興了，她說：「瞧你一本正經的，像個大教授！哎，親愛的，怎麼不說話呀？」愛因斯坦沒有回答，他只有３歲，還無法說清激起心靈感應的音樂到底是什麼，他那對亮晶晶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卻又分明閃爍著快樂的光輝。琴聲又響了，是貝多芬的奏鳴曲。小愛因斯坦邁著搖晃的步子，無聲地撲向一個新的世界，那裡只有美麗、和諧和崇高。
　　不愛說話的小愛因斯坦對音樂入迷了，６歲起練習拉小提琴。幾年後，愛因斯坦唯一的消遣就是音樂，在母親的伴同下，他很快就能演奏莫扎特和貝多芬的奏鳴曲了。
　　說起愛因斯坦與音樂的故事，人們都不會忘記一幅著名的漫畫：愛因斯坦的臉被畫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還有那個著名的物理學公式：E＝MC2。
　　音樂以它那溫柔而深邃的懷抱接納了愛因斯坦，讓他吸吮著人類文化最甘甜的乳汁，給他一個安寧的精神家園，也給了他日後作為一代物理學大師的超凡想像力。１９３１年，愛因斯坦在《論科學》一文中說：
　　「音樂和物理學領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目標聯繫著，這就是對表達未知的東西的企求。它們的反應是不同的，可是它們互相補充著。至於藝術上和科學上的創造，那麼，在這裡我完全同意叔本華的意見，認為擺脫日常生活的單調乏味，和在這個充滿著由我們創造的形象的世界中尋找避難所的願望，才是它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這個世界可以由音樂的音符組成，也可以由數據的公式組成。我們試圖創造合理的世界圖像，使我們在那裡面就像感到在家裡一樣，並且可以獲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達到的安定。」
　　愛因斯坦不僅僅屬於科學，科學也並不是與藝術毫不相干。對於偉大的科學發現來說，抽像的邏輯思維倒總是驗證非凡想像力的工具。所以，愛因斯坦始終沒有成為數學公式的奴隸，「我相信直覺和靈感。……有時我感到是在正確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說明自己的信心。當１９１９年日蝕證明了我的推測時，我一點也不驚奇。要是這件事沒有發生，我倒會非常驚訝。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嚴格地說，想像力是科學研究中的實在因素。」科學和藝術的互補性與統一性，使音樂成為愛因斯坦的「第二職業」。不管旅行到哪裡，他總是身不離提琴，甚至參加柏林科學院的會議，也要隨身帶著琴盒，以便會後拜訪普朗克、玻爾時，能在一起拉拉彈彈。在緊張思索光量子假說或廣義相對論的日子裡，愛因斯坦一旦遇到困難，思索陷入困頓時，他就會不由自主地放下筆，拿起琴弓。那優美、和諧、充滿想像力的旋律，會在無形中開啟他對物理學的思路，引導他在數學王國作自由、創造性的遐想。音樂往往催化出愛因斯坦的科學創見和思維火花。在音樂的自由流淌中，深奧的理論物理學有了美妙的旋律。
　　愛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還能彈一手好鋼琴。他與同時代的物理學家們有過許多理論上的爭吵，也有深厚的並肩戰鬥的友誼。在他們的交往中，音樂常常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愛因斯坦和荷蘭萊頓大學物理學教授埃倫費斯特是終身摯友，但在相對論問題上，又總是爭論不休。從１９２０年起，愛因斯坦接受荷蘭的邀請，成了萊頓大學的特邀教授，每年都來幾個星期，住在埃倫費斯特家裡，討論、爭論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埃倫費斯特思維敏捷，又心直口快，批評意見尖刻、毫不留情。這點恰好與愛因斯坦棋逢對手，唇槍舌劍之後，能統一觀點自是皆大歡喜。遇到無法統一的爭論，兩個好朋友會自動休戰。埃倫費斯特是位出色的鋼琴家，他喜歡替愛因斯坦伴奏。愛因斯坦則只要埃倫費斯特伴奏，那提琴演奏定是光彩四溢。有時，一支樂曲奏到一半愛因斯坦會突然停下，用弓敲擊琴弦，讓伴奏停止演奏。或許是一段優美的旋律觸動了靈感，爭論又開始了。爭著、爭著，愛因斯坦又會突然停下，逕直走到鋼琴邊，用雙手彈出三個清澈的和弦，並強有力地反覆敲打這三個和弦。
　　熟悉這段典故的人都知道這三個和弦：
　　像是在敲「上帝」的大鐵門：「鏜！鏜！鏜！」
　　像是在向大自然發問：「怎—麼—辦？」
　　彈著彈著，「上帝，」之門打開了，沉默的大自然與這些虔誠的探索者接通了信息管道。兩個好朋友笑了，歡快悠揚的樂曲又響起來了。
　　在柏林科學院，愛因斯坦同普朗克一起演奏貝多芬的作品，也是人們廣為流傳的美談。彈鋼琴者是量子論創始人普朗克，演奏小提琴者，則是相對論創始人愛因斯坦。量子論和相對論共同構成了本世紀物理科學兩大支柱。在科學上，他們共同描繪了物理學的一幅優美和壯麗的圖景，在音樂藝術上，他們同樣能奏出扣人心弦的樂曲。在這兩位理論物理學大師的心目中，科學的美和藝術的美是相通的而且互補的，是精神世界最高最美的兩個側面。只有科學的美，沒有藝術的美，是殘缺的；只有藝術的美，沒有科學的美，同樣是殘缺的。
　　愛因斯坦畢生癡迷音樂，尤其癡迷西方古典音樂，酷愛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的作品。有一次，有人問他對巴赫有何見解，愛因斯坦則回答說，關於巴赫的作品和生平，我們只有聆聽它、演奏它、敬他、愛他，而不要發什麼議論。的確，愛因斯坦的一生，對物理學之外的世界發表過很多議論，但他從不議論音樂，他僅僅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千百次地去感受，彷彿音樂是來自天國的福音。
　　應該得出的答案是，從童年就鐘情於音樂的愛因斯坦早就視音樂為靈魂的安息地，它就是和諧，就是完美。和諧、完美是真實的基礎，是人生的目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愛因斯坦在物理學領域中的劃時代發現，竟建立在一個古亦有之的美學原則之上。
　　１９７９年２月，當代著名的物理學大師狄拉克在美國普林斯頓紀念愛因斯坦大會上發表了題為《我們為什麼信仰愛因斯坦理論》的長篇演說。狄拉克說：「愛因斯坦推崇這種思想：凡是在數學上是美的，在描述基本物理學方面就很可能是有價值的。這實在是比以前任何思想都要更加根本的思想。描述基本物理理論的數學方程中必須有美，我認為這首先應當歸功於愛因斯坦而不是別人。」在談到狹義相對論時，狄拉克說：「我們為什麼相信狹義相對論，理由是因為它顯出這些在數學上是美的洛倫茲變換之重要意義。對此當然沒有任何一般的哲學根據，而且我們也不能說它得到實驗的支持。」在談到廣義相對論時，狄拉克說：「自從愛因斯坦第一次提出廣義相對論以來，我們已經做了這麼多的觀測。每次觀察結果都確證了愛因斯坦理論，它一直是順利地通過了所有的檢驗。」
　　「我深信，這個理論的基礎比起我們僅僅從實驗數據所能得到的支持更要有力得多。真實的基礎來自這個理論偉大的美。這些基礎起源於這個事實，即愛因斯坦引進的新的空間思想是非常激動人心的，非常優美的，不論將來我們會面臨什麼情況，這些思想一定會永垂不朽。」狄拉克甚至說：「我認為，信仰這個理論的真正理由就在於這個理論本質上的美。這個美必定統治著物理學的整個未來。即使將來出現了與實驗不一致的地方，它也是破壞不了的。」
　　愛因斯坦把音樂與理論物理學視為美與真的化身，他對音樂的執著追求，對物理學的孜孜以求，既非娛樂消遣可解說，亦非一般的事業心可衡量，這兩者在於他已是精神生命的需要，也就是他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具體再現。他的獨立人格也由之具象化為音樂天地中的獨自品嚐，物理學領域中的孤軍奮戰。
　　愛因斯坦是幸運的，他在音樂和物理學中找到了自己的靈魂根基，他確信自己生活方式的理想性。所以，每當他的獨立人格與外在世界發生衝突時，他不是大聲疾呼，無畏地評判世人世心，就是無言地堅守自己的「孤獨」，從來沒有半點動搖。對此，愛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觀》一文中作出了強烈的表白：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是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強烈感覺，同我顯然的對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淡漠，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瞭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足惋惜。這樣的人無疑有點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誘惑要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科學巨人愛因斯坦，巨人品格的愛因斯坦，就這樣由巨人般的音樂品性孕育出來。


★　科學之光

　　按愛因斯坦的心理氣質而言，如果他出生在文藝復興時期，歷史或許把他造就成為一個傑出的藝術家，但在１９世紀末的德國，一種以科學發明去探索未知世界的熱潮正在興起。各種科學發明以前所未有的聲、光、電、化迅速改變著人們的感官世界，各種技術上的新鮮玩意給新一代人帶來無窮的趣味，並吸引著他們興趣，激起他們的求知慾。
　　科學之光普照著大地，也照亮了小愛因斯坦成長的道路。愛因斯坦上學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來沉靜的孩子更像一隻溫順的小貓，靜靜地蜷伏在家裡，一動也不動。父親拿來一個小羅盤給兒子解悶。愛因斯坦的小手捧著羅盤，只見羅盤中間那根針在輕輕地抖動，指著北邊。他把盤子轉過去，那根針並不聽他的話，照舊指向北邊。愛因斯坦又把羅盤捧在胸前，扭轉身子，再猛扭過去，可那根針又回來了，還是指向北邊。不管他怎樣轉動身子，那根細細的紅色磁針就是頑強地指著北邊。小愛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臉的驚訝和困惑：是什麼東西使它總是指向北邊呢？這根針的四周什麼也沒有，是什麼力量推著它指向北邊呢？
　　愛因斯坦６７歲時仍然為童年時的「羅盤經歷」感慨萬千。
　　他在《自述》中說：
　　「當我還是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在父親給我看一個羅盤的時候，就經歷過這種驚奇。這只指南針以如此確定的方式行動，根本不符合那些在無意識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觸』有關的作用）。我現在還記得，至少相信我還記得，這種經驗給我一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麼東西深深地隱藏在事情後面。凡是人從小就看到的事情，不會引起這種反應；他對於物體下落，對於風和雨，對於月亮或者對於月亮會不會掉下來，對於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區別等都不感到驚奇。」
　　顯然，人們經驗認為「空虛」的空間存在一種什麼東西，一種什麼力量，迫使著物體朝特定的方向運動。這件偶然小事雖微乎其微，並發生在愛因斯坦成為科學家之前很久的時間裡，但這次奇特的經歷卻對他後來的科學思考與研究極為重要。後來，「場」的特性和空間問題是那樣強勁地吸引著這位物理學家。在廣義相對論中，愛因斯坦終於天才地解決了這些兒童時代就萌發出來的困惑。不過在當時，它們還只是以樸質的本來面貌顯現在他的眼前。
　　小小的羅盤，裡面那根按照一定規律行動的磁針，喚起了這位未來的科學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這種神聖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學的幼苗。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４日，愛因斯坦在７４歲生日宴會之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會上，他收到一份書面的問題單。單子上第一個問題就是：「據說你在５歲時由於一隻指南針，１２歲時由於一本歐幾里得幾何學而受到決定性的影響。
　　這些東西對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過影響嗎？」
　　愛因斯坦的回答是：「我自己是這樣想的。我相信這些外界的影響對我的發展確是有重大影響的。」
　　愛因斯坦接下來的回答似乎更饒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內心所發生的事情。當一隻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針時，它可能沒有類似的影響，對許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實上決定一個人的特殊反應的究竟是什麼呢？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可以設想各種或多或少能夠說得通的理論，但是決不會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確，一個兒童的一次偶然經歷和日後偉大的科學發現之間，大概怎麼推論，也難以找出讓人心服的必然性聯繫。希特勒還是一個孩子時，大約總有舞刀弄槍的遊戲活動，但由此推出他最終成為戰爭狂人的淵源關係，終究有些可笑。所以，儘管愛因斯坦兒童時代「羅盤經歷」中感受到的困惑與日後相對論的研究對像有共同性，但這種共同性畢竟有著性質上的差異：前者無非是一個孩子對自然現象的驚奇感；後者則是對宇宙規律的有意探索。倘若愛因斯坦沒有成為物理學大師，那小小的「羅盤經歷」也就失去任何意義，更不會為人們津津樂道。只是就小愛因斯坦的好奇心來說，他確是一個早熟的、聰慧的孩子。當同年齡的孩子們還在盲目認可一切可感知的對象時，愛因斯坦卻感受到一種無法看見的力量，我想，這很可能仍與音樂的無形魅力有關係。
　　真正促使愛因斯坦對超感官世界發生濃厚興趣的是數學。音樂已給了愛因斯坦一個和諧美麗的圖景，如今，數學又將給他證實這個圖景。二者結合起來，就為愛因斯坦的精神發展奠定下第一塊堅實的基石。對理想世界的情感依戀與理智認同便是愛因斯坦後來執著、自負、倔強性格的內涵。
　　愛因斯坦在《自述》中說：
　　「在１２歲時，我經歷了另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驚奇：這是在一個學年開始時，當我得到一本關於歐幾里得平面幾何的小書時所經歷的。這本書裡有許多斷言，比如，三角形的三個高交於一點，它們本身雖然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證明，以至任何懷疑似乎都不可能。這種明晰性和可靠性給我造成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印象。至於不用證明就得承認公理，這件事並沒有使我不安。如果我能依據一些其有效性在我看來是無容置疑的命題來加以證明，那麼我就完全心滿意足了。比如，我記得，在這本神聖的幾何學小書到我手中以前，有位叔叔１曾經把畢達哥拉斯定理告訴了我。經過艱巨的努力以後，我根據三角形的相似性成功地『證明了』這條定理；在這樣做的時候，我覺得，直角三角形各個邊的關係『顯然』完全決定於它的一個銳角。在我看來，只有在類似方式中不是表現得很『顯然』的東西，才需要證明。而且，幾何學研究的對象，同那些『能被看到和摸到的』感官知覺的對象似乎是同一類型的東西。這種原始觀念的根源，自然是由於不知不覺存在著幾何概念同直接經驗對象的關係，這種原始觀念大概也就是康德提出那個著名的關於『先驗綜合判斷』可能性問題的根據。」
　　--------
　　１指赫爾曼·愛因斯坦的弟弟雅各布·愛因斯坦。
　　這段頗長的自述是我們理解愛因斯坦科學思想形成發展的重要資料。一個１２歲的孩子，在不可思議的感受中迷上了數學，而且初次領略了一個古老又永恆的哲學命題：思維與存在的關係。一個直角三角形，兩條直角邊的平方相加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個平方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卻能證明。人的思維能證明不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這是多麼奇妙！那麼量一量行不行呢？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小愛因斯坦當時是否作過這樣的設想。從上邊引證的自述來看，愛因斯坦直覺地感到：不行。一千次、一萬次量度不能代替一次證明，一次證明卻能代替一千次、一萬次量度。幾何學給愛因斯坦帶來的思維奇妙性，使他來不及按部就班，竟一口氣把《聖明幾何學小書》學到最後一頁。
　　在愛因斯坦步入自然科學領域的最初幾步，有兩個人是很重要的，雖然很難說他們兩人在思想上對愛因斯坦有什麼大的影響，但正是他們，把打開自然科學殿堂大門的第一把鑰匙遞給了愛因斯坦。這兩個人是愛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愛因斯坦和來自俄國的大學生塔爾梅。
　　雅各布·愛因斯坦是個很有事業心並且精力充沛的人，是一個工程師，也和赫爾曼·愛因斯坦一樣愛好數學，就是他動員赫爾曼·愛因斯坦一家移居慕尼黑。在工廠裡，他管技術；在家裡，他則是小愛因斯坦入學前的數學啟蒙者。愛因斯坦上學後，雅各布叔叔常常給小愛因斯坦出些數學題讓他解答。每當正確解答後，愛因斯坦就特別高興。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愛因斯坦從慕尼黑國民學校進入路易波爾德中學學習，一直讀到１５歲。這期間，來自俄國的大學生塔爾梅成為愛因斯坦家裡的常客。塔爾梅每星期四到愛因斯坦家來吃晚飯，這是慕尼黑猶太人幫助外國來的窮苦猶太學生的慈善行動。塔爾梅是學醫的，但對各種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哲學均抱有興趣。他對小愛因斯坦的超常求知慾及能力很吃驚。那本讓愛因斯坦終身難忘的「神聖的幾何小書」便是塔爾梅送給愛因斯坦的。一開始，塔爾梅總是和愛因斯坦談論數學問題，越談就越引起愛因斯坦對數學的濃厚興趣。對學校枯燥教學方式厭倦的愛因斯坦乾脆自學起微積分，他提出的數學問題常弄得中學數學老師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答。
　　儘管愛因斯坦的數學成績永遠第一，但老師並不喜歡他。
　　一次，一個老師公開對他說：「如果你不在我的班上，我會愉快得多。」愛因斯坦不解地回答：「我並沒有做什麼錯事呀！」老師回答說：「對，確是這樣。可你老在後排笑著，這就褻瀆了教師需要在班級中得到的尊敬感。」
　　愛因斯坦當然沒有任何過錯，他的老師的抱怨也可理解。愛因斯坦超常的數學能力確實讓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感到難堪和無法言說的心理壓力。
　　和這位教師不太大度的心理相反，塔爾梅雖不久後也不是愛因斯坦數學上的對手了，但他依然熱情地為愛因斯坦介紹當時流行的種種自然科學書籍和康德的哲學著作，特別是布赫納的《力和物質》、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給愛因斯坦留下極深的印象。在偉大的科學家們的生涯中，人們發現：他們往往在年幼時期由於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一部著作，從而對他們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愛因斯坦也不例外，他在《自述》中說：
　　「在１２—１６歲的時候，我熟悉了基礎數學，包括微積分原理。這時，我幸運地接觸到一些書，它們在邏輯嚴密性方面並不太嚴格，但是能夠簡單明瞭地突出基本思想。總的說來，這個學習確實是令人神往的；它給我的印象之深並不亞於初等幾何，好幾次達到了頂點——解析幾何的基本思想，無窮級數，微分和積分概念。我還幸運地從一部卓越的通俗讀物中知道了整個自然科學領域裡的主要成果和方法，這部著作１幾乎完全局限於定性的敘述，這是一部我聚精會神地閱讀了的著作。當我１７歲那年作為學數學和物理學的學生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時，我已經學過一些理論物理學了。」
　　--------
　　１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是一部有五、六卷的著作。
　　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為年輕的愛因斯坦展現出自然界的神奇和規律，童年時代由音樂孕育出來的和諧美景如今又與宇宙、自然的和諧圖景產生了諧振。相比之下，音樂的和諧只能感受，而宇宙、大自然的和諧卻可以通過人的思維去研究、把握，並用數學方式表現出來，這一種飽含人類思維結晶的和諧圖景，並不是簡單的感覺對象，而是高級的理性活動與宇宙、大自然的溝通，是人類精神的傑出代表與宇宙、大自然對話的成果。由此，愛因斯坦那超凡的獨立人格在理論物理學中獲得了深刻的文化內涵，他獻身於科學的遠大抱負也就從一開始便打上了理想人格的印記。不弄清這一點，我們就很難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在成為一代物理學大師的時候又同時成為文明社會楷模。
　　羅盤、幾何、微積分、自然規律，一步一個階梯，一步一個堅實的腳印，愛因斯坦揚起了科學遠征的船帆，和實驗物理學家不同，數學，始終是愛因斯坦的主要工具。
　　愛因斯坦於１９１５年完成的廣義相對論，正是數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相互有效結合的光輝範例。愛因斯坦所提出的物理問題，迫使某些數學方法必須加以完善。因而，促進了數學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了物理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１９１５年年底，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中闡明瞭引力的幾何學理論，這是自然科學史上最偉大的理論成就之一。１９５５年，物理學家玻恩在一次報告中評價道：「對於廣義相對論的提出，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最偉大的成果，它把哲學的深奧、物理學的直觀和數學的技藝令人驚歎地結合在一起。」
　　由於廣義相對論的實驗基礎不夠廣泛，它主要建立在一種數學式的推理之上。所以，廣義相對論剛問世時，許多物理學家都視之為拼拼湊湊的數學遊戲，不屑一顧。為了驗證廣義相對論的理論，愛因斯坦指出了三個可資驗證的「效應」，並用天文觀測手段，先後一一驗證了這三個效應。於是，數學物理學家推崇為內部和諧、結論正確的新引力理論從而也得到了驗證。
　　第一個效應是水星近日點附加的進動。離太陽最近的水星，每繞太陽公轉一周，它離太陽最近那一點的位置就有些改變，這就是所謂水星近日點的進動。這是法國天文學家勒維裡埃很早發現的一種現象。經觀測，每１００年進動５６００秒，考慮金星對水星的吸引以及其他種種因素，可以解釋５５５７秒，餘下的４３秒，卻無法解釋。人們說這是飄浮在牛頓的引力理論上空的一朵烏雲。根據廣義相對論理論，愛因斯坦否定了半個世紀以來許多天文學家的假設，他們認為存在一顆名叫「火神星」的行星，它就是水星近日點餘下４３秒進動的神秘原因。建立在牛頓萬有引力理論上的如此方法，曾精確有效地找到海王星，這次卻怎麼也不找不到「火神星」。愛因斯坦的解釋是根本不存在什麼「火神星」，只是因為太陽的存在引起了空間結構的改變，也因為牛頓的引力理論不夠精確，用到水星軌道的計算上發生了誤差，這才引起了一場漫長的誤會。愛因斯坦在全新解釋的基礎上，以富於創造性的引力場方程，精確算出了水星軌道的正確數值，並且與觀測到的數值完全一致，這個效應驗證成為愛因斯坦學說的一根牢固的支柱，新的引力理論誕生了，視廣義相對論為數學遊戲的攻擊開始退縮了。
　　檢驗相對性引力學說的第二個效應，是太陽引力場中的光線的彎曲。恆星發出的光線在太陽近旁掠過時稍有彎曲。這是一種日全蝕時通過照像剛剛能觀測到的效應。早在１９１１年，愛因斯坦就在理論上預言這一現象，當時算出的偏轉角只有１．７秒的一半０．８３秒。柏林的天文學家弗勞因德利希決定驗證愛因斯坦的預言。１９１４年８月，在俄國的克里米亞半島有日全蝕。不巧，弗勞因德利希率領的觀測隊剛到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他們被抓起來，直到交換戰俘時才被遣送回德國。這個戲劇性的事故使愛因斯坦有了修正計算錯誤的時間和機遇。１９１５年年底，愛因斯坦重新算出了光線偏轉角為１．７秒（弧度）。大戰結束後不久，英國的日全蝕觀測隊證實了愛因斯坦計算出的理論值。
　　驗證引力新理論的第三個效應，是相對論紅移。也就是：鄰近星體發出的光譜線與地球上相應方式（由同類分子）產生的光譜線相比，譜線移向紅端，亦即向長波端移動。其原因在於，強引力作用使得發射出的光的振動頻率減少了，波長就相應地增大。天文學家在天狼星伴星中，首先驗證了相對論紅移。天狼星伴星與白矮星相似，是一顆密度很大的星體。觀測值大凡都與愛因斯坦的計算值相靠近。在同一時期內，有人還通過地球引力場中的穆斯鮑爾效應，驗證了r量子頻率改變這一相對性紅移。觀測值與理論值完全一致。
　　幾何、數學，曾經是愛因斯坦走進科學殿堂的敲門磚，如今，在建立新的物理學大廈的艱難過程中，愛因斯坦在實驗手段遠遠落後於自己物理學思想的情況下，就更加鐘愛數學了。１９１５年，在一封信中，他說，「目前，我只是全心撲在引力問題上，我現在相信，依靠這裡的一位友好的數學家的幫助，我將制服這些困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我整個一生中，我工作得都遠不夠努力，我已變得非常尊重數學，在此以前，我簡單的頭腦把數學中精妙的部分當作純粹的奢侈，與這個問題相比，最初的相對論只是兒戲而已。」
　　愛因斯坦對數學的「尊重」和熱情包含著無盡的啟示。愛因斯坦在音樂中體悟到的和諧，在自然、宇宙中發現的和諧，又和數學中的和諧融為一個完滿的整體。在廣義相對論研究階段，他已在很大程度上把理論物理學數學化。１９３０年，在《物理學中的空間、以太和場的問題》一文中，愛因斯坦對此作了詳細的說明：「相對論是說明理論科學在現代發展的基本特徵的一個良好的例子。初始的假說變得愈來愈抽像，離經驗愈來愈遠。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學的偉大目標，即要從盡可能少的假說或者公理出發，通過邏輯的演繹，概括盡可能多的經驗事實，同時，從公理引向經驗事實或者可證實的結論的思路也就愈來愈長，愈來愈微妙。理論科學家在他探索理論時，就不得不愈來愈聽從純粹數學的、形式的考慮，因為實驗家的物理經驗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像的領域中去。適用於科學幼年時代的以歸納為主的方法，正在讓位給探索性的演繹法。這樣一種理論結構，在它能導出那些可以同經驗作比較的結論之前，需要加以非常徹底的精心推敲。在這裡，所觀察到的事實無疑地也還是最高的裁決者；但是，公理同它們的可證實的結論被一條很寬的鴻溝分隔開來，在沒有通過極其辛勤時艱巨的思考把這兩者連接起來以前，它不能作出裁決。理論家在著手這項十分艱巨的工作時，應當清醒地意識到，他的努力也許只會使他的理論注定要受到致命的打擊。對於承擔這種勞動的理論家，不應當吹毛求疵地說他是『異想天開』；相反，應當允許他有權去自由發揮他的幻想，因為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達到目的。他的幻想並不是無聊的白日做夢，而是為求得邏輯上最簡單的可能性及其結論的探索。為了使聽眾或讀者更願來注意地聽取下面一連串的想法，就需要作這樣的懇求；就是這條思路，它把我們從狹義相對論引導到廣義相對論，從而再引導到它最近的一個分支，即統一場論。」
　　反對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們稱此為：理論家的天堂，實驗家的地獄。這種怨言雖然道出了驗證廣義相對論的實驗難做的實情，但它實在不懂得數學的美妙之處。數學家、哲學家羅素有一段精妙的論述，倒是揭示出愛因斯坦「尊重」數學的原由。羅素說：
　　「數學，如果正確地看它，則具有……至高無上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種冷而嚴肅的美，這種美不是投合我們天性的微弱的方面，這種美沒有繪畫或音樂的那些華麗的裝飾，它可以純淨到崇高的地步，能夠達到嚴格的只有最偉大的藝術才能顯示的那種完美的境地。一種真實的喜悅的精神，一種精神上的亢奮，一種覺得高於人的意識——這些是至善至美的標準，能夠在詩裡得到，也能夠在數學裡得到。」顯然，深信宇宙和諧的愛因斯坦以簡明和諧的數學形式推論新的引力理論實在是具有一種美學上的內在必然性。１９８３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昌德拉塞卡說得更清楚：愛因斯坦是「通過定性討論一個與對於數學的優美和簡單的切實感相結合的物理世界，得到了他的場方程。」
　　事實正是這樣。從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１２年，當愛因斯坦在蘇黎世和布拉格講授理論物理學時，他就不斷思考如何為新的引力理論尋找一種合適的數學語言。這時，數學家明可夫斯基關於狹義相對論形式基礎的分析對愛因斯坦有很大啟發。當然，最關鍵的一步又是他的好朋友，數學家格羅斯曼幫助解決的。愛因斯坦後來回憶道：「我頭腦中帶著這個問題於１９１２年去尋找我的老同學馬爾塞耳·格羅斯曼，那時他是蘇黎世工業大學的數學教授。這立即引起他的興趣，雖然作為一個純數學家他對物理學抱有一些懷疑的態度。他查閱了文獻並且很快發現，上面所提的數學問題早已由黎曼、裡奇和勒維契——維塔解決了。全部發展是同高斯的曲面理論有關的，在這理論中第一次系統地使用了廣義坐標系。在格羅斯曼的熱情支持下，愛因斯坦把黎曼張量運算引入了物理學，把平直空間的張量運算推廣到彎曲的黎曼空間，建立了引力的度規場理論。１９１３年，他們在德國《數學與物理學期刊》上共同發表了《廣義相對論和引力綱要》，在肯定時空度規依賴於引力場的前提下，找到了一個引力場方程。從美學上看，這個方程有著和諧、簡單的美學內涵，但還缺少對稱之美——不滿足廣義協變性要求。又經過一年多的探索，愛因斯坦終於找到了滿足廣義協變要求的場方程，新方程終於達到對稱美的標準。
　　我們可以用美國數學家、數學史家、數學教育家M·克萊因的話結束這一小節：
　　「數學的另外一個基本作用（的確，這一點在現代特別突出），那就是提供自然現象的合理結構。數學的概念、方法和結論是物理學的基礎。這些學科的成就大小取決於它們與數學結合的程度。數學已經給互不關聯的事實的乾枯骨架注入了生命，使其成了有聯繫的有機體，並且還將一系列彼此脫節的觀察研究納入科學的實體之中。」


★　神秘的和諧

　　慕尼黑是個宗教氣氛很濃厚的城市，城內有許多教堂。學校也多由教會舉辦。當時，居住在慕尼黑裡的猶太人都把子女送到猶太學校，可居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愛因斯坦距離猶太學校太遠，加之學費又貴，於是，他進了一家離家近的天主教會辦的小學。
　　愛因斯坦的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天生一個自由主義者，完全沒有猶太民族虔誠的宗教感情，雖然他也得遵守猶太教規，但骨子裡則以為信教不信教，信猶太教或信天主教都無所謂。
　　兒童的心靈太脆弱，很容易受到宗教情感的浸潤。上小學後，教義課上講的那些聖經故事、教堂裡的那種莊嚴氣氛、蕩漾在空中的教堂鐘聲、唱詩班的深沉的歌聲、喃喃的祈禱聲，這一切在愛因斯坦的心裡產生出一種神秘而又崇高的感情。加之音樂與宗教的天然聯繫，剛剛被音樂吸引住的小愛因斯坦竟同時為宗教所吸引。愛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回憶道：「儘管我是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猶太人）雙親的兒子，我還是深深地信仰宗教。」
　　巴伐利亞的法律規定，所有學齡兒童都必須接受宗教教育。愛因斯坦所在的學校只提供天主教教義，在家裡，他又接受一位遠親講解的猶太就教義。１２歲之前，愛因斯坦有著熱烈的宗教情緒，一絲不苟地遵從教義訓示。他信基督教的耶穌，也信猶太教的耶和華。他對父母不守教規、不作禱告、吃豬肉非常反感，還親自譜寫了幾首尊崇上帝的歌，每天上學的路上都熱情地獨自哼著這些歌。
　　小愛因斯坦心靈中的宗教情感過於單純、純潔。可他在學校是天主教徒，在家又是猶太教徒，兩種宗教的歷史衝突不可避免地傷害了小愛因斯坦。
　　一天，學校裡的教義老師帶著一隻大釘子來到班上，他開始講：
　　「猶太人自稱是上帝的選民，可是他們用這樣大的釘子，把上帝的兒子，我們的救世主釘在十字架上。」
　　教義老師舉起那隻大釘子，聲音顫抖起來：
　　「我們的主耶穌，手和腳釘在十字架上，淌著鮮血。可是，猶太人還恥笑他說：『如果你是上帝的兒子，你就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的主耶穌，痛苦地垂下頭，鮮血一滴一滴往下流……」
　　小愛因斯坦迷惑了。既然都是上帝的兒子，為什麼要相互殘殺？相互憎恨？
　　「骯髒的猶太人，豬！」街上反猶太人的惡毒咒罵聲，又在耳邊響起來了。讓人相互尊重、相互友愛的宗教卻讓人相互咒罵、相互殘殺，太難解了。小愛因斯坦要的是一個和諧、善良、光照一切的上帝，討厭一切教派間的爭吵、攻擊和謾罵。也許從這一刻起，愛因斯坦就獲得了獨特的宗教觀。就像５０歲時，愛因斯坦就宗教問題說：
　　「至於宗教派別的傳統，我只能從歷史上和心理學上來考查；它們對於我再沒有別的意義。」
　　１２歲時，愛因斯坦接觸《力和物質》以及《自然科學通俗讀本》兩本書後，一下就拋棄了世俗的宗教觀，他不再信仰《聖經》裡的上帝，也不信來世的天堂，也不再以虔誠的祈禱去舖平通向天堂的道路。步入科學殿堂的愛因斯坦以純潔的宗教感情迷戀起新的「上帝」——和諧的宇宙、自然規律。
　　在《自述》中，愛因斯坦有一段很長的回憶，清晰地講出他宗教信仰的變化過程。他說：
　　「這種信仰在我１２歲那年就突然中止了。由於讀了通俗的科學書籍，我很快就相信，《聖經》裡的故事有許多不可能是真實的。其結果就是一種真正狂熱的自由思想，並且交織著這樣一種印象：國家是故意用謊言來欺騙年青人的；這是一種令人目瞪口呆的印象。這種經驗引起我對所有權威的懷疑，對任何社會環境裡都會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種懷疑態度，這種態度再也沒有離開過我，即使在後來，由於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關係，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銳性時也是如此。
　　我很清楚，少年時代的宗教天堂就這樣失去了，這是使我自己從『僅僅作為個人』的桎梏中，從那種被願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第一個嘗試。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恆的謎，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們的觀察和思維所能及的。對這個世界的凝視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樣吸引著我們，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許多我所尊敬和欽佩的人，在專心從事這項事業中，找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寧。在向我們提供的一切可能範圍內，從思想上掌握這個在個人以外的世界，總是作為一個最高目標而有意無意地浮現在我的心目中。有類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們已經達到的真知灼見，都是我的不可失去的朋友。通向這個天堂的道路，並不像通向天堂的道路那樣舒坦和誘人；但是，它已證明是可以信賴的，而且我從來也沒有為選擇了這條道路而後悔過。」
　　愛因斯坦以科學家的眼光向世俗宗教提出了疑問和批判，又以科學家的邏輯講述著新的「上帝」的故事。１９２９年４月２４日，紐約猶太教堂牧師哥耳德斯坦從紐約發出一份海底電報到柏林，問愛因斯坦：「您信仰上帝嗎？回電費已付。請至多用五十個字回答。」愛因斯坦在接到電報的當天，就發了回電：「我信仰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而不信仰那個同人類的命運和行為有牽累的上帝。」這裡所說的「那個同人類命運和行動有牽累的上帝」，當然是指教會所推崇的、被千萬虔誠教徒所禮拜的那個「世俗」的上帝，但什麼又是斯賓諾莎的「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呢？
　　斯賓諾莎是十七世紀著名的荷蘭籍猶太哲學家。２３歲時，由於堅持泛神論被教會放逐，長期蟄居鄉間，靠磨光學玻璃片餬口，終生過著極其淡泊、孤寂的生活。斯賓諾莎把近代西方泛神論發展到了完美的階段。他認為，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上帝並不是站在自然秩序以外作為第一推動者的形而上學或准科學的假設。上帝就是自然秩序。」他還認為，如果我們把「上帝」與他所創造的「自然」區別開來，那麼上帝就不可能是無限的和全能的，因為在「上帝」之外還存在某物，而此物具有上帝所不具有的屬性，因此，這就必然限制了上帝的能力和完善性。這樣的上帝他認為是難以想像的。按照馬克思的解釋，斯賓諾莎的上帝就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人的自然」。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說「斯賓諾莎是現代無神論者和唯物者的摩西」。愛因斯坦把斯賓諾莎的「對神的理智的愛」，即求得對自然界和諧的理解，奉為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標。他明白地指出：「我的見解接近於斯賓諾莎的見解：『讚美秩序與和諧的美，相信其中存在的邏輯簡單性』，這種秩序與和諧我們能謙恭地而且只能是不完全地去領會。」「同深摯的感情結合在一起的對經驗世界中所顯示出來的高超的理性和堅定信仰，這就是我的上帝的概念。」
　　愛因斯坦的助手霍夫曼在一篇回憶愛因斯坦的文章中寫道：「每當他判斷一個科學理論，他自己的或是別人的，他都會問自己，如果他是上帝的話，是否會像那樣地創造世界。這個差別乍看起來似乎很接近於神秘主義，而不接近於一般的科學思想，可是它表明愛因斯坦信仰宇宙中有一種最終的簡單性和美。只有一個在宗教上和藝術上具有一種深摯信念的人，他相信美，等待去發現，才會構造出這樣的理論……。」
　　愛因斯坦既要拋棄那全知全能的上帝，又無比眷念純潔、深摯的宗教感情。科學理智與宗教情感的奇特混合，是愛因斯坦人格精神的奇妙外觀，也是他打破舊物理學大廈的動機之一。所以，在愛因斯坦成為一代物理學大師之後，科學與宗教仍是他不斷提及的話題。
　　１９１８年４月，柏林物理學會為麥克斯·普朗克舉行了６０歲生日慶祝會。在慶祝會上，愛因斯坦以「探索的動機」為題發表了講話。他認為真正的科學家都是一些「相當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獨的人」，他們為什麼會步入科學殿堂呢？瞭解愛因斯坦童年時代性格怪癖、沉默和突然一下子癡迷科學的人不得不想到，這個設問正是絕好的自我解剖。愛因斯坦說：
　　「首先我同意叔本華所說的，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是要擺脫人們自己反覆無常的慾望的桎梏。一個修養有素的人總是渴望逃避個人生活而進入客觀知覺和思維的世界；這種願望好比城市裡的人渴望逃避喧囂擁擠的環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靜的生活，在那裡，透過清寂而純潔的空氣，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於那似乎是為永恆而設計的寧靜景色。
　　除了這種消極的動機以外，還有一種積極的動機。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於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１來代替經驗的世界，並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辯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體系及其構成作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點，以便由此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小範圍裡所不能找到的寧靜和安定。」
　　--------
　　１cosmos，原意是宇宙，愛因斯坦以此詞指廣包一切，秩序井然的整個體系。
　　從這些話可以清楚地看出，超越現實、超越感官世界，是愛因斯坦所歸納的科學探索的動機，也是愛因斯坦人生道路的寫照。這種動機骨子裡依然包含著宗教感情。愛因斯坦並不諱言這一點，他說：
　　「促使人們去做這種工作的精神狀態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談戀愛的人的精神狀態相類似的；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確實如此，渴望心靈的解脫，「渴望看到這種先定的和諧，是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一個１２歲的孩子，一步一步登上物理學的高峰，靠的是什麼？就是那團永不熄滅的聖火，那股殉道的激情。遠古時代人們在愚昧中塑造出的上帝在理智躍進的光輝中注定要消隱了，但人們渴望和諧的理想和激情卻是永恆的。在寫於１９３０年的《宗教與科學》中，愛因斯坦仍在如此說：「人類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關係到要滿足迫切的需要和減輕苦痛。如果人們想要瞭解精神活動和它的發展，就要經常記住這一點。感情和願望是人類一切努力和創造背後的動力，不管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種努力和創造外表上多麼高超。」「我認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現出熱忱獻身——要是沒有這種熱忱，就不能在理論科學的開闢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會理解這樣一種感情的力量，唯有這種力量，才能作出那種確實是遠離直接現實生活的工作。」
　　科學是獻身者的事業，科學的理性需要堅韌的情感去支撐。愛因斯坦對宗教的解說，與他那超凡脫俗的人格一樣，充滿智慧，其關注的對象沒有絲毫荒唐無聊的瑣碎慾望，所以他才說「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但是這種宗教感情同普通人的不一樣」。科學家的「宗教感情所採取的形式是對自然規律的和諧所感到的狂喜的驚奇，因為這種和諧顯示出這樣一種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類一切有系統的思想和行動都只是它的一種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夠從自私慾望的束縛中擺脫出來，這種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導原則。這樣的感情同那種使自古以來一切宗教天才著迷的感情無疑非常相像的。」
　　《聖經》中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亞伯蘭照看著羊群，夜晚常同牧人一起圍坐在篝火旁。夜很涼；寧靜的夜，發人幽思，導人遐想。亞伯蘭幾小時幾小時地觀察星辰，研究星星運行的路線，更加深刻地領悟到了世界的廣袤無垠和它的宏偉、美麗與和諧。他心中感到惶悚不安：因為他對月亮神的信念愈來愈動搖了。於是，有一天，他突然有了個想法，認為只有全宇宙——太陽、月亮和星星的創造者，才是唯一的神。這神威力無窮，無所不在，但又無形無影。亞伯蘭並不隱瞞他的新信仰，他公開宣講教義了。
　　愛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不正來於此嗎？亞伯蘭凝神仰望的星空宇宙，在慕尼黑的郊外，同樣激起愛因斯坦類似亞伯蘭的感受。不同的是：亞伯蘭發現了一個統治整個宇宙的「神」，愛因斯坦發現的則是宏偉、美麗與和諧的自然規律。他們也有相同之處，即對宇宙宏偉、美麗與和諧的驚愕、敬畏。
　　新弗洛伊德主義代表人物弗洛姆在《精神分析與宗教》一書的第三章《宗教經驗若干類型的分析》中，把人類的宗教感看成是對一種強有力的權威的皈依，人通過這種皈依和依附，才能免遭孤獨感的折磨，從有涯到無涯，從有限到無限。在弗洛姆看來，上帝是人的較高自身的表象，「上帝不是統治人的力量的象徵，而是人自身力量的象徵。」真正宗教的神秘基礎不是恐懼和頂禮膜拜的迷信，而是愛，是人自身力量的表述。
　　正因為如此，西方許多著名自然科學家對宇宙結構的對稱性、美和秩序，才覺得那麼親切，又令人仰視。像愛因斯坦一樣，這種科學家們共有的宇宙宗教感，就是人對絕對的追求和心嚮往之；就是人把自己的精神同宇宙永恆的精神融合在一起的企圖；同時也是人對宇宙秩序井然表示一種無限的敬畏和讚歎，以及人對其自身理性力量的表述和信賴。這樣的自然科學家可以開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開普勒、牛頓、萊布尼茨、康托爾、法拉第、薩巴第、盧瑟福、康普頓、玻恩、泡利、海森伯等等。這些泛神論者在科學的立場上，在各自的科學研究中，都像愛因斯坦一樣，把上帝、自然已融合為一個統一的偉大觀念，即上帝——自然（Gott－Natur）。科學家們並沒有向遠古神秘的宗教繳械投降，相反，他們只是以宗教般的虔誠與獻身精神，用理性的語言揭開了人類萬世景仰的自然奧秘。當人依靠理性發現並欣賞到宇宙的完美，宗教千百年來的內在企盼就與近代以來的科學睿智並肩而立。
　　我們曾幼稚地誤解過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包括誤解愛因斯坦。
　　今天，我們還會誤解嗎？
　　讓我們再次聽聽兩位理論物理學大師的發自內心的自白：
　　普朗克說：「在追問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攝世界的偉力的存在和本質的時候，宗教同自然科學便相會在一起了。它們各自給出的回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加以比較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不僅不矛盾，而且還是協調一致的；首先，雙方都承認有一種獨立於人而存在的、理性的世界秩序，其次，雙方都承認這種世界秩序的本質永遠也不能被直接認識，而只能被間接認識，或者說只能被臆測到。為此，宗教需要用上它那獨特的象徵，精確自然科學則用的是以感覺為基礎的測量。所以，任何東西也不能阻止我們（同時我們對一個統一的世界觀的求知衝動也促使我們）把這兩種無處不在起作用和神秘莫測的偉力等同起來，這兩種力就是自然科學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
　　愛因斯坦說：「這裡提出的對宗教的解釋，意味著科學對宗教態度的一種依存關係，在我們這個物慾主義佔優勢的年代，這種關係真是太容易被忽視了。固然科學的結果是同宗教的或者道德的考慮完全無關的，但是那些我們認為在科學上有偉大創造成就的人，全都浸染著真正的宗教的信念，他們相信我們這個宇宙是完美的，並且是能夠使追求知識的理性努力有所感受的。如果這種信念不是一種有強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尋求知識的人未曾受過斯賓諾莎的對神的理智的愛的激勵，那麼他們就很難會有那種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而只有這種精神才能使人達到他的最高的成就。」
　　宗教，曾是科學的敵人，它無情迫害過哥白尼和布魯諾。如今，科學卻從宗教的愚昧中看到一種潛藏的價值。從宗教情感到科學理智，再到兩者的融合，這是愛因斯坦思想發展的軌跡，也是理論物理學的發展引申出來的一個新課題。
　　愛因斯坦為之探索了一生，他的後繼者們，也還得繼續探索下去。

aska110169

二　米蘭—蘇黎世

--------------------------------------------------------------------------------


★　逃離精神牢籠

　　１８９４年６月，愛因斯坦一家除愛因斯坦外，遷居意大利。赫爾曼先生在慕尼黑的工廠已難以維繫。一個名叫加羅尼的意大利人建議把工廠搬到意大利去，愛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對此完全贊成，並以他的熱情帶動了赫爾曼。留在慕尼黑的愛因斯坦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裡。父親要兒子讀完高中，取得畢業文憑。有了文憑，才能進大學，獲得電機工程師的資格。這是父親為兒子謀劃的人生道路。
　　獨自一人在慕尼黑，本來就生性孤癖的愛因斯坦更是意氣消沉，心神不定。他十分思念家庭，又厭惡學校的教育。慕尼黑給了他清新寧靜的自然風情，給了他美妙動聽的音樂，也給了他深摯的宗教情感，可路易波爾德中學的６年生活，卻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憶。有強烈獨立個性的愛因斯坦對一切驕橫權威的牴觸情緒，同當時德國推行的教育制度，實在是水火不容。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愛因斯坦在紐約州奧而巴尼紐約州立大學舉行的「美國高等教育３００週年紀念會」上，發表了題為《論教育》的長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顯然是針對路易波爾德中學經歷而講的，他說：「我以為，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摧殘學生的健康的感情、誠實和自信；它製造出來的是順從的人。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成為慣例，那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
　　路易波爾德中學完全像一座「兵營」，這座「兵營」教給愛因斯坦什麼呢？教他為今天的好分數和明天的功名利祿，拚命地往腦子裡塞呀，裝呀，填呀。不管有用沒用，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德國軍國主義專橫、強制、醜惡的特點在愛因斯坦中學時代，已從教育思想上體現出來。
　　愛因斯坦無法忍受了，他在學校與在校外完全成為兩個人。
　　在校外，愛因斯坦雖不愛說話，可心靈是恬靜自由的。他的同學在學校還在平面幾何的淺水裡撲騰，他卻利用課餘時間暢遊在微積分大海裡。他整日與音樂為伴，以宗教般的狂熱做著理想和希望的夢。按照自己的思維，與學校教育格格不入的愛因斯坦，只能孤獨地走著自己的路。
　　在校內，未來的物理學大師的成績，除數學外，他幾乎就沒有什麼好分數。老師們嫌他「生性孤癖、智力遲鈍」，責備他「不守紀律、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同學們大都視他為陌路人，從不來往。有一次，赫爾曼·愛因斯坦先生問學校的訓導主任，自己的兒子將來應該從事什麼職業，這位主任直截了當地回答：
　　「做什麼都沒關係。你的兒子將是一事無成的。」
　　是的，有著如此強烈個性的愛因斯坦，確實無法成為學校所期望能為帝國服務的一個優秀工具。當時的德國，軍國主義思潮像洪水一樣，四處氾濫。帝國的軍人在大街上昂首挺胸，耀武揚威，軍人整齊劃一、以帝國為生命的信條幾乎成為民族的楷模。把學生當機器，當軍人，他們只能單調地去重複教科書上的教條，只能以服從為天職。學習的興趣，求知的快樂，統統被拋棄了。有一次，愛因斯坦與父母親一起看閱兵，士兵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兩眼盯住一點，膝蓋繃得筆直，雙臂擺動成直角。鼓聲咚咚，軍號嘹亮，士兵們的皮靴與刀尖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圍觀的人群在歡呼，與愛因斯坦同齡的孩子們跟在隊伍後面，學著士兵的模樣，巴不得馬上長大，穿上馬靴，跨上駿馬，像學校教的口號那樣：「為德意志，為皇帝，前進！前進！」
　　愛因斯坦卻驚呆了。這一個個龐大的方隊竟如同一台機器，動作單調而整齊，所有的人都繃著臉，一個表情。沒有思想，沒有個人意志，人，這些活生生的人，竟可變成戰爭的工具。驚悸、恐懼，使愛因斯坦更加感到軍國主義教育方式的可怕。
　　愛因斯坦成年後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工具，靠它來把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發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但這並不是意味著個性應當消滅，而個人只變成像一隻蜜蜂或螞蟻那樣僅僅是社會的一種工具。因為一個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願的規格統一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相反地，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不過他們要把為社會服務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愛因斯坦從自己切身體會中所作出的預見完全正確。扼殺人的個性、強求精神意志絕對統一的第三帝國在為全世界帶來災難的同時，又把德國變成了一個「不幸的社會」。１８９５年春天，大地回春。愛因斯坦已１６歲了。根據當時的法律，男孩只有在１７歲以前離開德國才可以不必回來服兵役。由於對軍國主義深惡痛絕，加之獨自一人呆在軍營般的路易波爾德學校已忍無可忍，愛因斯坦沒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決定離開德國，去意大利與父母團聚。但是，半途退學，將來拿不到文憑怎麼辦呢？一向忠厚、單純的愛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個自以為不錯的點子。他請數學老師給他開了張證明，說他數學成績優異，早達到大學水平。又從一個熟悉的醫生那裡弄來一張病假證明，說他神經衰弱，需要回家靜養。愛因斯坦以為有這兩個證明，就可逃出這厭惡的地方。誰知，他還沒提出申請，訓導主任卻把他叫了去，以他敗壞班風，不守校紀的理由勒令退學。
　　愛因斯坦臉紅了，不管什麼原因，只要能離開這所中學，他都心甘情願，也顧不得什麼了。他只是為自己想出一個並未實施的狡猾的點子突然感到內疚，後來每提及此事，愛因斯坦都內疚不已。大概這種事情與他坦率、真誠的個性相去太遠。
　　別了，慕尼黑！別了，德意志！愛因斯坦心裡突然發覺，他沒有些許離別的傷感，有的倒是一種衝出牢籠的暢快，一種打開鐐銬的自由。
　　別了，惆悵的過去！你好，應該美好的未來！
　　１８９５年春天，愛因斯坦懷著解放的心情投入到意大利的懷抱。青山綠水，白雲飄飄，牧場上慢悠悠走著的乳牛，都讓愛因斯坦感到自在、清新、美麗。
　　當心煩意亂的父母告訴愛因斯坦，他不能在米蘭上學，因為米蘭的德語學校只收１３歲以下的學生，愛因斯坦根本不想分擔父母的憂慮，他只想盡情享受成功逃離路易波爾德中學的自由與暢快。
　　一個酷愛書籍的孩子現在成了游離在學校大門之外的「浪子」。他一會兒躺在草地上，靜靜閱讀歌德和席勒的詩歌，一會兒又在米蘭城裡東轉西遊，一會兒又到博物館去欣賞米開蘭基羅的繪畫和雕塑。米蘭遊玩膩了，愛因斯坦就獨自徒步漫遊，越過亞平寧山脈，來到瀕臨地中海的熱那亞。一路上，他盡情地享受著南方的陽光和絢麗的色彩，精神自由的感覺讓愛因斯坦變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皮球，充滿生命的彈性。
　　意大利確是一個迷人的地方。古希臘、羅馬的廟堂、博物館和繪畫陳列館、宮殿和風景如畫的農舍……。人們愉快好客，舉止無拘無束，他們幹活和閒逛，他們高興和吵架，都同樣的感情奔放和手舞足蹈。到處都可以聽到音樂、歌聲和生氣勃勃的悅耳的談吐。這同在德國包圍著他的嚴肅死板、同一切按命令、規章、次序和表格行事，是多麼鮮明的對比！
　　可是，閒散在家終究是不行的。父親的事業每況愈下。在米蘭和巴維亞開辦電器工廠耗盡了全部儲蓄，而未獲收益。父親預先告訴阿爾貝特，拿出錢給他將越來越困難，他應當盡快找到職業。愛因斯坦的志願已定：數學和理論物理吸引了他。但是，如何使這種志願同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呢？父親和叔叔堅持要他從事技師的職業。
　　愛因斯坦又陷入苦惱之中，耳朵裡整天只響著父親的嘮叨：
　　「把你哲學上的胡思亂想統統扔掉！想辦法學一點實實在在的東西，將來當個電機工程師吧！」
　　愛因斯坦不得不接受了家人的忠告，沒有中學文憑很難進入大學。不過，有一個辦法。越過阿爾卑斯山，在瑞士的蘇黎世有一所聯邦工業大學。這個大學在中歐享有很高的聲譽。１８歲以上的同等學力的學生也能報考，而且這所學校也是用德語進行教學。但是，當時愛因斯坦只有１６歲，怎麼辦呢？父母親對兒子抱有充分的信心。熱愛數學的雅各布叔叔常常為一些數學題苦思冥想，幾天也想不出解答的方式，可小愛因斯坦幾分鐘就得出了正確答案。這樣的事太多了。這樣聰明的孩子怎麼會進不了大學之門呢？
　　１８９５年秋天，愛因斯坦登上了開往蘇黎世的列車。通過母親的關係，愛因斯坦獲准參加聯邦工業大學的入學考試。考試科目有政治史、文學史、德文、法文、生物學、數學、圖形幾何學、化學、物理學、圖畫，還加一篇文章。結果他落選了。那些需要記憶的課程，他都考得不好，加之沒有中學文憑。好在他的數學和物理學考得十分出色，引起了學校教授和校長的關注。
　　著名的韋伯教授派人通知他，如果他留在蘇黎世，可以破例特許他來旁聽自己的物理課。校長也十分欣賞愛因斯坦非凡的數學能力和淵博的數學知識，他給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善意的忠告：應當在瑞士的一所中學畢業後，過一年再來投考。校長還親自推薦了阿勞小鎮上的州立中學，這所學校無論在教學方法上還是教師的組成上都是最先進的。
　　愛因斯坦自己雖不想再進中學，因為慕尼黑中學生活在他心裡留下了深深的陰影。但怎麼辦呢？繼續待在家裡無所事事肯定是不行的，愛因斯坦也不想再傷父母的心了。
　　愛因斯坦懷著懊喪的心情來到離蘇黎世不遠的阿勞鎮上。這依山傍水的小鎮，美麗如畫的景色，一點也引不起他的興致。踏進州立阿勞中學大門的愛因斯坦，心上彷彿壓著一塊大石頭。他寄住在溫特勒先生家裡。溫特勒先生是州立阿勞中學的教師，不僅知識淵博，而且深知教育心理學。他帶著愛因斯坦在學校裡到處散步參觀，並讓自己的妻子和七個孩子都與愛因斯坦交上了朋友。很快，愛因斯坦就在溫特勒先生家裡找到了溫暖，抑鬱的心情過去了，一個新愛因斯坦誕生了。
　　阿勞中學的老師教育思想開通、民主。１９世紀初葉，瑞士偉大的教育學家佩斯塔洛齊曾在阿勞州附近活動過，他的民主和人道主義思想在阿勞州立中學十分盛行。他們不贊成用權威的棍棒和名利的誘餌當做教育的手段。他們主張學生自我負責，老師的責任就是向學生展示知識和科學的魅力，點燃他們好奇心的火花，激起他們的求知慾望，讓他們的智力自由地發展。溫特勒先生教德文和歷史。他純樸熱情，學識淵博，採集鳥類標本是他的業餘愛好。他常帶著學生到山裡去遠足，採集動植物標本。讓孩子們歡笑，來洗去歲月留在身上的塵翳，這是溫特勒先生最大的快樂。愛因斯坦與溫特勒先生朝夕相處，尊重他，熱愛他，他們成了好朋友。
　　愛因斯坦有生以來第一次喜愛學校了。老師這樣親切，學生可以自由地提問、研究問題，第一次享受到這樣的民主和自由，愛因斯坦變了：他對生活的熱愛，他青春的朝氣和活力迸發出來了。路易波爾德中學裡那個怯生生、不多說話的少年，現在變成笑聲爽朗、步伐堅定、情緒激昂的年輕人了。他濃密的黑色卷髮下面，那一雙棕色的大眼睛裡，時常帶著嘲笑的神色。早年的那種靦腆已經痕跡全無了。有一位同班同學後來還回想起愛因斯坦的那種有力而又自信的步伐，臉上的那種微帶嘲諷意味的表情以及他的那種「不顧是否會冒犯別人而敢於表達自己意見的大無畏方式」。愛因斯坦式的自信在阿勞中學時的一篇短文中表現出來。這篇用不大完美的法文寫的短文第一次表達出愛因斯坦日後的果斷意志，標題為《我的未來計劃》。
　　這篇珍貴的短文彌足錄下：
　　「幸福的人對現狀太滿足了，所以不大會去想到未來。另一方面，青年人則愛致力於構想一些大膽的計劃。而嚴肅認真的青年人自然想要做到使自己尋求的目標概念盡可能明確。
　　我若有幸考取，我就會到蘇黎世的瑞士聯邦工業大學去讀書了。我會在那裡呆上４年，學習數學和物理。我想像自己成了自然科學中這些部門的教師，我選擇了自然科學的理論部分。
　　下面就是使我作出此項計劃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傾向於作抽像的和數學的思考，而缺乏想像力和實際工作的能力。我的願望也在我心中激發了這樣的決心。這是很自然的事；人們總是喜歡去做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何況，科學職業還有某種獨立性，那正是我極喜愛的。」
　　１８９６年秋天，愛因斯坦在阿勞中學順利地以下列分數（規定最高分數為６分）拿到了中學畢業證書：德語５分、意大利語５分、歷史６分、地理４分、代數６分、幾何６分、圖形幾何學６分、物理學６分、化學５分、自然歷史５分、繪畫（美術）４分、繪畫（技術）４分。
　　在阿勞的生活，更堅定了愛因斯坦不做德國人的決心。在慕尼黑的時候，他就曾經向父親要求放棄德國國籍。一個孩子，要放棄自己祖國的國籍，這多少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愛因斯坦再次懇求父親答應他的要求。父親性情隨和，經不住兒子的一再懇求，就向當局寫了申請。當局接受了申請，在付了３個馬克之後，愛因斯坦便獲得了一份１８９６年２月２８日由烏爾姆地方簽發的文件，正式宣佈愛因斯坦不再是德國公民。１０月２９日，愛因斯坦考上了瑞士聯邦工業大學，而且是一個無國籍的大學生。
　　在阿勞度過的這段時間向愛因斯坦說明，在一所不受陳規陋習束縛的、由進步的人們領導的學校裡，教學將成為有趣的、吸引人的職業，它同科學活動很容易相結合。這段經歷給愛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自述片斷》中，他寫道：「１８９５年，在既未入學也無教師的情況下，跟我父母在米蘭度過１年之後，我這個１６歲的青年人從意大利來到蘇黎世。我的目的是要上聯邦工業大學，可是一點也不知道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是一個執意的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年輕人，我的那一點零散的有關知識主要是靠自學得來的。熱衷於深入理解，但很少去背誦，加之記憶力又不強，所以我覺得上大學學習決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懷著一種根本沒有把握的心情，我報名參加工程系的入學考試。這次考試可悲地顯示了我過去所受的教育的殘缺不全，儘管主持考試的人既有耐心又富有同情心。我認為我的失敗是完全應該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物理學家H·F·韋伯讓人告訴我，如果我留在蘇黎世，可以去聽他的課。但是校長阿耳賓·赫爾措格教授卻推薦我到阿勞州立中學上學，我可以在那裡學習１年來補齊功課。這個學校以他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依賴外界權威的教師們的純樸熱情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同我在一個處處使人感到受權威指導的路易波爾德中學的６年學習相對比，使我深切地感到，自由行動和自我負責的教育，比起那種依賴訓練、外界權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來，是多麼的優越呀。真正的民主決不是虛幻的空想。」
　　「人不是機器，要是周圍環境不允許他襟懷坦白、暢所欲言的話，人就不會生氣勃勃了！」
　　短暫的阿勞學習生涯，是愛因斯坦物理學研究的第一個開端。「在阿勞這一年中，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倘使一個人以光速跟著光波跑，那麼他就處在一個不隨時間而改變的波場之中。但看來不會有這種事情！這是同狹義相對論有關的第一個樸素的理想實驗。狹義相對論這一發現決不是邏輯思維的成就，儘管最終的結果同邏輯形式有關。」此時１６歲的愛因斯坦寫了第一篇物理學研究論文《關於磁場的以太狀態的研究》，題目頗有點驚人，但內容卻有點幼稚。這是相對論創立者獨立邁出的探索第一步。
　　未來的物理學大師開始鑄造自己的劍了。


★　咖啡館裡的大學

　　從１８９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００年８月，是愛因斯坦大學生活的４年。他就讀的是蘇黎世工業大學的教育系。其實，這個教育系應本稱為物理—數學系，專門培養物理、數學教師。像大多數充滿好奇心的大學一年級新生一樣，愛因斯坦的選修課程也是五花八門，從日晷１投影、瑞士政治制度到歌德作品選讀，樣樣都有。但他很少去聽物理學和數學的主要講課。教授物理學課的韋伯是位傑出的電工學家，但在物理學方面，他的講授內容愛因斯坦早已熟悉。愛因斯坦寧可自己直接攻讀物理學大師麥克斯韋、基爾霍夫、波爾茨曼和赫茲的著作。大學期間，愛因斯坦對數學，他曾鐘愛的數學改變了看法。數學分支太多、太細，每一個細小的分支都可以消耗一個人的終生。可在物理學中，特別是在理論物理學中，很容易找到本質的東西。你只要鑽進去，再鑽進去，自然的奧秘就呈現在眼前了。
　　--------
　　１日晷：古代用來觀測日影以定時刻的儀器。
　　由胡爾維茨、明可夫斯基這樣一些傑出的研究者講授的數學課，同樣沒引起愛因斯坦的興趣。明可夫斯基，這位未來的相對論數學工具的創立者，在自己的課堂上並沒有看出相對論的未來創造者。當相對論出現的時候，明可夫斯基才發現，自己教過的學生竟完全出乎自己的預料。這個相對論的創立者，就是那位經常無故曠課的學生？
　　愛因斯坦又在想以太了。這個以太，來無影，去無蹤，怎樣才能證明它確實存在呢？以太沒有重量，無所不在，渺茫太空就是以太的海洋，地球像一隻小船，在以太的海洋裡緩緩航行。要是有一個儀器，能量地球在以太海洋裡的航行速度，不就證明了以太的存在嗎？他成天泡在物理實驗室裡，真的設計出一個測量地球在以太中運行速度的儀器。
　　愛因斯坦興奮地把圖紙拿給韋伯教授看，他說：
　　「韋伯先生，……」
　　韋伯的眉頭皺了起來。他一手拿著圖紙，一手捻著鬍子，心裡想：
　　「這個愛因斯坦，真是個怪人！人人都叫我教授先生，他偏叫我韋伯先生。瞧他那身衣服，臃腫得像條麵粉口袋。你對他說這樣，他偏要那樣。」
　　韋伯教授是一位注重實驗的物理學家，對於理論物理的新思想，他是不關心的。韋伯的眼睛離開圖紙，和愛因斯坦那一片真誠的期待的目光相遇了。愛因斯坦很想聽聽教授對他這個設計的評價。但是，怕嘲笑的人總覺得人家在嘲笑他。
　　韋伯教授在愛因斯坦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中看到的正是嘲笑。
　　他說：
　　「愛因斯坦先生，你很聰明，可以說聰明絕頂。可惜，你有一個缺點：你不讓人教你！」
　　他把圖紙還給愛因斯坦，有禮貌地點一下頭，走了。
　　教授還沒有走遠，愛因斯坦就哈哈笑了起來。愛因斯坦是有「缺點」；他只會真誠待人，不懂客套。你講得不對，他會當場打斷你的講話，不管你是鼎鼎有名的教授，也不管你是如何的難堪，反駁得意時，他甚至會忍不住笑出聲來。但是一當看到對方的窘相，他又會戛然而止，露出比對方更窘的抱歉的神色。真誠與善良永遠是愛因斯坦的天性。
　　經常曠課的愛因斯坦每當考試時就得提心吊膽了。幸好，他的同班同學格羅斯曼筆記記得非常出色，考試前，這些筆記就成了愛因斯坦的救命船。
　　格羅斯曼總是準時去聽明可夫斯基和其他教授講授的高等數學的各章節的課，愛因斯坦和他很要好，後來吸收他參加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的制訂工作。格羅斯曼把自己的課堂筆記本借給愛因斯坦。在１９４９年的自述中，愛因斯坦回憶起此事，並順便稱道了幾句他在蘇黎世所享有過的這種上課自由，為了應付考試而強制去學一門課程曾使他感到苦惱。
　　「這種強制使我如此畏縮不前，以致我在通過最後的考試以後整整一年對科學問題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掃興。不過我應當指出，我們在瑞士苦於這種窒息真正科學工作的強制，比其他許多地方的大學生要少得多。一共只有兩次考試，除此之外，你或多或少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誰要是像我這樣有一個朋友認真地去聽全部課程並仔細地整理講課的內容，那就更好了。直到考試前幾個月，這種情況都給我選擇了幹事的自由——我大大地利用了這種自由；我把與此伴隨而來的內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其害處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上，現代的教學方法還沒有把神聖的求知慾完全扼殺掉，這差不多是一個奇跡；因為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勵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沒有自由它將不可避免地會夭折。」
　　愛因斯坦對科學研究的理解在守舊的教授們那兒，被視為離經叛道、胡思亂想。在他們眼裡，愛因斯坦是個糟糕的、叫人頭疼的學生，能否畢業都成問題呢！
　　有一次上實驗課，教授照例發給每個學生一張紙條，上面把操作步驟寫得一清二楚。愛因斯坦也照例把紙條捏做一團，放進褲子口袋。過了一會兒，這張紙條就進了廢紙簍裡。原來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步驟。愛因斯坦正低頭看著玻璃管裡跳動的火花，頭腦卻進入了遙遠的抽像思維的世界，突然，「轟」的一聲，把他震回到現實世界中來。愛因斯坦覺得右手火辣辣的，鮮血直往外湧。同學、助教、教授都圍了上來。教授問明情況，就憤憤地走了。他向系裡報告，堅決要求處分這個膽大包天、完全「不守規矩」的學生。前不久，因為愛因斯坦不去上他的課，他已經要求系裡警告愛因斯坦。未來的物理學大師果真受到了處分。一個不聽老師話的學生能成材嗎？
　　十幾天以後，愛因斯坦看到教授迎面走來，想躲已經來不及了。教授走到愛因斯坦面前，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他那只包著繃帶的右手上，教授歎了口氣，心裡又同情又遺憾。教授再次歎了口氣，說：「唉，你為什麼非要學物理呢？你為什麼不去學醫學、法律或語言學呢？」
　　愛因斯坦並未意識到教授的話中話，教授認定，一個不循規蹈矩的人是進不了物理學殿堂的。
　　誠實的愛因斯坦老老實實地回答：
　　「我熱愛物理學，我也自以為具有研究物理學的才能。」
　　教授迷惑了。一個不守規矩的學生還加上一份固執，他搖了搖頭，再次歎了口氣，說：
　　「唉！……」
　　「算了，聽不聽由你，我是為你好！」
　　歷史得感謝愛因斯坦的「不守規矩」和固執。假如當初愛因斯坦真聽了這位教授先生的「忠告」，物理學真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損失呢！幸好，固執的愛因斯坦是有自信的。他繼續走自己的路，繼續刻苦攻讀物理學大師的著作，不為守舊教授們的態度而退縮。
　　在蘇黎世也像在瑞士其他的大學城一樣，聚集了許多不同種族的大學生、革命的僑民或是因民族壓迫和階級限制而離開自己祖國的男女青年。大學生中許多人並不是革命者，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民主思想的擁護者。這是一個具有巨大政治和科學熱情的環境。甚至把興趣局限於純科學的蘇黎世青年的代表者們也不能不受它的影響。
　　愛因斯坦和許多大學生僑民接近。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米列娃·瑪利奇的塞爾維亞姑娘，她是來自奧匈帝國的僑民。米列娃的才貌並不出眾，生性沉默寡言，她也是學物理學的，雖在學識上沒有出眾的才華，但對一些物理學著作很感興趣。她可以面對愛因斯坦坐上很長時間，一言不發地聽著愛因斯坦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物理學觀點。
　　當時還未出名、也還沒有成熟的愛因斯坦太需要一個消極的聽眾，內在情感一直是孤獨的愛因斯坦很自然對米列娃產生了感情，以致雙方不久就墮入愛河。
　　在大學期間，愛因斯坦最親密的朋友有：格羅斯曼、路易·科爾羅斯、雅科布·埃拉特等人。他們像米列娃一樣都是在１８９６年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的。格羅斯曼跟自己的雙親住在蘇黎世湖邊的塔爾維爾村，愛因斯坦經常到他家去。埃拉特也住在家裡，上課時愛因斯坦通常都是和他坐在一排，他媽媽非常喜歡愛因斯坦。許多年後她都回憶起，患了感冒的愛因斯坦圍了一條古怪的圍巾是怎樣來到他們家裡的，原來圍巾是他從抽屜櫃上取下的一塊長條桌布，這是他從一位熨衣婦那裡租來的房間裡的一件樸素的裝飾品。有趣的是，這位熨衣婦喜歡在音樂聲中幹活，愛因斯坦就用自己的提琴聲使這位善良的婦女得到享受，為此，他不知耽誤了多少上課以及與朋友聚會討論問題的時間。
　　愛因斯坦跟古斯塔夫·邁耶爾一家也有往來。邁耶爾曾經住在烏爾姆，是他父親的朋友。許久之後，在邁耶爾夫婦金婚紀念日，愛因斯坦曾寫信給他們：
　　「早在鸛鳥剛想把我從它無窮無盡的寶庫中送出來的那段時間裡，在烏爾姆您們就是我雙親敬愛的朋友。當１８９５年秋天，我隻身來到蘇黎世並考試落榜的時候，是您們給了我衷心的支持。在我上大學的年代裡，甚至於當我穿著骯髒的鞋子從烏特裡堡去拜訪您們的時候，您們家好客的大門始終為我敞開著。」
　　有時，愛因斯坦就到自己一個遠房親戚阿爾貝特·卡爾科赫１商行駐蘇黎世的代表那裡去。在那兒舉辦的家庭音樂會上，愛因斯坦總是過得很快活。卡爾的妻子有一副金嗓子，愛因斯坦就用小提琴為她伴奏。
　　--------
　　１愛因斯坦的熱那亞親戚。
　　一個名叫「都會」的咖啡館，是愛因斯坦與格羅斯曼等朋友常去的地方。他們邊喝咖啡邊交談，從科學到哲學，從藝術到人生，年輕人所看到的、感興趣的一切，無所不談。當然，談得最多的是物理學。就在「都會」咖啡館裡，愛因斯坦的意大利同學貝索，一位馬赫的信徒，極力推薦愛因斯坦讀馬赫的著作。
　　貝索手裡拿著馬赫的《力學》，激動地說：
　　「牛頓在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說，時間是絕對的，空間也是絕對的。絕對的意思就是和一切事物都沒有關係。既然空間、時間和任何事物都沒有關係，你又怎麼知道空間和時間存在呢？」
　　愛因斯坦的意見比貝索更激烈，更徹底。他說：
　　「牛頓把這個歸結為神的意志。康德把神意視為先驗，而空間與時間的概念又是先驗的。一旦躲進了先驗的神山，我們物理學家就無能為力了。要把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從先驗的神山上拉下來，用我們的經驗來檢驗它們！」
　　年方２０歲的愛因斯坦，握住馬赫這把批判的劍，準備向有２００多年歷史的牛頓力學挑戰了。
　　後來愛因斯坦在總結自己的學術活動時，對物理學的情況作了如下描述，這也正是他從少年到青年時碰到的情景：
　　「當時，在各個細節問題上，雖然成果纍纍，但在原則問題上僵化的教條仍居於統治地位。假如真有所謂『開始』的話，那麼一開始是上帝創造了牛頓運動定律及其必不可少的質量和力，這就是一切；其餘一切，都可以用演繹法根據適當的數學方法推演出來。」
　　當時，普遍認為大自然是一座龐大的鐘表，製造出來後，「一上發條」，馬上就會按其內在規律走動起來。同時，嚴格的自然規律預先就決定了每個物質粒子在每一時刻的命運。在那些年代，幾乎所有的物理學家都把古典力學看作是全部物理學，乃至所有其他自然科學的牢固的和最終的基礎。這種觀點從伽裡略、笛卡爾和牛頓時代開始，長期被人們所接受，被證明是正確的，而且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因而主宰一切。
　　１８７０年左右，這種自然觀達到了它的頂峰，而後逐漸開始走下坡路。８０和９０年代的種種發現，使機械自然觀陷於難以克服的困境和矛盾之中。首先是麥克斯韋場方程和赫茲的研究成果，嚴重動搖了把力學看作是物理學思想最終基礎的信念。不過，這兩位物理學家仍然沒有從前人的觀念中徹底走出來，堅持認為牛頓力學是物理學的可靠基礎。
　　馬赫是一位奧地利物理學家、哲學家和物理學史學家。愛因斯坦說，他的功勞在於「衝擊了這種教條式的信念」。１８７１年，馬赫在布拉格科學院的報告中講到，不必以機械自然觀認識自然現象，它甚至還妨礙了對自然的認識。１８８３年，馬赫在《發展的力學，歷史的批判》一書中對於這種在當時是大膽而新穎的想法作了詳盡論述。
　　幾乎同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片斷中，談到了機械自然觀的局限性。恩格斯有力地批駁了自然科學家們把一切都歸咎為機械運動的「狂癖」。然而這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創始人之一的思想也還只是停留在早期階段，對於１９世紀自然科學研究的實際發展還沒有產生影響。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也有相似論點，不過也未引起自然科學家的重視。甚至連馬赫在學術上對古典力學提出批判，最初也沒有反響。直到７０年代末，大多數物理學家仍然確信自然科學應以機械論作為基礎，這是正確的、不可改變的。直到９０年代中葉，從倫琴發現「X射線」開始，機械自然觀在一系列驚人的重大發現的衝擊下，才土崩瓦解了。被法國物理學家彭加勒稱作「懷疑階段」的時期開始了，隨即發生了「物理學的危機」。
　　把機械物理學判成為死刑的自然科學成果中，除了倫琴射線的發現，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放射性和電子的發現。這些發現都是在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０年期間，也正好是愛因斯坦大學期間。１９００年晚秋，普朗克發現熱輻射具有原子和量子結構。
　　這個發現動搖了舊世界大廈的地基。
　　由馬赫發起的對舊物理學的衝擊波直接影響到愛因斯坦物理學新思想形成。１９４８年１月８日在給M·貝索的信中，愛因斯坦不僅以成熟的思想評價著馬赫，而且毫不避諱馬赫對自己大學期間的重要影響：
　　「就馬赫而論，我想把他的一般影響和他對我的影響區別開來。……特別是在《力學》和《熱學》中，他總是努力證明概念是怎樣來自經驗的。他令人信服地採取這樣的立場：認為這些概念，甚至是最基本的概念，都只能從經驗知識中得到它們的根據，它們在邏輯上決不是必然的。……我看他的弱點正在於他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學僅僅是對經驗材料的一種整理；也就是說，在概念的形成中，他沒有辨認出自由構造的元素。在某種意義上他認為理論是產生於發現，而不是產生於發明。他甚至走到這樣的地步：他不僅把『感覺』作為必須加以研究的唯一材料，而且把感覺本身當作建造實在世界的磚塊，因此，他相信他能夠克服心理學同物理學之間的差別。只要他把這種想法貫徹到底，他就必然會不僅否定原子論，而且還會否定物理實在這個概念。
　　至於說到馬赫對我的發展的影響，它的確是很大的。我記得十分清楚，在我學習的最初年代裡，你曾使我注意到他的《力學》和《熱學》，這兩本書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它們對於我自己的工作的影響程度，說實在的，我並不清楚。就我所意識到的來說，休謨對我的直接影響還要大些。……但是，如我所說的，我沒法去分析那些在不知不覺的思想中停泊的東西呀。」
　　蘇黎世工業大學的４年生活在愛因斯坦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崇尚簡潔的愛因斯坦在自己極短的自傳中卻為這４年留下充分的記錄：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在蘇黎世工業大學的師範系學習。我很快發現，我能成為一個有中等成績的學生也就該心滿意足了。要做一個好學生，必須有能力去很輕快地理解所學習的東西；
　　要心甘情願地把精力完全集中於人們所教給你的那些東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課堂上講解的東西筆記下來，然後自覺地做好作業。遺憾的是，我發現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為欠缺的。於是我逐漸學會抱著某種負疚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排自己去學習那些適合於我的求知慾和興趣的東西。我以極大的興趣去聽某些課。但我『刷掉了』很多課程，而以極大的熱忱在家裡向理論物理學的大師們學習。這樣做是好的，並且顯著地減輕了我的負疚心情，從而使我心境的平衡終於沒有受到劇烈的擾亂。這種廣泛的自學不過是原有習慣的繼續；有一位塞爾維亞的女同學參加了這件事，她就是米列娃·瑪利奇，後來我同她結了婚。我熱情而又努力地在H·F·韋伯教授的物理實驗室裡工作，蓋塞教授關於微分幾何的講授也吸引了我，這是教學藝術的真正傑作，在我後來為建立廣義相對論的努力中幫了我很大的忙。不過在這些學習的年代，高等數學並未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有那麼多分支的領域，一個人在它的任何一個部門中都很容易消耗掉他的全部精力。而且由於我的無知，我還以為對於一個物理學家來說，只要明晰地掌握了數學基本概念以備應用，也就很夠了；而其餘的東西，對於物理學家來說，不過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枝節問題。這是一個我後來才很難過地發現到的錯誤。我的數學才能顯然還不足以使我能夠把中心的和基本的內容同那些沒有原則重要性的表面部分區分開來。
　　「在這些學習年代裡，我同一個同學馬爾塞耳·格羅斯曼建立了真正的友誼。每個星期我總同他去一次馬特河口的『都會』咖啡店，在那裡，我同他不僅談論學習，也談論著睜著大眼的年輕人所感興趣的一切。他不是像我這樣一種流浪漢和離經叛道的怪人，而是一個浸透了瑞士風格同時又一點也沒有喪失掉內心自主性的人。此外，他正好具有許多我所欠缺的才能：敏捷的理解能力，處理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條。他不僅學習同我們有關的課程，而且學習得如此出色，以致人們看到他的筆記本都自歎不及。在準備考試時他把這些筆記本借給我，這對我來說，就像救命的錨；我怎麼也不能設想，要是沒有這些筆記本，我將會怎樣。
　　「雖然有了這種不可估量的幫助，儘管擺在我們面前的課程本身都是有意義的，可是我仍要花費很大的力氣才能基本上學會這些東西。對於像我這樣愛好沉思的人來說，大學教育並不總是有益的。無論多好的食物強迫吃下去，總有一天會把胃口和肚子搞壞的。純真的好奇心的火花會漸漸地熄滅。幸運的是，對我來說，這種智力的低落在我學習年代的幸福結束之後只持續了一年。」
　　取得偉大成就的科學家，在青年時代，大多在勤奮學習中經歷過一種艱苦卓絕的、英雄主義的生活。愛因斯坦也不例外。他租的那間斗室，書桌上、椅子上、床上到處攤滿了書，房東太太看了直搖頭。書，書，到處是書！讀書，讀書，直讀到眼睛發花頭發昏！直讀到肚子嘰哩咕嚕叫，才到小巷裡的那幾家小飯館、小咖啡館去胡亂吃些東西。有時候，乾脆三頓並作兩頓，因為愛因斯坦覺得頭腦比肚子更飢餓。從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００年的整個學生時期，愛因斯坦依靠幾個舅父，每月有１００瑞士法郎的生活費，此中還要每月節約２０法郎來交付入瑞士國籍的證件費。
　　在這一時期中，愛因斯坦的家庭處於經濟拮据的局面。赫爾曼和雅各布開設在帕維亞的工廠失敗了，不得不在１８９６年進行債務清理，家裡投入這個企業的資金，大部分都蝕光了，雅各布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這時，赫爾曼則決定在米蘭獨自重新再開設一個工廠。愛因斯坦為這個新的冒險計劃警告了父親，然而沒有用處；他還去探望了一位在德國的叔叔，要求他不要再作經濟支援。這位叔叔也沒有聽從他的勸告。愛因斯坦家於是又遷回了米蘭，開始了新事業。２年之後，赫爾曼又不得不關廠了。此時，愛因斯坦給妹妹瑪雅寫信說：
　　「可憐的父母親多年來沒有一刻幸福之時，他們的不幸使我心情十分沉重。作為一個成年人而只能消極旁觀，……對此連絲毫也無能為力，這也使我深為苦惱。對親人說來，我只是一個負擔……我不活著，肯定還好受些。年復一年，我不讓自己有半點歡樂。靠了這種思想，也就是一種分心的辦法，我才得以捱了過來，常常使我不致失望的也一直是這種思想。」直到他父親找到了新工作，又在安裝電站的工程中找到一些事做，這種傷感情緒才算過去了。
　　１９００年秋，愛因斯坦通過了畢業考試，拿到了文憑。他的朋友們也都在工大畢業了。米列娃除外，她在下一學年結業，但沒得到文憑——當時文憑是不發給婦女的，代替文憑的是一份結業證明書。愛因斯坦的成績如下（按６分制）：理論物理５分；物理實驗５分；函數論５．５分；天文學５分；
　　畢業論文４．５分；總分：平均４．９１分。
　　雖然分數是好的，又有優秀研究者的名聲，但愛因斯坦未被留在工大。他的朋友們則留下了：格羅斯曼留在斐德烈那裡；埃拉特留在魯迪奧那裡；科爾羅斯留在胡爾維茨那裡。愛因斯坦不能指望找到理論物理或實驗物理方面的工作。韋伯與佩爾內對他屢屢缺課深為不滿，他們的自尊心妨礙了他們對愛因斯坦的深入瞭解與客觀評價。
　　愛因斯坦步入了漫長的求職道路。他替蘇黎世聯邦觀象台做過計算工作。為了尋求固定工作，他不得不考慮加入瑞士國籍。１９０１年２月，愛因斯坦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儲蓄，回答了有關祖輩們的健康和性格問題，並向當局保證不酗酒之後，才獲得了瑞士國籍。這個新公民沒被徵入瑞士聯邦軍隊，因為發現他是平足還有靜脈曲張。
　　５月間，愛因斯坦得到了在溫特圖爾城的職業技術學校當幾個月教師的職位。為此，愛因斯坦特給蘇黎世的一位教授寫信說：
　　「我接到了一個建議：從５月１５日到７月１５日，去溫特圖爾技術學校工作——負責教數學，因為常任教員要去服兵役。我今天得到了問題終於解決的通知書後，簡直喜出望外。我不清楚哪位仁慈的人推薦我去那裡：因為我原先的教授中沒有一個人曾認為我是好樣的，同時我並沒有申請就得到了這個職位。我還有希望以後得到瑞士聯邦專利局的固定工作……應當補充一句：我是一隻快活的小鳥，決不會沉緬於鬱鬱不樂之中，如果我沒有腸胃失調或其他類似的病痛的話……最近我將沿施普留根徒步而行，以便把接受令人高興的職務和娛樂結合起來。」
　　這就是愛因斯坦！
　　設身處地地想像一下這只「快活的小鳥」吧！沒有生活費用，沒有可能獲得一個固定的工作，因為有希望獲得２個月的工作並徒步越過施普留根山到工作的地方去而「喜出望外」！愛因斯坦有一種容易忍受不快的幸福的天性，而微不足道的成功就足以使他歡喜雀躍。這不妨礙深邃的內心的緊張；相反，在擺脫了日常的憂慮和痛苦的頭腦裡，才好自由地排演非個人的戲劇。
　　１９０１年秋，愛因斯坦又失業了。下一個短暫的安身之處是夏富豪森——萊茵河畔的一座小城鎮，這裡以吸引了許多旅遊者的瀑布而聞名。愛因斯坦在工大時結識的哈比希特的家就住在這裡。由哈比希特推薦，愛因斯坦進了一所私立的中學生寄宿學校當補習教師。讓他把學生們教好以便應付畢業考試。他接手數學，並努力使它變得生動活潑和饒有興趣，破除了那些童年時給他本人帶來過不少痛苦的陳規陋習。但是，愛因斯坦和他的老闆雅科巴·紐易莎對教學的觀點和目的不一致。補習教師表現出來的判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使紐易莎不滿，於是愛因斯坦被解雇了。
　　愛因斯坦再次失業，而且無法重新謀得一個教師的職位。愛因斯坦的父親這時貧病交加，看到兒子和自己一樣的不幸，心裡實在難過。他瞞著兒子，給奧斯特瓦爾德教授寫信求情：
　　「親愛的教授：
　　請原諒一個父親為了他兒子的事情來打攪您。
　　……我的兒子目前失業，這使他深感難過。他越來越覺得，他的事業已經失敗，再也無可挽回。而最使他沮喪的是，他感到自己是我們的負擔，因為我們的景況不好……」
　　奧斯特瓦爾德教授是否寫過回信，現在已無從稽考，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教授們從未認為愛因斯坦是個做學問的料子。奧斯特瓦爾德教授更不會想到，９年之後，愛因斯坦將和他一起在日內瓦接受名譽博士學位，而且自己會第一個提議愛因斯坦為諾貝爾獎獲獎人。
　　貧困和屈辱，不能使愛因斯坦降低人格。他不自怨自艾，也不乞求憐憫。他用幽默來排遣愁悶，在給一位同學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創造了驢子，給了它一張厚皮，這使驢子的處境比我有利……」
　　愛因斯坦把痛苦咽到肚裡，化做微笑和玩笑，去安慰親朋好友。
　　他常愛說：「我最後還有一條出路呢，我可以拿起小提琴挨家挨戶去演奏，這總能掙幾個錢吧！」
　　貧困、屈辱，並未使愛因斯坦放棄對物理學的熱愛。他一次又一次向對他緊閉的科學殿堂發起了衝擊。
　　在溫特圖爾代課時，愛因斯坦寫信給溫特勒說：「上午教完５—６小時的課之後，我依然神清氣爽，下午或是去圖書館更進一步自修，或是在家研究些有趣的問題……。我已經放棄去大學工作的野心，因為我認識到，在目前這種環境中，我還可以保存將來在科學上下功夫的精力和意願。」
　　在溫特圖爾，愛因斯坦還寫信告訴格羅斯曼，他正致力於氣體動力學理論，思考著物質相對於以太的運動。
　　１９０１年９月，在夏富豪森代課的愛因斯坦給人寫信說：「從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５日起，我成了夏富豪森的一家私立學校的教師。在這所學校的教學活動的頭兩個月中，我撰寫了一篇以氣體動力理論方面為題的博士學位論文。一個月以前，我已經將這篇論文呈交給蘇黎世大學了。」然而，母校依然沒有理睬愛因斯坦。
　　然而，滿意的事還是有的。１９００年１２月，愛因斯坦完成了第一篇科學論文，是關於分子之間相互作用力的研究，題為《由毛細血管現象所得到的推論》，發表在１９０１年的來比錫的《物理學雜誌》上。儘管後來愛因斯坦對這篇論文的評價是「毫無價值」，但在當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幾個字第一次端端正正地印在這家權威的物理學雜誌上，畢竟給了愛因斯坦許多溫暖與希望。
　　挫折的盡頭，已升起一縷光明。

aska110169

三　瑞士

--------------------------------------------------------------------------------


★　相對論的搖籃

　　希望在哪裡？光明在哪裡？
　　格羅斯曼，又是那個格羅所曼，向愛因斯坦投來了希望之光。
　　愛因斯坦在《自述片斷》中沒有忘記這件事：
　　「馬耳塞羅·格羅斯曼作為我的朋友給我最大的幫助是這樣一件事：在我畢業後大約１年左右，他通過他的父親把我介紹給瑞士專利局（當時還叫做『精神財產局』）局長弗裡德裡希·哈勒。經過一次詳盡的口試之後，哈勒先生把我安置在那兒了。這樣，在我的最富於創造性的活動的１９０２—１９０９這幾年中，我就不用為生活而操心了。即使完全不提這一點，明確規定技術專利權的工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真正的幸福。它迫使你從事多方面的思考，它對物理的思索也有重大的激勵作用。總之，對於我這樣的人，一種實際工作的職業就是一種絕大的幸福。因為學院生活會把一個年輕人置於這樣一種被動的地位：不得不去寫大量科學論文——結果是趨於淺薄，這只有那些具有堅強意志的人才能頂得住。然而大多數實際工作卻完全不是這樣，一個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就能夠完成人們所期待於他的工作。作為一個平民，他的日常的生活並不靠特殊的智慧。如果他對科學深感興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職工作之外埋頭研究他所愛好的問題。他不必擔心他的努力會毫無成果。我感謝馬耳塞羅·格羅斯曼給我找到這麼幸運的職位。」
　　當時，格羅斯曼自己剛當上助教，當然沒有能力替他在大學裡謀一席教職。但是，他把愛因斯坦的窘迫處境告訴了父親。老格羅斯曼請自己的好朋友，伯爾尼聯邦專利局局長哈勒幫忙。哈勒是在開山築路的年代裡苦幹出來的工程師，他胸襟開闊，辦事果斷，說到做到。他一口答應幫這個忙。１９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報上登出了伯爾尼專利局的「徵聘啟事」：
　　「徵聘二級工程師。應徵者需受過高等教育，精通機械工程或物理學……」
　　愛因斯坦馬上趕到伯爾尼專利局，呈上了申請書。他來到局長辦公室，面對著坐在辦公桌後面的局長那一雙鋒利的眼睛，心在怦怦直跳。他知道，必須通過這場考核。父母親希望他生活安定下來；米列娃期待他找到個固定職業；他自己，受夠了學術界的冷淡，也把專利局的職位看作幸福的所在。
　　局長叫他坐下，拿出幾份專利申請書，要他當場提出意見。愛因斯坦缺少工程知識，不懂技術細節，這一點逃不過局長的眼睛。可是，愛因斯坦對新事物的敏銳反應和判斷真偽、對錯的能力，也引起了哈勒先生的注意。局長收起專利申請書，和愛因斯坦談起了物理學，從牛頓談到麥克斯韋。哈勒理論修養不高，但是多年的專利局工作，使他獲得了一種無與倫比的鑒別優劣的能力。他看出，這個說話溫和的年輕人，確實像老格羅斯曼介紹的那樣，是有天才的，他決定錄用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搬到了伯爾尼，未來物理學大師終於走到了輝煌的起點。
　　在一幢破舊的小房子裡，愛因斯坦住了下來。哈勒先生已經通知他，專利局一有空缺，他就可以正式上班，在待職期間，他可以當家庭教師，以此餬口。首都有的是學生，愛因斯坦呢，他有的是物理學。於是，伯爾尼的報上出現了一則小小的廣告：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聯邦工業大學畢業。講授物理課，每小時３法郎，願者請洽。」
　　廣告吸引的學生寥寥無幾，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是一副坦然成熟的心態。一個曾受業於他的學生描述當時的愛因斯坦：
　　「身高約５英尺１０英吋，肩膀寬闊，腰稍微有點前曲，棕色的皮膚顯得蒼白，長著一張引起美感的嘴，上唇留著黑胡，鼻子稍帶鷹鉤，棕色的眼睛十分明亮，語音歡快、法語發音準確、但略帶德語口音。」
　　１９０２年３月底，一個應廣告而來的學生結識了愛因斯坦，他就是莫裡斯·索洛文。索洛文是羅馬尼亞人，他來到蘇黎世上大學，同時希望加深自己的物理學知識。初次談話導致後來不斷見面以及隨之而來的終身友誼。
　　索洛文在大學學習哲學、文學、希臘文、數學、物理學、地質學，還在醫學系聽課。作為闡明自然界一般觀點的手段的理論物理學引起了他的興趣。當索洛文按廣告找來時，雖然愛因斯坦是在半明半暗的樓道裡迎接他，可愛因斯坦那雙大眼睛射出的不尋常光輝使他感到驚訝。第一次談話就確立了他們觀點和興趣的一致。會晤接連不斷，他們以長時間的討論代替了上課。
　　這樣，私人授課變成了聚會、讀書、討論、探索和研究。幾個星期後，哈比希特也來參加他們的討論，他來到伯爾尼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大學學業。
　　通常他們都在工餘和課後見面，在一起散步或在誰的寓所聚會，座談和一起大量閱讀。他們研究過斯賓諾莎和休謨的一些哲學著作，馬赫、阿芬那留斯、畢爾生的新著，安培的作品《科學的哲學經驗》，亥姆霍茨的文章，黎曼的著名演講《論作為幾何學基礎的假設》，戴德金和克利福德的數學論文，彭加勒的《科學的假設》以及許多別的東西。
　　他們還一起讀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昂朵馬格》、狄更斯的《聖誕節的故事》、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和世界文學的其他代表作品。他們經常就某一頁、某一句話引起爭論，爭論持續到深夜並一連幾天。在米列娃搬來之前的日子裡，朋友們是在一起吃飯的，午餐通常是灌腸、乾酪、水果和加蜂蜜的茶。授課收入差，課又少，愛因斯坦常開玩笑說，也許沿街串巷演奏小提琴更好些。但至少他們感覺自己是幸福的。在談及這幾年的時候，索洛文曾引用伊壁鳩魯的名言：
　　「歡樂的貧困是最美好的事」。
　　精神的歡悅與物質貧困間的反比越大，人的身上就會產生奇跡了。
　　團結、友愛、共同的興趣、思想，使三人間心心相印，他們乾脆為三人世界起了個名字：奧林比亞科學院。
　　愛因斯坦晚年曾回憶起這段時間。１９５３年４月３日，在給哈比希特和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
　　「敬致不朽的奧林比亞科學院：
　　在你的生氣勃勃的短暫生涯中，你曾以孩子般的喜悅，在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東西中尋找樂趣。你的成員把你創立起來，目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開玩笑。他們這麼做是多麼正確，我通過多年的細心觀察，懂得了對此作出充分的評價。
　　我們三個成員至少都表現得是堅忍不拔的。雖然他們都已經有點老態龍鐘，可是你所閃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輝依然照耀著我們孤寂的人生道路；因為你並沒有同他們一起衰老，而卻像蓬勃生長的萵苣那樣盛發繁茂。
　　我永遠忠誠於你，熱愛你，直到學術生命的最後一刻！現在僅僅是通訊院士的A．E．
　　普林斯頓３．Ⅳ．５３．」
　　愛因斯坦寫此信的原由是，１９５３年哈比希特到巴黎訪問了索洛文，他們回憶了半個世紀以前那些崢嶸歲月，於３月１２日一起寫了一張明信片給愛因斯坦：
　　「敬致我們科學院的無比敬愛的院長：
　　我們這個舉世聞名的科學院今天開了一個憂傷而肅穆的會議，雖然你缺席了，還是給你保留著席位。這個保留席位，我們始終使它保持溫暖，等著，等著，一再等著你的來臨。
　　哈比希特
　　我，這個光榮的科學院的往昔成員，當看到該由你坐的那個空席位時，也忍不住老淚縱橫。留給我的，只有向你表達我的最微末、最誠摯的衷心祝願。
　　M·索洛文」
　　奧林比亞科學院，相對論的搖籃！
　　三人世界形成後不久，奧林比亞科學院又增加了新的成員，一個是愛因斯坦的同事，意大利人、工程師米蓋朗琪羅溫德勒的丈夫，還有一個是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的丈夫泡利·溫德勒，他也是愛因斯坦在阿勞讀書時的朋友。貝索於１９０４年由愛因斯坦介紹進入伯爾尼專利局。他們一起工作，一起下班。貝索在哲學、社會學、醫學、技術、數學和物理學方面的淵博知識，使愛因斯坦有了與之共同探討各種新思想的至朋好友。愛因斯坦後來曾說過，貝索是他在全歐洲都找不到的「新思想更好的共振器了」。看來，貝索具有接受新思想和給它增加某些非常重要的欠缺的線條的驚人能力。
　　貝索本人曾說起過關於他同愛因斯坦的談話：「這只鷹用自己的雙翼把我——麻雀——夾帶到遼闊的高空。而在那裡，小麻雀又向上飛了一些。」
　　這是針對第一次口頭解釋相對論思想而說的。聽完愛因斯坦的解釋之後，貝索感到，而且是強烈地感覺到，科學史上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貝索與愛因斯坦圍繞這個新思想展開了持續的討論，所以愛因斯坦在《論動體的電動力學》這篇著名論文中以這樣一句話結尾：
　　「最後，我要聲明，在研究這裡所討論的問題時，我曾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貝索的熱誠幫助，要感謝他一些有價值的建議。」
　　伯爾尼時期的生活緊張而有趣。
　　索洛文回憶說，朋友們談夠和抽夠煙之後就恭聽愛因斯坦演奏小提琴，而有時去散步，在途中繼續討論。他們還在午夜後攀登過位於伯爾尼南面的古爾騰山。夜空的星辰把他們的思想吸引到天文學問題上，於是談話又以新的活力重新開始了。他們在這裡呆到天明並觀看日出。他們看見太陽如何從地平面冉冉升起，黑壓壓的隱約可見的阿爾卑斯山的輪廓染上一層迷人的緋紅色彩，巨大的山國以深沉的寧靜感召著一群新時代的精英的靈魂。
　　清晨來臨了。
　　幾個年輕人走進小飯館，喝過咖啡，大約９點鐘以前才下山，他們疲憊而幸福。有時他們徒步到２０公里外的圖恩城去。步行從早上６時持續到中午，他們重又置身於阿爾卑斯山脈之中。朋友們談起地球的歷史，山脈的形成，地質學問題。他們在城裡用過午飯，然後在湖畔坐下並呆上一整個下午，傍晚才乘坐火車回伯爾尼。
　　此時的愛因斯坦，整個身心都沉浸在深深的思考中。
　　索洛文回憶道，此時的愛因斯坦，說話緩慢、單調，時而緘默沉思。人整個兒沉浸在思維過程中，周圍的一切都視而不見。索洛文回憶的一些軼聞趣事，很可說明這一點。
　　在愛因斯坦生日的那一天，索洛文和哈比希特打算去他家吃晚飯，所以帶去了他從未品嚐過的魚子醬，這也是愛因斯坦早就想品嚐的東西。吃飯之前，大家一直談著慣性原理的話題。朋友們入席後，愛因斯坦仍滔滔不絕地講著慣性問題。他把魚子醬送到口裡，仍在繼續評論：
　　「牛頓說，物體的慣性是對絕對空間講的。馬赫說，物體的慣性是對遙遠的星系講的。到底誰對呢？」
　　魚子醬吃完了，演講的人停下來，用手在桌上劃了一個大問號。
　　朋友們問他：
　　「請問愛因斯坦先生，你知道你剛才吃的是什麼嗎？」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愛因斯坦反問道。
　　「是魚—子—醬」，朋友們齊聲告訴愛因斯坦。
　　「怎麼？哎喲，是魚子醬呀！」愛因斯坦惋惜地叫了起來。
　　沉默片刻後，他又說：
　　「不必請我這樣的傢伙嘗什麼山珍海味，他反正也不知道它的價值。」
　　朋友們大笑起來。
　　在伯爾尼，常有一些大音樂家來巡迴演出，朋友們常出席他們的音樂會。有一次，捷克交響樂隊要來伯爾尼舉行音樂會。音樂會前夕，索洛文提議大家去聽音樂會，但恰好這些天他們正在津津有味地閱讀休謨的書。遵照愛因斯坦的建議，他們決定放棄音樂會，代之以到索洛文那兒繼續讀書。可是第二天，索洛文弄到一張票，他預備好他的夥伴們愛吃的煮雞蛋作晚飯，並留下一張便條：
　　「親愛的朋友們——請吃雞蛋，並致敬意與歉意！」
　　按時來到索洛文家的愛因斯坦和哈比希特讀了便條後，用完晚飯，在房間裡抽夠煙才走，走時也留下一張便條：
　　「親愛的朋友——請嘗濃煙，並致敬意與歉意！」
　　第二天見面時，愛因斯坦緊皺雙眉，氣憤地責罵：
　　「壞蛋！你竟敢為了什麼音樂會就忽視了科學院會議！外國佬，蠢貨！再有這種狂妄行為，你就要被開除了！」
　　然後，他們又一起坐下來研讀休謨，直到午夜之後才分手。
　　愛因斯坦是在１９０２年６月１６日正式得到伯爾尼專利局的正式任命的，聘他為三級專家，實際上就是技術審查員，年薪３５００法郎。
　　愛因斯坦應聘二級工程師，結果降為三級，名稱也改了。但是這些對於愛因斯坦都無關緊要。他終於有了固定的職業，不必再為生活操心。他可以在工作之餘，專心致志地研究他心愛的物理學了，夠了，他滿意了。
　　愛因斯坦每天上午步行到專利局，走上四樓，坐在他那間狹長的辦公室裡，工作８個小時。當時，專利局裡使用的是一種長腿坐椅，那些審查專利的工程師和專家們養成了一個習慣：把坐椅往後一仰，雙腿翹到桌上，悠閒地審查圖紙。愛因斯坦不習慣這樣，他寧可緊張、聚精會神地伏案工作。有一天，他從家裡帶來一把鋸子，一聲不響地把椅腿鋸掉了一截。他又可按自己的習慣，整個身子都埋在桌子上的圖紙中。
　　愛因斯坦很快就贏得了大家的喜愛。一個同事問他：「怎樣才能做一個好公務員？」
　　愛因斯坦微笑著看了這位同事一眼，慢吞吞地說，這有一個公式：
　　A＝X＋Y＋Z，
　　在這個公式中，A是成功，X是幹活，Y是遊戲，Z是沉默。
　　有一次，一位喜歡和人吵架的同事在和人吵架後，來找愛因斯坦評理。愛因斯坦聽他說話的火藥味兒還濃得很，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便笑呵呵地拿起心愛的小提琴，說：
　　「來，來，我們還是來拉拉韓德爾吧！」
　　這位同事忍不住笑了。因為作為德國古典作曲家的韓德爾的名字，在德語中也有「吵架」的意思。
　　我們這位喜歡幽默、說話詼諧的三級專家，坐在四樓８６號辦公室裡，審查一份份專利申請。他必須像局長所嚴格要求的那樣，提出一針見血的意見，並且寫出精確的鑒定書。當時正是人類發明慾望極為強烈的時代，專業和業餘發明家，工人農民和大學生，大家都在開動腦筋搞發明，都想取得專利權。呈報上來的新發明，大部分是一些細微末節的小東西，還有不少是永動機之類的無聊玩意兒。
　　愛因斯坦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這些五花八門的新發明。敏銳的直覺，使他很快就從複雜的圖紙中抓到了本質的東西。錯誤的、荒唐的、異想天開的，往邊上一扔；有價值和新穎有趣的新發明、新創造，分別寫出鑒定書，歸檔。一天的工作，往往不到半天就做完了。
　　這時，他就可以拿出小紙片來，做自己的物理學研究了。原來，這就是他那個成功公式中的遊戲Y呢！一行行數字，一個個公式，很快就寫滿了一張；一張張紙片，很快變成了一疊。他眼睛盯在紙上，耳朵聽著門外，一有腳步聲，就趕緊把紙片藏到抽屜裡去。因為局長規定，上班時間不准做私事。他「偷」上班的時間做私事。不，他是在發現自然的規律，這應該算是人類最大的公事。
　　８小時之後，愛因斯坦回到家裡，又繼續他那發現自然規律的工作，至於到什麼時候結束，那誰也不知道了。上班是有鐘點的，下班以後，時鐘上的那兩根指針對於愛因斯坦來說，其實已沒有任何作用。
　　有了固定職業後，愛因斯坦在克拉姆胡同４９號租了一套便宜的住房，他可以考慮成家了。在定居伯爾尼之前，愛因斯坦就有了和米列娃結婚的打算。但愛因斯坦的雙親極力反對這門婚事。１９０２年，愛因斯坦為此事還與母親之間產生了暫時的不和，他的母親不論當時還是後來，一直都不喜歡米列娃。１９０２年，愛因斯坦的父親患心臟病，愛因斯坦回到米蘭父親身邊。父親終於在臨終之前同意了兒子的婚事。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赫爾曼·愛因斯坦逝世，葬於米蘭。１９０３年１月６日，愛因斯坦和米列娃結了婚。婚禮十分簡單，證婚人是索洛文和哈比希特。喜慶筵席結束之後，愛因斯坦帶著新娘回克拉姆胡同，走到房門口，糟糕，又忘了帶鑰匙！新娘只好站在新房門口，等新郎去找鑰匙。米列娃知道，忘記帶鑰匙是愛因斯坦的老毛病了。在蘇黎世上大學的時候，愛因斯坦的鄰居就常聽見他半夜三更站在大門口，壓低了嗓音向著門縫裡叫：「房東太太！我是——愛因斯坦！對不起，我又忘記帶鑰匙了！」
　　１年多後，米列娃生下一個兒子，起名叫漢斯·阿爾伯特。兒子的出生，給愛因斯坦帶來快樂，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他本來已經拉著專利局和物理學研究這兩部沉重的車，現在又套上了家庭這部車。
　　一匹馬同時拉著三部車！
　　這是奇跡，是人的智慧、精力和耐性極度發揮的奇跡。
　　這個年輕的父親，左手抱著兒子，右手做著計算。孩子的啼哭和他自己哄孩子的聲音：「嗯，嗯，小漢斯，小漢斯！」彷彿是另一個世界裡的聲音。他有一種奇妙的自我孤立的本領。現在，他的世界裡只有自己一個人，那裡的聲音是分子、原子、光量子！空間、時間、以太！
　　這個專利局的小公務員，推著一部嬰兒車，在伯爾尼的馬路上散步。他邁著莊重的步子，每走十幾步就站住，從上衣口袋裡拿出紙片和鉛筆，寫下幾行數字和公式，低頭看一眼恬睡的兒子，抬頭看一下鐘樓上的那座大鐘，又向前走去。時間到了，已經盡了做父親的職責。他趕緊回到克拉姆胡同，把兒子交給米列娃，自己鑽到一角去做他未完成的計算。
　　這個年輕人，頭腦裡激盪著實驗、假設、公式和定律，眼中閃耀著奇異的光彩，手在飛快地書寫，那一個個奇妙的數學符號，將構造出一個新的世界。他是藝術家，他在窺視自然的奧秘，陶醉在自然的莊嚴、和諧和美麗之中；他是戰士，他在向茫茫的未知世界進軍；他是勞動者，他寫過的一張張草稿紙，可以堆成一座山。
　　這個年輕人，哪裡像物理學家呢？他沒有受過名師的教誨，也沒有在大學裡佔有一個席位，他連研究物理學所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圖書資料都沒有。可是，這個年輕人有勇氣，有決心，他要解決物理學中最困難的「以太之謎」。這個難解的謎，困惑了多少物理學家！現在，這個年方２６歲的小公務員已經披掛上陣，他要來解這個謎了。
　　愛因斯坦在心頭醞釀這個問題，已有１０年之久。多少次，眼前似乎閃現出亮光，再轉個彎，該就是光明的境地了。可是，忽然又墜入黑暗之中。又有多少次，他似乎已經走近成功的大門，鑰匙又拿在手上了。可一個不眠之夜後，他又會悄悄走到貝索那裡，輕聲告訴他，手上的鑰匙開不了那扇大門。
　　再說，大門裡面究竟又是什麼東西呢？
　　今天，愛因斯坦手裡又握著一把鑰匙。他相信，用這把鑰匙，總能解開那個以太之謎了。可是，在下班的路上，他拖著疲乏而又絕望的腳步，對貝索說：
　　「不行，不行！一切都是錯誤的，徒勞無用的！」
　　夜深了，愛因斯坦躺在床上，他哪裡睡得著！那個謎還在折磨他。沒有一絲希望，沒有一線光明。但是突然，在籠罩著一切的漆黑的天幕背後，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搏動。出現了一線亮光，黑暗裂開了。一下子，那淡青色的、杏黃色的、血紅色的、絳紫色的千萬道光芒，全部衝了出來。太陽升起來了，他心裡的太陽升起來了，愛因斯坦立即翻身起床。他看了一眼正在酣睡的米列娃和小漢斯，悄悄走到外面的屋子，點上煤油燈，開始寫……
　　愛因斯坦終於找到了解開以太之謎的金鑰匙。
　　像山裡的溪水，被巨石攔住去路，流水積聚起來，一旦溢出，即為飛瀑，奔騰跳躍，一瀉千里。現在，愛因斯坦的筆在飛馳，像發狂一樣……
　　５個星期以後，愛因斯坦寫成了《論動體的電動力學》。
　　以前他還寫了三篇論文，連同剛寫成的這一篇，一共有四篇了。在這四篇論文中，他挑了份量最輕的那篇寄到蘇黎世的聯邦工業大學。這次，大門向他敞開了，他成了愛因斯坦博士。但是，當不當博士無關緊要，在伯爾尼的專利局、郵政局裡，博士多的是。重要的是另外三篇論文，他把它們寄到萊比錫去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１９０５年。
　　可也就在１９０５年，哈比希特和索洛文先後離開伯爾尼。
　　富於創造性的奧林比亞科學院結束了輝煌的日子。１９０６年５月，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不無傷感地說：
　　「你去後，我再沒同什麼人交往。甚至同貝索在回家途中慣常的談話也中止了。」
　　１９０５年３月，愛因斯坦邀請哈比希特重返伯爾尼。
　　「敬請閣下蒞臨我們無尚光榮的科學院召開的幾次會議，這樣就可使它的成員增加百分之五十。」
　　此後不久，愛因斯坦又給哈比希特寫了如下一封信：
　　「親愛的哈比希特！我們之間現在籠罩著一種神聖的沉默，如果我用無足輕重的廢話來打破它，似乎是一種褻瀆。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高尚的東西難道不總是遭到這種命運嗎？您究竟在忙些什麼，您，冰凍的鯨魚，乾癟的罐頭式的靈魂片，而……我還能把充滿百分之七十的忿怒和百分之三十的憐憫都扔向您的腦袋嗎？您可以感謝這後面的百分之三十，由於它我才沒有把裝著切好的大蔥和大蒜的鐵罐寄給悄悄溜去過復活節的您。您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把您的學位論文寄給我呢？難道您這可憐的人不瞭解，我將是高高興興地和津津有味地閱讀它的幾個男子漢中的一個嗎？我答應回敬給您四篇作品，其中第一篇很快就寄去，因為我在等作者應得的贈閱本。它講的是光的輻射和能量，是很革命的。只要您先把自己的作品寄給我，您自己就會看到它。第二篇的內容是通過研究中性物質稀溶液中的擴散和內摩擦來測定原子的實際大小。第三篇證明：根據熱的分子理論，懸浮在液體中大小為１／１０００毫米的物體進行著分子熱運動引起的可以覺察到的不規則運動。懸浮物體的這種運動，確實已被生理學家觀測到了，他們稱它為『布朗分子運動』。第四篇作品是從動體的電動力學概念出發並將修改空間和時間的學說；這篇東西的純動力學部分準會引起您的興趣……您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向您致敬！我的妻子和已滿週歲好尖聲哭叫的小傢伙向您致以友好的問候！」


★　小公務員的大發現

　　在伯爾尼的歲月裡，愛因斯坦在科學上取得豐碩的成果，第一批研究結果的問世，就像閃電劃破了時代的夜空一般。１９０５年，對於２６歲的愛因斯坦來說，是碩果纍纍的一年，對物理學史來說，則是革命的一年：相對論誕生出來了！
　　在這一年，來比錫出版的《物理學紀事》雜誌上發表了三篇論文，作者是同一個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篇是討論布朗運動的，用最有力的證據證明了分子的存在，它的作者在物理學史上佔有光榮的一頁。一篇是發展普朗克的量子論，提出了光量子假設，它的作者將因此獲得科學界的最高獎賞——諾貝爾獎金。第三篇就是《論動體的電動力學》。這是相對論的第一篇論文。它開創了物理學的新紀元，它的作者的名字是和牛頓並列的。
　　一個２６歲的青年，伯爾尼專利局裡默默無聞的小職員，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在物理學三個未知領域裡，齊頭並進，同時取得巨大成果，這在科學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也許只有１６６５—１６６６年可以和１９０５年相媲美。當時瘟疫席捲英國，劍橋大學被迫關閉，２３歲的牛頓回到故鄉烏爾索普村。他在鄉居期間，發明了微積分，發現了白光的組成，並且開始研究引力問題。
　　天才，一個真正的天才！人們也只好這樣解釋。
　　愛因斯坦當然不這麼看。
　　他對為他寫傳記的作家塞利希說：「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不過喜歡尋根刨底地追究問題罷了。」
　　他也對一位物理學界的同行說過：「空間時間是什麼，別人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搞清楚了；我智力發育遲，長大了還沒有搞清楚，於是一直在揣摩這個問題，結果也就比別人鑽研得深一些。」
　　但不管怎麼說，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史上當之無愧的革命者。牛頓繼承哥白尼、伽俐略和開普勒，完成了物理學的第一次革命，創立了牛頓力學。法拉第、麥克斯韋完成了物理學的第二次革命，創立了電磁場理論。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新一代物理學家，則進行了物理學的第三次革命，創立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
　　從時間順序看，愛因斯坦在１９０５年的創造性研究中，最早的研究工作是分子物理學。
　　愛因斯坦關於熱運動的主要研究內容，是用統計方法分析原子、分子運動問題以及研究運動和熱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這方面，愛因斯坦的工作超過了奧地利天才的物理學家玻爾茲曼和美國科學家吉布斯的研究成果，他在物理學方面的探索深度勝過數學的論證。同時，在玻爾茲曼的思想引導下，他把概率作為熱學的數學演算基礎。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愛因斯坦單獨研究出來的，以致有人曾對玻恩說過，「統計力學的所有具有重要特點的新發現」全是愛因斯坦搞出來的。這位年輕的研究家研究分子物理學的明確意圖是想借助於可靠的結果，為他篤信的原子論的正確性提供論據，因為當時原子論還處在爭論之中。
　　許多人否定分子和原子的存在。他們說：
　　「存在原子嗎？存在分子嗎？多大？什麼樣子的？」
　　愛因斯坦相信世界是物質的。他相信原子和由原子組成的分子是存在的。但是，怎樣才能用最有力的證據證明原子和分子存在呢？他開始研究分子運動論。在那些失業的日子裡，他已經開始研究分子運動論。現在，坐在專利局的辦公室裡，他要來研究布朗運動了。１８２７年，英國植物學家布朗在顯微鏡下觀察，發現在液滴中浸泡的花粉粒子不停地在作不規則運動。後來，以發現者的名字把這種粒子的亂動稱之為布朗運動。粒子越小，液體溫度越高，運動就越激烈。
　　幾十年來，無數學者為解釋這種現象的奧秘，作了種種徒勞的努力。早在愛因斯坦前２０年，法國物理學家曾經猜測，布朗運動是由於懸浮粒子受到顯微鏡下觀察不到的液體分子的不規則碰撞所造成。這種富於想像的解釋，在當時不僅缺少數學基礎，而且沒有任何的實驗證明。
　　在《分子熱運動論所要求的平靜液體中懸浮粒子的運動》一文中，愛因斯坦以統計方法論證了懸浮粒子的運動速度及其顆粒大小與液體的粘滯係數之間存在著可用實驗檢驗的數量關係。
　　愛因斯坦對於以前布朗運動方面的工作並不瞭解，他把顯微鏡下可見粒子的運動看作是顯微鏡下看不到的液體分子運動的表徵。他用統計方法，解釋了在他之前波蘭物理學家斯莫魯科夫斯基論證過的這種現象，並且作出數學表述。１９０８年，法國物理學家佩蘭通過實驗完全證實了「布朗運動的愛因斯坦定律」。由於這項工作，佩蘭榮獲了１９２６年諾貝爾獎金。
　　愛因斯坦關於分子物理學的研究證明了下述觀點是正確的，即熱是能量的一種形式，它是由不規則的分子運動所引起。同時，還使原子論得到了充實，即從物理意義上說來，「物質」是由分子和原子構成。
　　根據愛因斯坦提出的測定分子體積方法，加上關於布朗運動的公式，能夠數出分子的數目。過去，物理學一直依賴奧地利物理學家格施米德發明的近似方法，而現在可以根據愛因斯坦的理論，用精確的數學方法進行計算了。
　　愛因斯坦對於熱運動的研究，除了對專業學科十分重要，還在認識論上具有重大意義。它說明，某些自然科學家否定和懷疑原子論是沒有道理的，愛因斯坦對分子觀念的證明是令人信服的，以至連馬赫和另一位原子論的堅決反對者奧斯瓦爾德也聲稱「改信原子學說」了。關於這一點，愛因斯坦在《自述》中說得很清楚：
　　「在那些年代裡，我自己的興趣主要不在於普朗克的成就所得出的個別結果，儘管這些結果可能非常重要。我的主要問題是：從那個輻射公式中，關於輻射的結構，以及更一般地說，關於物理學的電磁基礎，能夠得出什麼樣的普遍結論呢？在我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必須簡要地提到關於布朗運動及有關課題（起伏現象）的一些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以古典的分子力學為根據的。在不知道玻爾茲曼和吉布斯的已經發表而且事實上已經把問題徹底解決了的早期研究工作的情況下，我發展了統計力學，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熱力學的分子運動論。在這裡，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一些事實，盡可能地確證那些有確定的有限大小的原子的存在。這時我發現，按照原子論，一定會有一種可以觀察到的懸浮微粒的運動，而我並不知道，關於這種『布朗運動』的觀察實際上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最簡單的推論是以如下的考慮為根據的。如果分子運動論原則上是正確的，那麼那些可以看得見的粒子的懸浮液就一定也像分子溶液一樣，具有一種能滿足氣體定律的滲透壓。這種滲透壓同分子的實際數量有關，亦即同一克當量中的分子個數有關。如果懸浮液的密度並不均勻，那麼這種滲透壓也會因此而在空間各處有所不同，從而引起一種趨向均勻的擴散運動，這種擴散運動可以從已知的粒子遷移率計算出來。但另一方面，這種擴散過程也可以看作是懸浮粒子因熱騷動而引起的、原來不知其大小的無規則位移的結果。通過把這兩種考慮所得出的擴散通量的數值等同起來，就可以定量地得到這種位移的統計定律，也就是布朗運動定律。這些考察同經驗的一致，以及普朗克根據輻射定律（對於高溫）對分子的真實大小的測定，使當時許多懷疑論者（奧斯瓦爾德、馬赫）相信了原子的實在性。這些學者之所以厭惡原子論，無疑可以溯源於他們的實證論的哲學觀點。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它表明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銳本能的學者，也可以因為哲學上的偏見而妨礙他們對事實作出正確解釋。這種偏見——至今還沒有滅絕——就在於相信毋須自由的概念構造，事實本身就能夠而且應該為我們提供科學知識。這種誤解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人們不容易認識到，經過驗證和長期使用而顯得似乎同經驗材料直接相聯繫的那些概念，共實都是自由選擇出來的。」
　　愛因斯坦對於布朗運動的理論研究，成功地繼承了過去分子物理學的工作，並使它獲得完滿結果。他在光學理論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同已經取得的發現分不開的。不過，這一研究工作，一開始就具有革命性：它意味著科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
　　１９０５年，愛因斯坦的第一篇著作《有關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試探性觀點》問世了。在以後的幾年中，他還發表了幾篇有關量子物理學的論文。
　　在光的新理論中，愛因斯坦以普朗克１９００年提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在熱輻射過程中能量的放出和吸收都是以不連續方式進行；能量的最小數值叫量子，它的數值取決於基本作用量h——「普朗克常數」。每次放出和吸收的輻射能都是這個數值的整數倍。
　　普朗克的這一發現與當時普遍認為正確的光的波動理論是不相容的。光的波動學說認為光是以波動狀態連續傳播的。１９世紀初，這一學說戰勝了牛頓的微粒說。後來，麥克斯韋和赫茲還在實驗和理論上證實了這個學說。
　　普朗克希望通過分析熱輻射，能夠解開熱學和電磁學之間聯繫的奧秘。他想通過自己的研究，將物理學中這兩個領域彼此不相矛盾地統一起來。突然，他當時面臨一個事實，發現某些輻射過程具有不連續量子的特性，這一點無法納入經典物理學世界觀中去。由於在學術上，普朗克的基本態度是保守的，因此普朗克堅持不懈地企圖尋求某種方法和途徑把他獲得的認識與經典假設調和起來。不過，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
　　愛因斯坦在思想方法上沒有任何保守性，他很少顧及權威和因襲的教條，因而進一步發展了普朗克的思想，邁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他認識到，正確運用普朗克假設之後，光的學說便煥然一新：雖然光是在空間連續傳播的一種波動現象，但光僅能集中於特定地點，產生物理作用。因此，光具有不連續的顆粒特性，它可以是一束光量子，即「光子」。
　　愛因斯坦用下面的比喻解釋過光子假說和普朗克理論的相互關係：
　　「如果啤酒總是裝在可容一品脫的瓶子裡出售，由此完全得不出啤酒是由等於一品脫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組成的結論。」
　　為了檢驗小桶裡的啤酒是否由不可再分割的部分所組成，我們可以把小桶裡的啤酒分別倒進一定數量的容器中，比方說十個容器中。我們用完全任意的方式將啤酒分份，聽任偶然去確定每一個容器中倒進多少。我們測量一下在每一個容器中啤酒有多少，然後再把啤酒倒回小桶裡。我們多次重複這種操作。如果啤酒不是由不可分割的部分所組成的，那麼在每個容器中啤酒的平均份量和所有這些容器的平均份量將是同樣的。如果啤酒是由不可分割的部分組成的，那麼在各容器之間就會出現不同的啤酒的平均份量。設想一種極端的情況，小桶裡只能容納一份不可分割的啤酒。這時，整個一份啤酒每一次只能倒進一個容器，在這些容器裡面所裝的東西之間的區別就十分巨大了：一個容器中裝了小桶裡所有的啤酒，剩下的容器將空無一物。如果小桶是由兩份、三份……這種不可再分割的份額組成的，那麼偏離平均份量將越來越小。因此，按照偏離平均份量的大小，即按照起伏的大小，可以判斷啤酒的不可分割的份額的大小。
　　我們轉回來研究電磁波。讓電磁波佔滿一個被限定的「桶」壁——由許多單個胞格所組成的某個空間容積。是否可以把這些波的能量分為隨便多大數量的部分，或許我們將碰到不可進一步分割的「份額」？並且，如果輻射的電磁場是間斷的，那麼它的最小「份額」的大小又是怎樣的呢？
　　測量一下胞格中能量的份量對於平均份量的偏離——這個份量在由一個胞格轉到另一個胞格時的變化，就可以解答這些問題。如果最小「份額」大，那麼這種變化就大；如果「份額」小，那麼變化也小。
　　愛因斯坦的光量子學說，以最簡煉的方式闡明瞭「光電效應」，這種效應的基礎是光與電子之間進行能量交換。這樣便解釋了光束打到金屬上時，能把電子從其表面拉出來。這些電子在脫離金屬表面之後的動能，與光源的強度無關，而完全取決於其顏色，在紫外光的情況下，電子的動能最大。１８８６年，赫茲發現了這個現象，儘管許多物理學家對此作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運用光的波動學說無論如何也解釋不清。然而，借助愛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論卻可以把光電效應闡述得清楚。紫外光是由能量高的光子、亦即衝擊力大的光粒子構成，而紅光是由能量較低的光量子構成，所以紫外光打出的電子比紅光打出的電子的動能要大。
　　１０年之後，美國實驗物理學家密立根的研究證明，愛因斯坦對於光電效應的解釋是正確的。「康普頓效應」是以發現者的名字命名的一種散射現象，這是波長極短的x射線跟原子中結合得很鬆散的電子發生作用時產生的一種現象。１９２３年，這一效應證實了光子的實在性，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從此以後光量子學說成為現代物理學的當然組成部分。
　　愛因斯坦關於光的新理論，究竟超過他同時代自然科學家的思想境界有多遠，這從１９１３年柏林第一流的物理學家們的評論中可以一目瞭然。當愛因斯坦被任命為柏林科學院院士時，他們在讚揚了他在科學上的多方面成就後，要大家特別重視他的光量子假說：
　　「他在探索過程中，往往會超出預想目標，比如在光量子假說方面就是這樣，因而對他作出評價不會太困難；在精密自然科學中，一次冒險也不作，便不會有真正的創新。」
　　光量子假說在學術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整個原子物理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不論是１９１３年玻爾提出的赫赫有名的原子模型，還是２０年代初期法國物理學家德布洛伊天才的假說「物質波」，沒有光量子假說都是難於設想的。
　　愛因斯坦關於光的新理論，在哲學上從兩個方面說來是重要的：其一，證明了普朗克在熱輻問題上發現的量子現象並非是輻射現象所特有，而在一般物理過程中都有表現。這樣，由於普朗克的發現而動搖了的舊的形而上學觀念，即大自然不作飛躍的觀點徹底垮臺了。其二，愛因斯坦的研究結果，揭示了光的兩重性。原來光既是微粒，又是波動。於是，光的辯證矛盾得以證實。愛因斯坦的發現使惠更斯和牛頓彼此對立的光學理論統一起來，在更高一級上成為天才的假說。
　　它是自然界中辯證法的光輝範例。
　　後來，愛因斯坦也時常感到遺憾，因為人們都認為他是「相對論之父」。他在「相對論爭論」中曾經對荷蘭朋友說過：「為什麼總是在我的相對論上饒費口舌？我還干了其他有用的、或許是更好的事情嘛！」
　　確實，愛因斯坦如果不是相對論的創始人，他仍然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有關熱運動、光量子理論和固體比熱等問題的研究，對於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然而，相對論無疑是他最重要的成就。與他其他的研究工作相比，相對論對自然科學思想體系產生了更深遠的影響，它的作用遠遠超出哲學思想的範疇。它引起了一場最激烈的爭論。也正是它點燃了愛因斯坦譽滿天下的火炬。
　　１９１１年，勞厄撰寫了第一篇關於相對論的專著。他在《物理學歷史》一文中指出，自古至今的物理學問題，還沒有比得上空間與時間概念對人們產生這樣巨大的震動。這也說明，愛因斯坦為什麼對這類問題的研究特別重視。後來出版了千百本各種書刊，有反對相對論的，也有贊同相對論的。１９０５年，愛因斯坦在《物理學年鑒》上發表了長達３０頁的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這篇文章宣告了相對論的創生。１９０５年，也還在這一雜誌上，他以題為《物體的慣性同它所包含的能量有關嗎？》一文又作了重要補充。這兩篇論文都收集在１９１３年相對論重要的歷史文獻《相對論原理》一書中，與讀者再次見了面。
　　對於愛因斯坦在相對論中研究的問題，當時物理界的看法如何呢？
　　１９世紀，先是光學的機械理論居於統治地位。這種理論認為，光是一種稱之為「光以太」或簡稱「以太」的彈性介質的波動。以太能穿透一切物體，而又不影響物體的運動。但是，事實上，光學研究的新成果愈來愈難以符合機械以太假說。於是，物理學家斷言，可以把光看作是以太的一種特殊「狀態」。這種狀態被看成是電磁力場，法拉第把它抽像地引進自然科學領域，而後又被麥克斯韋用抽像得出奇的數學公式進行概括。
　　光以太學說與牛頓力學所引出的「絕對空間」理論緊密相連。牛頓認為：
　　「絕對空間由於它的本性以及它同外界事物無關，它永遠是同一的和不動的。」
　　於是，牛頓認為可以把以太看作是絕對參考體系，它決定了世界上一切運動的永恆的絕對狀態。
　　牛頓進而認為，也存在著「絕對時間」。他說：
　　「絕對的、真正的數學時間自身在流逝著，它的本性是均勻的。它的流逝同任何外界事物無關。」
　　這種觀點認為，時間在均勻地流逝，並且想像在宇宙中有一種「標準鐘」，人們可以從放在任意地方的這種時鐘上讀出「絕對時間」。後來，牛頓又談到了「絕對運動」，這是由「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聯想到的。他給「絕對運動」下的定義，亦即「物體從一絕對地點轉移到另一絕對地點」。
　　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是牛頓力學的根基。然而，牛頓的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有明顯的毛病：既然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同任何外界事物沒有關係，那麼怎樣才能知道它們存在呢？這個問題，牛頓沒有辦法回答。他只能說，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是上帝的創造。後來，康德又把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說成是先驗的。先驗的意思就是先於經驗，人一生下來就有的。這樣，牛頓和康德把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捧上了先驗的王國，不許人對它們有懷疑。
　　不過，懷疑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的人還是有的。萊布尼茲就批判過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但是沒有把它們批倒。到１９世紀，馬赫又對牛頓的時空概念作了有力的批判，但還是沒有批倒。這是因為要改變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客觀條件還沒有成熟。建立在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基礎上的牛頓力學，２００多年來，在解決宏觀低速現象的問題中，取得了無比輝煌的成功。直到２０世紀初，在物理學中，牛頓巨大的身影仍然君臨一切，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的概念，在物理學家的心裡依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要等到物理學的研究對象，從宏觀領域進入原子和電子的微觀領域，從低速領域進入光速和近光速的高速領域，以牛頓力學和麥克斯韋電磁場理論為基礎的經典物理學，才暴露出嚴重問題。
　　此外，實驗物理學也使人們對牛頓關於時空和運動的教條產生極大的懷疑。地球以每秒３０公里的速度在其軌道上繞著太陽轉動。我們的太陽系以每秒２０公里的速度在宇宙中飛馳。最後是我們的銀河系，它與其他遙遠的銀河系相比，以相當高的速度不停地在運動。那麼，要是光以太是靜止存在於「絕對空間」之中，並且天體穿過它運行，這種運動的結果對於光以太來說必然是顯著的，而且使用精密的光學儀器也一定能夠驗證「以太風」。
　　美國物理學家邁刻爾遜做了第一個實驗。他出生於波蘭，１８８１年曾在柏林和波斯坦做過亥姆霍茲的獎學金研究生。他的實驗由於實驗裝置不夠齊全，結果說服力不夠強。６年以後，邁刻爾遜在美國使用親自設計的高精度鏡式干涉儀，同莫勒合作重複了他以前的實驗。這台新式測試儀如此的精確，以致於儀器本身受「以太風」的影響都能清晰地顯示出來。但是這次實驗以及以後的多次反覆實驗，都沒有看到那種現象。證明光速完全是恆定的、與光源和觀察者的運動無關。「邁刻爾遜實驗」是物理學史上最著名的實驗之一，也是相對論的基本實驗。愛因斯坦十分欽佩邁刻爾遜的實驗技巧。
　　邁刻爾遜的實驗得到的結果，是徹底否定了光以太的存在。一開始，人們還想使虛構的以太假說與光速恆定的事實一致起來，從而來「拯救」以太。１８９５年，荷蘭物理學家洛侖茲假定，快速運動物體在運動方向上會產生機構收縮（「洛倫茲收縮」），為的是用這種方法在機械世界觀範疇內把邁刻爾遜實驗結果跟光以太和絕對空間捏合起來。這種設想儘管十分巧妙，畢竟是人為假想，不僅明顯帶有目的性假說的性質，而且從長遠看來不會使理論物理學家滿意。
　　邁刻爾遜的實驗結果使理論物理學家陷入難以自拔的思維困境，又像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但它被年輕的愛因斯坦，以無畏的劍一下砍斷了。
　　愛因斯坦在學生時代就已經從《自然科學通俗讀本》深知光速的意義，從阿勞時期開始，一直在反覆琢磨：倘若一個人以光速跟著光波跑，那將會看到什麼結果呢？聯想到麥克斯韋的電動力學和邁刻爾遜實驗的否定結果以及馬赫對牛頓力學基礎的批判，正是在這個早先的理想實驗中，相對論應運而生。在自傳中，愛因斯坦這樣記述著他的相對論的出發點：
　　「這樣，人們搞清楚了物理學中某一事件與空間坐標的時間值的意義。」
　　對時間值的分析成為相對論研究的直接起點。愛因斯坦一開始就研究了同時性的概念。他的研究結果歸納如下：倘若有一種速度無限大的傳遞信號，那麼在科學上是十分重要的，據此可以建立起相距遙遠地方的兩個事件的絕對同時性。不過，由於作為最大信號速度的光速是有限的，並且對所有的觀察者而言又都是一樣的，因而「絕對同時」沒有什麼物理意義，也喪失了理論依據。
　　所有涉及到時間的判斷，往往是關於同時事件的判斷。因而，同時概念的相對性導致時間概念的相對性，這是邏輯的必然。絕對同時不存在了，那麼也不會再有絕對的、對所有參考系全都適用的相同時間。從而，每一參考系都有它自身的時間，即它的「參考系時間」。正如愛因斯坦後來發現的那樣，整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虛空的空間中光速是恆定的。假使承認這一恆定性（這點已被邁刻爾遜實驗所證實），時間相對性就是不可避免的。
　　愛因斯坦的時間學說是嶄新的，在他以前還沒有一位物理學家或哲學家這樣徹底地研究過同時性，並且得出這樣深刻的結論。馬赫要求，把物理學中無法由經驗驗證的荒唐的因素全部加以取締。馬赫的這一要求，導致愛因斯坦取締牛頓「絕對時間」概念的想法。
　　由於時間和運動是彼此密切相連的，像馬克思就說過，時間是「運動在量值方面的表現」。所以時間概念的相對論化，使「絕對運動」概念也失去了立足之地。一個物體或一參考系的運動，只有在與另一物體或參考系相比較而存在，並在其對比中數值也是適宜的。不存在什麼「絕對運動」。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認為，在相互作直線——非加速運動的所有參考系中，自然規律是同樣有效。在它們之間，時間和空間值可以用「洛侖茲變換」這一特別的等式進行換算。１９０５年，愛因斯坦提出了相對論，他把作為光波載體的以太，從物理學世界中清除出去了。愛因斯坦認為，光以太原本只是物理學界的一個「幽靈」，他把獨立的物理實體——電磁場請出來，坐在以太的位置上，這也是嶄新的、勇敢的行動。儘管法國物理學家彭加勒在他之前就曾提過應該拋棄以太假說，但是他沒能把這種動議變成新的自然觀的基底。
　　「無以太物理學」乃是愛因斯坦思想的成果。
　　愛因斯坦在光的學說中引起的革命性進展，這種物理學中不存在以太的觀點，即使當時著名的物理學家也長時間接受不了。就連洛侖茲，這位在狹義相對論醞釀階段起過重要作用的科學家，直到１９２８年，還表示對光學現象沒有以太作載體不完全理解。
　　如今，先以太假說也像燃素學說中所謂在燃燒過程中從物質裡跑掉、名曰「火氣」的東西一樣，已經成為科學的史跡。它又像其他的科學假說那樣，在特定的時期內為研究工作服務，一旦完成使命，即被送進科學謬誤博物館裡去了。
　　拋棄光以太假說是一樁天才的破壞之作。在愛因斯坦取得的成就中，首先的建設工作是引進一個定律，即用C表示恆定的真空光速，把它納入各種自然常數之列，運用到物理學的基本規律中去。
　　愛因斯坦首次發現，光速在力學和光學中同等重要。在那兒，光速彷彿是一切過程不可達到的最高臨界速度，無論怎樣把力施加上去，把能量傳送上去，怎麼也不可能達到或超越光速，無論給初速度附加多少速度，也是徒勞。根據光速恆定這一事實，引出了相對論的兩個著名的「佯謬」，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也是多少年來激烈爭論的焦點所在。陷於因襲的形而上學機械觀中不能自拔的那些物理學家、哲學家，都曾經堅決反對過或者無情地嘲諷過相對論的這些「荒誕無稽」的結論。即使那些想沿著愛因斯坦所開闢的嶄新道路共同前進的人們當中，也有一部分在相對論上難於跟上愛因斯坦的腳步。
　　其中一個「佯謬」便是快速運動著的一把尺子，它跟靜止狀態相比，在運動方向上長度縮短了。這個問題是從邁刻爾遜實驗結果提出來的，後來形成了洛侖茲的機械收縮假說。愛因斯坦認為，這種收縮可以用兩個參考系之間存在著的相對速度來解釋。
　　另一個「佯謬」是在快速運動的參考系中的鐘，與靜止參考系中的鐘相比，它走得慢了。這涉及到「時間膨脹」，也叫做時間延伸或時間失真。根據這一佯謬會得出諸如這樣的結果：一個乘高速宇宙飛船長時期在太空遨遊的人，當他返回地球地面時，與一直留在地球上的他的孿生兄弟相比，他應該年輕得多。這是因為宇宙飛行員的生物鐘以及他的一切生理過程，比留在地球上的人要慢得多。但要想使生物鐘佯謬和孿生兄弟佯謬產生的效應顯現出來的話，宇宙飛船的速度一定要十分接近光速；可是這一條件與現實宇宙飛行的條件相距甚遠。
　　只要相對時間膨脹得不到實驗證明，激烈的爭論就不可能中斷。不過在３０年代末，從激發氫原子的實驗中，無可置疑地證實了時間的相對膨脹。後來，在宇宙線的研究過程中再次明確地得到了證實。由於宇宙線粒子的速度特別大，這一效應的數值也較大。
　　１９０５年，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宣判了機械自然觀的死刑，這是自然科學史上的一次大變革，也是辯證法在物理學基礎中的勝利。它把牛頓經典運動定律中所說的那種關於時間和運動的形而上學的機械觀點提高到辯證法的高度。牛頓定律是速度遠遠小於光速的極限定律。牛頓的形而上學觀點方法，儘管是當時所公認的定律，但是由於物理學的發展，碰到了無法逾越的鴻溝。愛因斯坦運用辯證思維的衝擊力量摧毀這些障礙，並為物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道路。在愛因斯坦以前，雖然有其他一些研究家確實已經採用形式數學的方法解決了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問題，然而愛因斯坦的功績仍是不可低估的。
　　只有個別物理學家能夠當即把愛因斯坦的理論看作是一個天才的發現。當時著名的理論家中，普朗克首先稱讚愛因斯坦的《論動體電動力學》一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普朗克在一次演講中說：愛因斯坦時空觀的「勇敢精神的確超乎自然科學研究和哲學認識論上至今所取得的一切大膽成果」。確實有不少著名的專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愛因斯坦的學說抱懷疑態度，其中尤以實驗研究家居多。
　　有意思的是，曾在聯邦工業大學任教做過愛因斯坦老師的數學家明可夫斯基，卻是相對論的熱烈擁護者。當年愛因斯坦經常逃課，明可夫斯基罵他「懶胚」。「懶胚」學生不去上老師的課，老師現在卻熱心學起學生的論文來。明可夫斯基把自己的助教和學生叫來，他花了好幾個小時，給他們講相對論。他說，真沒有想到，愛因斯坦這個小伙子能寫出這樣深刻的論文。教授順便也提到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同樣是非常深刻的。那是一種真知灼見，是一種美妙的數學方法。經過明可夫斯基的數學處理，狹義相對論的形式更完美了，而且指明了廣義相對論的道路。
　　明可夫斯基的論文在１９０７年發表。第二年夏天，在科隆舉行的「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第８０屆年會上，他做了一個著名的報告，宣傳相對論的思想，題目是「空間和時間」，他說了一段著名的話：
　　「先生們！我要向諸位介紹的空間和時間的觀念，是從實驗物理學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這就是它們力量的所在。這些觀念是帶有革命性的。從現在起，空間自身和時間自身消失在陰影之中了，現實存在的只有空間和時間的統一體。」
　　明可夫斯基的報告引起了巨大反響。可惜３個多月後，疾病就奪去了他年僅４４歲的生命。去世前，他萬分遺憾地說：
　　「在發展相對論的年代裡死掉，真是太可惜了。」
　　由狹義相對論可得出兩個重要結論，涉及質量和運動、質量和能量的相互關係。顯然，目的就是闡述這些問題的辯證關係。愛因斯坦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其意義遠遠超出狹窄的學術專業範圍。
　　在愛因斯坦之前，慣性質量，即物體對運動的慣性阻抗被認為是一個不可改變的量。這符合牛頓形而上學的機械自然觀。１８９５年，奧斯瓦爾德在呂貝克自然科學家大會的報告中還提出質量不變的經典觀點。時過不久，１９０１年實驗物理學家在進行高速運動電子的實驗時，發現電子的質量隨著速度增加而變大。愛因斯坦在他的相對論中也論證了這一事實。
　　只要是運動物體的速度遠低於光速，由於運動所引起的質量增加就不明顯。因為在經典力學中，物體很大而運動速度很小，質量的增加往往被忽視。相反，在相對力學中，質量的增加起著重要作用。在其後的時期中，原子物理學家們在大型實驗設備上，加速了基本粒子。這些實踐證明愛因斯坦的學說是正確的。
　　第二個結論的重要意義更為深遠，其影響大大超出力學和物理學的範圍，對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和人類的未來都十分重要。
　　《論動體電動力學》一文發表後不久，愛因斯坦就在給哈比希特的信中寫道：
　　「我還在琢磨有關電動力學研究的結論。根據相對論原理連同麥克斯韋方程的要求，就可以用質量直接度量物體所含的能量；光可以轉化為質量。鈾元素中必然會產生質量顯著減少的現象。這個想法既有趣又富於吸引力。但是我還無法知曉，上帝是對它感到高興呢；還是在故意捉弄我？」
　　這個「既有趣又富於吸引力」的想法，被愛因斯坦寫進前面提過的有關物體慣性同它所含能量的關係的論文裡。這篇僅三頁的論文是世界自然科學史上最精悍而又成果輝煌的著作。它奠定了質量與能量「等價」原理的基礎。
　　愛因斯坦定律的數學公式是舉世聞名的：E＝MC2在今天幾乎變成成語。它表明能量（E）的轉換與相應的質量（m）的轉換分不開；而光速（c）的平方是比例係數，表示質量可以轉換為能量。這樣所謂「質量虧損」也被解釋清楚了。在力學、化學、熱學和電學過程中，質量虧損太小，一直未被發現。但在原子物理學中它卻十分重要，因為原子核的各種組元的質量總是大於由這些組元構成的原子核的質量。有人認為，欠缺的質量轉換為能量，這就是將核組元拉在一起所需的「結合能」。原子力是轉換成能量的質量，在人工核反應中，這種巨大的能量便被釋放出來。
　　愛因斯坦關於質量和能量等價性的發現，簡化了物理守恆定律的內容。長期以來，彼此分立的質量守恆和能量守恆定律，現在可以合併為一條定律：對於一個閉合物質系來說，質量和能量的總合在所有過程中不變。
　　所有這些發現的時機的確已經成熟了，無須再要什麼重要準備，也無須再獲取什麼局部成果。在已有的準備工作和成果中，有俄國列別捷夫有關光對固定的壓力研究，還有奧地利物理學家哈瑟諾爾的重要探索。然而，愛因斯坦邁出的這一步對這方面的研究則具有決定性作用。

aska110169

四　蘇黎世—布拉格—蘇黎世

--------------------------------------------------------------------------------


★　「俄國佬」教授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之後不久，愛因斯坦的學術生涯就開始了。
　　在此前兩年，已在物理學界嶄露頭角的愛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裡。
　　每天上午９時準時到達專利局，那不得不捱過去的８小時是全家人的經濟來源。下班以後，他還得聽妻子愈來愈頻繁的絮叨和抱怨，生煤爐，或帶著兒子到阿勒河的河濱散步。河水靜靜地流去，日子單調得令人發狂。已一頭撞開物理學新紀元大門的愛因斯坦，面對無法改變的生活現實，也一籌莫展。
　　在相對論幾篇論文發表後的日子裡，愛因斯坦曾在給索洛文的信中發過這樣的牢騷：
　　「……我快到不能動彈、無所建樹，似乎到了只能對年輕人的革命精神發發牢騷的年紀了。」
　　上帝太不公平了！
　　不過好事也還是有的。
　　１９０６年４月１日，愛因斯坦在專利局干了１９個月後，終於升了一級，成了聯邦專利局的二級技術員，工資也漲到每年４５００法郎。哈勒局長相當不錯，他按自己的職業眼光欣賞著愛因斯坦的能力，並在給上司的報告中，極力表揚愛因斯坦克盡職守，成績優異，並說他工作之餘堅持學習，獲得了博士學位。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對論，他以為博士頭銜遠遠勝過愛因斯坦發表的有關物理學的文章。所以，在給上司的報告中，他對這些文章隻字未提。
　　對於愛因斯坦來說，博士、晉級、工資除了養家餬口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他只需要一個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對論的環境。
　　當然，也有認識愛因斯坦價值的人！
　　物理學領域中讀懂了相對論的人，都在探聽《物理學紀事》上的愛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處在何方？
　　聽說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尋找愛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個可以理解的錯誤：愛因斯坦，這位相對論的創立者一定是伯爾尼大學的教授。
　　勞厄，這個後來也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當時還很年輕，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剛到柏林大學，普朗克就講了相對論，他沒聽懂，卻知道了相對論的重要意義。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爾尼大學向「愛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爾尼大學沒有愛因斯坦教授，伯爾尼專利局裡倒有一位愛因斯坦公務員，勞厄愣了。
　　趕到專利局，勞厄一頭撞上一個年輕人，在走廊裡來回踱步：一件格子襯衫，領子半豎半躺，頭髮亂得像團草，一撇不加修飾的小黑鬍子隨意地臥在上唇邊。
　　專利局的走廊上空蕩蕩的。勞厄只好拉住眼前這位夢遊般的先生。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裡辦公？」勞厄問。
　　夢遊人半天才領悟這句話的含義，大眼睛裡泛出柔和的歉意。
　　「對不起，在下正是。」
　　勞厄驚訝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對論的創立者應該是這樣的人。
　　幾分鐘後，一對同齡人在一家小餐館的桌旁坐了下來，開始了他們的終身友誼。
　　勞布到伯爾尼拜會愛因斯坦的場面更有趣。當時，愛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爐，聽說勞布請教物理學問題，他攤開兩隻烏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來了：
　　「你看，我和人談輻射，可是這個倒霉爐子，就怎麼也輻射不出熱來。」
　　伯爾尼對物理學家們產生了吸引力。連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爾尼來。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他寫信給愛因斯坦：
　　「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雖然還很遙遠，可是想到能和你會面，心裡很高興。」
　　此時，上帝也睜開了眼睛。
　　一個百年難遇的天才難道就讓他這一輩子當個平凡的公務員嗎？
　　１９０７年，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克萊納教授寫信給愛因斯坦，建議他向伯爾尼大學申請「編外講師」的職位，然後再申請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教授職位。因為按當時的規定，先要當一段時間沒有薪水的「編外講師」，才能被任命為教授。
　　所謂編外講師不是教師職位，大學或其他任何官方機關不發給薪金。成為編外講師只是說有資格在受聘的大學裡講課。唯一的報酬是每門課程聽課的人所付的極少的聽課費。那時常有人說，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與富人聯姻的人，才可以考慮以大學任教為職業。這兩者愛因斯坦都不具備，也許這就是他雖然早就想謀求這種職位而又未積極行動的原因吧。
　　不過，到了１９０７年，他終於決定，在專利局工作的同時，提出到大學任教的申請。６月１７日，他寄了一封信給伯爾尼州當局，內附他的博士論文以及已經發表的１７篇論文的副本、所學的全部課程簡介。討論這件事時，有幾位教師發言表示贊同，但是實驗物理學教授表示反對。不知什麼原因，愛因斯坦忘記按照要求，隨申請一道寄去一篇授課資格的文章，即還不曾發表過的科學文章。愛因斯坦的申請被否決了，整個事也就耽擱下來。一向豁達的愛因斯坦不知怎麼突然急了，在大學吃了閉門羹後，竟又為中學教師的職務奔波了。
　　他給溫德都爾技術學校寫信，給州立蘇黎世中學寫信。當時在瑞士、法國等歐洲國家，中學教師社會地位比較高，也稱為「教授」。愛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學為跳板，衝進大學裡去。不懂世故的愛因斯坦接二連三地寫信請教格羅斯曼和勞布，問他們求職的人應不應該上門拜訪校長呢？是不是應該當面向校長陳述自己的教書才能和優良品格呢？
　　１９０８年１月，在給格羅斯曼的信中說：
　　「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兒去，口頭說明我作為教師和公民的值得稱讚的人格？或許我不會給人以壞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種情況下吹捧自己的科學論文有意義嗎？」
　　或許他再也沒有申請，或許他又遭到拒絕，反正到中學求職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８日，愛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請被伯爾尼大學接受了，並授與他教課的權利。
　　愛因斯坦終於成了學術界的一員。
　　專利局的工作迫使愛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時間裡講課。
　　１９０８年夏季學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７點到８點，他給三位朋友，包括貝索在內，講熱運動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課程是在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的冬季學期。每星期三晚上從６點到７點向四位聽者講課。
　　當時，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正好來伯爾尼寫學位論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樣上課的。她鼓足勇氣跑去問看門人：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個教室上課？」
　　看門人把這位衣著整潔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問她是博士的什麼人。她說是妹妹。看門人「喲」了一聲，說：
　　「原來那個俄國人就是你哥哥呀！他們一共只有五個人，在三樓。」
　　那位看門人之所以把愛因斯坦叫做俄國人，是因為猶太人窮的多，東方來的猶太人尤其窮，俄國是最東方了，所以他看到愛因斯坦永遠是一套臃腫的、說不清什麼顏色的舊格子衣服，就斷定他是俄國佬。
　　上課的人數，看門人還說多了，其實只四個人：講師先生、兩個２０歲上下的大學生、加上滿臉大鬍子的貝索。他們都騎在課桌上，嘴裡叼著煙斗、雪茄，比手劃腳，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熱火朝天。這是瑪雅從三樓那間小教室的門縫裡親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萊納教授也到伯爾尼來看看自己推薦的人是怎樣上課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教室裡，講師先生當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裡，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寫下一行公式。愛因斯坦對他僅有的幾個聽眾說，中間的幾步運算不寫了，因為很抱歉，這兩天正在想一個有趣的問題，所以把這幾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導一下，結論肯定是不會出錯的。
　　克萊納驚呆了，雖然他早知道愛因斯坦與眾不同的個性。但這畢竟與學府風範相去太遠了，他不得不告誡愛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學府的禮儀；
　　第二，要注意講課的條理性和系統性；
　　第三，……
　　…………
　　愛因斯坦那雙棕色眼睛裡全是困惑，他不謹。克萊納擺擺手，說：
　　「算了，回家吧！」
　　克萊納深知以常規來衡量愛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個性總是難以理解的。
　　１９０９年７月，愛因斯坦第一次獲得學術榮譽——日內瓦大學授與他名譽博士稱號，並邀請他出席這所加爾文創立的大學的３５０週年慶祝會。慶祝盛典的蒞臨者們後來回憶起，愛因斯坦的草帽和普通的西服在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繡花燕尾服、英國紳士的中世紀長袍以及來自整個地球２００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樣的名貴裝束中，他太普通了。
　　９月，他又到薩爾斯堡參加「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第８１屆年會。這是他第一次應邀做學術報告。這是愛因斯坦第一次和物理學界的同行們相會。大家已把他列入巨人們之列，他在巨人中尋找普朗克。他把雙手向普朗克伸去，創立量子論和創立相對論的兩雙巨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了。
　　１０月，從薩爾斯堡回來後，愛因斯坦辭別了貝索，辭別了哈勒局長和專利局的同事們，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終於向他敞開了大門，推選他為副教授。１０月２２日，愛因斯坦帶領全家遷住蘇黎士穆桑街１２號。
　　愛因斯坦當時並不知道，這一切來之不易。克萊納極力向學校建議道：
　　「現在，愛因斯坦置身於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之列，已經得到認可，由於他的相對論原理……不同凡響的、鮮明概念和對思想的追求……明晰精確的作風……」
　　克萊納明智的判斷、全力的推薦終於打消了學校教師委員會的疑慮：愛因斯坦是個猶太人！
　　１９０９年３月，聯邦工業大學教師委員會秘密投票，以１０票贊成，１票棄權通過了愛因斯坦的任職申請。下面這份報告可清楚看出克萊納在此事上起的作用：
　　「我們的同事克萊納是在多年私人交往的基礎上說這番話的，從整體上看，這對於全體教師和委員會來說更有價值，因為愛因斯坦博士先生是猶太人，更確切地說，是學者中的猶太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令人不愉快的古怪性格，如魯莽、冒失，以及當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學術地位時的店小二思想（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完全沒有原因）。然而，猶太人中也會有一些人絲毫沒有那種令人不快的品質，因此，僅僅因為一個人恰巧是猶太人就貶低他的人格也是不合適的。確實人們有時也會發現，即使不是猶太學者，可是他們的商業觀念以及對學術職業的利用，使他們的品格中具有通常被人們認為是典型『猶太人作風』的東西。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委員會和全體教師都認為對高職位採取反猶政策是不合適的，我們的同事克萊納先生所提供的關於愛因斯坦博士先生的性格，可以使我們完全消除疑慮。」
　　在這些充滿外交辭令的語言後面，作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注定要為自己的血統付出沉重的代價。
　　愛因斯坦終於作為一個學者站在大學講台上開始授課了。
　　但愛因斯坦仍然是愛因斯坦，他的獨特個性並沒有為裝腔作勢的學者風範所污染。
　　漢斯·坦奈在這期間聽過愛因斯坦的講課，他回憶說：
　　「當愛因斯坦身著半舊上衣、下穿過分短的長褲登上講壇的時候，當我們發現他胸前掛著一條鐵製表鏈的時候，我們對新教授都不免心存懷疑。但他一開口講話，就以獨特的講授方法征服了我們變冷了的心。愛因斯坦講課時用的手稿是一個如名片大小的筆記本。上面寫明他在課上想要闡述的各種問題。可見，愛因斯坦講課的內容都是來自個人的腦海，我們也就成了思維活動的目擊者了。像這樣的方法對大學生來說更有吸引力；雖然我們習慣於風格嚴謹、四平八穩的講課，這些講課剛開始吸引過我們，但在老師和學生中間卻留下一種隔閡感。而在這裡，我們親自看到科學的成果是通過什麼樣的獨創方法產生的。課後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似乎也能講課了。」
　　科學成果的這種自然而成的感覺，不僅是愛因斯坦講授方法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思想內容所特有的。在講課的方法與課程的內容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和諧。凝固在慣常的形式中而同時又包含任意假設的科學理論常常是用教條腔來闡述的。當講到反常的，但在基礎方面又是深刻而自然的科學思想的精神時，闡述已不能只限於思維的成果，探索性的、創造性的、常常是反常的思維本身在聽眾面前閃爍發光。它成為自然的、顯然的東西，隨著反常的命題變成從新的關於自然界的初始觀念中必然得出的結論，聽眾覺得這種思想是「自己的」東西了。愛因斯坦在課堂上講的主要是古典物理學，但現在，在修改了它的基礎之後，古典物理學被解釋成另一種樣子，並因此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闡述了。在學生面前展現的不是秩序井然的建築物，而是建築工地，愛因斯坦與其說是向學生們講解建築物的平面圖，倒不如說是同他們一道討論重建的方案。
　　坦奈寫道：「我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間聽過愛因斯坦講課。它們全都饒有興味。我有這樣的印象，似乎我們自己可以確定題目。他的講授有時論及古典力學（這門課我們也曾聽別的教師講授過，所以能覺察出在處理方式上的不同點），有時論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熱烈爭論的普朗克量子論。」
　　愛因斯坦的授課，不僅課程的內容和風格，而且講課和課間休息時的一舉一動都符合於他那獨特的個性和思想。
　　「要是我們覺得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我們有權在任何時候打斷他。我們很快就不感覺拘束了，有時還提出一些簡單幼稚的問題。在課間休息時，愛因斯坦也總是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這使我們之間的關係更加隨便了。他——活躍而樸實——常挽著學生的手，想用最親密無間的方式來討論未弄清楚的問題。」
　　坦奈談起每週一次晚間的物理學討論課。課後，愛因斯坦總像餘興未消，問：
　　「誰陪我上『塔拉斯』咖啡館？」
　　於是，一些學生又前呼後擁地陪愛因斯坦上咖啡館去繼續討論。從物理學問題、數學問題轉向各種不同的科學問題和生活問題，天上地下，無所不談。
　　有一次，天色已晚，蘇黎世已經到了所謂「警察時間」，咖啡館也閉門了。愛因斯坦把兩個學生帶回家，讓他們讀普朗克新近發表的兩篇論文，要他們找出其中的錯誤，而自己則去給他們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兩個學生不好意思地說，他們沒看出錯誤的地方。
　　愛因斯坦手一指，說：
　　「看，就在這兒。不過，這個錯誤是純數學上的，並不影響物理學上的結論。」
　　說罷，愛因斯坦興致勃勃地闡述起自己對數學與物理間關係的見解。
　　在蘇黎世，愛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學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羅斯曼。兩人的友誼又掀開了新的一頁。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間愛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聽取那時正在深入研究非歐幾何的格羅斯曼的忠告了。
　　愛因斯坦還遇見了阿德勒，他們住在同一幢房子裡，有時他們怕吵鬧一塊兒躲進閣樓去談話。想必，他們的談話也包括哲學的爭論。阿德勒是個馬赫主義者，他對愛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觀實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馬赫一樣，反對相對論。
　　愛因斯坦還跟兩位蘇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們是民法學家埃米爾·楚黑爾和歷史學家阿爾弗萊德·施特恩。愛因斯坦很器重楚黑爾對人們心理的透徹的理解力、善於把彼此相去遙遠的概念加以對比的能力、各種各樣的興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說：
　　「楚黑爾的興趣範圍是無限的，而且他善於對人和事作出判斷，遠遠超出了職業知識的範圍。這些判斷表明形式邏輯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閱讀和比較他的東西，是可以理解這些判斷的。他是我遇到過的最有趣的人們中的一個」
　　同不會物理學和數學的人們保持親密和經常的智力交往，是愛因斯坦的一個特點。他常同法學家、歷史學家、醫生交談。看來，這一愛好是和愛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的特點有關的。他從具體的物理學計算上升到存在的根本問題，又正是在這條道路上最後終於達到最具體的（有時是可以直接用於實踐的）結論。
　　科學思想和興趣的這一特點使愛因斯坦有時能夠在不懂物理學的人們中間找到科學問題方面的交談者。因為，對這些人來說，關於空間和時間的一般見解，未被傳統概念所侵蝕，其原始質樸的直覺倒正是愛因斯坦物理觀念的出發點。
　　在蘇黎世，愛因斯坦與歷史學家施特恩交往很多，還在大學生時代，他就喜歡到施特恩那兒去。後來，施特恩８０誕辰時，愛因斯坦還如此寫道：
　　「……我大概不知道還有第二個人能在生活、見解和價值觀念急劇動盪的時代保持這樣不可思議的堅定不移。」
　　聞名世界的汽輪機專家奧列爾·斯托多拉和愛因斯坦精神氣質頗為接近。１９２９年春天，斯托多拉從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教席退休時，愛因斯坦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感謝斯托多拉》，發表在《新蘇黎世時報》上。這篇文章不僅對評價著名的熱工專家是有意思的，它還揭示出愛因斯坦本人的特點，值得一讀：
　　「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藝復興時代，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和雕刻家，因為想像力和創造天才是他的為人的推動力量。多少世紀以來，有這樣的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學所吸引。在科學的領域裡，時代的創造性和衝動有力地迸發出來，在這裡，對美的感覺和熱愛找到了比門外漢所能想像得更多的機會。在他作為一個教師的多年來（１８９２—１９２９）富有成果的活動中，他在學生中喚起的激動實在是巨大的，提起他和他的工作，沒有一個人的眼睛不是閃閃發光的。
　　「如果他的工作的主要源泉是創造的天才，那麼，另一方面，他的力量卻在於對知識的情不自禁的切望和他的科學思想的非凡的清晰。當寫這些感謝詞的作者，作為蘇黎世大學新任命的理論物理學教師，看到斯托多拉的高大形象，為了瞭解這門科學的發展而邁進課堂，這部分由於對真正知識的探索，部分由於要對作者本人所已掌握的知識進行評價；當時作者既是愉快的，又十分自然地懷著敬畏。當他的同事講完課以後，他就提出不是顯而易見的、而是常常需要以最生動活潑的方式加以正當評論的深刻問題。在這個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人的面前，作者的膽怯在談話中很快就消失了，因為善良和贊同的意願總是在啟發他的言詞。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可以使同他對話的人感到抑制，那就是斯托多拉的根深蒂固的謙遜態度。他的精神上的和善溫柔同他思想上的頑強堅韌形成奇特的和罕有的對照。人們的苦難，特別是由人們自己所造成的苦難以及他們的愚鈍和粗暴，沉重地壓在他心上。他深刻瞭解我們時代的社會問題。他是一個孤獨的人，如同所有的個人主義者一樣，對於人折磨人的那種可怕的事情的責任感，以及對於群眾處於悲慘的境地的無能為力的感覺，都使他感到苦惱。雖然他有了特殊的成就和深受愛戴，但是他的感受力還是使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可是，他的豐富多彩的天性給他帶來了補償：從愛好音樂和鐘愛他的兩個女兒而得到報答。他在兩個女兒身上過度地耗費了他的心血。他最近失去了他的女兒海倫。他在巨大的悲痛的時刻所寫的訃文，表示出一種罕有的精神上的和諧。這個不可思議的人的精神財富在他的悲痛中特別顯露出來。」
　　應該說，這幅肖像似乎是愛因斯坦的自我刻畫。一個從不考慮自己的人，才能在描繪精神的天賦方面和他相近的特點時，塑造出自己的畫像。
　　愛因斯坦在聯邦工業大學的年薪也是４５００法郎，和專利局一樣。但是，副教授的頭銜卻要有副教授的耗費和排場。米列娃不得不在家裡收幾個學生寄宿，掙一些錢來貼補開銷。不過，手頭拮据，這也是愛因斯坦的老問題了。他自有打發這位老朋友的老辦法——說說笑話，開開心。他對朋友說：
　　「在我的相對論中，空間的每一點，我都放上一隻表；可是在生活中，連自己口袋裡放一隻表，我都辦不到。」
　　為柴米油鹽攪得心煩意亂的米列娃時常與愛因斯坦發生摩擦，１９１０年６月，愛因斯坦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取名愛德華。小兒子的出生也沒能使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關係融洽起來。
　　兩人的個性都太強，就像鋼刀砍在石頭上，少不了迸出火星。米列娃覺得嫁給愛因斯坦埋沒了自己的科學才能。她現在只能做一個喜歡空想的人的妻子，做一個庸俗的家庭主婦，太委屈了。而且，這位大學物理系出來的家庭婦女，操持家務的本領並不高強，家裡時常搞得亂糟糟的。她需要丈夫的幫助、關心、溫暖和體貼，可愛因斯坦自己卻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大孩子」，他自己都需要別人的照顧和關心。他也生生爐子，帶帶孩子，可心卻完全撲在物理學上。如果他必須在物理學和家庭之間作出選擇，他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物理學的。
　　蘇黎世，造就了愛因斯坦的偉大，也給他的家庭悲劇拉開了帷幕。


★　現代的開普勒

　　１９１１年初，從奧匈帝國波希米亞省的省會布拉格發來了聘書，請他去當布拉格德國大學的正教授，愛因斯坦接受了。
　　為什麼不接受呢？
　　與蘇黎世相比，布拉格的待遇高，工作條件好。還有，馬赫是那裡第一任校長，開普勒曾經在布拉格附近工作過，這些都給愛因斯坦想像中的布拉格增添了一層誘人的浪漫主義色彩。
　　布拉格德國大學是從１３４８年卡爾大帝四世創立的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發展起來的。１８８２年，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兩個民族已經達到難以共處的地步，因而不得不分為德國分校和捷克分校。１８６７年，馬赫正在布拉格任實驗物理教授，他被推選為布拉格德國大學的首任校長。馬赫從此在這裡任教約３０年，並使這所大學聞名起來。１８９５年後，馬赫擔任維也納大學「綜合學科的歷史和理論」教授。
　　馬赫的學生們提議，為愛因斯坦建立一個理論物理教研室，因為當時這位相對論的創始人已完全不單單是馬赫關於力學觀念批判的實踐者，還是馬赫認識論的擁護者。愛因斯坦在書信中自稱是馬赫的學生。他認為本來應該把近代物理學家都看作是「力學家」，對這種見解的形成，愛因斯坦的確起了推動作用。
　　按照規定，在宣佈委任之前，需要有被薦人的推薦書。他們請德國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普朗克做推薦人。普朗克在推薦書中熱烈地讚譽愛因斯坦：
　　「要對愛因斯坦的理論作出中肯評價的話，那麼可以把他比做２０世紀的哥白尼，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評價。」１９１１年秋天，愛因斯坦帶領全家從蘇黎世來到布拉格。從編外副教授到編內正教授，愛因斯坦理所當然獲得了一種滿足感。可米列娃的情感痛苦更加劇了，她又得拋棄已熟悉的環境，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繼續當家庭主婦。
　　在奧匈帝國，就任公職要求告知宗教信仰。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堅持不許任何一個沒正式加入教會的人擔任公職。因此，甚至對無神論者按慣例也要根據他的民族指定一種信仰。在辦理手續時，根據愛因斯坦的猶太人身份，布拉格當局的官員也就在愛因斯坦的履歷表上填了五個字：
　　「信仰猶太教」。
　　愛因斯坦想笑，但想到自己畢竟是布拉格的客人，就任憑如此這般了。
　　在布拉格，愛因斯坦住的房子以前是大學學監的住宅。在伯爾尼點的是油燈，到蘇黎世改點煤氣燈，現在用上了電燈。這是技術的進步，也是愛因斯坦在社會階梯上的上升。金錢多了，地位高了，愛因斯坦的需要卻永遠不變，還是那幾樣：一支筆、一張紙、一個煙斗，加上小提琴和散步的好環境。
　　布拉格不同於米蘭、慕尼黑、蘇黎世。頭一次從布拉格眾多的山丘上俯瞰城市全景，愛因斯坦就愛上了這座城市。
　　愛因斯坦在布拉格走來走去，並順便進行禮節規定的拜訪。這些拜訪差不多要進行４０次。愛因斯坦和新同事們，他們的家誠摯地結識，但拜訪漸漸變為越來越沉重的負擔。愛因斯坦從自己的同事中，首先選擇了那些居住的寓所對他有吸引力的同事，先行拜訪。建築美學的標準同職務等級並不一致，於是，愛因斯坦被懷疑藐視職務等級；在大學中大力推行官階制的年代裡，這種懷疑無疑是很嚴重的問題，容易招致非議的愛因斯坦卻依然我行我素。
　　愛因斯坦終於停止了禮節性拜訪，他無法忍受沒完沒了的客套。他寧願在布拉格大街小巷到處遊逛。
　　這座具有古老的房舍、市政廳、教堂和鐘樓以及蔥綠的花園和公園的城市使愛因斯坦著迷了。他沿著把城市分為兩半的伏爾塔瓦河畔走下去，還在遠處就對那永葆清新的、出乎意料的景色感到欣喜萬分：在他面前展現出飾有１５世紀雕塑的橫跨伏爾塔瓦河的查理大橋。他順著這座橋走到對岸，欣賞「布拉格的威尼斯」，建造在伏爾塔瓦河上的水上宮。然後，愛因斯坦登上赫拉德昌，在這裡，迎接他的是各種各樣的建築形式的和諧，其中凝結著捷克民族上千年的勞動。這種和諧之所以如此自然，因為它是歷史的自然過程創造出來的，並且似乎象徵著某種理性的東西，即通過矛盾的混亂狀態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某種理性。愛因斯坦在赫拉德昌瞻仰了１２世紀建造的聖喬治的羅馬教堂，然後順路從聖維特大教堂的拱門下穿過。大教堂的合理形式與其說是中世紀宗教精神的體現，不如說是１４世紀力學的體現。
　　然後，愛因斯坦下山，走過黃金小巷——中世紀布拉格的手工業區時，看見了保存下來的當時人們的住宅和環境，這些人們積累了經驗知識，準備了文藝復興：新的世界圖像，歸根到底還準備了唯理論的「古典理想」的光輝飛躍。布拉格喚起了關於「古典理想」預言家們的回憶。在１５世紀初建成的坦其爾基教堂裡，有第谷·布拉的陵墓，他在捷克的首都度過了自己短暫一生的最後幾年。在這裡，他給開普勒留下了大量天文觀察的記錄。愛因斯坦在城市的石塊路上漫步，在這裡曾經完成了為古典宇宙圖像奠定基礎的發現。
　　愛因斯坦在布拉格結識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輕的作家，名叫馬克斯·布羅德。布羅德擅長在思想和發明史中探尋本民族的傑出人物的心理特徵。在短篇小說《第谷·布拉的贖罪》中，布羅德塑造了偉大的天文學家開普勒的形象。有趣的是，由於和愛因斯坦的交往，布羅德在現實中找到了開普勒這個偉大科學家的化身。所以很多人在讀了小說後都說，開普勒就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是開普勒。
　　布羅德小說中的開普勒對生活享受、世俗娛樂不感興趣，而在探索科學真理中汲取歡樂。他對第谷·布拉調和天文學體系和宗教體系的傾向尤為不滿。他以為無論天文學關於宇宙的假說是什麼樣的，與上帝是沒有關係的。開普勒的形象之所以與愛因斯坦相近，不僅在於這類插話，並且也在於布拉格天文學家的創作中滲透著的宇宙和諧感。
　　《第谷·布拉的贖罪》問世後３０多年，馬克斯·布羅德出版了小說《囚禁中的伽利略》，並把它寄給了愛因斯坦。１９４７年７月，布羅德收到了回信，在信中，愛因斯坦對伽利略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已經把《伽利略》這本書讀了三分之一。對於體現出通常叫做歷史的那些人物的活動，能夠獲得如此深切入微的洞察，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既然這是一個論述遙遠的歷史事件的問題，實際上似乎不大可能，也沒有多大意義。
　　「至於伽利略本人，我想像中的他卻十分不同。當然，毫無疑問，他渴望認識真理，歷史上這樣的人是少有的。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人，他竟認為值得去頂著如此多的反對，企圖把他已經發現的真理灌輸給淺薄的和心地狹窄的群眾，我覺得這是難以置信的。對他來說，耗費他的晚年去做這樣的事，難道真的是如此重要嗎？他被迫宣佈放棄他的主張實際上並不重要，因為伽利略的論據對於所有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都是可利用的，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必定都知道他在宗教法庭上的否認是在受威脅的情況下做出來的。此外，認為年邁的、有著剛強的理智獨立性的伽利略，應該置身於虎穴，去同羅馬的神父和政客去爭吵，這同我自己的想法也有矛盾，除非這件事真是不可避免的。
　　「無論如何，我不能想像我自己會採取這樣的步驟來保衛我的相對論。讀到這幾行時，我倒感到：同我相比較，真理是無比強大的，而且在我看來，試圖用長矛和瘦馬去保衛相對論，這是可笑的並且是堂·吉訶德式的。……小說對背景的描述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單憑本能，要根據現有的貧乏知識，以這樣一種生動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來重現人們的活動，那一定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顯然，開普勒具有的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性比伽利略的慷慨激昂的社會熱情，對愛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愛因斯坦對開普勒的思想和個性的闡述貫穿著精神風格的深切的一致感。愛因斯坦讀過開普勒的書信，它們對他產生的印象並不小於表述天體運動定律的經典著作。
　　１９４９年，紐約哲學圖書公司出版了一部英文書，名叫《約翰內斯·開普勒的生平和書信》，編譯者是卡羅拉·包姆加特。愛因斯坦為之作序。在這篇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愛因斯坦對開普勒內心世界的透徹理解，或者說，他正好借此表現出自己的內心世界：
　　「這位無與倫比的人物的一些信件由包姆加特先生的翻譯而使英文讀者能夠讀到了。這些信件的時間是從１５９６年到１６３１年。信的選擇，首先是要使讀者能獲得一個作為人的開普勒的形象，而沒有企圖要把他的科學成就及其無比的影響放到顯著地位上。不過，知道那個時候科學狀況的讀者，從這些信件裡，還是能夠在這方面知道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
　　「在那裡，我們見到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他熱情地、全心全意地去探求對自然過程特徵的比較深入的瞭解，而不顧一切內心的和外界的困難，終於達到了這個崇高的目標。開普勒的一生致力於解決一個雙重問題。」
　　開普勒的崇高目標是「古典理想」的第一個草圖，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圖像。外界的和內心的困難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難來自因果解釋和占統治地位的觀點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以另一種方式感染了開普勒的內心世界，使它不同於伽利略的內心世界。開普勒既不願作思想妥協，也不願作思想鬥爭。
　　愛因斯坦寫道：
　　「無論是貧困，也無論是那些有權支配他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同時代人的不理解，都沒有使他灰心喪氣。此外，應該注意的是，他不得不和直接觸犯宗教信條的信徒們的知識領域打交道。但開普勒還是屬於這樣的一類少數人，他們不可能不公開地發表自己對任何一個問題的信念。同時，他也不是在同別人的論戰中得到本能的樂趣的那種人，譬如伽利略就是這樣一種人，他那辛辣的諷刺話，甚至在今天還引起有學識讀者的歡樂。開普勒是一個虔誠的新教徒，並不對教會的一切決定都贊成。對此他也不隱瞞，因而他被看作是一個溫和的異教徒，並且也受到了相應的待遇。
　　「在這裡將適當地談談那些為開普勒所必須克服的內心上的困難——這些困難我已經提到過了。看來，開普勒一生的事業就是做到了這樣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從他出身環境的精神傳統中解放了出來。這不僅是以教會權威為基礎的宗教傳統，而且也是關於自然界、關於認識宇宙中和人類生活中現象的有限可能性的普遍觀念，同樣也是關於思維和經驗在科學中的相對價值的思想。
　　「他應該在科學研究中擺脫目的論的、萬物有靈論的思維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識到，邏輯—數學推論本身無論多麼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證；自然科學中最美妙的邏輯理論如果不與最準確的實驗和觀察相比較，那是毫無意義的。要是沒有這樣的哲學態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並沒有明顯地講到這一點，但在他的書信中反映出這種內心的鬥爭。」
　　對於開普勒退出為新的科學思想而進行社會鬥爭的陣地（在完全拒絕任何妥協的條件下）愛因斯坦是理解的；但是，愛因斯坦也看到，開普勒和伽利略不同，對存在和諧的純因果理解還存有內心的障礙。愛因斯坦對伽利略在思想論爭上的積極性始終有些格格不入，但他懂得他的意義。像開普勒那樣不會去妥協，那樣沉浸於內心世界、而且也是像伽利略所特有的那樣完全的內心自由，對於愛因斯坦來說，這就是擺脫了對宇宙和諧的因果理解的一切障礙，一種內在的獨立的自由。
　　不得不再三重複地寫出「和諧」這個詞並多次使用這個音樂術語。對愛因斯坦一生最有代表性的東西就是他自己論及玻爾所說過的「最高音樂神韻」。宇宙的和諧感、和諧的社會理想、城市建築形式的和諧印象……當然，還有直接意義上的和諧——聲音的和諧。在這方面，布拉格對愛因斯坦來說，可說是一個和諧的天地：天主教堂的風琴聲、新教教堂的聖歌、猶太旋律的憂鬱曲調、胡斯頌歌的雄渾音響，這一切，又和捷克的、俄羅斯的、德國的民歌、作曲家的作品交融在一起，讓人沉浸在和諧的音樂氛圍之中。
　　在平庸、毫無個性的布拉格教授群中，也有出類拔萃的人物。愛因斯坦和其中幾位很接近。
　　在同事中，愛因斯坦和數學家格奧爾基·皮克相交甚好。在二戰中，皮克由於是猶太人，慘死在希特勒的集中營裡。皮克從青年時代當馬赫的實驗物理學助教時，便對物理學問題一直抱有興趣，這也是他與愛因斯坦交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他們的交往中，愛因斯坦找到了一個哲學爭論上的孜孜不倦的對手。此外，在這段時間裡，因皮克的相助，愛因斯坦克服了與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有關的特殊困難。也正是皮克促使愛因斯坦攻讀了意大利數學家裡齊和勒維—契維塔的著作，它們充實了愛因斯坦的數學武庫。皮克也會拉小提琴，於是有段時間，他們幾乎天天舉行音樂聚會。
　　愛因斯坦還經常去古代史教授、梵文專家莫裡茨·溫德爾尼茨家。專業興趣不同並未妨礙他們對一般的、特別是文學話題的熱烈討論。溫德爾尼茨的五個快活的孩子也很招愛因斯坦喜歡，他和他們交上了朋友。愛因斯坦還把自己的小提琴帶去，溫德爾尼茨的堂妹給他伴奏，她是一位音樂教師、嚴謹的演奏者，愛因斯坦稱她為自己嚴厲的中士。
　　謙遜、善良、隨和、大多是善意的幽默，給愛因斯坦帶來了不少的朋友。但是，說來也怪，正是這些品性也給他帶來了敵人。謙遜常常變成對教授稱號態度不恭，冒犯了大學內外的學究集團。愛因斯坦那過於簡樸的穿著，不拘一格的授課方式，都讓正兒八經的教授們看不順眼。
　　關於愛因斯坦在布拉格首次講課的情景，有一份報道作了如下介紹：
　　「愛因斯坦極為樸實地出現在眾人面前，從而使在場的人都為之傾倒。他講起話來生動而開朗，從不矯揉做作，十分自然，有時還來點使人振奮的幽默。相對論原來是如此簡單，這使不少聽眾為之驚歎！」
　　在布拉格，愛因斯坦那一頭蓬鬆的黑髮和那一雙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夢遊人一樣的神情和馬馬虎虎的衣裝，哪裡像個德國教授呢？
　　人家嘲笑他的衣裝，他也嘲笑自己的衣裝。為了參加對皇上效忠的宣誓儀式，每一位皇家大學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別的服裝：一套繡金的綠色禮服、一頂三角帽和一把佩劍。小漢斯看到這一身衣服可樂壞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這套威風凜凜的衣服，帶他到街上去出出風頭。
　　愛因斯坦拍拍孩子的頭，說：
　　「兒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這身衣服，真怕有人會錯把我當成巴西來的海軍上將呢！」
　　１９１１年，愛因斯坦從布拉格赴布魯塞爾出席索爾維會議。索爾維是比利時化學家和工業家，他發明的新的制鹼法，使他成了百萬富翁。當時，這位制鹼大王已７０開外。怎樣處置自己那數不盡的財富呢？他想倣傚瑞典的炸藥大王諾貝爾，扮演科學保護人的光榮角色。
　　索爾維是有遠見的人。他看到，物理學正在向原子和電子的微觀領域前進，這對於人類的未來，將產生巨大影響。怎樣促進新的物理學的發展呢？索爾維和他的好朋友能斯特教授談起這個問題。能斯特提議，建立一個國際機構，邀請世界各國最傑出的物理學家，到布魯塞爾來做學術報告，並且就當前「物理學的危機」自由地交換意見。這就是在物理學發展史上有重大意義的索爾維會議的發端。
　　１９１１年秋天，索爾維會議向歐洲２０幾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發出了邀請，給他們訂了頭等來回客票，在大都會飯店裡包下了幾十間頭等客房和兩個會議大廳，外加每人１０００法郎禮金。愛因斯坦接到請柬，他以奧匈帝國皇家大學教授的身份來到了布魯塞爾。
　　此時的布魯塞爾，群星燦爛！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麼多「智慧」聚集在一起。普朗克的頭頂幾乎全禿光了。他握住愛因斯坦的手，看著愛因斯坦那一頭又黑又密的卷髮，臉上不禁泛出了慈祥的笑容。他親切地向愛因斯坦介紹：
　　「德國來了能斯特、維恩；法國來了居里夫人、朗之萬和彭加勒；英國來了盧瑟福和金斯；荷蘭來了洛倫茲和昂內斯，……」
　　對，就是這位昂內斯教授，在１０年前給愛因斯坦吃過閉門羹，他正好站在愛因斯坦旁邊，笑著說：
　　「現在應該由我來給你當助教了。你１０年前寫來的那張求職的明信片我還保留著。將來把它送到博物館去，讓後人看看我這個老頭子當年有多麼糊塗！」
　　愛因斯坦走到一位中年婦女面前。她穿著黑衣服，戴著黑手套，是出席會議的唯一女性。兩年前，愛因斯坦在日內瓦大學３５０週年校慶上見到過她。她就是「鐳的母親」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摘下黑手套，露出一雙靈活瘦削的手，手指上傷痕斑斑，她笑著說：
　　「這就是放射性的功勞，你的公式的最好證明。」
　　她用手指在空中輕巧地劃了個E＝MC２。
　　第一屆索爾維會議，討論的題目是「輻射理論和量子」。第一個報告人是洛倫茲，他用經典的方法討論輻射問題。他用德語、法語和英語輪流講演，三種語言都講得那麼純正、流利。最後一個報告人是愛因斯坦，他總結了量子論的各種應用。第一屆索爾維會議從經典理論開始，以量子論告終，這是有象徵意義的。洛倫茲和愛因斯坦是兩代人。８個月前，愛因斯坦到洛倫茲家裡作過客。他尊敬洛倫茲，就像尊敬長輩一樣。洛倫茲深感後生可畏，也十分鐘愛愛因斯坦。
　　會後，愛因斯坦給人寫信說到他對洛倫茲的景仰：
　　「……他是一個才智和機智的奇跡。一件真正動人的藝術傑作！我認為，所有在座的理論家中洛倫茲是最有才智的……」。
　　１９２８年洛倫茲逝世時，愛因斯坦在他的墓前發表了演說，裡邊重複了同樣的說法：
　　「他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得如此細緻周密，就像創造一件珍貴的藝術作品一樣。他總是那樣善良、寬宏大量和具有正義感，同時又善於深刻而直覺地理解人和環境，這使他無論在哪裡工作都成為領導者。大家都樂於追隨他，因為感到，他不是力求支配人們，而是為他們服務。他的形象和著作將為許多世代的人們的幸福和教育服務。」
　　洛倫茲不僅以興趣相投和愛因斯坦親近，他還是這樣一個人，對他來說「超個人的」是最個人的。當新的發現打破了古典物理學時，洛倫茲說過，他感到遺憾的是，他為什麼不在舊的基礎崩潰之前死去。這裡，有趣的完全不是替古典物理學唱輓歌。大概，對過去的價值的惋惜那不是根本的，它已由愉快地接受新東西所取代了。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家：在科學的發展面前，個人的生與死完全是無關緊要的事情。１９１１年，愛因斯坦在《物理年鑒》上發表了題為《關於引力對光線傳播的影響》的論文，這是他在布拉格期間最重要的成就，該文闡述了相對性引力理論的基本原理。結論的創新之處在於，由星體發射出來的光束在太陽附近掠過時必然會彎曲，這是由於光也有慣性，因而受到太陽引力場的巨大的引力作用。愛因斯坦建議，在下次日全蝕時，通過天文觀測來驗證這個理論預見。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１９１４年的考察工作半途而廢。直到１９１９年，在愛因斯坦倡議下，兩個英國考察隊進行了觀測，愛因斯坦的預言被證實了！
　　布拉格的短暫時期，愛因斯坦的名望已如日中天，世界認識了愛因斯坦。
　　歐洲的許多大學都向愛因斯坦發出講學邀請，甚至大西洋彼岸、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也發來邀請。蘇黎世工業聯邦大學——愛因斯坦的母校終於不敢怠慢自己的學生了，他們也打算請愛因斯坦來主持一個新開設的數學物理講座。
　　面對這麼多的邀請，愛因斯坦選擇了母校。米列娃不喜歡布拉格，她想念蘇黎世。她和愛因斯坦一樣，把蘇黎世當做自己的故鄉。愛因斯坦對於母校總有一種依戀之情，而且他覺得，那兒有格羅斯曼，解決引力問題需要他！


★　母校的呼喚

　　１９１２年秋天，愛因斯坦回到了母校！聘書的期限是１０年。
　　在蘇黎世，不僅工大的人們急切地等待愛因斯坦。老朋友們，特別是格羅斯曼，也在焦急地等著他。
　　老朋友在蘇黎世會面了，愛因斯坦又得向格羅斯曼求援了。１２年前，格羅斯曼曾幫助愛因斯坦不必去聽數學課，但現在的愛因斯坦則需要數學了。
　　在布拉格時，皮克對愛因斯坦指出過某些幾何概念能幫助他在進一步推廣相對論時克服困難，但這些指示還不夠，還需要把彎曲概念不只運用於線和面，而且還運用於三維空間和四維空時。除了幾何思維的深刻和明晰之外，除了為物理問題選擇數學方法外，還需要廣泛的和系統上的數學準備。
　　格羅斯曼又一次幫助了愛因斯坦。
　　他與愛因斯坦進行了多次長談，並把愛因斯坦領進了數學方法的園地，這些方法有助於愛因斯坦解決新的物理學課題。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在東京演講時，愛因斯坦詳述了為建立引力場方程而尋求數學方法的歷程：
　　「如果所有（加速）系統是等效的，那麼歐幾里德幾何對它們不可能都成立。拋棄幾何而維持（物理）定律，就等於表達思想不用詞語。我們必須先尋找詞語才能表達思想。在此我們必須尋找什麼呢？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１９１２年，我才突然認識到，高斯的曲面理論是解開這個秘密的關鍵，我認識到高斯的曲面坐標系意義深遠。然而，我當時還不知道黎曼已經以更深入的方式研究了幾何學的基礎。我突然想起，我在讀大學時蓋澤先生給我們上的幾何學課程中就有高斯理論……我認識到幾何基礎具有物理意義。當我從布拉格回到蘇黎世時，我親愛的朋友、數學家格羅斯曼也在蘇黎世。從他那裡我首先知道裡其，後來又知道了黎曼。因此我便問朋友，我的問題能否通過黎曼理論來解決……。」
　　格羅斯曼的鼎力相助使得廣義相對論的研究前景明朗化了。
　　在蘇黎世工大，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冬季學期，愛因斯坦講授過的課程有：解析力學、熱力學；１９１３年夏季學期有：連續介質力學、熱的動力學理論；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冬季學期有：電和磁、幾何光學。此外，他還主持每週一次的物理學討論課。關於這些討論課，１９１２年以編外教授身份來到蘇黎世的馬克斯·勞厄教授講道：
　　「每個星期，愛因斯坦主持一次討論課，在課上報告物理學方面的新成就。課在工大舉行，連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學的許多物理系學生都來參加……討論課後，愛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飯店』去用晚餐。相對論是討論的中心……１９１３年夏，在熱情豪放的埃倫費斯特訪問蘇黎世時，這些討論特別熱烈。我現在彷彿看見許多物理學家當時的情景，在大家陪伴下攀登蘇黎世的愛因斯坦和埃倫費斯特發著歡快的笑聲。」
　　同埃倫費斯特的交往和友誼持續了２０年——直到１９３３年埃倫費斯特逝世，這種交往和友誼對愛因斯坦有巨大意義。埃倫費斯特是一代如此富於天才的理論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學家之一，同時又是一個極為謙遜、敏銳和善良的人。他是愛因斯坦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日，埃倫費斯特自殺。愛因斯坦為之寫了一篇悼文，語調之平靜、理解之透徹，不僅敘述了埃倫費斯特的一生，而且也折射出愛因斯坦自己的人生觀：
　　「現在時常發生品格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離開人世的事，以致我們對於這樣的結局不再感到不尋常了。然而要作出死別的決定，一般都是由於無法——或者至少不願意——屈從新的、更困難的外界生活條件。因為感到內心衝突無法容忍而了結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間，也極少發生，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就是出於這種悲劇性的內心衝突，我們的朋友保耳·埃倫費斯特死了。完全瞭解他的人，也像我一樣，知道這個無瑕的人大概是良心衝突的犧牲者，這種衝突以這樣或那樣形式決不饒過年過半百的大學教師。
　　「我是２２年前認識他的。他從俄國徑來布拉格看我，（當時）在俄國，猶太人是禁止在高等學校裡教書的。他想在中歐或者西歐找工作。但我們很少談到那些，因為當時的科學狀況幾乎吸引了我們的全部興趣。我們兩個都體會到，古典力學和電場理論在熱輻射現象和分子過程（熱的統計理論）面前都告失敗，但似乎還沒有可以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普朗克的輻射理論——儘管我們兩人對它都大為讚賞——的邏輯缺陷，在我們看來是很明顯的。我們也討論了相對論，他對相對論有某些懷疑，但這種懷疑是帶有他的獨特的批判性見解的。幾個小時內，我們就成了真正的朋友——好像我們的夢想和志向都彼此心領意會。一直到他逝世，我們始終保持著親密的友誼。
　　「他的才於在於，他具有充分發展了的非凡的能力，去掌握理論觀念的本質，剝掉理論的數學外衣，直到清楚地顯露出簡單的基本觀念。這種能力使他成為無與倫比的教師。由於這個緣故，他常被邀請去參加科學會議；因為他總是把明確性和尖銳性帶進任何討論中去。他反對馬虎和囉唆，必要的時候，他會使用敏銳的機智，甚至直率的粗魯態度。他的某些發言幾乎可以被解釋為妄自尊大，然而他的悲劇卻正在於幾乎是病態的缺乏自信。他的批判才能超過他的建設能力，這件事使他經常受苦。不妨說，他的批判的判斷力，甚至在他自己思想的產物出生以前，就已奪去了他對它們的愛。
　　「我們第一次會面後不久，埃倫費斯特的外界經歷中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我們尊敬的老師正切望辭退正規的大學教職，他認為，埃倫費斯特是一位能鼓舞人的教師，就推薦他作為自己的繼任者。一個廣闊的天地展現在這個還年輕的人的面前。他不僅是我所知道的我們這一專業裡的最好的教師，而且也全心全意地關懷人——尤其是他的學生——的發展和命運。瞭解別人，得到他們的友誼和信任；幫助任何被捲入外界鬥爭或者內心鬥爭中的人；鼓勵年輕的人材——所有這些都是他的真正的專長，幾乎勝過他在科學問題上的鑽研。他在萊頓的學生和同事都愛戴他、尊敬他。他們瞭解他的極端的熱忱，他的那種同願為人服務和樂於助人的精神完全協調的性格。難道他不應當是一個幸福的人嗎？
　　「說實在話，他比我所接近的任何人都感到不幸福。原因是他覺得自己不能勝任他所面臨的崇高任務。大家對他的敬重能有什麼用呢？他的這種客觀上沒有根據的不勝任的感覺，不斷地折磨他，時常剝奪他平靜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心情的安寧。他受到很大的苦痛，以致不得不在消遣中找安慰。他經常作無目的的旅行，他對無線電的入迷，以及他的不平靜生活的其他許多特徵，都不是出於安靜和無害的嗜好的需要，而是出於一種奇怪的衝動，是為了逃避我已提到過的那種精神的衝突。
　　「最近幾年中，這種情況惡化了，那是由於理論物理學新近經歷了奇特的狂暴發展。一個人要學習並且講授那些在他心裡不能完全接受的東西，總是一件困難的事。對於一個耿直成性的人，一個認為明確就意味著一切的人，這更是一種雙倍的困難。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在讀了這幾行之後能充分體會到那種悲劇。然而主要的正是這一點，使他厭世自殺。
　　「我認為，言過其實的自我批評的傾向，同少年時代的經驗有關。無知和自私的教師對青少年心靈的摧殘所引起屈辱和精神壓抑，是永不能解脫的，而且常常使以後的生活受到有害的影響。就埃倫費斯特來說，這種經驗的強烈，可由他不肯把他心愛的孩子送進任何學校這件事來證明。
　　「在埃倫費斯特的生活中，他同朋友的關係所起的作用，要遠大過大多數人。他實際上是受他的同情心所支配，同時也受以道義判斷為根據的憎惡所支配。他一生中最強的關係是同他的那位既是妻子又是工作同志１的關係，這是一位非常堅強和非常堅定的人物，才智上也同他相當。也許她並不完全像他本人那樣伶俐，那樣多才，那樣敏感，但是她的平靜，她對別人的獨立性，她在一切困難面前的堅定，她在思想、感情和行動上的正直——所有這些都使他得到幸福，而他也以敬重和鐘愛來報答她，這種敬愛的感情，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見到的。同她的分離，對他來說是致命的，這是一種可怕的經歷，他那已經受創傷的靈魂再也受不起這種波折了。
　　--------
　　１指塔姬雅娜·埃倫費斯特，她是俄羅斯人，也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們夫妻倆於１９１１年曾共同發表關於統計力學的邏輯基礎的論文。
　　「他的精神的力量和正直，他的豐美心靈的仁慈和溫暖，以及他那壓抑不住的幽默和銳利的機智，都豐富了我們活著的人的生活——我們都知道他的去世對我們是多麼大的損失。他將永遠活在他的學生的心裡，也將永遠活在其志向曾受到他的人格教導的一切人的心裡。」
　　１９１３年秋，愛因斯坦從蘇黎世前往維也納出席自然科學家會議。他在這個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廣義相對論的比較通俗的報告：理論還未完成，但愛因斯坦等不及了。
　　愛因斯坦在維也納把這一理論是作為新的引力論講的。他把引力理論跟電的理論的發展過程作了一個比較。在１８世紀，人們關於電只知道存在電荷，它們相互吸引或排斥跟它們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在引力學說領域，實質上，我們知道某種與此相似的東西——重物的相互作用定律，僅此而已。但是，電的學說在一個半世紀內已經得出了電磁場概念。該是在引力學說中也得出比較複雜的概念的時候了。
　　因此，這涉及要把引力作為空間的某種特性來考察。在這些年中，愛因斯坦接近於把引力看作是空間的特殊幾何屬性的觀點……可是，不應該不依順序地往前趕，宣稱愛因斯坦現在就已經把空間的幾何屬性和引力等同起來了。
　　在維也納逗留期間，愛因斯坦會晤了居住在維也納郊外的馬赫。馬赫７５歲了，癱瘓在床。愛因斯坦景仰已久的馬赫，現在已成為一位鬚髮蓬亂、面容慈祥、表情有點複雜的老頭。１９５５年，在與科恩的談話中，愛因斯坦追憶過同馬赫的見面。這次談話後兩個星期，愛因斯坦就辭別人世。愛因斯坦逝世後，科恩把這次談話整理成為一篇文章，以《同愛因斯坦的一次談話》為題，發表在《科學的美國人》月刊上。下邊一段話涉及到１９１３年愛因斯坦與馬赫會晤的背景以及談話的內容：
　　「愛因斯坦說，科學上有種種潮流。當他作為一個青年人在學物理的時候，所討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分子是否存在？他記得，像威廉·奧斯特瓦耳德和恩斯特·馬赫那麼重要的科學家都曾明白宣稱，他們並不真正相信原子和分子。愛因斯坦評論說，當時的物理學同今天的物理學之間的最大差別之一是，今天已經沒有人再拿這個特殊的問題去麻煩人了。儘管愛因斯坦並不同意馬赫所採取的根本立場，可是他告訴我，他尊重馬赫的著作，這些著作對他有過重大的影響。他說，他在１９１３年訪問過馬赫，曾提出一個問題來考考他。他問馬赫，如果證明了由假定原子的存在就有可能預測氣體的一種性質——這種性質不用原子假設就不能預測，而且這是一種可以觀察到的性質——那麼他該取怎樣的立場呢？愛因斯坦說，他始終相信，發明科學概念，並且在這些概念上面建立起理論，這是人類精神的一種偉大創造特性，這樣，他自己的觀點就同馬赫的觀點相對立，因為馬赫以為科學定律不過是描述大量事實的一種經濟方法。在愛因斯坦所說的那種條件下，馬赫能夠接受原子假說嗎？即使這是意味著非常繁複的計算，他也能接受嗎？愛因斯坦告訴我，當馬赫作了肯定的答覆時，他多麼感到高興。馬赫說，如果原子假說有可能使某些可觀察到的性質在邏輯上聯繫起來，而要是沒有這種假說就永遠無法聯繫，那麼，他就不得不接受原子假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假定原子可能存在，那該是『經濟』的，因為人們能夠由此推導出觀察之間的關係。愛因斯坦得到了滿足，確實不止是一點快慰。他臉上顯出嚴肅的表情，向我全部重述了這個故事，而事實上我已經充分理解了它。即使完全不提這種哲學上的勝利——這是對愛因斯坦所想像的馬赫哲學的一種勝利——他還是感到滿意，因為馬赫承認了原子論哲學畢竟是有些用處的，而愛因斯坦曾多麼熱心地致力於原子論哲學。」
　　過不久，在闡明廣義相對論之後，我們將更清楚，在制訂它的年代愛因斯坦付出了多麼艱巨緊張的智力勞動啊！所有見過愛因斯坦的人都對他的幾乎是連續不斷的思維勞動，在同朋友們的談話中和在家庭中也不停地工作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這一期間，愛因斯坦全身心撲入廣義相對論的研究之中，與格羅斯曼合作寫出了《廣義相對論和引力理論綱要》，他在物理學研究領域中，正一步步走向輝煌的頂點。可就在這時，愛因斯坦的家庭生活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結局：愛因斯坦與米列娃越來越疏遠了。
　　上帝給愛因斯坦的生活投下一道深深的陰影，只是愛因斯坦什麼也不說。

aska110169

五　柏林（一）

--------------------------------------------------------------------------------


★　紅玫瑰

　　１９１３年夏天，兩位年過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權威學者，風塵僕僕地從柏林來到蘇黎世。這兩個學者一個是普朗克，一個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論的天才創始人，也是一個具有廣泛科學興趣和敏銳直覺的物理學家，他還是高度評價相對論的內在嚴整和諧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說感覺到愛因斯坦的理論將長期決定物理學的研究方向，這些研究將帶來不能預先確定的、但對科學和文化的所有領域無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學院院士中無可爭議的權威，不只是科學上的，還有道德上的權威，全力讚譽著愛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貴族、循規蹈矩、舉止文雅沉著、姿態端莊，在柏林官場以及德意志年輕軍官中都廣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個政治型的大學者。一方面，他是２０世紀最大的化學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別感興趣於德意志民族的對外擴張。有人說能斯特是一個具有驚人的積極性和能量的人，是一個天生的組織家，一位深邃的和獨創的思想家。
　　這兩個大學者，來蘇黎世幹什麼？
　　觀光？旅遊？都不是，他們是帶著德意志的使命來拜訪愛因斯坦的。
　　當時的德國，專門的國家的科學機構或由政府倡議私人投資建立的科學機構不斷湧現。在這些機構中，理論研究應當帶來毫無疑問的但預先不可能確定的實際效果。為了從英國那裡奪取科技和工業發展的優勢，以「鐵血政策」重新劃分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日耳曼帝國特別強烈地希望使理論思維的實力集中於增強工業和軍事競爭的勢力。
　　金融寡頭衷心地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計劃，宣佈建立以受過加冕禮的倡議者的名字命名的協會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協會」應該是由銀行家和工業家們組成的，他們對研究所提供資助。給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授予元老稱號、特製的長袍和參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權利。在德意志為上的德國人心目中，有誰會反對這種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準備吸收最優秀的科學家們參加，他們可以獲得比較優厚的酬勞，沒有教學任務，有權進行任何個人感興趣的研究。設想這些研究將會帶來纍纍碩果不是沒有根據的。
　　挑選學者的具體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負責。普朗克和能斯特聯名向上司報告：只有把愛因斯坦請來，柏林才能成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物理學研究中心。
　　這是一種需要勇氣的非凡眼力。
　　在德國人眼裡，愛因斯坦無疑是個「怪人」。年紀小小時就毅然放棄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國人。忠君、愛國、英勇、服從，這些德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這些東西叫做愚蠢和盲目。顯然，要把這樣一個「怪人」拉回到德國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該要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釣鉺」是誘人的：
　　第一，請愛因斯坦擔任正在籌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長。這個建議似乎很奇怪。隨便誰來領導一個研究機構，恐怕都比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雲端翱翔的愛因斯坦教授強。可是不要緊，所長是代表地位和榮譽。他如果高興，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興，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務自有常務秘書辦得妥妥帖帖。
　　第二，選愛因斯坦當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沒有薪水的榮譽頭銜，但愛因斯坦就任的是實任院士，年薪１２００馬克。
　　第三，聘愛因斯坦為柏林大學教授。愛因斯坦教授有授課的權利，只要他有興趣，但卻沒有講課的義務。講多講少，講課的內容和時間，均由他自便。大學裡的一切事務，他可一概不必過問。
　　這個一攬子方案，真不愧是網羅愛因斯坦的妙計。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義和能斯特的實幹精神合作的產物。
　　他們算是摸透了愛因斯坦的心思，愛因斯坦不能不動心了。
　　在這個世界上，還企求什麼呢？安定的生活環境，良好的工作條件，充裕的研究時間，不受任何束縛和干擾，全心全意進行相對論研究，實在是巨大的誘惑。
　　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愛因斯坦的內心並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來，移居普魯士首府，這個德意志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窩，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學時代，他離開出生地，就是企圖從那時起能放棄德國國籍，以便與軍事操練和「黷武氣息」一刀兩斷。可現在難道還要返回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大本營去安家定居？甚至還要去當普魯士皇家機構的官員？
　　再說米列娃怎麼辦呢？雖說此時兩人關係緊張，但米列娃畢竟還是自己的妻子。德國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歡德國人。柏林那種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遠不會喜歡的。
　　還有一點，愛因斯坦此時對自己的創造性有了一種隱隱的憂慮。他曾對蘇黎世的摯友說過：
　　「柏林的先生們把我當成豢養的產卵雞，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下蛋！」
　　愛因斯坦陷入了猶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國在等待著你！」普朗克以他自以為最神聖的感情勸說著愛因斯坦。
　　「可是，我是個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說，「德國真的會歡迎我嗎？」
　　「德國歡迎的是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風度與外交辭令恰到好處。
　　「但是」，愛因斯坦打斷他們的話，笑著說，「這算得了什麼呢？相對論是算不了什麼的。朗之萬說過，全世界只有１２個人懂相對論。」
　　「這一點我們同意。可是，在這１２個人裡，倒有８個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負地大笑起來。
　　愛因斯坦也笑了。確實，柏林是當時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設施，一流的人才，確實是研究與推廣相對論的最佳地點。
　　「這樣吧」，愛因斯坦面對難題時的幽默又表現出來了，「你們二位先生先去玩幾天，等你們再回蘇黎世，我到車站來接你們。」
　　普朗克與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裡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紅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愛因斯坦作出了一個浪漫的決定。
　　當普朗克、能斯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郊外返回蘇黎世火車站時，一束紅玫瑰花在愛因斯坦手裡盛開著，他們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學院早已盼望愛因斯坦了。１９１１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物理化學創始人范特霍夫逝世後，柏林科學院就想物色一位繼承人擔任常務院士。當年老力衰的倫琴謝絕接受這個職務後，柏林科學院想到的人選就是愛因斯坦。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學部全會上，愛因斯坦以４４票對２票，榮膺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盧本斯和瓦爾堡簽署的推薦書上寫道：
　　「簽名人十分明白，他們為這麼年輕的學者呈請科學院正式院士的任職，是異乎尋常的。然而他們認為，由於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證明他符合院士條件，從科學院本身的利益出發，也要求盡可能為這樣的特殊人物提供應選機會，儘管推薦人對被推薦人的未來無法作出擔保，但他們根據被薦人現在已經取得的學術成就，都能滿懷信心地認為，他完全符合國家最有聲望的科學機構院士的條件。推薦人進而堅信，對於愛因斯坦進入柏林科學院，整個物理學界將會認為，這是科學院的一項特別重大的收益。」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選舉得以確認。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７日，愛因斯坦在從蘇黎世給柏林科學院的信中寫道：
　　「對於您們選舉我擔任貴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謝。我謹此聲明，接受這一選舉。並深深感謝您們，使我在你們中間獲得一個職位，從而使我擺脫職業的負擔，能夠全心全意獻身於科學工作。當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來的弱點，就會對這一崇高褒獎顯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種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這次選舉的勇氣，那就是對一個人來說，所期望的不是別的，而僅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獻身於一種美好事業。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還是能勝任的。」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４年４月去了柏林，並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遺憾的是，米列娃沒有，她從此沒有再跟隨愛因斯坦了，他們分居了，一個家庭終於破裂了。
　　在柏林，愛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國時報《沃西奇日報》的編輯們包圍了，編輯們要愛因斯坦向讀者解釋相對論。１９１４年４月２６日，愛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國報紙上發表文章，題名《關於相對論原理》。這篇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狹義相對論。最後一段用疑問句開頭：「上面所概述的狹義相對論是本質上完整的理論呢？還是僅僅代表了深遠發展的第一步呢？」愛因斯坦告訴讀者，他認為第二句是對的，但他同時坦率地告訴大家：
　　「關於這一點，即使是懂得相對論的物理學家，他們的觀點，依然是有分歧的。」
　　對於相對論的前景的歧議，是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這個時期的特點。這一特點在愛因斯坦１９１４年７月２日的普魯士科學院就職講話中更能體現出來。愛因斯坦說：
　　「從理論觀點來看，這理論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因為剛才所講的相對性原理偏愛於勻速運動。從物理學觀點來看，不可給勻速運動以絕對的意義。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種講法是不是也應當擴充到非勻速運動上去呢？已經弄明白，如果人們以這種擴充了的意義來提出相對性原理，那麼就得到相對論的一種無歧義的推廣。人們由此得到了包括動力學的廣義引力論。可是在目前，我們還沒有一系列必要的事實，可用來檢驗我們提出這樣假定的原理是否得當。」
　　普朗克在歡迎致詞中也禮貌地指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理還缺乏足夠的實驗證據。大家都期待能組織考察團在１９１４年８月１４日觀測日食，以之驗證愛因斯坦設想的光彎曲現象。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希望成了泡影。
　　戰爭影響了對愛因斯坦理論的驗證，但並無法阻止愛因斯坦創造性的思維成果。戰爭期間，愛因斯坦出版了一本書並撰寫了大約５０篇論文，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果最富於創造力的時期。
　　在柏林，愛因斯坦同新環境進行科學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週一次的物理學討論會。愛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一直都舉行這種討論會。第一流的物理學家們聚在一起，討論、演說、爭吵，為新物理學的誕生殫精竭慮，貢獻出人類最傑出的智慧。
　　後來，所有參加過討論會的學者們，都在自己的回憶中一再提到這種難忘的科學討論會。在他們的回憶中，最突出的形象就是愛因斯坦。他深刻的思想、無拘無束的個性、誠摯親切的作風，都讓人難以忘懷。可這位新院士，除科學討論會外的官方會議，他從不參加，也無任何興趣。
　　剛到柏林，愛因斯坦的生活比較平靜，結識了許多新朋友，人們出於禮貌和景仰，也很少挑剔他、非議他。可沒過多久，不拘一格的愛因斯坦式的生活習慣還是引起了刻板的德國先生們的議論，德國人的繁文縟節同樣讓愛因斯坦覺得彆扭。
　　１９１４年５月，愛因斯坦給蘇黎世的胡爾維茨寫信發牢騷：
　　「出乎意料，在這裡我的生活安排得還算順利；我內心的平靜只是由於人們在每件瑣事上對我苛求才遭到破壞，譬如我該穿什麼樣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謂長者就會把我歸入社會渣滓之列。」
　　這時的愛因斯坦，只屬於相對論。他的意識被加速運動的相對性問題、引力問題、空間幾何屬性對空間中發生的事件的依賴性問題吸引住了。他無時無刻不在思考這些問題。
　　普朗克回憶說，有一次，他約愛因斯坦一起去參觀波茨坦天文臺。他們說好在指定時間在一座橋上會面。普朗克恰好有些瑣事，擔心不能準時到。
　　愛因斯坦說：「沒關係，我在橋上等你就是。」
　　「不過這會耽誤您的時間了，」普朗克不安地說。
　　「一點也不！我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難道我在橋上考慮問題會比在家裡少嗎？這不可能。」愛因斯坦有他自己的道理。
　　還有一次，愛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學專家施圖姆普夫教授對與空間有關的感覺和表象感興趣。本來按照禮儀，新院士應——拜訪老院士，愛因斯坦一直沒完成這項他永遠不會的活動。這下可好，禮儀拜訪與感興趣的話題正好結合起來。於是愛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訪施圖姆普夫教授。
　　由於沒有預約，主人恰巧不在家。女傭人問他要不要留話。他說不必了，過一會兒再來。獨自一人在公園呆了幾個鐘頭後，愛因斯坦再次敲響了施圖姆普夫教授家裡的門。
　　女傭人發窘地告訴愛因斯坦，說主人吃完午飯正在午睡。
　　愛因斯坦一點也不惱火，他平靜地說：
　　「沒關係，我過一會兒再來。」
　　下午四點鐘，愛因斯坦收起手上計算的紙和筆，又去了施圖姆普夫教授家。
　　女傭人打開門，說：「主人起床了。」愛因斯坦微笑著對女傭人說：「耐心和恆心是會得到酬報的。」
　　老院士見到聞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興。不料剛一落座，客人馬上就談起廣義相對論中的空間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絕。可惜，這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對數學一竅不通，客人滿嘴的數學術語，使他墮入了雲霧中。等到愛因斯坦發現主人的困窘，時間已過去了四十幾分鐘，拜訪時間早就該結束了。
　　愛因斯坦尷尬地起身告辭，連連道歉。
　　１９１４年秋，愛因斯坦為《普魯士科學院會議報告》寫了一篇長篇論文。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系統地、詳盡地討論與格羅斯曼合作的第一篇論文中所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對張量分析和微分幾何的簡述幾乎占論文篇幅的二分之一。愛因斯坦清楚地認識到有必要用自己的方式解釋這些技術；這些技術對於愛因斯坦和其他大多數物理學家來說都是新鮮的。這篇論文中還含有物理學中的幾個新特點。首先，愛因斯坦反對牛頓的轉動絕對性記點。例如，牛頓常用轉動的裝滿了水的水桶來說明問題。相反，愛因斯坦強調說：「我們無法區別『離心場』和『引力場』，我們可以把離心場當作引力場。」論文還有一個勝人一籌之處，愛因斯坦第一次得出了點粒子運動的測地線方程，並且證明它有正確的牛頓極限。張量理論還包括紅移和光彎曲的早期成果（依然是舊值，是正確值的一半）。最後一個成果是他對時空性質的重要評論，這是愛因斯坦第一次提到時空性質問題，即「根據我們的理論，空間的獨立性是不存在的。」
　　這篇論文還帶來一個好處，促使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５年初開始與利維—西維塔通信。西維塔指出了一些技術上的錯誤。這些錯誤引起了愛因斯坦的警覺，對此他非常感激，他終於找到一位熱衷於他工作的內行。
　　總之，到１９１４年末，愛因斯坦可以回顧說，這一年給他的私人生活和職業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廣義相對論中一些關鍵性問題把他難住了，而且仍然是在孤軍奮戰，但他對相對論的前途依然充滿信心。果然，一年之後，愛因斯坦糾正了自己概念上的錯誤，完成了相對論。理解相對論的人越來越多了，許多人開始積極投入到推動相對論發展的研究中來。


★　不要戰爭

　　愛因斯坦做夢也沒想到，在他到達柏林僅四個月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他曾十分厭惡過的德國軍國主義就是這場戰爭非發動者。
　　德意志帝國成為一部巨大的戰爭機器。
　　皇帝陛下、內閣大臣、民意代表議員先生，都通過不同媒介激發極端的民族情緒，鼓噪著狂熱的戰爭情緒。
　　德意志民族整體陷入戰爭的喧囂之中。
　　菩提樹下人山人海，戰旗飛揚，軍號嘹亮。出征的軍人邁著整齊的步伐，懷著視死如歸的激情走向戰場與死亡。圍觀的人群歡呼著，把一束束鮮花投向戰士。少女們懷著滿腔熱情吻別著出征的戰士。
　　這一幕幕情景不能說不動人，為德國而戰，把德國人的民族情緒激到了頂點。法蘭西是「世代仇敵」；英國佬是「背信棄義」；「俄國熊」落後而野蠻。除了德國，都成為德國的敵人！
　　狂熱、愚蠢的戰爭口號震天動地，人們已失去正常的判斷力。這種具有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熱潮」不僅讓普通德國人失去了理智，同時一樣影響了許多平時小心謹慎的德國學者。肆無忌憚的復仇情緒和盲目的民族仇恨，把學者們瘟疫般地席捲進來，柏林的教授們紛紛加入了戰爭宣傳的大合唱。
　　德國軍隊侵犯中立的比利時後，英國、法國的報上登出特大標題：
　　「我們愛歌德和貝多芬的德國，我們恨卑斯麥和威廉二世的德國。」
　　德國的文化名流們彷彿受了侮辱。一些最著名的學者和文人，起草了一個《告文明世界書》，以答覆法國人和英國人。
　　其中竟有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話：
　　「要不是由於德國的赫赫武功，德國文化早就蕩然無存了。」
　　如此明目張膽為德國侵略暴行辯護的宣言，竟有９３個著名的科學家、藝術家、牧師簽名。X光的發現人倫琴簽了名；進化論者海克爾簽了名；把祖國看得高於一切的普朗克也當然簽了名。
　　柏林的科學家，個個都忙於為戰爭出力。能斯特教授當上了國防部顧問，穿上少校軍服，一派自鳴得意的神氣。愛因斯坦的好朋友哈伯教授，也穿上了少校軍服。這位德國籍猶太人發明了人工合成氨的方法，解決了炸藥生產的大問題，現在又研究起糜爛性毒氣和窒息性毒氣。他自以為聰明地說：
　　「在和平時期，科學家是屬於全世界的；在戰爭時期，科學是屬於自己祖國的。」
　　哈伯教授大概怎麼也想不到，幾十年後，他的猶太同胞成批死在他研究的窒息性毒氣之中！
　　有人想請愛因斯坦簽名。聰明的普朗克擋了駕，說新來的愛因斯坦教授保留著中立國瑞士的國籍。他太瞭解愛因斯坦了，他不想讓愛因斯坦激烈的態度惹惱周圍的人。
　　可是，愛因斯坦直言不諱，公然聲明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並反對一切戰爭。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中旬，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四個人簽署了一封《告歐洲人書》，公開與９３人簽名的《告文明世界書》針鋒相對。這個宣言雖然不是愛因斯坦寫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而且這是愛因斯坦一生中籤署的第一個政治宣言，值得一讀。
　　「以前任何一次戰爭都沒有像現在這樣完全破壞文化合作。而這次戰爭又恰恰發生在這樣一個時候：技術和交通的進步，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需要有國際交往，而這種關係必將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許正由於以前存在著那麼多的國際間的紐帶，當我們看到了這種關係的斷絕，就更加傷心，更加痛苦。
　　「我們一點也不能被弄得驚惶失措。凡是對共同的世界文化稍微關心的人，現在都有雙倍的責任，為維護這種文化所必須引為依據的那些原則而起來鬥爭。然而，那些本來可指望具有這種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學家和藝術家——到目前為止的反應，幾乎使人看來，他們好像已經放棄了任何還想維持國際交往的願望。他們以敵對的精神來講話，而沒有站出來為和平說話。民族主義的熱情不能為這種態度辯解，這種態度同這個世界上以來被稱為文化的那些東西是不相稱的。如果這種精神在知識分子中間普遍流行，那將是一種嚴重的不幸。我們深信它不僅會威脅文化本身，同時還會危及民族的生存，而這次野蠻的戰爭也正是以保衛民族生存為借口而發動起來的。
　　「技術已經縮小了這個世界。的確，今天大歐羅巴半島各國相擠撞的情況似乎很像以前擠進那幾個伸向地中海的較小半島上的各個城邦那樣。旅行是那麼普及，國際間的供求那麼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歐洲——幾乎可以說整個世界——甚至現在就已成為一體。
　　「必須防止歐洲由於缺乏國際組織而重蹈古代希臘的覆轍！毫無疑問，有教養的和好心腸的歐洲人至少有責任去作這樣的努力。要不然，難道讓歐洲也因兄弟鬩牆，逐漸精疲力竭而同歸於盡嗎？
　　「目前正在蔓延開的戰火是很難產生『勝利者』的，所有參加戰爭的國家很可能都將付出極高的代價。因此，一切國家裡有教養的人都要盡力去爭取這樣一種和平條約，這種條約不管目前衝突的結果如何，將都不會撒下未來戰爭的種子；這樣的努力顯然不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須利用由這次戰爭所造成的歐洲不穩定和動盪的局勢，把這個大陸熔接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促成這種發展的條件，無論在技術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這裡不是討論怎樣可以達到這種歐洲新秩序的場合。我們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們這樣一個深切的信念：歐洲必須聯合起來保衛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這個時機已經到來。我們公開聲明我們關於歐洲統一的信念，這個信念我們相信是為許多人共有的；我們希望這樣公開聲明我們的信念，會促成一個聲勢浩大的歐洲統一運動的發展。
　　「朝著這個方向走的第一步，應當是一切真正愛護歐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經為歌德所預言為『善良的歐洲人』的人們——團結起來。
　　「我們不應當放棄這樣的希望：他們的一致呼聲即使在今天也還是可以高過武裝衝突的喧囂，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聲望和權威的人也共同來呼籲。
　　「我們再重複一句，第一步是歐洲人團結起來。如果像我們所熱忱希望的，在歐洲能找到足夠多的歐洲人——對於這些人來說，歐洲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事業，而不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名稱——我們就將努力去組織歐洲人聯盟。到那時，這個聯盟可以發出號召，並採取行動。
　　「我們自己所探索的不過是行動的第一步，就是發出這個挑戰書。如果您同我們一條心，如果您也決心為歐洲的統一開創一個廣泛的運動，那麼就請您簽上自己的名字吧。」
　　愛因斯坦等四個人的呼籲，今天聽來，是何等的真誠和理智，特別是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今天，人們該對愛因斯坦的和平宣言鞠上深深一躬。倘若人們在當時就接受了愛因斯坦的忠告，我們將少付出多少代價。
　　可在當時，與９３人的宣言相比，《告歐洲人民書》毫無成功的指望。政客軍人們不會接受它；學者思想家們不會接受它；老百姓也不接受它。
　　在一個瘋狂的時代，清醒者總是孤獨和悲哀的。事實上，也沒有一家德國報紙敢於刊登這份反戰聲明。
　　倔強的愛因斯坦以科學家的執著與韌性投入到反戰活動中去。他到處公開發表與眾不同的反戰看法，儘管沒幾個人理解他。
　　但不管怎樣，愛因斯坦仍盡最大的努力去呼喚和平。
　　１９１４年８月，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中，他說：
　　「在驚慌失措的歐洲正發生某種難以置信的事情。這樣的時刻表明，我們是屬於多麼卑劣的生物品種呵！我沉默地繼續進行和平的研究與思考，但卻被憐憫與厭惡所籠罩。」
　　９月初，他給埃倫費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滿了對民族主義的墮落、對戰爭的憤怒和日益增長的厭惡的信：
　　「國際的災難沉重地壓在我這個國際主義者身上。一個生活在『偉大時代』的人很難理解，自己是屬於發狂的、墮落的並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種。」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反戰的知識分子在柏林組成「新祖國聯盟」。他們的綱領是為盡快實現沒有領土要求的正義和平，創建制止未來戰爭的國際組織。愛因斯坦不僅是該聯盟的創始人之一，還是一個最活躍的成員。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也都支持這個組織。「新祖國聯盟」１９１６年初遭到查禁，轉入地下，直到１９１８年秋戰爭結束前幾周，它又重新公開活動。戰後，這個組織演變成「德意志人權同盟」，旨在增進德法兩國人民的諒解。愛因斯坦一直是忠實的會員，直到該組織被希特勒法西斯搗毀為止。在柏林期間，愛因斯坦曾多次在「新祖國同盟」的會議上登台演說。
　　１９１５年４月，「荷蘭反戰委員會」在海牙召開一次促進世界持久和平的國際會議，謀劃由荷蘭政府出面斡旋停戰。當會議消息向德國報紙透露時，德國外交部表示拒絕這一計劃。大約在海牙會議期間，愛因斯坦向荷蘭著名物理學家洛倫茲提出了一個建議，建議的具體內容不詳，可能是動員中立國科學家參加海牙的和平活動。這一建議不知何故遭到洛倫茲的拒絕。
　　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３日，愛因斯坦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到此事：
　　「我向洛倫茲提出的建議是天真的。那是衝動勝過見識。我多麼想把我們處於不同『祖國』的同行們團結在一起。這個學者和知識分子的小集體不就是值得像我們這樣的人去認真關懷的唯一的『祖國』嗎？難道他們的信念竟要僅僅取決於國境這一偶然條件嗎？」
　　善良的愛因斯坦把人類的戰爭行為理解為一種獸性的行為，並表示深深的憤慨，他想借助善良的呼籲來泯滅人類的戰爭衝動，確實是過於「天真」了。他以一個偉大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試圖去建立一個明晰、和諧的世界秩序，更是一種「天真」的思維。但就靠這份天真的良知，愛因斯坦反戰的呼籲畢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
　　愛因斯坦與法國大作家、反戰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早就有書信往來。１９１５年３月２２日，愛因斯坦從柏林寫信給當時住在瑞士的羅曼·羅蘭：
　　「通過報紙，並且通過我同那堅貞不渝的『新祖國同盟』的聯繫，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為消除法德兩國人民之間可悲的隔閡而獻身。我熱誠地向您表達我的深切的欽佩和敬意。但願您的光輝範例會激勵別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們放棄那些難以理解的妄想，這種妄想像惡性瘟疫一樣，使那些在別的方面是聰明、能幹而敏感的人也受到傳染。
　　「當我們後代子孫講到歐洲的成就時，難道我們能讓他們說，三個世紀文化上的艱辛努力，只不過是使我們從宗教走向民族主義的瘋狂，而沒有再前進一步嗎？在雙方的交戰集團裡，今天甚至連學者們的所作所為也都好像是在八個月前突然失去了頭腦一樣。
　　「如果由於我現在的住所，或者由於我同德國國內外科學家的聯繫，你認為我能為你效勞，那麼我將盡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交戰雙方的國度裡，各自站出一個懷著人類良知的偉大的反戰勇士，這大概就是人類的希望。
　　１９１５年秋，愛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們，便從柏林來到瑞士。他在蘇黎世的朋友贊格爾陪同下拜訪了那時住在瑞士斐維的羅曼·羅蘭。這次會晤使愛因斯坦瞭解到，在所有的交戰國中都有反戰團體。同羅蘭的談話不僅使愛因斯坦受到極大鼓舞，他覺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義暴行的國際友好團體的一名戰士了，而不再是一個孤獨無援的吶喊者。
　　同樣，愛因斯坦也給羅曼·羅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午飯後我們總是坐在旅館的涼台上。前面是花園，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鮮花盛開的常青籐上來回飛舞。愛因斯坦還年輕，身材不高，臉盤大而長。頭髮濃密，略微有點捲曲，乾燥，黝黑，夾雜著少許銀絲。高高的前額，嘴很小，鼻子略肥大，雙唇豐滿。小鬍子剪得短短的，雙頰圓潤。他說法語，有困難時，常常夾著一些德國話。愛因斯坦活潑，愛笑。他偶爾用幽默的方式來講述最深刻的思想。愛因斯坦自由地發表對德國——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國——的看法。任何別的德國人決不會這樣自由地講話。在這可怕的一年裡，每一個處在他這樣地位的人都會由於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愛因斯坦卻不，他經常笑。他找到了繼續進行科學活動的辦法。這裡說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對論；我對這個理論沒有什麼概念，而愛因斯坦卻提都沒有提到它。不過，贊格爾湊到我的耳邊說：『這是牛頓時代以來科學中最偉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問愛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見解告訴德國朋友們。他回答說，他避免此事；他願意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即提出一連串有邏輯聯繫的問題使交談者思想上震動。『不過人們並不怎麼喜歡這個』。——愛因斯坦補充說。」
　　兩位思想家的思想交匯了，融合了。他們談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國人民攜起手來，建設新的生活。但他們的聲音太微弱了，淹沒在萊茵河兩岸民族瘋狂的叫罵聲中，淹沒在戰線兩側的隆隆炮火聲中。
　　可理性的聲音，總會在歷史夜空中永恆地穿行下去。總有一天，歐洲和全世界都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這次會晤同樣給愛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６年，為慶祝羅曼·羅蘭的６０歲生日，蘇聯文學家高爾基、奧地利文學家茲伐格和法國文學家杜阿梅耳發起編集一個祝賀文集《友誼之書》，愛因斯坦應邀寫了一封賀信。信中內容就是對１９１５年會晤的回憶：
　　「我只親眼見過您一面：那時歐洲危機的最初衝擊還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備受折磨的群眾中間，您像一個孤獨的幻想家，他們由於您不能給他們帶來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從來不滿於把您那罕見的創造才能只用於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熱望幫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難的人。
　　「粗魯的群眾被邪惡的激情驅使著，這種激情支配了他們，也支配了代表他們的政府。他們狂言譫語，但結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慘。總而言之，他們似乎沒有經歷過內心的衝突就造成了全部的這種苦難。至於那些不帶群眾淺薄粗魯情緒的，和不受這種情緒影響而信守著兄弟友愛理想的少數人，他們所面臨的情況就更加困難。他們會被自己的同胞所摒棄，並且會受到像麻瘋病人那樣的迫害。除非他們以一種違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膽怯地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感情隱蔽起來。您，可敬的大師，卻沒有保持沉默。您起來戰鬥，忍受著痛苦，並且支持那些在苦難中的人們，您是偉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這個使我們歐洲人深深感到羞恥的年代，甚至連有高尚思想的人也會被野蠻情緒所俘虜，這已經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裡，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舖裡發揚得更好。
　　「可是有一個集體，您是其中最有聲望的傑出人物之一。這是這樣一些人的集體，他們對於仇恨這種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們企圖消除戰爭，並以此作為走向人類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們自己特殊國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來，他們認為這個任務重要得無可比擬。」
　　這封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愛因斯坦心靈上投下了深重的陰影。他敬佩羅曼·羅蘭的正直、良知與勇氣，這些都導致愛因斯坦在二戰期間傑出的社會活動。一個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總會關切注視著人類生存的環境。
　　１９１５—１９１８年期間，理論物理學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愛因斯坦過從甚密，有一段時間天天見面。他在《回憶愛因斯坦》一文中，有幾段關於這個時期的重要描述：
　　「當時，已經形成了反對他、還是擁護他的派別。他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可是，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的觀點明確，認為訴諸武力是毫無意義的，他也不相信有什麼德意志的勝利。戰爭將結束時，德國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歷史學家德爾布呂克、國內經濟學家布倫塔諾和愛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經常舉辦晚會，還邀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出席。主要討論大本營提出的勢必招致美國參戰的無休止的潛艇戰問題。愛因斯坦說服我參加這些聚會，而我當時還是軍官，理應不參加。在他們中間，我是最年輕的一個，從來緘默不言。愛因斯坦卻常常講話，他的態度是那樣鎮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樣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論述理論物理問題。」
　　有時，愛因斯坦還與國外反戰戰士會晤，絲毫不理會德國好戰分子對他施加的種種精神壓力。在愛因斯坦所在的科學院中，沙文主義的狂熱情緒也越來越濃厚。一批物理學家竟公開發表一封信，信中規勸人們在科學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國學者的著述，並以德國科學遠比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膚淺理論深奧而自詡。
　　對此，愛因斯坦不屑一顧，他仍然大聲疾呼著：
　　「戰爭對國際合作的發展是最可怕的障礙，尤其在於它對文化的影響。戰爭破壞了知識分子從事創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條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輕力壯，他的能力就會被束縛在破壞性的戰爭機器上，而年紀大的人也會陷進仇恨和失望的氣氛之中。而且，戰爭導致國家貧困，導致長期的經濟蕭條。所以，凡是珍惜文化價值的人，就不會不成為和平主義者。」
　　１９１７年秋天，對於俄國工人和農民革命的勝利，愛因斯坦表現出由衷的喜悅。他認為，這是馬克思學說在一個大國裡的一次成功嘗試。也是在社會平等基本原則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初次試驗。幾年後，他著文表達了對十月革命和俄國革命導師列寧的崇敬心意：
　　「我崇敬列寧，因為他是一個為爭取實現社會平等而獻出自己一切的偉人。雖然我認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點應該肯定，像他這樣的偉人是人類良心的洗革人和捍衛者。」
　　這些言詞真是絕無僅有的歷史文獻！當時，德國還沒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學家能像愛因斯坦這樣堅定而明確地崇敬列寧的高尚品德，讚揚十月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
　　愛因斯坦雖然贊同列寧的社會和政治目的，但對達到這一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卻持保留態度。這是歐洲知識分子中人道主義的普遍立場，也是愛因斯坦對社會變革的「天真」的疑慮。
　　在戰爭歲月裡，愛因斯坦滿腹愁腸，為人類的命運及未來憂心忡忡。這種情緒在他為分子布朗統計法的研究前輩斯莫盧霍夫斯基寫的悼詞中表露得非常清楚：
　　「每一個瞭解斯莫盧霍夫斯基的人，所以喜歡他，不僅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而且也因為他是一個高尚的、敏感的和友善待人的人。近幾年來的世界災難，使他對人們的殘忍和對我們文明發展所遭受的損失感到極為痛心。命運過早地中斷了他作為研究家和教育家的卓有成效的活動；但是我們將非常珍惜他的生活榜樣和他的著作。」
　　其實，愛因斯坦的這種情緒在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寫的悼念馬赫的文章中，業已流露出來：
　　「在讀馬赫的著作時，人們總會舒暢地領會到作者在並不費力地寫下那些精闢的、恰如其分的話語時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種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讀，不僅是因為他的美好的風格給人以理智上的滿足和愉快，而且還由於當他談到人的一般問題時，在字裡行間總是閃爍著一種善良的、慈愛的和懷著希望的喜悅的精神。這種精神也保護著他，使他受不到那種今天很少有人能夠避免的時代病的影響，就是說受不到民族狂熱的影響。在他的通俗文章《關於飛行拋射體的現象》中，他也不能放棄在最後一段裡所表達的他對於各個民族達到相互瞭解的衷心願望。」
　　戰爭在繼續。
　　愛因斯坦希望真理之聲傳遍全球的理想破滅了，他希望把人們從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中解脫出來的努力也無濟於事。愛因斯坦變得前所未有地悲觀起來。
　　１９１７年他寫信給洛倫茲，說：
　　「每當我想起生活中的無限悲傷之事，就抑制不住我的沮喪心情。以前，物理學能解除我的苦惱，現在連物理學也無濟於事了。」
　　大戰結束前一年，愛因斯坦的身體垮了。他早就有胃病，那是在蘇黎世和伯爾尼的窮困生活中得的。愛因斯坦本來身體強壯，但是他的思想沒有固定界限，生活沒有固定規律，再加上他成年累月、不分晝夜的緊張思索，希望和絕望、激動和狂喜所帶來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動，終於把身體搞垮了。兩個月裡，體重竟減輕了十幾公斤。
　　但是，愛因斯坦不會倒下去！人類的良知不會泯滅，相對論的理論還要發展，這些美好的願望再次支撐起愛因斯坦巨人般的身軀。
　　在柏林的前幾年，戰爭的陰雲雖給愛因斯坦帶來不少生活和研究上的麻煩，但他始終沒有停止相對論的研究。在隆隆炮火中，愛因斯坦取得了學術研究的豐碩成果。
　　１９１６年初，愛因斯坦在《物理年鑒》上發表了長達５０頁的論文《廣義相對論基礎》，以此暫時結束了他從１９０８年以來所從事的相對論研究。這篇論文是２０世紀理論物理學研究的峰巔。
　　１９０５年的狹義相對論僅僅適用於不存在引力的所有物理過程，研究的是直線、勻速相對運動的參考系。廣義相對論的方程與參考系的運動狀態無關，也就是同樣適用於作加速運動和旋轉運動的參考系。在某種程度上，它是１９０５年狹義相對論的「推廣」；此外，就像愛因斯坦所恰當比喻的那樣，廣義相對論這個新理論就像是相對論大廈中的第二層樓。
　　愛因斯坦一直把廣義相對論看作自己畢生最重要的科學成就。他對自己的學生、波蘭物理學家說過：
　　「要是我沒有發現狹義相對論，也會有別人發現的，問題已經成熟了；但是我認為，廣義相對論的情況不是這樣。」
　　愛因斯坦說這種話，是在廣義相對論發表之後２０多年。
　　愛因斯坦的自信不是沒有道理的。
　　１９１９年，愛因斯坦９歲的兒子愛德華問父親：
　　「爸爸，你到底為什麼這樣出名？」
　　愛因斯坦笑了，然後又半嚴肅半微笑地對兒子解釋道：
　　「你看見沒有，當瞎眼的甲蟲沿著球面爬行的時候，它沒有發現它爬過的路徑是彎的，而我有幸地發現了這一點。」
　　愛德華聽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義。
　　這其中的含義，只有物理學家中的精英們才體會得到。照他們看來，如果沒有愛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斷不會出現廣義相對論。
　　當然，一個重大的科學理論，是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必然產物，說它完全依賴於某個個人，這是叫人難以相信的。然而，這種看法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廣義相對論中包含著深刻的思想。沒有大膽的革新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毅力，沒有敏銳的物理直覺能力和高超的數學運算技能，是不可能建立廣義相對論的。從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１５年，愛因斯坦醞釀了整整１０年時間——那是最富於創造力的成熟的１０年——才建立起廣義相對論。
　　廣義相對論的提出需要太多的才能，幾乎超出一個常人畢生所能掌握的知識的無數倍。人類不得不在大多數人平庸的事實面前讚美那些偉大的天才。他們的才能實在是讓人高山仰止。擁有這樣的天才，是人類的福份。
　　難怪１８９７年發現電子的英國物理學家湯姆遜說：廣義相對論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難怪創立相對論量子力學的英國物理學家狄拉克說：「廣義相對論也許是人類曾經作出過的最偉大的科學發現。」狄拉克是物理學界最不愛說話，更不愛說恭維話的大師。所以，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７年大病之後，坦然地向朋友們說：
　　「我死不死無關緊要。廣義相對論已經問世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　宇宙之謎

　　有人說，柏林的大學教授分兩類，一類是愛因斯坦一個人，另外一類是其他所有人。
　　有人以此來譏諷愛因斯坦。
　　有人以此來讚譽愛因斯坦。
　　不管怎麼說，愛因斯坦即使在大科學家們中間，也顯得是那麼地與眾不同。
　　一般的教授，把自己的時間一分為二：一部分教書，一部分研究。他們的講課，一章章、一節節，分得細而又細，旁徵博引，內容像圖書館一樣豐富。他們的科學研究，也分成一個個小問題，手下的學生都能分到一個，大家津津有味地研究，論文一篇篇發表。
　　愛因斯坦也是既講課又做研究。他那深刻的思想之鏈，一環一環展開，清晰地呈現在聽講者面前，再加上一些幽默雋永的趣談作點綴，這使他的講課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愛因斯坦只愛講自己所研究的問題。他不僅喜歡向同行和大學生講課，也喜歡跟門外漢談自己的研究工作。這些講課和交談，是用語言表述思想，就像磨劍一樣，思想在講課和交談中磨鋒利了。可是，要愛因斯坦完整地講一門課，從頭到尾，仔細準備，這就叫他頭疼了。教科書上、手冊上都有的東西，有什麼可講的呢？
　　愛因斯坦不理解別人講課的方法，就像別人不理解他的講法一樣。愛因斯坦只是固執地認為：把時間都花在背書上，這太可惜了。
　　愛因斯坦的科學研究，也和一般的教授不同。他總是找最深最難的問題來研究，所以他頂多只能有一兩個助手。愛因斯坦是個單干戶，狹義相對論發表之後，本來可以接下去做許多工作，寫許多論文，可是，他把這些比較容易做的工作留給別人，自己則埋頭搞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的原理發表後，還是同樣的情況，愛因斯坦又去研究更新更難的問題了。
　　少年時代的獨自沉思又一次出現。不過，現在愛因斯坦是在面對浩瀚的星空發問：根據廣義相對論，宇宙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宇宙是什麼樣的？在人類居住的大地之外是什麼？有什麼？這些問題和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從漫無稽考的遠古時代起，人們就在思索這些問題。那美麗莊嚴的星空，那點不清數不盡的閃爍著的星星，蘊藏著多少誘人的奧秘！多少年來，宇宙是神話故事的大花園，是宗教迷信的好居所。詩人謳歌宇宙、哲學家玄談宇宙，他們描繪了形形色色的宇宙。從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神話宇宙，到天堂地獄、上帝造人的宗教宇宙，各式各樣，應有盡有。然而，最有權利討論宇宙的，是研究宇宙的人，是那些徹夜不眠、把望遠鏡指向茫茫太空的天文學家，是那些在實驗桌旁，在伏案計算中度過日日夜夜的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分析了無限宇宙模型的困難，根據廣義相對論空時彎曲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型。他的論文出現在１９１７年的《普魯士科學院會議報告》上，論文的題目是《根據廣義相對論對宇宙所作的考查》。在這篇論文中，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有限無邊的靜態宇宙模型。
　　「宇宙有限」這幾個字漸漸地傳到了牧師、神父和拉比們的耳朵裡。他們的耳朵豎起來了，而且豎得很長。
　　「什麼？宇宙有限？嗯——好極了！」他們滿意地笑了。
　　羅馬教庭學院的天主教哲學家發表了長篇大論，對於愛因斯坦大加恭維。彷彿有限宇宙之外就必有一個天堂，這樣，他們的上帝就有適當的住處了。
　　關於這一類上帝在人世間的代言人，有什麼話好說的呢？他們曾經把布魯諾活活燒死，把伽利略關進監獄，只是因為他們宣傳科學的真理——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而當哥白尼的學說經過艱苦鬥爭，獲得勝利之後，這些神學家們卻又搖身一變，說什麼哥白尼的學說並不和《聖經》矛盾，反而給上帝開天闢地、創造日月星辰提供了科學根據。對於宗教界這些荒謬的說法，愛因斯坦從來都抱著一種冷漠的態度。
　　在一次訪問英國的宴會上，愛因斯坦的鄰座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這位大主教擺出一副對相對論頗感興趣的樣子，恭敬地向愛因斯坦求教，希望能從相對論中找到一些對於上帝有益的根據。他呷了一口香檳酒，親切地對愛因斯坦說：
　　「有許多人對我說，愛因斯坦會改變我們的宗教道德觀念呢！教授，關於這個問題，你有什麼看法呢？」
　　「別信他們。相對論討論的純粹是科學問題。與宗教毫無關係。」愛因斯坦也呷了一口香檳酒，微笑地回答說。
　　想從相對論中尋求神秘啟示的時髦人物形形色色，他們都在愛因斯坦的身邊嗡嗡營營，似乎在為他、為相對論唱讚歌。但是一有機會，他們又像蚊子一樣，吸他的血，去養肥他們自己。
　　每一個偉大人物的身邊總有一些這樣的蚊子，從古至今，皆是如此。
　　對唯心主義的恭維，愛因斯坦是無動於衷的，因為在他身上，自然科學家的自發的唯物主義始終是主流。遺憾的是，有些唯物主義陣營裡的人，不斷地攻擊愛因斯坦「唯心主義」。特別是在宇宙有限這個問題上。但是說來也怪，他們提的問題和神學家同樣淺薄：
　　「在有限宇宙之外是什麼？」
　　他們給出的答案也和神學家一樣武斷：
　　「上帝。」
　　這些唯物主義者給宇宙有限論貼上了一條標籤——「唯心主義」。誰說宇宙有限，誰就犯下了唯心主義的彌天大罪。也許，他們太性急了，還沒有弄懂愛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論是什麼意思，就根據現成的公式：「宇宙無限＝唯物主義」，「宇宙有限＝唯心主義」，趕緊提筆上陣，對宇宙有限論展開了批判。
　　其實，他們都沒有弄清什麼叫宇宙有限。愛因斯坦的宇宙模型有三個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靜態」。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所謂的「宇宙學原理」。這個原理是說：宇宙間的物質均勻分佈，從宇宙的隨便什麼地方觀看宇宙，所看到的宇宙圖像都是相同的，就像站在球面上觀看球面，不論站在哪一點，看到的球面都是一個模樣。對於這個宇宙學原理，讀者很可能反對：「宇宙間的物質分佈怎麼能說是均勻的呢？譬如在太陽系中，９９．８６％的質量集中在太陽上，這均勻嗎？還有，在地球上看月亮和在月亮上看地球，難道一樣嗎？」
　　親愛的讀者，你這是從小處著眼了。宇宙學是從大處著眼，研究整個宇宙結構的，它所使用的宇觀尺度比太陽系大得多。小範圍裡的不均勻，並不妨礙大範圍裡的均勻。譬如地球表面，有的地方是崇山峻嶺，有的地方是平野千里，各個地點的海拔高度是不均勻的。但是如果在人造地球衛星上遠遠地觀看地球的整體結構，那麼各地海拔高度的差異就微乎其微了，地球就是一個相當均勻的球，（嚴格地說，應該是橢球）。愛因斯坦的靜態宇宙模型進一步假定：宇宙空間中的物質不但是均勻分佈的，而且還是靜止不動的。讀者可能又要反對說：「月亮繞著地球轉動，地球繞著太陽轉動，宇宙間的一切物質都在運動，怎麼能說是靜止的呢？」
　　這時，你又從太陽系的小範圍來考慮了。用太陽系的小尺度衡量是運動的，用宇觀的大尺度衡量就是靜止的了。就像站在海邊觀看大海，以米作為衡量的尺度，那麼海水是大浪滔滔，作著激烈的運動。但是如果在人造地球衛星上觀看大海，以公里或更大的距離作為衡量的尺度，那麼海水就平靜如鏡，就是靜止的了。總之，愛因斯坦認為，宇宙的總的圖像就像從衛星上觀看地球一樣，大體上是均勻、靜止不動的。你看，那些恆星不是像寶石一般鑲嵌在深邃的夜空中，彼此之間的位置不是幾乎從不變動嗎？
　　第二個概念是「有限」。
　　對這個概念的反對意見最為激烈：「難道說我們的宇宙四周圍著巨牆，牆上寫著一行巨字：『呔！宇宙有限，牆外天國，人類止步！』嗎？」
　　對待這些意見，愛因斯坦的宇宙模型中還有第三個概念呢。這第三個概念就是「無邊」。愛因斯坦的宇宙雖然有限，卻又是無邊的。圓圓渾渾，沒有邊界，所以也就沒有什麼邊界內外之分。和無限宇宙一樣，有限宇宙也是可以沒有「之外」的。無限宇宙排除了天國和上帝之類的東西，有限宇宙也不給它們容身之地。
　　愛因斯坦的靜態、有限、無邊的宇宙模型和牛頓式的無限宇宙模型一樣，都是人類認識宇宙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們都是把一定數量的觀測事實作了某種外推之後得到的。結論雖然可能有錯誤，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卻是科學的。
　　事實上，愛因斯坦提出他的宇宙模型之後過了１２年，天文學上有了一次重大的突破——美國天文學家哈勃發現，所有的星系，彼此之間的距離都在不斷地增大。恆星不「恆」，我們看不到它們的分離運動，因為距離我們太遠了。宇宙就像一個受熱的肥皂泡，它在不停地膨脹。星系就像肥皂泡上的各個點，它們彼此之間的距離也在不停地增大。宇宙不是靜止的，宇宙在膨脹！哈勃利用大口徑望遠鏡作出這個重要發現後，愛因斯坦這位公認的最偉大的物理學家，非常坦然地承認自己的宇宙模型是錯誤的。為什麼不承認呢？難道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就不犯錯誤了嗎？為了從廣義相對論中解出他的靜態、有限、無邊的宇宙模型，愛因斯坦甚至修改了自己心愛的引力場方程，在方程中增加了具有斥力性質的一項，叫做宇宙項。有人把引入宇宙項這件事，稱為愛因斯坦平生所犯的最大錯誤。
　　愛因斯坦犯了一個大錯誤，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宇宙模型，後果卻是誕生了一門新的科學——現代宇宙學。奇怪嗎？不，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事情。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揭開了近代天文學的序幕，但是他的不朽巨著《天體運行論》中說行星（包括地球）繞著太陽作圓周運動，是不對的。行星運動的軌道應該是橢圓的。
　　研究宇宙的整體結構，以前沒有適當的理論指導，從愛因斯坦開始，才有了強有力的理論做指導，那就是廣義相對論。隨著觀測手段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更促使現代宇宙學蓬勃發展起來。在愛因斯坦提出自己的宇宙模型之後，又有別的學者提出了其他的宇宙學理論：從宇宙膨脹論到大爆炸宇宙論，從等級式宇宙論到物質反物質宇宙論，名目繁多，立論各異，眾說紛紜，爭論激烈。一門科學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假設和理論，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不正說明它有光輝燦爛的發展前途嗎？
　　從遙遠的文明開端算起，人類研究宇宙的渴望終於在愛因斯坦這兒找到了一個新的科學起點。

[ 本帖最後由 aska110169 於 2007-6-4 12:23 編輯 ]

aska110169

六　柏林（二）

--------------------------------------------------------------------------------


★　家庭震盪

　　在柏林的最初幾年，愛因斯坦竭盡全力研究著廣義相對論。隨著相對論理論的價值為人所知，愛因斯坦在公眾眼裡成為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也成了公眾輿論驚異、尊敬的焦點。因為他的和平主義，在極端右翼的人眼中，愛因斯坦又是一個被憎恨的人。
　　在從事２０世紀最偉大、最傑出的科學研究的時候，愛因斯坦的心情並不好。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給貝索的信中，愛因斯坦說他對自己的工作進展「很滿意」，但人的精神狀態並不好，「疲憊不堪」。
　　可愛因斯坦沒有休息。在１９１６年，他總共寫了１０篇科學論文，包括他對廣義相對論的第一次重要研究，自發和誘致發射理論，關於引力波的第一篇論文，關於能量動量守恆定律和許瓦茲解的文章，測量愛因斯坦——德哈斯效應的新建議。同時他還完成了第一本關於相對論的半科普書籍。加之與米列娃長期分居，缺乏很好的照顧，愛因斯坦的身體越來越差，不斷生病，一直拖延了好幾年。
　　１９１７年２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埃倫費斯特，說由於自己患肝病，不能去荷蘭訪問了，肝病迫使愛因斯坦遵循嚴格的飲食，過著十分清靜的生活。可在戰爭之中，柏林的食物供應非常緊張，好在愛因斯坦是瑞士公民，有權接受從瑞士寄來的食物包裹，但這也不足以彌補由於戰爭而引起的營養不良。愛因斯坦的醫生極力勸說他去瑞士養病。可能因為米列娃仍在伯爾尼，愛因斯坦覺得在沒有與米列娃解決情感矛盾的情況下去瑞士是不合適的，他堅決拒絕了醫生的勸告。
　　在柏林的頭幾年，愛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魯道夫·愛因斯坦。那時，魯道夫和女兒艾爾莎住在柏林。艾爾莎與愛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離婚後，就帶著兩個女兒一直住在柏林的父親的家中。愛因斯坦得病後，一直受著艾爾莎的照顧，也由於這場大病，兩個在情感上都孤獨的人有了結合的願望。
　　艾爾莎是位持家的能手，這一點是米列娃無法相比的。她在廚下煎魚炙肉，動作就像藝術家那樣優美：這兒放兩塊紅的西紅柿，那裡添兩片綠色的黃瓜，在戰爭年代，她仍舊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來，讓愛因斯坦得到不少溫暖的感受。
　　艾爾莎知道愛因斯坦的脾氣，他們小時候常在一起玩。艾爾莎比愛因斯坦大三歲，１８７６年出生在德國巴登符堡州的海亨根。艾爾莎一家常到蘇黎世走親戚，愛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許少年時代的愛因斯坦和艾爾莎間的感情就很親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時，兩個人走到一起是某種情感的延續。
　　艾爾莎後來曾對訪問者說：
　　「當我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我就愛上了阿爾伯特，因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十分美妙……他還會彈鋼琴。當他思考理論時，音樂給了他啟示。他到書房讀書，然後走出書房，彈一會鋼琴，草草寫點什麼，又回到書房去，這時候，我和瑪戈特就悄悄離開。我們不讓他看見，為他備好吃的東西並放好外衣以備他使用。有時候，甚至天氣不好的時候，他不戴帽子，也不穿外衣就出外了，然後回家來，站在樓梯上……」。
　　在艾爾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愛因斯坦的性情從根本上是孤獨的，也許他壓根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世俗家庭的男主人，在這點上，性格倔強的米列娃不理解他，生活瑣事的矛盾導致了他們最終的分手。與米列娃相比，艾爾莎雖沒有什麼學問，也不懂理論物理學，但她深知愛因斯坦的秉性，也理解他的孤獨性格，更何況有了一次婚姻變故後，能做愛因斯坦這位世界名人的妻子，她就滿足了。她只想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愛因斯坦，其餘的一切，她都不加理會了。不管怎麼說，艾爾莎總是吸引愛因斯坦留在柏林的原因之一。１９１７年夏天，愛因斯坦從威特爾貝徹大街搬到哈伯蘭大街，住到艾爾莎一家的隔壁。１２月寫信給朋友說：
　　「多虧艾爾莎的精心護理，我一夏天重了４磅。她親自給我燒飯，看來也需要這樣做。」
　　病中的愛因斯坦，確實從艾爾莎那兒得到了從米列娃那兒得不到的溫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個笑容滿面、體貼入微的親人來照顧。他躺在病榻上，這位幼時的伴侶坐在身邊替他織毛衣。艾爾莎操著一口他們共同的方言，講起話來帶「兒」音，就像小河在汩汩地流。她輕輕地站起來，快步走到廚房，又輕手輕腳把茶點端到愛因斯坦身邊，說：
　　「來，阿爾伯特，把這個奶油炸面圈兒吃了。」
　　愛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著香甜可口的食品，艾爾莎又用帶「兒」音的動聽的故鄉方言，給他講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聞：麵粉多少錢一磅，又漲價了；哪一家商店裡來了一批進口的罐頭食品，誰也不知道裡面裝的什麼東西，也不知道怎樣把那些罐頭打開……
　　在艾爾莎的精心護理下，愛因斯坦的身體明顯康復。但在１９１７年年底，氣候變冷後，愛因斯坦的病又突然變重。他又患上胃潰瘍，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幾個月。他的情緒十分低落，「精神頹廢，氣力不支」。１９１８年４月，醫生允許他下床活動，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誰知久病在床的愛因斯坦拿起心愛的小提琴，拉了一會兒後，竟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當時告訴朋友們說：
　　「近來，我遭到了令人極不愉快的打擊，很明顯，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時的提琴。」
　　１９１８年５月，重新臥床的愛因斯坦是患了黃疸病。顯然，長期勞累後的愛因斯坦的體質完全被毀壞了。愛因斯坦說他在１９１８年８月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用刮鬚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這也許是他健康狀況不良的反應，也許是他陷入了米列娃與艾爾莎間的抉擇難題。所以１２月他寫信告訴埃倫費斯特，自己可能再也不會恢復健康了。
　　不久，愛因斯坦在身體基本康復後，就決定與米列娃離婚，和艾爾莎結婚。離婚判決書於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４日取得，並且約定愛因斯坦的諾貝爾獎金歸屬米列娃。
　　米列娃在蘇黎世度過了她的餘生。首先她恢復了自己娘家的姓，叫瑪裡蒂，但是根據蘇黎世政府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４日的判決，讓她恢復愛因斯坦的姓。愛因斯坦偶爾看望兒子的時候，常常住在米列娃家裡。米列娃是個難以相處的人，從來不相信別人，心情憂鬱。米列娃在１９４８年去世。
　　多年之後，愛因斯坦曾談到來列娃，說：「她從不原諒我們的分居和離婚，她的性情使人聯想到古代的美狄亞。這使我和兩個孩子的關係惡化，我對孩子向來是溫情的。悲觀的陰影一直繼續到我的晚年。」
　　１９１９年６月２日，愛因斯坦與艾爾莎結婚。此時，愛因斯坦４０歲，艾爾莎４３歲。他們的新家安置在艾爾莎居住的哈伯蘭大街５號。
　　艾爾莎文雅、溫柔，像慈母一樣，具有典型的資產階級風味，她喜歡照顧愛因斯坦的生活，並以此為樂，愛因斯坦的聲望也給她帶來了榮耀。
　　結婚以後，在柏林高等住宅區裡，愛因斯坦有了溫暖舒適的家庭生活。有客廳、餐廳、臥室、書房；有地毯、莊重的傢俱和精巧的小擺設。一般中等有產者家庭裡的東西，這裡也一應俱全。他們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樣，每星期招待一次賓客，擺出一桌酒菜來。
　　愛因斯坦是過慣了馬馬虎虎生活的人，米列娃給他安排的家庭生活也是亂糟糟的。可在哈伯蘭大街５號，一切都是井井有條的，連每天抽多少煙，艾爾莎都給他安排好了。莊重的傢俱擦得珵亮，華美的地毯在腳下柔軟而有彈性，房間裡窗明几淨，充滿著一種舒適、溫暖的味道。然而，愛因斯坦生就了叛逆的性格，在科學事業、政治理想和生活習慣上，他都是一個勇敢的反叛者。在這個體面、尊貴的有產者氣氛的家庭裡，他像一個撞進門來的陌生人、流浪漢。他會光著腳走到客廳裡來，他會不穿襪子，光腳塞在那雙磨歪了後跟的皮鞋裡，坐到招待來賓的大餐桌旁。艾爾莎佯裝生氣，向他提出抗議。他呢，笑瞇瞇地說：
　　「不要緊的，夫人，客人都是熟朋友，對嗎？」
　　在家裡的僕人看來，主人越來越長的頭髮，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那身隨隨便便的衣服，在天鵝絨的大窗簾前，在花籃形的大吊燈下，總顯得有點不協調。可這位主人，完全不顧這些，我行我素。
　　艾爾莎給人的印象恰好相反。如卓別林在１９３１年第一次遇到艾爾莎後，曾對她作過這樣的描繪：
　　「她婷婷玉立，精力充沛，能夠成為偉人的妻子她很高興，而且她也很坦率，並不隱藏自己的觀點，她的熱情惹人喜愛。」
　　和愛因斯坦結合，艾爾莎心滿意足，特別是愛因斯坦與自己的兩個女兒關係融洽，更讓艾爾莎感到幸福。愛因斯坦則像長期浪跡天涯的吉普賽人，總算有家了。這對愛因斯坦來說確有很大好處。他喜歡有人照顧自己，也很喜歡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科學家、藝術家、外交家及其他私人朋友。
　　可這舒適、安穩的生活環境並沒有改造愛因斯坦，相反，他又一次感到陌生和孤獨。他的朋友和訪問者都這樣說過：
　　愛因斯坦「以前的生活是豪放不羈的，現在開始過起中產階級的生活來了……他的家庭如同柏林的典型小康之家一樣，家裡有豪華的傢俱、地毯、畫……。」但是，「人們踏進愛因斯坦的房間時起，就會發現他是這樣環境中的『外人』——中產階級家庭裡豪放無羈的客人」。
　　儘管艾爾莎對新的家庭很滿意，也深深愛著愛因斯坦，但許多人發現，或說感覺到愛因斯坦與艾爾莎間的關係並不十分親密。艾爾莎臥室的隔壁是兩個女兒的臥室，愛因斯坦的臥室則在樓下大廳裡。他們倆看起來不像是一對有事共同商量和考慮問題的夫妻。艾爾莎有一次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愛因斯坦的意志是「難以揣測的」。她很注意社會地位和他人的輿論，在這一點上她與丈夫恰恰相反。愛因斯坦則在許多場合說閒話的時候流露出，作為一個結過婚的人，他對神聖婚姻的快樂是有保留的。例如，有人看見他不斷地清除自己的煙袋，就問他，是因為喜歡抽煙才抽煙呢，還是只為了清除和重新裝滿煙袋呢？愛因斯坦回答說：
　　「我們的目的在於抽煙，我想，結果總有什麼東西堵塞住了。生活也像抽煙，婚姻更像抽煙。」
　　１９３６年艾爾莎剛剛去世不久，愛因斯坦給玻恩寫信說：「我已經十分適應新的環境了，就像洞穴裡的熊一樣，與我的事件繁多的生活相比，我現在覺得自由多了。由於我的老伴去世，這種熊的特性也增多了，她（比我）喜歡交際。」愛因斯坦不止一次不夠優雅然而很坦率地描寫出自己的家庭。１９５５年３月，愛因斯坦終生的摯友貝索剛剛去世不久，他給貝索家裡寫信說：「我最欽佩貝索的是，作為一個人，他多年來不僅與愛人和平相處而且一直相親相愛——很慚愧，我每次都沒能做到這一點。」
　　也許是愛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太需要孤獨了，使他無法全身心投入到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就像他的書房，是由一間堆放東西的閣樓改成的，在寬敞、明亮、舒適、優雅的書房裡，他不自由，而在這離開豪華陳設的小閣樓上，他又感到自由了：他光著腳，只穿一件薄毛衣，坐在安樂椅裡；一張圓桌上堆滿了書籍、雜誌和草稿紙，四壁都是放滿書的書架；牆上掛著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肖像，原來還有一張牛頓的肖像，搬家的時候丟失了。從小窗戶裡看出去，是一片屋頂的海洋，他彷彿置身於孤島上。這裡是與世隔絕的，除了助手，誰都不准進來。愛因斯坦需要這種與世隔絕的孤獨。在孤獨之中，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體。
　　愛因斯坦的母親波林在艾爾莎與愛因斯坦結婚半年之後來到柏林，並住在兒子家中，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１９０２年她丈夫死後只剩有不多的錢，她又沒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後，她長期住在海爾布朗的一位姓奧本海默銀行家遺孀的家中，操持家務，教育幾個小孩子，孩子們對她很是敬慕。後來一段時間她給那位孀婦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務，接著，她又搬到魯塞耐與女兒瑪雅和女婿保爾·溫特勒在一起居住，他們家在布蘭堡大街１６號甲。
　　波林住在女兒家時腹部已有癌腫，病情十分嚴重，只得到羅斯瑙療養院住院治療。住院以後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兒子住在一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艾爾莎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母親病已垂危，將遷移到柏林來。１９２０年初，波林到達柏林，一同前來的還有瑪雅，一位醫生和一位護士。波林住在愛因斯坦的書房裡。嗎啡治療對她的大腦有所影響，但是她「眷戀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飽滿」。波林於２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勳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後不久，愛因斯坦給贊格寫信說：
　　「我母親已病故，我們精疲力竭。人可以從內心深處感覺到血緣關係非同小可。」


★　偉大的驗證

　　在２０年代初，愛因斯坦已經享有任何一位學者都未曾獲得過的盛譽。英費爾德對１９１９年日蝕觀測和證實廣義相對論之後愛因斯坦的聲譽空前增長的原因，曾發表過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
　　「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發生的。人們厭惡戰爭、屠殺和國際陰謀。戰壕、炸彈、屠殺留下了悲慘的餘悸。談論戰爭的書籍沒有銷路和讀者。每個人都在期待一個和平的時代並想把戰爭遺忘。而這種現象能把人類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們的視線從佈滿墳墓的地面聚集到滿天星斗的天空。抽像的思想把人們從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遠方。日蝕的神秘和人類理性的力量、羅曼蒂克的場景、幾分鐘的黑暗，爾後是彎曲光線的畫面——這一切和痛苦難熬的現實是多麼不同呵！」
　　愛因斯坦瞬間成為公眾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則是對全日蝕的觀察中，終於證實了光線在太陽引力場中發生彎曲。
　　１９１９年初秋，波林在療養院住院時收到兒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話是：
　　「親愛的媽媽，今天報告你一個好消息。洛倫茲打電報告訴我，英國遠征隊已經實際上證實了太陽的光有偏轉。」
　　早在幾天之前，洛倫茲打給愛因斯坦的電報中說：「愛丁頓在９／１０秒和１ ４／５秒之間發現太陽邊緣的恆星位移。恭喜恭喜。洛倫茲。」
　　大家心裡都明白，有了這個觀測的證明，廣義相對論的意義與價值就會變得無法估量。愛因斯坦對這一點更清楚，他早就渴望著這一天了。
　　早在１９０７年，在伯爾尼專利局當職員的愛因斯坦發現了等效原理，他認識到這個原理本身意味著光有某種彎曲，但是他認為這個效應太小了，觀測不出來。１９１１年，布拉格的教授發現，這個效應在日全蝕的時候能夠測量出來，並且發現，在日全蝕的情況下變曲度是０''.８７１。但他那時還不知道空間也是彎曲的，因此，他的結論是錯誤的。他仍然相信牛頓，而牛頓認為空間是平直的，牛頓從他自己的萬有引力和光微粒說中也能計算出這個０''.８７。１９１２年，蘇黎世的教授發現空間是彎曲的。幾年之後他才明白空間的彎曲改變光彎曲。１９１５年，已是普魯士科學院院士的愛因斯坦發現了自己以前的錯誤，廣義相對論意味著太陽光的彎曲度是１''.７４，也就是說，愛因斯坦值是牛頓值的兩倍，因子２使得牛頓和愛因斯坦對立起來。
　　--------
　　１０''.８７：現在稱為牛頓值。
　　愛因斯坦到１９１４年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堅定，他寫信給貝索說：
　　「不論日蝕的觀察是否成功，我都堅信整個體系的正確性。」
　　愛因斯坦也是幸運的，歷史的幾次變故使他幾次免於面臨錯誤的窘境。
　　１９１２年，一支阿根廷日蝕遠征隊開到巴西，計劃檢驗光的彎曲度，因為天下雨取消了試驗。
　　１９１４年夏季，由弗羅因德裡希率領，由人們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魯普資助的德國遠征隊開往克里米亞，觀察８月２１日的日蝕，也因戰爭沒法完成考察任務。
　　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愛因斯坦宣佈正確的偏轉數值是１''.７４，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蝕觀察的數據。可日蝕觀察依然一再受挫。
　　１９１６年，委內瑞拉有一個觀測日蝕的機會，又是因為戰爭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蝕時拍攝照片尋找偏轉的企圖落空了。
　　１９１８年６月，一位美國人對日蝕的觀察也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一直到１９１９年５月，兩個英國遠征隊才獲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這一重要的觀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愛丁頓。
　　愛丁頓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學會的學術秘書。他參加了基督教教友會。就像那些主張「愛自己的敵人」的教友們一樣，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只是搖頭。與愛因斯坦一樣，他也是一個十足的和平主義信徒。１９１６年春天，從中立國荷蘭的萊頓大學寄來一份《廣義相對論基礎》單行本。皇家天文學會的通訊會員德·西特教授，剛從愛因斯坦那裡收到這篇論文，就把它寄到了劍橋。愛丁頓一眼就看出，這篇論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馬上開始研究廣義相對論，同時請德·西特寫三篇介紹廣義相對論的文章，發表在皇家天文學會的會刊上。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國科學界的廣泛注意。因為這是英國人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以來的兩個半世紀裡，第一次有人向牛頓提出有力的挑戰。
　　愛丁頓決定用日全蝕觀測來驗證愛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論。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將發生日全蝕。剛好，金牛座中的畢宿星團在太陽附近，如果天氣晴朗，用照相的辦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顆很亮的星。這是天賜良機，到時候將給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也就是向牛頓挑戰的新的引力理論，來一個判決。如果星光掠過太陽表面的時候，像愛因斯坦預言的那樣拐彎了，這就證明愛因斯坦是正確的，否則……。
　　不，作為自然科學家的愛丁頓，堅信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星光將會拐彎，拐過１''.７４，和愛因斯坦預言的一樣。要用照相機照出這１''.７４的偏轉角，就像在十幾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樣困難。不過，愛丁頓也仔細研究過了，這是辦得到的。
　　在愛丁頓的熱情倡導下，皇家天文學會開始了日全蝕觀測的準備工作。當時，德國潛水艇封鎖著英國的海岸線，英國人民正在挨餓，每天都有英國士兵犧牲在前線。德國是英國的頭號敵人，花費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去證明一個德國科學家的理論，遭到不少英國人反對。可是，愛丁頓和愛因斯坦一樣，是和平主義者，他執著地認為科學是沒有國界的。愛丁頓對廣義相對論的熱情，對科學的執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遜。這次全日蝕，月球的巨大影子橫跨大西洋兩岸。代遜決定派出兩支遠征隊，分別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島和南美洲的索布臘爾。
　　１９１９年３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臺皇家天文官的官邸，舉行了日蝕觀測隊出征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巨大的書房裡，代遜在花地毯上踱過來，踱過去，向兩位隊長作最後的交代。愛丁頓細長的身子埋在大沙發裡，看著對面牆上的牛頓像出神。代遜講完了，愛丁頓的副手想使會議的氣氛活潑一些，就笑著說：
　　「要是我們觀測到的光線偏轉角不是０''.８７，也不是１''.７４，而是３''.４，那怎麼辦呢？」
　　這位副手是在望遠鏡下度過了無數夜晚的天文學家。他沒有愛丁頓那樣的數學造詣。在他看來，愛丁頓對愛因斯坦佩服得五體投地，實在有點好笑。廣義相對論再優美，也不過是一件美麗的衣裳，穿在天文學身上，會不會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時理論，光的彎曲，像他那樣的天文學家是接受不了，也不願接受的。所以，副手的這一番話，很有點揶揄愛因斯坦的意思。
　　愛丁頓沒做聲，眼睛仍然盯著牆上那威嚴的牛頓畫像。
　　有什麼可說呢？不管是什麼結果，意義總是非凡的。愛丁頓對此早就想過：
　　「這次日蝕遠征隊可能會第一次證明光的重量（即牛頓值）；或許還可以證實愛因斯坦的非歐空間的怪論；或許會出現更具有深遠影響的結果——光沒有彎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經，他把兩手一攤，對愛丁頓的副手說：
　　「那愛丁頓就要發瘋了，你一個人回英國來吧！」
　　第二天，兩支遠征隊雙雙啟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愛丁頓在４月２３日到達普林西比島，馬上開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架設望遠鏡、試拍照片……一切準備就緒，等待著那偉大的日子來臨。宇宙將在那一天的幾分鐘裡，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顯露一下。
　　５月２９日終於來到了。
　　可真糟糕！一清早就下起了傾盆大雨。愛丁頓在帳篷裡搓著手，焦急地來回踱著。不一會兒，他就跑到帳篷門口，仰望老天爺的苦臉。愛丁頓的臉比老天爺更苦！兩個助手，掩飾不住內心的得意，在帳篷的一角做鬼臉，打手勢，說怪話：「活該！這雨下得好，上帝給他的懲罰！誰讓他那麼起勁，拖著我們大家，跑到這個熱帶鬼地方來為德國鬼子效勞！」
　　助手的怪話，愛丁頓沒有聽見。他的脾氣有點迂。據說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對他說：
　　「教授，聽人說世界上只有三個人……不，只有兩個半人懂相對論。愛因斯坦當然是一個，教授，你也是一個。」
　　「嗯，不……」愛丁頓帶著沉思的神情搖了搖頭。
　　「教授，不必謙虛，大家都這麼說的。」
　　「不，我是在想，那半個人是誰。」
　　這樣一個愛丁頓，他到這裡來，是為了驗證叫他心醉的相對論，是為了親眼目睹偉大的宇宙的真面目，他哪裡顧得上去聽部下說怪話！
　　中午，雨總算停了，陰雲還是不散，遮住了太陽。一點半鐘，天空漸漸轉成灰色，月亮來到太陽和地球中間。可是，太陽在哪裡呢？太陽依然隱沒在雲堆裡。
　　愛丁頓有點絕望了：要是這次拍不出星星的照片，兩年多的準備工作就付諸東流，更糟的是，要過好幾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機會。愛丁頓下達命令：照原定計劃拍照，有雲也拍！
　　天空暗下來，彷彿黃昏突然來臨，夜幕即將降落。節拍器打出有節奏的聲音，日全蝕開始了。愛丁頓舉起右手，往下一揮，輕輕地說：
　　「照相開始！」
　　一個助手站在架子上，用一塊遮光板控制每次曙光的時間。月亮遮住了太陽，太陽成了一個黑球。它的周圍是一個亮圈，亮圈外面噴出了火舌。大地沉浸在一片奇異的朦朧和寂靜之中。大家只感到，熱帶的潮氣從地面上蒸騰出來；大家只聽到，望遠鏡底下，換底片暗匣的「卡嚓」聲。愛丁頓也顧不得看那奇妙無比的日全蝕的天空，他只是隱隱地覺得，雲彩似乎漸漸散去，黑藍色的天幕上，有幾顆星星露出了珍貴的笑容，節拍器「啪、啪、啪」地響著，報完了那３０２秒日全蝕時間。一共拍了１６張照片，天空又漸漸恢復了它的光亮。
　　愛丁頓等不及回倫敦，就在普林西比這個小火山島上幹起來了。他每夜沖洗兩張照相底片，沖洗出來立刻研究。愛丁頓拿起剛定完影的底片，放在照明燈上細細揣常。底片正中是一個白色的球。啊，這是太陽，被月亮擋住了。周圍是一個黑圈；啊，這是日冕、日珥。因為是底片，一切都反了個個兒。黑暗的太陽是白色的，明亮的日冕、日珥是黑色的。那一片灰色的背景，就是天空。有沒有黑點呢？沒有。黑點就是星光。可是沒有黑點，一個黑點也沒有。雲！雲！罪人是雲。哪怕一抹最淡最淡的雲，就能把星光擋住。
　　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一直找不到黑點。普林西比的這一場努力眼看著要落空。可是，愛丁頓不是輕易認輸的人。他沉住氣，照原定計劃幹下去。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盡到一切努力，再失敗，也就沒有什麼可遺憾抱愧的了。
　　到最後兩三夜，底片的那層灰色天幕上，似乎出現了一些黑點。可是非常模糊，若有若無。愛丁頓把這幾張有黑點的底片，和格林尼治天文臺拍的夜空裡的金牛座的照片比較。不行！這些星星太模糊，而且離太陽太遠，比較不出結果來。最後，終於出現了一張底片，灰色的天幕上，緊挨著太陽，有幾個非常清晰的黑點。愛丁頓拿在手裡，禁不住心跳起來。牛頓的命運，愛因斯坦的命運，就在這一方底片上了。不，這不是兩個人的命運，也不是兩種科學理論的命運，而是宇宙！宇宙的命運啊！空間到底是不是彎曲，宇宙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限，這些至大至聖的問題，答案就在這一方底片上。
　　愛丁頓把這張底片和從倫敦帶來的底片重疊在一起，放在照明燈的乳白色玻璃板上。他把眼睛湊上去。
　　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了。太陽周圍那十幾顆星星，都向外偏轉了一個角度。星光拐彎了！廣義相對論得到了證實。空間是彎曲的！宇宙真可能是有限的呢！
　　愛丁頓沒有發瘋，他和副手率領全班人馬回到英國。去索布臘爾的遠征隊早回來了。他們拍的照片之中，有些也模糊不清，但是有七張，和愛丁頓的那一張是一致的。愛丁頓經過反覆計算、核對，排除一切誤差、干擾，最後他完全有把握了：日全蝕的觀測，精確地證實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６日下午，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在倫敦舉行聯席會議，聽取兩個日蝕觀測隊的正式報告。會議廳裡濟濟一堂，英國科學界的泰斗們都在這裡了。這些教授一個個都壓低了嗓門說話，彷彿連空氣中都感染到一種焦急的期待心情。觀測的結果，雖然早就從各條小道洩露出去，可是這件事情實在太重大了，所以正式宣佈的時刻，就具有了歷史意義。全場就像一幕古希臘的戲劇那樣莊重。
　　皇家學會會長、電子的發現者湯姆遜教授在全場肅穆中起立致詞。他的背後掛著一幅巨大的牛頓像。這位巨人曾經連續２４年任皇家學會會長，現在他正俯視著自己的後繼者。
　　湯姆遜說：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許是最偉大的成就……這不是發現一個孤島，這是發現了新的科學思想的新大陸。」
　　接著，皇家天文官代遜代表兩位觀測隊長宣讀觀測報告。他講到，日蝕觀測的數據和愛因斯坦預言的１C７４十分吻合；他講到，空間是彎曲的，愛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論是正確的；
　　他講到，牛頓為我們勾畫的宇宙圖像應該改變了……
　　這次會太重要了，所以有人說：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愛因斯坦的傳奇故事開始了。


★　傳奇的故事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歐洲各國的報紙都把新聞焦點對準了愛因斯坦，對準了絕大多數人並不懂得的廣義相對論。倫敦《泰晤士》報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第１２版第六欄的標題全是關於廣義相對論，關於愛因斯坦的：
　　「科學上的革命」
　　「宇宙的新理論」
　　「牛頓的思想被推翻」
　　在第六欄的中間，還有一個簡短而富於刺激的副標題：
　　「空間是彎曲的」
　　第二天，《泰晤士》報繼續刊載報道廣義相對論的文章，標題有：
　　「科學上的革命」
　　「愛因斯坦和牛頓」
　　「傑出物理學家的見解」
　　其中一篇文章說：
　　「在昨天的眾議員會議上，相對論成了生動的話題，皇家學會會員、國會議員、約瑟夫·拉蒙爵士到劍橋大學去時被詢問包圍了，例如牛頓是否已被推翻、劍橋是否『完蛋』
　　了」。
　　還有報道說，愛丁頓在劍橋作關於新成果的演講時，好幾百人在外面不能進入會場，會場內人員爆滿。
　　荷蘭報紙立即轉載了《泰晤士》報上有關廣義相對論和愛因斯坦的消息，各家日報在報道時還紛紛邀請著名物理學家進行評論。洛倫茲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在１１月１９日的《新鹿特丹思潮》上向讀者解釋廣義相對論。他說：
　　「根據倫敦《泰晤士》報報道，有許多人抱怨相對論難懂，這很使我吃驚。愛因斯坦寫的一本書名為《狹義和廣義相對論淺說》小冊子，很可能是由於在戰爭期間沒法傳到英國。」１１月２３日，玻恩在《法蘭克福大眾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名為：「空間、時間和萬有引力」。
　　１１月３０日，弗羅因德裡希在柏林的《沃賽西日報》上說：
　　「德國目前有一個意義十分重大的科學事件，然而卻沒有看到它應有的重要的反響。」
　　其實，反響是有的，不過遲了一點。１２月１４日，週刊《柏林畫報》在封面上登載了愛因斯坦的畫像，解說詞是：
　　「世界歷史中的新偉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對我們自然概念的徹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與哥白尼、開普勒和牛頓相提並論。」
　　１２月１０日，瑞士報紙《新蘇黎世報》的頭條新聞說：據報道天文學家德蘭德雷斯在１２月８日的法蘭西科學院會議以前，敘述了５月２９日的觀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總結愛因斯坦的理論。
　　愛因斯坦本人也懷著「喜悅和感激之情」接受倫敦《泰晤士》報的邀請，為１１月２８日《泰晤士》報寫一篇文章，這樣，他就有機會表達自己對英國的一番心意：
　　「在學術界之間以前的活躍往來可悲地斷絕了之後，我歡迎有這樣一個機會，來表達我對英國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的喜悅和感激的心情。為了驗證一個在戰爭時期在你們的敵國內完成並且發表的理論，你們著名的科學家耗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你們的科學機關也花費了大量金錢，這完全符合於你們國家中科學工作的偉大而光榮的傳統。雖然研究太陽的引力場對於光線的影響是一件純客觀的事情，但我還是忍不住要為我的英國同事們的工作，表示我個人的感謝；因為，要是沒有這一工作，也許我就難以在我活著的時候看到我的理論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驗證。」
　　最後，愛因斯坦說了一段詼諧的話：
　　「你們報紙上關於我的生活和為人的某些報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潑的想像。為了逗讀者開心，這裡還有相對性原理的另一種應用：今天我在德國被稱為『法國的學者』，而在英國則被稱為『瑞士的猶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將被描寫成為一個最討厭的傢伙，那麼就倒過來了，對於德國人來說，我就變成了『瑞士的猶太人』；而對於英國人來說，我卻變成了『德國的學者』」。
　　《泰晤士》報特地為愛因斯坦的文章寫了評論：
　　「愛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讚美英國科學的公正，實在是過獎了。」
　　對於愛因斯坦的詼諧，《泰晤士》報評論說：
　　「我們承認他有點詼諧。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根據他的相對論的要旨，愛因斯坦博士是不會對自己作絕對的描述的。」不過，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首次在報紙上出現並不是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早在１９１２年維也納的一家報紙上就出現過這樣的標題：
　　「時間危險　數學激動」
　　很明顯，這是指狹義相對論中的時間延遲。
　　１９１４年愛因斯坦還親自給《沃賽西日報》寫過關於相對論的文章。因此，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聞界的關注，不過只限於說德語的國家罷了。自從１９１９年１１月起，愛因斯坦才真正成為一名世界風雲人物。例如，《紐約時報》索引中直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才開始提到愛因斯坦。從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起到愛因斯坦去世，這家報紙沒有一年不提及愛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與科學有關的報道，更常有的是愛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公眾輿論方面說，愛因斯坦的傳奇故事開始於《泰晤士》報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的報道。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美國《紐約時報》以其慣有的聳人聽聞的手法，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俄國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響編排在一起。《紐約時報》頭版文章的標題是：
　　「１１月７日赤色分子陰謀搞世界暴動」
　　「列寧的密使企圖在整個歐洲發動起義」
　　緊接著，在關於愛因斯坦的專欄中，用６倍大的標題寫著：
　　「天之光歪斜」
　　「科學家急切等待著日蝕觀測的結果」
　　「愛因斯坦理論的勝利」
　　「恆星不是在它們似乎應該所在的或被計算出來的位置上，但不必擔心」
　　「十二智者的書」
　　「出版家接受相對論時愛因斯坦說，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對論」
　　正文裡顯赫地描述了兩件事。一是說在英國皇家學會的會議上，大家都說歐幾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說愛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給出版商時，警告他們說：全世界只有１２個人懂得相對論。但出版商們甘願冒這個風險。
　　前一種說法，是捕風捉影的新聞界根本不懂相對論而故意製造出的新聞噱頭；後一種說法，倒是愛因斯坦一貫的看法，至於是否愛因斯坦如此說過，恐難以考證。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愛因斯坦在家中接見《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記者問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於１２個人，「博士溫厚地大笑起來，但他仍堅持說外行人理解他是相當困難的。」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後，歐美新聞界對愛因斯坦的熱切關注是極為有趣的事。特別是《紐約時報》，幾乎是連篇累牘地渲染著相對論的神秘性與潛在的破壞性。
　　請看《紐約時報》的連續報道：
　　１１月１１日，「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令人震驚的消息，人們甚至會對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擔心……。這使兩個皇家學會的會長宣傳『光有重量，空間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像的。可是根據定義恰恰不是這樣，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為止，然而或許更高一級數學家也只能理解這麼多。」１１月１６日：「這些先生可以是偉大的天文學家，但他們是弊腳的邏輯學家。外行批評家已經提出反對說，宣稱空間在某處有盡頭的科學有義務告訴我們，盡頭之外是什麼。」１１月１８日，《紐約時報》針對一些人不理解廣義相對論而提出的責難，勸告讀者說，不要因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這位突然著名的愛因斯坦博士」的理論而怪罪。
　　１１月２５日新聞欄的標題是：
　　「愛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學」
　　「奧利弗·洛奇爵士說，相對論將傳播開來，數學家將面臨一個恐怖時期」
　　１１月２６日的新聞標題又變成：
　　「難以理解愛因斯坦」
　　１１月２９日社論標題更聳人聽聞：
　　「學術界的厄運時期」
　　１２月７日，再次發表名為「向絕對進攻」的社論，社論中說：
　　「對時間和空間的侮罵之聲四起，使一些天文學家陷於可怕的境況之中，在此境況中他們似乎覺得人類的一切思想基礎全被破壞了，至少有些日子他們是這樣感覺的。」
　　一個並不為大多數人們理解的物理學理論，剎那間成為各種新聞媒體關注的中心，引起種種猜測、聯想和非議，實在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愛因斯坦不僅創立了二十世紀的新物理學理論，並由此獲得世界的注意，而且也在二十世紀初的新聞史上留下了傳奇性的名聲。這種名聲很大程度上是新聞媒介製造出來的。把愛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時候的事件對照一下，就可發現一種有趣的變化。１８９５年倫琴發現X射線時，新聞界也渲染得很厲害，而那時關注的中心是科學發現的價值，是科學發現給人類帶來的福音。如今，人們更關注的是廣義相對論的創立者本人，他的一切與科學創造之外的東西的新聞價值超過了科學價值。人們對新理論帶來的某種破壞性津津樂道，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設性。
　　當然，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確實包含著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在廣義相對論面前，舊的穩定的宇宙秩序轟然倒塌，一種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讓人們激動而又恐慌。愛因斯坦彷彿是從神界下來的、帶來法律的新摩西，是操縱天體運動的新約書亞。他用奇怪的，誰也無法理解的語言說話，但是聰明人斷言說，無言的星球可以證明他的正確和偉大。愛因斯坦的理論喚起了人們心理深層的波瀾。古往今來，男女老少都對星球和光線有著亙古不變的驚異和畏懼。人們的夢中，出現得最多的是遙遠的星辰日月，人類的神話中，出現得最多的也是遙遠的星辰日月。人們不理解，無法控制的對象就是神秘嚮往的對象。如今，有人來解釋，有人來訴說。懂與不懂，又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它和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牽連。
　　「相對論熱」引發的條件還有當時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報記者就相對論問題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天體力學教授普爾，普爾說：
　　「過去幾年整個世界處於騷動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質均如此。物質的騷動不安，如戰爭、罷工、布爾什維克起義等可見事件，實際上是以精神深處的騷動為基礎的，具有世界性……。這種同樣的動亂精神已侵蝕了科學……」
　　還有人解釋：
　　「還有一個看來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現象是一位德國學者預言的，而英國的一些學者驗證了它。不久前還屬於兩個敵對營壘的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們又開始一道工作了。或許，這就是新的時代、和平時代的一個開端？據我看來，人們嚮往和平是愛因斯坦的榮譽不斷增長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麼說，愛因斯坦一下成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傳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請看德國外交部收到的各國對愛因斯坦訪問的報告：
　　１９２０年６月，奧斯陸：「愛因斯坦的演講受到公眾和報界異乎尋常的好評」。
　　１９２０年６月，哥本哈根：「近來，所有不同觀點的報紙均發表長篇文章和訪問記，強調愛因斯坦的重大意義，『當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和『偉人』」。
　　１９２２年４月，巴黎：「……轟動一時的新聞是，首都的自以為學識高深的人都不願放過機會」。
　　１９２３年１月，東京：「當愛因斯坦到達東站時，那裡人群密集，連警察也無力應付這些危險的人群……，菊花節那天，天皇、攝政王、王子王孫都沒有舉行招待會，一切都圍繞愛因斯坦轉」。
　　１９２３年３月，新德里：「到處充滿著極大的熱情……報紙每天都設專欄報道他的行蹤……」。
　　１９２５年６月，蒙得維的亞：「他是首都談話的話題，他成為頭條新聞達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對論熱」使得愛因斯坦的每次講演都是人山人海，講演大廳裡總是擠得水洩不通。聽眾往往有上千人。要想知道愛因斯坦教授在哪裡作報告，只要看一下這時人們朝哪裡奔跑，就知道了。聽眾中，湊熱鬧、趕時髦的人當然是大多數，而且有不少外國遊客。一位目睹當時情景的人作了如下描述：
　　「報告廳裡坐著許多身穿珍貴襲皮大衣的美國、英國闊太太，她們手舉望遠鏡，仔仔細細地端祥著這位學者。」
　　報告一結束，這些外國遊客就衝向黑板，為了搶奪這位紅極一時的學者寫字留下的粉筆頭。他們想把這些珍貴的紀念品帶回家，到處炫耀。
　　人們對愛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頂點。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３日，霍爾丹爵士把愛因斯坦介紹給英國皇家學院。那是愛因斯坦第一次訪問英國，住在海爾登爵士家裡。一進爵士家，海爾登的女兒一知道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時，竟激動得昏了過去。
　　海爾登爵士後來回憶愛因斯坦的英國之行，說：
　　「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但是那無庸置疑的天才卻驅使著他，不許他有片刻的休息。」


★　名譽後面的苦惱

　　在舉世矚目的榮譽面前，愛因斯坦沒有道理不高興，可榮譽帶給他更多的是苦惱。莫什考夫斯基說：
　　「榮譽也要求作出犧牲，而如果可以談到追逐榮譽的話，那麼在這種追逐中，在所有的場合中，愛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獵獲物，而不是狩獵者。」
　　從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早晨起，愛因斯坦就成了新聞界與公眾的「獵獲物」。
　　記者們一撥又一撥地撳響了哈貝蘭大街５號的門鈴。談話、採訪、拍照、沒完沒了的追問、故作深刻的對話、添油加醋的渲染，還有廉價的吹捧，把愛因斯坦全弄糊塗了，也弄得緊張萬分。
　　愛因斯坦不無感慨地說：「我最兇惡的敵人還是郵遞員；
　　我已擺脫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場景！
　　每天早班郵件一到，圍攻就開始了。他會收到成百上千封討照片、討親筆簽名的信。許多信封上連地址也沒有，只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收」幾個大字。也有一些討論科學問題的信。有人請他解釋空間怎麼會彎曲，有人請他證明宇宙怎麼能有限，有人請他說明時間怎麼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長縮短。每個人都只有一個小問題，只要教授花費一分鐘時間回答。也有請求幫助的信：一個青年學生沒有考上大學，請教授在教育部說說情；一個青年發明家的新發明被埋沒了，請教授在科學院裡講幾句話；一位年輕婦女作為「天文觀察者」自薦效力；一家雪茄煙廠廠主告訴他已把自己工廠生產的一種新型雪茄取名為「相對性」……
　　艾爾莎成了愛因斯坦的收發秘書。她每天得把信件分類，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覆信，餘下的交給愛因斯坦過目。這項工作要佔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時甚至整個晚上。
　　儘管艾爾莎已篩選過，但信件仍使愛因斯坦傷透腦筋。在１９２０年，愛因斯坦說：
　　「我從不擅長說『不』。但現在，報界文章和信件不斷地向我詢間，邀請和要求，我每晚都夢見自己在地獄裡被火焚燒。郵遞員變成了魔鬼，對我大聲喝斥並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頭上擲來，就因為我對過去的信件未作答覆。
　　「加上我的母親有病，但為我的『偉大時刻』即許許多多毫無意義的會議又來了。簡而言之，我差不多是只會作簡單反射運動的一捆東西了。」
　　聰明的愛因斯坦想出了一個對付信件的辦法：請慈善機關代辦討照片和簽名的信。誰捐了錢，就能拿到愛因斯坦教授的簽名照片。這真是一舉三得：既滿足了那種名人崇拜迷的虛榮心，又幫助了窮人，更節省了自己的時間。至於討論問題和請求幫助的信，愛因斯坦都親自回信，實在忙不過來，就請艾爾莎的大女兒幫忙。
　　麻煩的是找上門來的人：攝影家、畫家、雕刻家，各個行當的藝術家都來找他。已經成名的是為了豐富自己的作品目錄，尚未成名的是為了借愛因斯坦的大名去闖出自己的名譽。虧得艾爾莎的能耐，既客氣優雅，又不動聲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煩事，擋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爾莎也有擋不住的時候。每逢此時，愛因斯坦也只好親自到客廳裡來逢場作戲了。
　　全世界都在談相對論。名式各樣的哲學家、科學評論家、打油詩人、漫畫家、無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愛因斯坦熱、相對論熱中推波助瀾。
　　有人是正兒八經地談，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趕時髦。
　　一個美國富翁出五千美元巨額賞金，徵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紹相對論的文章。市場上的煙販子在叫賣「相對論牌」香煙和「愛因斯坦式」雪茄。英國的一家報上登出一幅漫畫，把相對論和英國人特別愛好的偵探故事結合起來了：
　　一個大偵探手拿電筒，照出一束強光，光線繞過兩個大彎，落到正在撬保險櫃的竊賊身上。漫畫的標題是：
　　愛因斯坦，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詩人描寫相對論的尺縮效應：
　　傑克小位劍術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間一收縮，
　　長劍變成小鐵釘。
　　這已經是一場鬧劇了。嚴肅的物理學理論竟被新聞媒體煽起的熱浪沖擊得面目全非。愛因斯坦深知人們在崇敬自己的同時，又是在填補他們自身的無知與無聊。和人家的讚譽對著幹，板起面孔，作高深狀？天性善良的愛因斯坦做不出來；順水推舟，在人們淺薄的讚譽中欣欣然，樂融融？愛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會這麼低。
　　怎麼辦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風尚，是人類社會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創傷。沒有獨立的思想、沒有獨立的人格，就有了崇拜，就有了時髦的風尚。
　　愛因斯坦式的幽默與詼諧又一次派上了用場。有一次，在一位渴望獲得簽名的年輕太太的紀念冊上，愛因斯坦寫下這樣叫人哭笑不得的「詩」：
　　小牛和山羊在菜園裡遊戲，
　　我們兩人中有一個和它們同類。
　　又有一次，他寫道：
　　我走到那裡，我站在這裡，
　　總看到眼前有一張我的畫像——
　　在寫字檯上，在牆壁上，
　　在圍著脖子的黑絲帶上。
　　男男女女懷著仰慕的神情，
　　來索取簽名留念。
　　人人都從那可敬的好小子那裡，
　　討到一個帶鉤的簽名。
　　有時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時刻我卻想：
　　是我自己已經發瘋，
　　還是我誤入了牛羊群中？
　　愛開玩笑的愛因斯坦，寫下如此打油詩之後，心裡總又有些後悔，怕傷了人家的感情。好在名人效應總使得崇拜者們誠惶誠恐。他們即使受到愛因斯坦的諷刺，仍覺得是一種難得的榮光，還喜不自禁地說：
　　「看，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誰有這份幽默？」
　　出名後各式各樣的社交活動是愛因斯坦最為頭痛的事。在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禮，說話溫文爾雅，衣著得體大方。從政治到哲學，從哲學到科學，他們都會談一點，可實際上什麼都不知道。在這種場合，附庸風雅地向先生們微笑致意，向夫人們說兩句情趣雋永的俏皮話，都讓愛因斯坦頭皮發麻。他嗯嗯地隨口應答一切應酬，和藹可親地面對一切提問，但就是心不在焉，由此而獲得一種傳聞，即「愛因斯坦教授那種可愛的心不在焉」。
　　愛因斯坦的離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對象的超越瑣俗人世而養成的。其實在生活中，愛因斯坦是相當善良可親的。他不想為衣食住行花費時間，他留下的許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著極其簡樸，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爾莎送給他的禮物，很舊很舊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國羊毛衫——也是艾爾莎送的禮物，同樣很舊很舊。還常穿一套舊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會，只有在特殊場合由於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禮服。
　　對榮譽的漫不經心的反面，則是對研究工作的全神貫注。許多回憶錄都談到這一點。愛因斯坦在自己的閣樓式的工作室裡寫作、閱讀，而更多是思索。偶爾把頭垂向右邊，把一綹白髮繞到手指上。愛因斯坦不時從放在他面前那三隻填滿煙草的煙斗中拿出一隻叼在嘴裡。愛因斯坦臉色蒼白，額前佈滿皺紋。
　　愛因斯坦的天性實際上是喜歡結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歡的人。
　　愛因斯坦有一位醫生朋友，名叫魯道夫·埃爾南，他常和愛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談。在回憶錄中，埃爾南對愛因斯坦有著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雙天使般的眼睛，笑起來瞇成一條線，坦然地看著周圍的事物——關於這一點許多同時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體狀況。愛因斯坦比中等個兒略高，白皙的皮膚，結實的肌肉……。他不愛吃藥，卻喜歡醫生……。愛因斯坦喜歡跟他們交談，因為可以得到和各種不同社會階層出生的人們交往的豐富經驗。他在醫生中間找到某種與自己特有的愛好相近的東西，因為愛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認為自己是為使人類健康和得到改善而鬥爭的一名戰士。」
　　巨大的榮譽和成就並未泯滅愛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費爾德深深銘記住這一點。英費爾德第一次會見愛因斯坦是在１９２０年。當時，他在雅蓋斯基大學學習，而在第五學年時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勞厄和愛因斯坦那兒完成自己的學業。但是，出生在波蘭的人，特別是猶太人，在普魯士官僚機構中會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猶豫之後，英費爾德決定向愛因斯坦求援。英費爾德描述著這一次求援：
　　「我在哈貝蘭大街５號愛因斯坦的住宅門前按了電鈴。我又膽怯，又激動，懷著節日般的心情等待當面親謁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夫人請我走進一個擺滿了笨重傢俱的小房間。我說明了來意。她表示抱歉，說我還得等一會兒，因為她丈夫正在和中國教育總長談話。我等著，由於焦急和激動我的臉都發紅了。最後，愛因斯坦打開了房門，和中國人道別後，便請我進去。愛因斯坦穿著黑色的短上衣，條紋褲子，褲子上掉了一顆主要的紐扣。那張臉我在報紙上和雜誌上已經看到過許多次。但是沒有一張照片能表現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認真準備好的一番話忘得一乾二淨。愛因斯坦對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遞給我一支煙。這是我到柏林以來見到的第一次親切的微笑。我結結巴巴地向他敘述自己的困難。愛因斯坦注意地聽著。
　　「『我倒很樂意替你寫一封信給普魯士教育部長，不過這一點用也不會有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開過許多介紹信了』，接著，他冷冷一笑，低聲又說了一句：『他是反猶主義者』。
　　「他在房間裡來回踱了幾步，沉思了一會兒。
　　「『您是學物理的，事情好辦一點。我寫幾個字給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薦比我的作用大，這樣辦最好了！』
　　「他開始找寫信的紙。紙就在書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給他看。最後，他終於找到了紙，草書了幾句。他還不知道我對物理學是否有所瞭解，就已經把信寫好了。」
　　轟動世界後的愛因斯坦仍然質樸、善良、樂於助人，這種品質是他抵抗一切虛榮侵蝕的堅強防線，也是他在自然科學領域之外獲得廣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國學者、政治家盧那察爾斯基在２０年代拜訪愛因斯坦後，就對愛因斯坦這種精神品質作了形象的描繪：「愛因斯坦眼睛近視，目光漫不經心。也許，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經早就徹底地轉向內部某處。也許，愛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於和他的思想一起在作某個計算圖。因此眼睛充滿抽像的思維，甚至顯出有些憂鬱。然而，在社交生活中，愛因斯坦是一個異常快活的人。他愛開玩笑，他的笑聲是善意的，完全是孩子般的。這時，他的眼睛霎時間完全變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不同尋常的質樸產生了一種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麼地就想撫愛他一下，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當然，這樣做是懷著極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種溫柔的同情感、質樸的讚賞感以及無限的尊敬感。」
　　盧那察爾斯基同時也描寫了艾爾莎，這段描寫中所包含的評價似乎與愛因斯坦自己的評價有些差距。但不管怎麼說，能讓愛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初獲得相對安寧，艾爾莎是有巨大功勞的。盧那察爾斯基說：
　　「她是一位不太年輕的女人，頭髮濃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至勝過肉體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愛自己偉大的丈夫，她準備獻出一切為保護丈夫免遭生活拖累，並為他建立起一個極其安靜的環境，使他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能在這樣的環境裡成熟。她充分認識作為思想家的丈夫的偉大作用，並充滿對丈夫像對最招人疼愛的與眾不同的大孩子一樣的情感，充滿伴侶、妻子和母親的最溫柔的情感。」
　　傳奇般的經歷給愛因斯坦帶來榮譽、名聲，也帶來了苦惱和憤恨。

aska110169

七　柏林（三）

--------------------------------------------------------------------------------


★　播種和平

　　從愛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屬於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左翼，堅決反對威廉君主政體。他對德意志軍國主義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崩潰，以及德國共和國誕生感到由衷高興。１９１８年秋天，德國爆發了士兵起義和工人罷工，前線也開始崩潰。１１月９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倉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了。
　　１１月９日的「革命」，愛因斯坦親眼見到了。那天，愛因斯坦本來要到柏林大學去講相對論。他上午出門，滿街都是罷工工人和起義士兵，擠得水洩不通。大學生們興高采烈地大聲叫感著：
　　「罷課了！革命了！」
　　「自由萬歲！共和國萬歲！」
　　愛因斯坦從水洩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後，就在密密麻麻、滿是公式的講稿下邊，寫下一行快樂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課。」
　　１１月１０日，愛因斯坦給居住在瑞士的母親寫信說：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暢。失敗，德國軍事上的失敗卻創造了政治上的奇跡。愛因斯坦對德國共和國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當時，愛因斯坦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的主張十分同情。他的政敵們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這當然不符合事實，據愛因斯坦宣稱，他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至於有報道說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出席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集會，還參加討論，這倒完全可能。
　　４年的血腥殘殺終於結束了。可是戰爭的結局是德國的投降。賠款割地，喪權辱國，許多德國人垂頭喪氣。全國上下一片悲觀失望的情緒，加之寒冷與飢餓，共和國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從蘇黎世和萊頓發來熱情的邀請，請愛因斯坦離開飽經戰爭創傷的德國，到中立國瑞士和荷蘭去，那裡有豐厚的報酬和安樂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當年痛恨德國、不願做頭等強國德意志公民的愛因斯坦，這時卻眷戀起戰敗的祖國來了。１９１９年９月，愛因斯坦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
　　「我答應普朗克，決不背棄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實現，如果不必要地出走，這將是小人行徑……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時刻，離開那些對我有深情厚誼的人們，將使他們加倍地痛苦。」
　　但愛因斯坦過於天真了。他以為有了一個共和國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就有了切實的保障。不久之後，愛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中，他說：
　　「異常的平靜在這裡又恢復了，但仍然存在著十分尖銳的對立。整個城市籠罩著軍人的飛揚跋扈和對他們的不滿，還有困苦和飢餓。嬰兒的死亡率高得驚人。誰也不清楚，我們在政治上的趨向如何。國家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於共和國的領袖們向反動派投降，且與他們同流合污。反動派則得寸進尺，步步進逼。戰爭結束後只過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德國陸軍總司令的興登堡元帥就反攻倒算，宣稱德軍吃敗仗，是因為「背後中了暗劍」。反動派編造這個神話蒙騙人民群眾，把戰爭失敗歸罪於所謂「十一月罪人」的出賣。他們叫囂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１９２２年６月，極右翼分子謀刺那位自作主張宣佈共和國成立的前總理謝德曼。幾天之後，外交部長臘特瑙在柏林郊區的馬路上遇刺殞命。這位才華出眾的部長也是猶太人。他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裡一時謠言四起，說暗殺團黑名單上，下一個就是愛因斯坦。因為反動派所謂「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而愛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時常被推上德國和世界的政治舞台，這更引起了黑幫們的瘋狂仇恨。
　　１９２２年７月６日，愛因斯坦從基爾寫信給普朗克說：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別要我無論如何不要在德國公開露面，因為我是那些謀殺行動策劃者——
　　民族主義分子的眼中釘。」
　　１０天後，愛因斯坦從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說：
　　「自從臘特瑙慘遭殺害後，這裡動盪不安。我還不斷被警告，棄卻教席，迴避公開場合。這確實有道理，因為排猶主義惡勢力十分猖獗。」
　　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面對魏瑪共和國的專制統治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氾濫，愛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對社會主義的同情。２０年代初以後，他與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學家蔡特金、豪夫曼、科爾維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維克共同簽署了許多有關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宣言及聲明。
　　１９２３年，愛因斯坦參加了剛剛成立的「新俄國朋友會」，也是最熱心的成員之一。該組織的宗旨是促進德國和蘇聯各族人民間的諒解，進而推動兩國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從圖片資料可以看到，這位物理學家與蘇聯政治家、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及蘇聯學者、礦物學家、地球化學家菲爾斯曼，都參與了該會的活動及促進該會的發展。
　　早在１９２１年初的時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來找愛因斯坦。他是從遙遠的北方來的。是列寧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訴愛因斯坦，年輕的蘇維埃俄國即將出版第一批科學技術書籍，其中就有關於相對論的書。愛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說：
　　「請替我問候列寧！」
　　愛因斯坦知道，俄國人正在受凍挨餓，他們需要最具體的東西——麵包、靴子……，可是這些無產者、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卻對空間時間這類最抽像的問題也感興趣。他們的心胸多麼寬廣，眼光多麼遠大！愛因斯坦感動地對來訪者說道：
　　「你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對全世界有決定性意義。誰都應該幫助你們。」
　　愛因斯坦一直用行動幫助蘇聯。當時蘇聯派到德國來學習的留學生、科學工作者時常受到冷落歧視，但是在愛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裡，卻總受到熱情的接待。
　　對於俄國人民，愛因斯坦總是情誼滿懷。２０年代，他在柏林經常與蘇聯知識分子交往，他們當中有的還是供產檔員。此外，他還資助德國供產檔建立和領導的「婦救會」，聲援因政治案件被關押的工人黨黨員及其家屬。後來，供產檔員和社會黨人也邀請這位進步學者在簡稱「馬校」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學校作過報告，這表明無產階級也十分尊敬愛因斯坦。１９３０年，愛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學校裡給在那裡學習的勞苦民眾講解相對論的基本思想，並與工人們一起暢談哲學和政治問題。
　　１９２４年，德國電機工程師奧爾格·阿爾科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阿爾科當時是一個德蘇友好團體「文化技術東方協會」的理事。他代表這個團體寫信給愛因斯坦，聘請他為這個團體的理事，並且邀請他一道去蘇聯訪問。為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份覆信：
　　「我高興地向您致以最熱烈的問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們親切的邀請，同你們一道訪問莫斯科。在這個時候我不敢中斷科學工作，因而我現在不能出外旅行。
　　「請允許我趁此機會表示，你們的努力使我很感高興。你們不顧當前的政治鬥爭，重建橫跨國界的廣泛文化紐帶。我為自己成為你們理事會的一員而感到榮幸，我祝願你們這個團體取得最大的成功。」
　　當然，愛因斯坦還不能算作是一個真正的供產主義者，就像他一直對無產階級專政持保留態度一樣。愛因斯坦更熱衷的是動員一切知識分子為反對民族沙文主義而鬥爭，為爭取社會公正，實現世界和平而鬥爭。反對暴力、反對戰爭，幾乎是愛因斯坦關於社會問題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和平主義立場是直覺的。１９２０年，愛因斯坦在一次談話中說過：
　　「我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著我是因為，殺人是邪惡的。我的態度不是從某種思辨理論出發的，而是基於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殘暴與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給這種反應以合理的解釋，但這似乎是一種事後的推斷而已。」
　　１９２２年，愛因斯坦接受國際聯盟秘書長的邀請，答應參加國際聯盟內的一個「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他也弄不大清這個委員會到底要幹些什麼事，不過聽說是為了和平事業進行國際合作，委員名單上又有洛倫茲、居里夫人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應允了。他在回復秘書長的信中說：
　　「雖然我應當指出，這個委員會的活動性質我不清楚，我仍認為我有義務響應它的號召，因為在此時此刻無論誰都不應拒絕參加到旨在實現知識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中，愛因斯坦接觸到各種政治傾向，它們促使他從純直覺的敵視一切殘暴的和平主義轉變到為反對戰爭而鬥爭的明確立場。
　　１９２３年１月，法國政府拒絕服從關於德國戰爭賠款支付問題的仲裁，並且出兵佔領德國的魯爾區。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當愛因斯坦結束了對亞洲和西班牙的訪問以後不久，就發表了一個退出「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的措辭強硬的聲明：
　　「我已深信，國際聯盟既不具備為達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備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需的誠摯的願望。作為一個虔誠的和平主義者，我覺得不得不同國聯斷絕一切關係。
　　我請求你們把我的名字從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中劃掉。」
　　國際聯盟在魯爾被侵佔時所採取的態度，使愛因斯坦產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義不能對抗戰爭勢力。在寄給一個和平主義雜誌的信中，他說得更明確了：
　　「我作出這一決定是因為，國際聯盟的活動使我確信，統治集團所幹的任何一種勾當，不管它多麼殘暴，國際聯盟都未能抵制。我脫離國際聯盟是因為，它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僅不實現一個國際的組織的思想，而且實際上踐踏這一思想。」
　　可見，本能的和平主義已經不能滿足愛因斯坦了。他在國際聯盟的活動中，不僅尋找善良的願望，而且尋找對威脅和平的行動進行反抗的力量。可是愛因斯坦在國際聯盟中既沒找到善良的願望，也沒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單純的否定立場並不能使愛因斯坦滿意。另一方面，他的許多志同道合者，特別是居里夫人，一再對愛因斯坦做工作，讓他相信，在國際聯盟範圍內可以促進學者們的國際合作，而這種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擺脫民族主義。這一點，愛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就寫給如下的話：
　　「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在歐戰時正達到了頂點，埃米耳·費歇在科學院的一次會上著重地講了這樣的話：『先生們，不管你們喜歡不喜歡，科學是，並且永遠是國際的。』
　　「科學家中的偉大人物毫無例外地都知道這一點，並且對它有強烈的感受，甚至在國際衝突的年代，當他們在心胸狹窄的同事中間處於孤立的時候，也堅持如此。歐戰時，每個國家選出來的代表，大多數背叛了他們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被解散了。（戰後）開過的一些學術會議，不允許來自以前敵國的學者參加，至今情況仍然如此。以誇大的嚴重性提出來的政治考慮，使純粹客觀性不可能佔優勢，而沒有客觀性，就不可能獲得偉大的成就。
　　「不為一時的情緒所迷惑的好心人，對於恢復知識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麼呢？只要大多數腦力勞動者還懷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義的國際會議。而且，反對恢復科學工作者國際組織的心理仍然難以對付，因此，只靠少數心胸開朗的人還不能把它挫敗。
　　「這些比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過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觸，並且在他們自己影響所能及的範圍內堅定地保衛國際主義事業，來為復活國際組織的偉大任務作出重要貢獻。真正的成功需要時間，但毫無疑問，它終於會到來。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來向為數特別眾多的英國同事們表示感謝，他們在這些困難的年代中，始終不渝地表現出一種保衛知識分子國際組織的強烈願望。
　　「我對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進展抱著極大的希望。我的這種感覺與其說是建立在科學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無可避免的壓力之上。因為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科學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動』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這些人，除了幫助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也沒有別的選擇。」
　　愛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對科學的力量充滿信心，他說：
　　「自然科學的代表人物，由於他們的理論的普適性和有組織的國際聯繫的必要性，傾向於接受和平主義的國際的思維……科學傳統作為文化教育的力量應當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廣闊的視野，並由於其普適性能對人們起到強有力的作用，使他們拋棄瘋狂的民族主義。」
　　所以，當戰後籌備召開索耳末物理學討論會時，有人提出原則上排除德國科學家參加，對此，愛因斯坦極為憤怒。儘管１９２３年７月，洛倫茲試探愛因斯坦是否願意單獨接受邀請時，愛因斯坦堅決加以拒絕。他討厭在科學領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也是他退出國際聯盟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愛因斯坦給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寫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達了他對國際聯盟的不滿：
　　「我明白，我退出國聯委員會，並且發表了一個措詞尖銳的聲明，您會生我的氣，這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還勸您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呢！我的辭職，不是出於卑下的動機，也不是由於同情德國人。我已經深信，國聯（不同於我所屬的那個委員會）儘管還虛飾著一層薄薄的客觀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為已經像一個強權政治的馴服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同國聯發生任何關係。我覺得這樣一個直率的聲明不會有什麼害處。也許我是錯了，但當時我的信念確是這樣。
　　「而且我還請求過，不要邀我去布魯塞爾１，雖然從心理上來說，我能夠充分理解為什麼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不喜歡碰上德國人，可是，如果像那些為盅惑人心的輿論所操縱的群氓一樣，按照各自的國籍或者其他淺薄的準則來相互對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寧願呆在自己的書房裡，不願為外界人們的行為而心煩。請一刻也不要以為我會認為本國同胞優越而對其他國家的人有誤解；那可是決不符合相對論的精神的。……不過話也說夠了。要是我不是把您當作一個可以鬧彆扭的姐妹，一個在她的靈魂深處對這種感情總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終感到特別親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這種態度向您發牢騷的。」
　　--------
　　１指參加索耳末物理學討論會。
　　可是一年之後，愛因斯坦的態度又發生了變化。他於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０日給委員會副主席、英國古典文學家吉爾伯特·默裡寫信說：
　　「我坦率地告訴您，我的最親密和最開明的朋友們對我的辭職都深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覺到，我主要是受著幻想破滅後那種一時出現的情緒的影響，而不是由於清醒的思考。固然國聯至今常常失敗，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裡，它畢竟還應當被看作是這樣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對於那些為國際和解而忠誠工作的人們去進行有效行動能夠提供最大的希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１日，國聯秘書長埃裡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請愛因斯坦重新參加國聯知識界合作委員會時，他欣然表示同意，並於當年７月２５—２９日首次出席會議。
　　愛因斯坦在「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任職的８年裡，斷斷續續地出席過一些會議，作了許多次發言。他呼籲改革中小學教育，因為現在的教育正在播種誤解和仇恨的種子，把戰爭美化為一種高尚的事業。他倡議成立世界政府，因為超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然而，愛因斯坦一切善良的願望都化為了泡影。
　　作為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在宇宙間找到了和諧與秩序；作為一個善良的人，愛因斯坦在人世間看到的卻是永無止盡的分裂與混亂。


★　巡迴大使

　　根據荷蘭皇家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法令，愛因斯坦是萊頓的特邀訪問教授，這樣，他可以在方便的時候，到萊頓大學作短期講學。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愛因斯坦就任萊頓的新職務，並就以太和相對論問題發表就職演講。１９２１年１１月愛因斯坦訪問萊頓，並且還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３０年４月多次去萊頓講學。第一任的任期為３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長，到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才正式結束。
　　愛因斯坦喜歡萊頓，那兒有老朋友埃倫費斯特，可以自由暢快地談物理學問題；那兒有讓人心曠神怡的自然風光，古老幽靜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風車，悠然自得地轉動，唱著「吱呦、吱呦」的歌聲；那兒可以穿著軟鞋、汗衫，隨意散步，沒有繁文縟節，沒有令人討厭的社交活動。
　　在萊頓大學，愛因斯坦總是過得舒暢順心，只是有一天，愛因斯坦和埃倫費斯特吃完飯正在午睡。電話鈴響了，原來荷蘭女王陛下前來視察，聽說著名的愛因斯坦教授正在萊頓講學，很想見見他。這一下可忙壞了埃倫費斯特夫人。愛因斯坦的大禮服遠在８００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愛因斯坦從不帶禮服到萊頓。夫人急忙到處打電話，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禮服」，才算搪塞過去。
　　愛因斯坦與埃倫費斯特一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埃倫費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愛因斯坦每次進門的歡快聲，也總記得愛因斯坦的話：
　　「一個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還需要什麼！」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後，世界各地的請帖潮水般地湧來。出訪荷蘭後，愛因斯坦風塵僕僕，從一個首都趕到另一個首都。他到處作關於相對論的演講，也到處呼籲和平、寬容與理解。他像一位巡迴大使，執行著民族和解的神聖使命。為了恢復戰敗國德意志共和國的國際地位，他把德國科學的威望帶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帶回德國，鼓舞德國人民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新德國。德國統治者也想通過愛因斯坦的巨大名聲使德國重新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所以，對愛因斯坦的頻繁出訪，他們給予默認，並密切注視著世界各地的反響。
　　萊頓之行後，布拉格「烏蘭尼亞」科學協會邀請愛因斯坦演講。愛因斯坦來到布拉格，這也是舊地重遊。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達布拉格的當天晚上，在擠滿了人的「烏蘭尼亞」協會大廳裡舉行了愛因斯坦的演講會，而後是該協會的會員們同愛因斯坦見面。在一連串歡迎辭後，總算該輪到愛因斯坦講話了。愛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無幽默地說：
　　「女士們，先生們，這兒氣氛太嚴肅了。讓我先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將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鳴曲響起來了。音樂為人們進入物理學奧秘的天地奏響了前奏曲。
　　愛因斯坦離開布拉格後又直赴維也納，他在坐滿三千人的音樂大廳裡發表了公開演講。愛因斯坦的維也納之行留下一個小小的趣話。愛因斯坦在維也納住在奧地利物理學家費利克斯·埃倫哈夫特家裡。他們是一對永遠不會停止爭議的老朋友。埃倫哈夫特的妻子是奧地利有名的婦女教育組織家，她想讓愛因斯坦在演講會上顯得儀表堂堂，就從愛因斯坦帶來的兩條褲子中拿出一條讓裁縫熨平，並親手把褲子交給了愛因斯坦。可到了演講廳，埃倫哈夫特夫人大吃一驚，愛因斯坦博士仍然穿著那條皺巴巴的褲子。
　　１９２１年３月底，愛因斯坦踏上了訪美的旅途。
　　在紐約港口，迎候愛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當「鹿特丹號」郵輪靠岸時，採訪記者爭先恐後蜂擁而上，把愛因斯坦圍在甲板上。無論愛因斯坦怎樣竭力逃避記者的採訪，也不論艾爾莎有多大擋駕的本事，愛因斯坦第一次見識到美國新聞記者的厲害。記者們一再請求愛因斯坦用幾句話說明相對論的本質。用幾句話解釋一門新科學理論，科學家們會覺得這問題本身就是天方夜譚，可新聞記者就只要幾句話，你說多了，他們也不懂。
　　愛因斯坦的回答絕妙無比，他說：
　　「如果你們同意不過分苛求答案並把它當作一種玩笑來接受的話，我可以作如下解釋。從前人們以為，如果所有的物體從宇宙中消失掉，時間和空間依然存在。而根據相對論，時間和空間將同物體一起消失。」
　　記者們繼續追問：
　　「全世界只有十二個人懂得相對論，這是真的嗎？」
　　愛因斯坦一臉天真無邪，兩手一攤，說：
　　「怎麼會呢，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對論，我在柏林的所有學生都懂得它。事實上，在這期間所有國家的物理學家不僅懂得相對論，並且還參與了對它的進一步加工和發展。」
　　喜歡花邊新聞的記者們又把問題拋向艾爾莎：「你懂不懂相對論？」
　　「哦，不懂，雖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釋過相對論，但這對於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數學只需要夠記帳就行了。」
　　艾爾莎的外交辭令把新聞記者們逗樂了。
　　從船碼頭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湧動著目睹愛因斯坦風采的紐約人。美國人把愛因斯坦擁上一輛敞篷汽車，讓他接受紐約人的歡迎。愛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車上一會拿煙斗，一會拿小提琴，弄得艾爾莎不斷提醒他：「你該向大家致意。」
　　愛因斯坦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車的意義是什麼，真誠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臉龐。這富有詩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國人民的心。新大陸上刮起的愛因斯坦旋風，比歐洲更強勁，更持久。
　　在訪美期間，愛因斯坦作過許多學術報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四次報告最成功。這幾篇報告後來幾經修改，以《相對論的四個講座》為題出版。該書後來又更名為《相對論的意義》，是愛因斯坦的主要科學著作。
　　愛因斯坦訪美時，美國正處於「相對論熱」之中。在歐洲，儘管他極力迴避種種公開場合，但對他的個人崇拜已經使他無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國，熱浪更高。而且，美國人對愛因斯坦的興趣更濃厚，他們似乎更關心相對論之外的東西。美國報刊上津津樂道的是愛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這位教授胳膊下夾著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歐洲的著名琴師；比起許多著名的『藝術大師』來說，就是他的頭髮太少了。」
　　「愛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離，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還有笑話說，「愛因斯坦熱」也刮到了國會山上。參眾兩院的議員先生們，都扔下手裡的憲法修正案，討論起相對論和愛因斯坦來。一位議員先生坦白承認，自己不懂相對論。另一位議員先生說，他企圖瞭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結果差一點兒發了瘋。還有一位議員先生引證某某伯爵的宏論，說是世界上只有兩個人懂得愛因斯坦最新的理論。可惜一位已經故世，而愛因斯坦教授本人，由於「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發現的理論給忘了。這一番妙言，贏得了全場拍手叫好。議員們雄辯滔滔，最後大家一致承認，參眾兩院裡誰都不懂相對論，所以，誰也沒有丟面子。
　　愛因斯坦是歐洲古典學風的典範。美國人活潑開朗、喜歡評頭論足、對新生事物特感興趣的特點，他不僅不欣賞，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頗的評論。回到德國後，他對一家荷蘭報紙談過訪美的印象，說：
　　「要是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原因是那裡的人太無賴了。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等城市儘管都有戲院、劇場，但此外還有什麼吶？上百萬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麼空虛！能有一點使人們迷醉的東西，他們就會興高采烈。」
　　在離開美國的歸途中，愛因斯坦應哈定勳爵的邀請在倫敦短暫停留。一到英國，在東道主的陪同下，來到威斯敏斯特大廳拜謁牛頓墓，恭恭敬敬獻上一個大花圈。接著就去皇家學會演講。廣大聽眾對待愛因斯坦的態度是審慎的，因為他是世界知名的學者，然而卻代表著德國的科學。開始人們並沒有以掌聲來歡迎他。愛因斯坦講了科學的國際意義，關於學者們的接觸，關於英國人民在科學發展上的作用，關於牛頓。他感謝了英國的同行們，並且注意到了，如果沒有他們參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論的最重要的證明。
　　坦誠的愛因斯坦，以真切的語言、真摯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動了英國的聽眾，扭轉了他們的情緒，也大大扭轉了英國科學界的情緒。可以說，倫敦演講成為學者們國際合作的一個綱領。
　　在倫敦，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住在一幢貴族宅邸中，在那裡給他們安排的住處規模比他們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愛因斯坦被英國人數不清的嚴格禮節弄得很窘，貼身僕人一步不離地隨時侍候他，這種窘相又變成萬分驚恐。愛因斯坦看見這個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轉身對妻子說：
　　「艾爾莎，你對這怎麼想？要是我們企圖逃跑，他們會允許我們出去嗎？」
　　他們在一間掛著厚厚窗簾的巨大臥室中就寢。早晨，愛因斯坦像平常一樣起得很早，他打算拉開窗簾，然而背後響起妻子愉快的聲音：
　　「阿爾貝特，你為什麼不叫僕人？讓他來幹這個。」「不用了，這太可怕了。」
　　最後，夫妻兩人使勁征服了窗簾，愛因斯坦才偕同艾爾莎去餐廳用早點。
　　１９２１年６月底，愛因斯坦結束了首次遠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應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的邀請，１９２２年初愛因斯坦在法國公學講授過幾次相對論。在這以前不久，法國哲學學會也有過類似邀請。郎之萬在信中著重指出，這些活動將會重新活躍兩國學者間的交往。懾於當時德國科學家與任何一國都無學術交往，愛因斯坦起初婉言謝絕郎之萬的邀請，後來在和他當外長的朋友臘特瑙商量後，確信應邀訪法對促進彼此瞭解有益，隨即就接受了邀請。１９２２年３月底，愛因斯坦來到巴黎，作人們渴望已久的演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愛因斯坦是第一個在法國公開露面的德國人。
　　郎之萬和另一位法國物理學家諾爾德曼在法德邊境迎接愛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車到巴黎。郎之萬和諾爾德曼得知民族主義保皇派準備在車站尋釁鬧事。因此，他們把愛因斯坦從車站邊門接進城了。其實，等候在車站前的是一群年輕的大學生，他們是想歡迎愛因斯坦，並在必要時對挑釁偷襲給予反擊。領頭的青年就是郎之萬的兒子。
　　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愛因斯坦來到法蘭西協會最大的講演廳。為了防止搗亂分子破壞，郎之萬和前總理、數學家潘列維兩人親自把守大門，一一驗票入場。
　　法國供產檔中央機關報《人道報》曾這樣報道過其中的一次報告會：
　　「昨天下午５時，法國公學郎之萬教授的報告廳裡座無虛席，這是第一次討論會，正像德國人說的那樣，是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巴黎所有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體科學院院士都出席了。愛因斯坦謙虛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萬身邊的桌旁，等待著解答大家對他的理論提出的問題。」
　　４月３日，在法蘭西協會的物理學講堂裡舉行了較小範圍的討論。愛因斯坦指出了用觀察在彼此相對運動著的系統裡的時鐘進程的方法來校準時鐘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詰難者是潘列維，一位曾熱情地談論過愛因斯坦，但批評過相對論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３天後，４月６日，在索爾波納舉行了法蘭西哲學協會會議，愛因斯坦在會上闡明瞭自己對康德哲學、馬赫哲學的看法。
　　關於康德，愛因斯坦說：
　　「我不認為我的理論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瞭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來，康德哲學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他所說的構成科學的先驗概念。現在有兩個相反的觀點：一個是康德的先驗論，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預先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中的；另一個是彭加勒的約定論。兩者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即都認為要構成科學，我們需要任意的概念；至於這些概念究竟是先驗地給定的，還是任意的約定，我都不能說什麼。」
　　在談到愛因斯坦理論與馬赫的理論的關係時，愛因斯坦回答說：
　　「從邏輯的觀點來看，相對論同馬赫的理論之間似乎沒有很大的關係。在馬赫看來，要把兩個方面的東西加以區別：一方面是經驗的直接材料，這是我們不能觸犯的；另一方面是概念，這卻是我們能加以改變的。馬赫的體系所研究的是經驗材料之間存在著的關係；在馬赫看來，科學就是這些關係的總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事實上，馬赫所做的是在編目錄，而不是建立體系。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學家，但卻是一位拙劣的哲學家。他認為科學所處理的是直接材料，這種科學觀使他不承認原子的存在。要是他還同我們在一起的話，他或許也會改變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說，對於另外一點，即概念是可改變的這一觀點，我倒是完全同意馬赫的。」
　　與美國、英國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學院拒絕接受愛因斯坦。在這個以保守和偏見聞名的最高學術機構裡，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愛因斯坦來，他們就走。所有這一切愛因斯坦都耳聞了，於是他拒絕邀請，從而使他的許多朋友免遭難堪。愛因斯坦對東道主說，他才不稀罕什麼科學院呢！他寧可去憑弔昔日的戰場。
　　在返回德國的那一天清早，愛因斯坦訪問了法國東部備遭戰爭破壞的城鎮和鄉村。面對頹垣殘壁，他再次流露出對戰爭的無比憎惡，表示應不惜一切代價消滅戰爭。並極力譴責威脅人類文化基礎的法西斯主義。愛因斯坦對陪同他的郎之萬和索洛文沉痛地說：
　　「每一個德國學生，不，全世界每一個學生，都應該到這裡來看看。他們會看到，戰爭有多麼醜惡、可怕。」
　　「空談和平是沒有用的。應該為和平事業切實工作，為和平而鬥爭……」
　　在法國，這位相對論創始人雖然沒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國和英國那樣隆重的歡迎。但是，這位德國物理學家的訪問在學術上卻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訪問在當時還有著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義。愛因斯坦自己說，他是一個「和平使者」。他把訪問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間的進一步諒解，也是在重新開闢被帝國戰爭摧毀的德法兩國自然科學家間的交往的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愛因斯坦離開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沒呆多久，從日本寄來了一封封堅決的請帖。日本人民準備好了聽他演講，等候他的光臨。１９２２年秋，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來到馬賽，乘日本輪船出發去東方。他們穿過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暫停留。所到之處，愛因斯坦受到東方人民最誠摯的歡迎和禮遇。
　　在旅行日記中，愛因斯坦寫下了沿途的所見所聞及感受。他記述了錫蘭的人力車伕，認為坐在軟綿綿的車墊上，就像坐在針氈上一樣受罪。讓自己的同類像畜牲一樣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國王風度的乞丐」、擁擠不堪的貧民窟，都令愛因斯坦感觸很深。在歐洲之外，貧窮的事實讓愛因斯坦的心靈震顫了。
　　在上海，愛因斯坦雖受到知識文化界的熱烈歡迎，但租界的高樓大廈與上海老城的破破爛爛的木房子的對比太強烈，反差太大了！愛因斯坦記下了自己對上海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認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５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但這對於一個想在全世界各處看到社會幸福、經濟公平、國際和平和階級和平的人，實在是一幅悲慘的圖像。
　　「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１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僕。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係。他們是淳樸的勞動者，歐洲人所以欣賞他們的也正是這一點。」
　　--------
　　１指１９１９年爆發的中國「五·四」運動。
　　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１１月底，愛因斯坦到達神戶。歡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連不斷的講演、會晤、接見和訪問開始了，最令人難受的是每句話都要翻譯。講演會上，千萬人端坐恭聽他們不懂的德語，然後更注意地聽日本學者翻譯愛因斯坦的話。第一次講演連翻譯持續了４個多小時。愛因斯坦決定饒了自己恭順的聽眾，所以在第二個城市裡講演帶翻譯只延續了２個小時。可是他錯了。愛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他說，這種壓縮使聽眾感到不快。
　　到日本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愛因斯坦科學論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這是第一部愛因斯坦文集。不用愛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歐洲文字，用的是一種陌生的東方文字出版，這使愛因斯坦對勤勞好學的日本人民產生了敬意。
　　在每一個新的城市，伴以複雜儀式的接見、會晤、饋贈接連不斷。人們贈送給愛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書》，在四卷巨著中詳載各式各樣喝茶的儀式。
　　日本給愛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
　　「日本是奇妙的。人們溫文爾雅，對一切都感興趣，有藝術鑒賞力，智力上的天真與健全的思維融合在一起。他們是景色如畫的國度裡的優秀民族。」
　　愛因斯坦在日本還會見了兒童，他對孩子們說：「你們在學校裡學到的知識，這是先輩們的遺產，你們自己也應對它有所增添並傳給自己的孩子們，因為這樣即使我們死去，也將在我們身後遺留下來的、我們共同創造的事物中達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幾個星期後，愛因斯坦和艾爾莎帶著東方人民的深情厚誼，滿載禮物啟程回國。回國途中，２月２日，愛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訪問，逗留了１２天。２月８日，他成為特拉維夫市的第一個榮譽公民。
　　在巴勒斯坦，愛因斯坦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不列顛高級專員薩繆爾請愛因斯坦夫婦住進自己的官邸，並親自擔任嚮導。在這裡，一向不拘禮節的愛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禮儀。每次外出，府邸裡都要鳴響禮炮。每到一處，都有一隊戎裝的騎兵跟隨愛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見、宴會和早餐時，都要一絲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國禮儀。
　　愛因斯坦以譏諷、寬容的態度客隨主便，艾爾莎這次卻不滿了。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我對所有的這些荒唐的禮儀不感興趣。」她對丈夫發起了牢騷。
　　「忍耐點，親愛的。我們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結束了。」
　　愛因斯坦這次變得寬容和有耐心了。
　　艾爾莎不顧這些，說：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當你搞錯了禮儀或者自行其事，人們裝作看不見。而報紙上卻常常有意戲弄我。他們知道我近視，就寫什麼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綠葉當成沙拉吃掉了。」
　　艾爾莎不想參加某些活動，就隨便找借口竭力迴避。辭別巴勒斯坦之後，愛因斯坦和艾爾莎於１９２３年３月到達馬賽，從馬賽前往西班牙，然後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愛因斯坦在馬德里大學作了學術報告。
　　１９２３年６月，愛因斯坦去瑞典參加諾貝爾獎金授獎儀式，獎金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即在他東方之行啟程後不久決定頒發給他的。愛因斯坦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赴日本講學途中經過上海時接到１９２１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已決定授予他的通知。諾貝爾獎金授予愛因斯坦的問題已醞釀多年，但由於當時有不少人對相對論有偏見，直至１９２２年秋天瑞典科學院才決定迴避相對論的爭論，授予愛因斯坦以１９２１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金，並決定把１９２２年度的獎金授予玻爾。這兩項決定於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同時發表。１１月１１日，玻爾寫信給在旅途中的愛因斯坦，說：
　　「關於授予諾貝爾獎金一事，我很高興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賀。這種外界的推崇對您可能毫無意義，不過，這筆錢或許有助於改善您的工作條件。
　　「倘若我竟被考慮與您同時領受獎金，這可以說是我從外部環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榮譽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麼不配，但我想說——且不管您在人類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僅僅您在我從事的專門領域裡所作的奠基性的貢獻，如同盧瑟福和普朗克的貢獻一樣，在考慮給我這種榮譽之前，是應當得到整個外界的認可，我覺得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愛因斯坦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給玻爾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我在日本啟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熱誠的來信。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像諾貝爾獎金一樣，也使我感到快樂。您怕在我之前獲得這項獎金，您的這種擔心我覺得特別可愛——它顯出玻爾的本色。您關於原子的最新論著在這次旅行中陪伴著我，也更增加了我對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爾於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爾摩領取１９２２年度的獎金，而愛因斯坦直到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才去領取１９２１年度的獎金。
　　在莊嚴的授獎儀式上，更確切些說，在籌備這次儀式時，發生了一場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國家代表自居。事實上，愛因斯坦的確還保持著瑞士國籍。但是，德國大使也以這種身份自居：因為愛因斯坦以普魯士科學院院士的資格被看作是德國公民。
　　給愛因斯坦授獎的理由措詞如下：
　　「由於愛因斯坦發現光電效應定律以及他在理論物理學領域的其他工作，特向愛因斯坦授予獎金。」
　　愛因斯坦獲得獎金後，把它全部交給了米列娃。
　　★　「相對論公司」
　　愛因斯坦在少年時代就直覺般地厭惡德國，並堅決要放棄德國國籍。或許，他早就預感到德國是容納不了他的。１９１９年愛因斯坦名聲如日中天時，普魯士科學院院長斯頓夫在１０月２２日寫信給愛因斯坦，信中說：
　　「在你的引力理論獲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際，我向你表示最誠摯的祝賀，你現在一定很歡欣鼓舞，我們也分享你的快樂，德國在軍事政治上失敗之後，德國的科學能夠獲得勝利，這是我們的驕傲……」
　　德國很多人是抱著複雜矛盾的心情來看待愛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利使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這時，愛因斯坦巨大的聲名成了統治者利用的資本。他們想借愛因斯坦周遊世界的機會去宣傳德國，並為德國經濟復甦帶來好處。可不久之後，魏瑪共和國的統治者們終於發現，一位像愛因斯坦這樣有獨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適宜作資本輸出的開路人。相反，愛因斯坦在法國——德國人當時視之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發表的反戰言論，極大地刺激了德國民族主義分子。當時，一家頗有影響的報紙就發表評論說：
　　「無論如何，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告誡他，對他這樣一個有職在身的德國公民來說，與法國人作學術親善，在時機上極不相宜。」
　　更有人到處叫嚷，怒斥愛因斯坦在昔日德國「西線」戰場的言論是「損害民族的尊嚴」，是「背叛祖國」。
　　其實，陰謀迫害愛因斯坦的事在德國是由來已久。１９２０年，有組織地針對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學家的敵視行動第一次露頭了。２月份，柏林大學的右翼大學生在愛因斯坦講課時搗亂。愛因斯坦被迫中斷報告，忿然離開課堂。後來，學生會出面調停，對這次破壞表示歉意，請求愛因斯坦繼續講課，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時隔不久，社會上又掀起更大規模的反對愛因斯坦、反對相對論的誣陷惡潮。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一個名叫「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的組織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擊愛因斯坦，搞臭相對論。它的成員是一些徹頭徹尾的反猶主義分子。這個組織的召集人叫魏蘭德。魏蘭德在學術界毫無名氣，甚至來自何方直到現在也弄不清。他靠來路不明的錢到處拉人寫文章攻擊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個組織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納德教授。他本是德國著名的實驗物理學家，因為研究光電效應而獲得１９０５年度的諾貝爾獎金。正是在這一年，愛因斯坦發表了光量子論，對於勒納德的實驗結果作出了理論解釋。當時，在勒納德的心目中，愛因斯坦像神明一樣可敬。１９０９年，勒納德還給愛因斯坦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愛因斯坦為「深刻的、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但是時過境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勒納德投入反動派的懷抱，成了狂熱的德國至上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公開攻擊起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來。有了這個行家出來，魏蘭德的膽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８月２４日這天，「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在柏林交響樂廳召開反相對論大會，並恬不知恥地邀請愛因斯坦出席。第一個發言人譴責愛因斯坦剽竊別人的精神財富，攻擊愛因斯坦是搞「科學上的達達主義」，辱罵愛因斯坦是「到處叫賣的小販」。第二個發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學家，他妄圖從專業角度攻擊愛因斯坦，誣蔑他的相對論是譁眾取寵。當時，尚未得到驗證的孿生子佯謬，是攻擊愛因斯坦的主要炮彈。這次大會的政治背景是顯而易見的，大會剛剛結束，一個民族主義派的大學生就衝著愛因斯坦的座廂叫囂：
　　「早就該勒死這個臭猶太！」
　　愛因斯坦自始至終坐在包廂裡，泰然自若，冷眼看著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學者們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國三位著名物理學家：馮·勞厄、能斯特和魯本斯聯名給柏林各大報發出一個聲明，聲明中說：
　　「我們不想在這裡來談論我們對於愛因斯坦產生相對論的那種淵博的、可以引為範例的腦力勞動的意見。驚人的成就已經取得，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當然還會有進一步的證明。此外，我們必須強調指出，愛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對論，他的工作已經保證他在科學史上有一個永久性的地位。在這方面，他不僅對於柏林的科學生活，而且對於整個德國的科學生活的影響大概都不是估計得過高的。任何有幸親近愛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別人的文化價值上，在為人的謙遜上，以及在對一切譁眾取寵的厭惡上，從來沒有人能超過他。」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愛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帶有諷刺意味的《我對反相對論公司的答覆》，作為對交響樂廳大會的回敬：
　　「在『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這個冠冕堂皇的名稱下，產生了一個雜七雜八的團體，它的眼前的目標是要在非物理學家的心目中貶低相對論及其創建者我本人。
　　「魏蘭德和蓋爾克兩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樂廳就此作了他們的第一次演講。我本人也在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兩位演講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筆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們這個企業的動機並不是追求真理的願望。（要是我是一個德國國民，不管有沒有D字裝飾，而不是一個有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傾向的猶太人，那麼，……）因此，我所以要答覆，僅僅是由於一些好心人的勸說，認為應當把我的觀點發表出來。
　　「首先我必須指出，就我所知，簡直沒有一位在理論物理學中做出一點有價值的成績的科學家，會不承認整個相對論是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的，並且是符合於那些迄今已判明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的。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可奉出H丁頓，德比傑，郎之萬，勒維·契維塔——都堅定地支持這理論，而且他們自己也對它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在有國際聲望的物理學家中間，直言不諱地反對相對論的，我只能舉出勒納德的名字來。作為一位精通實驗物理學的大師，我欽佩勒納德；但是他在理論物理學中從未幹過一點事，而且他反對廣義相對論的意見如此膚淺，以至到目前為止我都不認為有必要給它們詳細回答。我現在打算糾正這種疏忽。
　　「我厭惡為相對論大叫大嚷，這竟被他們用來作為反對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實地說，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論據和真理的。誇張的言辭使我感到肉麻，不管這些言辭是關於相對論的還是關於別的東西的。我自己時常拿這樣的事來開玩笑，然後又回過來嘲笑自己。可是，我樂意借此機會給反相對論公司的大人先生們奉獻禮物。
　　……
　　「最後，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學家集會上，由於我的建議，已經安排了關於相對論的討論。任何想反對的人，都可以到那裡去進行反對，把他的意見向一個適當的科學家集會提出來。」
　　愛因斯坦的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個愛因斯坦出來為德國人支撐門面，讓世人改變一下對德國不好的印象，再說世界各國都奉愛因斯坦為神明，可德國人自己卻咒罵他，這多少都說不過去了。９月６日，德國文化部長親自寫信給愛因斯坦，對８月２４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愛因斯坦的許多朋友看到他發表在《柏林日報》上的文章後，非常震驚。有些朋友認為愛因斯坦的反應過於激烈，有損於愛因斯坦的學者風範和昔日公眾心目中的超脫形象。就連遠在荷蘭的埃倫費斯特也從萊頓寫信來，說：
　　「我的妻子和我都絕對無法相信你自己竟會在《我的答覆》這篇東西裡寫下哪怕最少幾個字。
　　「我們一分鐘也不能忘懷，你一定是為一種特別無禮的方式所激怒，我們也忘懷不了，你在那邊是生活在一種不正常的道德風氣裡；儘管如此，但是這個答覆還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愛因斯坦的反應。我們可以用鉛筆把它們一一劃出來。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們寫下來，那就證明了這些該死的豬玀終於已經成功地損害了你的靈魂，這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可怕呀。」
　　對埃倫費斯特的委婉看法，愛因斯坦並不贊成，他在９月１０日給埃倫費斯特的回信中作了這樣的解釋：
　　「只要我還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在這裡每個小孩都從照片上認得我。如果一個人是民主主義者，他就得承認有要求公開發表意見的權利。」
　　９月３日，索末菲憂心忡忡地寫信給愛因斯坦，一是對迫害愛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憤怒，二是向愛因斯坦呼籲，在德國處於困難的時候，請他不要離開德國。
　　索末菲說：
　　「作為人和物理學會主席，我懷著真正的憤怒密切注視著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勸告沃爾夫·海德堡無濟於事，他可能已經插手這件事，像他當時寫信告訴您的那樣，他的名字純粹是被濫用了。勒納德的情況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韋蘭·蓋爾克之流才是地道的這路貨色。
　　「今天我已經同普朗克商議了科學家協會所應當採取的行動。我們要建議該協會的主席、我的同事馮·米勒提出強烈抗議，反對『科學的』煽動家的勾當，並且公開表明對您表示信任。這不應當是對這種勾當的一種形式上的異議，而應當只是出於科學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離開德國！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國（以及荷蘭）的科學中了；哪裡都沒有德國這樣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國現在各方面都受到難以形容的歧視，它同樣不能漠然地看您離開……
　　「您，恰恰是您，還得為自己鄭重地辯護，駁斥那種說您剽竊別人又害怕批評的讕言，這真是對一切正義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請您寫一篇文章，他們十分關切您的答覆。如果您樂意的話，您也可以把它交給我。但是為了更廣泛地分配，我們必須盡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讀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視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裡表態，反對這些『臭蟲』。您在《柏林日報》上的聲明我還未看到，別人對它的評價認為是不很成功的，並且同您不相稱。但是對於這些臭蟲卻是好的。在我看來，《柏林日報》本來就不是清算反猶太叫嚷的適當場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我希望您這時已經恢復了您的明哲的歡笑，並且同情德國，它的痛苦到處都逐漸表現出來。可是決不要開小差。」
　　９月６日，愛因斯坦覆信給索末菲，說：
　　「實際上，我對那些人攻擊我的行徑看得過於嚴重了，因為我以為我們物理學家中有不少人參與了這件事。因此，我的確想了兩天您所說的『開小差』的問題。可是不久我就覺悟到並且認識到，要離開我的這群誠摯的朋友，那是錯誤的。也許我不應該寫那篇東西。但是我一定不讓人們把我對於這種一再重複的指責和非難保持沉默說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發言都被記者們利用來做生意了。我真應該讓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為《南德意志月刊》寫稿。如果我能了結我的信債，那我就非常高興了。瑙海姆的那樣一種聲明，完全出自純潔的動機，對國外來說也許是適當的。為了寬慰我而發表這種聲明，無論如何是不必要的；因為我近來心情已經恢復了歡樂和滿足。報刊上關於我的東西，除非真正喜歡的，我一概不看。」
　　在當時情況下，愛因斯坦離開德國的理由確實多而充足。除民族主義分子的反猶宣傳和無恥攻擊外，通貨膨脹也壓得愛因斯坦喘不過氣，使他的處境變得很艱難：他必須給在瑞士的米列娃匯錢去，在馬克貶值的情況下，給米列娃匯馬克去已無意義。可愛因斯坦猶豫之中仍不願違背當時對普朗克許下的諾言。當然，愛因斯坦心目中還對魏瑪共和國殘存一點希望，以為它還可能把德國引向民主與自由。所以，即使埃倫費斯特一再勸愛因斯坦移居萊頓，他也拒絕了。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裡，有這樣的話：
　　「我曾對普朗克許下諾言，在這裡的環境沒惡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認我的離開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確的之前，我不離開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質利益便離開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裡實現的國家，離開用愛和友誼來溫暖我的人們，而在開始墮落的時期我的離開對他們來說可能會加倍地難受……那我就是忘恩負義了。如果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可能繼續呆在德國，那我可以走。如果情況不是這樣，我的離開將粗暴地破壞對普朗克的承諾。今後，我可能為這種食言而責備自己。」
　　埃倫費斯特在把愛因斯坦的決定通知洛倫茲的時候補充了一句話：
　　「這封信使我感到慚愧，同時也激起了我對這個傑出人物親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愛因斯坦的道義感、責任感並未喚起民族主義分子的良知。
　　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３日～２５日，在瑙海姆溫泉舉行了「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的年會，武裝警察把守著會議的大廳，以防出現騷亂。在會上，勒納德公開地跳了出來，以惡毒的、明顯的反猶方式攻擊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也毫不示弱。與勒納德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下邊幾段對話是他們論戰中的一個縮影：
　　愛因斯坦：在煞車的時候，列車中所出現的現象是引力場的作用……
　　勒納德：這樣一個引力場，必然會在別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顯地看到它的存在。
　　愛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顯的東西，要歷經巨大的變化，它是時間的一個函數。（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時代的人，也會說伽利略的力學很不明顯。這些「明顯的」概念有它們自己的惡作劇，跟時常被人提起的那個「健全的人類理性」完全一樣。
　　至此，全場活躍，人們興高采烈了。
　　從當時辯論的記載來看，勒納德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道義上都處於下風。但這一類人自有他們卑劣的手法，他們針對新聞界所傳播的愛因斯坦想離開德國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猶主義的報紙上大叫：
　　「別了，愛因斯坦！但願對他能像貞女奧爾良說的那樣：
　　永遠可也別回來！」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報紙上兩度狂吠：「殺死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沒有退讓，他決定留在德國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學理想而戰鬥，並公開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國國籍，再次成為德國公民。對於重新加入德國國籍這件事，是愛因斯坦後來一再後悔的事情。


★　猶太情結

　　圍繞相對論爭論表現出來的反猶主義對愛因斯坦有很大刺激，並促使他與猶太復國主義有了接觸。起初在布拉格時，愛因斯坦剛一接近猶太知識分子，就斷然拒絕參與他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活動。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擊，迫使愛因斯坦改變了態度，開始以他在學術界的全部威望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主張，以此來回擊對他使盡了威脅和利誘等無恥手段的德國排猶主義分子。當然，這不能說是愛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來他又無路可走。
　　當時，柏林的猶太人分為兩大派：一派主張猶太人和德國人同化，一派主張猶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過的巴勒斯坦，重建一個猶太國。在同化派和復國派內部又有許多小的派系。愛因斯坦對於這些派系之爭從來不感興趣。他認為人之所以高貴，是因為有思想，至於皮膚的顏色、鼻子的形狀，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切民族都應該是平等的。民族主義是偏見，是一種原始的幼稚病。愛因斯坦從來都是反對一切種族主義的。
　　然而，柏林的現實卻不是這樣。從來到柏林的第一天起，愛因斯坦就強烈地感到，黃皮膚、黑頭髮的猶太人，在金髮碧眼的日耳曼人眼裡，不過是賤民，連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讀大學、找職業，處處都有或公開或隱蔽的歧視性條文。就連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會遇到鄙夷的目光，聽到從牙齒縫裡擠出來的咒罵：
　　「猶太狗雜種！骯髒的豬！」
　　儘管許多有才幹的猶太人，在學術界、藝術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為一個民族，猶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愛因斯坦越來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猶太民族的一員。
　　愛因斯坦對猶太人命運的關心愈來愈多了。他開始認為對猶太人命運的關注與先前的超民族理想並不相互矛盾。１９１９年１０月，愛因斯坦寫信給物理學家保爾·愛潑斯坦說：
　　「我們可以關心世界，同時也關心自己民族的人民。」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埃倫費斯特，說：「這裡的反猶勢力十分強大，政治反動勢力也很兇猛。」
　　德國民族主義分子對剛從波蘭和俄國的惡運中逃脫出來的猶太人的迫害使愛因斯坦無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倫敦、巴黎、紐約親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猶浪潮，更嚴重地刺激了愛因斯坦的精神安寧。如在巴黎訪問時，有家報紙就公開說：
　　「沒有一個人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恐怕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們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國又多了一個猶太佬！」
　　愛因斯坦對自己民族的情感的變化使他開始積極參與猶太人的復國活動。他對居住在德國境內主張同化的猶太人十分不滿，他說：
　　「我已經從我的許多猶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種不講尊嚴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這常常使我惱火……。這些事件以及發生的類似事件喚醒了我的猶太民族的感情。」
　　愛因斯坦甚至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說：
　　「我反對民族主義；但是我贊成猶太復國運動。一個人，如果有兩條手臂，他還總是叫嚷說沒有右臂，還要去找一條，那他就是沙文主義者。但是，一個人如果真的沒有右臂，那他就應當想辦法彌補這條失去的右臂。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反對民族主義；作為一個猶太人，從今天起，我支持猶太復國運動。」
　　１９２１年春天，猶太復國運動的領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國旅行，動員美國的猶太人大老闆掏腰包，資助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他邀請愛因斯坦同行。這是一個很精明的主意。愛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國，但為了帶頭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的計劃，籌措辦學的必要經費，他接受了美國人的邀請。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
　　「我根本不想去美國，這次去只是為了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在為建立耶路撒冷大學不得不到處乞討，而我也只好當一個化緣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愛因斯坦不辱使命，幫助魏茨曼圓滿完成了任務。愛因斯坦自己也很滿意，在給朋友寫的信中，愛因斯坦寫了這樣的話：
　　「我度過兩個艱苦的月份，但是，能夠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做出貢獻，並保證了大學的開辦，我感到十分滿意。美國的猶太醫生（大約６千人）特別熱心贊助，他們為醫學院籌集資金。
　　「美國是個很有趣的國家，儘管辦那麼多企業，做那麼多生意，還是比我所去過的國家要熱情些。我得像一條得了獎的牛那樣任人觀看，在數不清的大會小會上發表演說，做數不清的科學報告。我居然能堅持下來，真是個奇跡。但是現在已經完成，我心裡有一種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顧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種種非議，勇敢地投身於猶太人的事業——我們的種族同胞多半是聰明有餘，而勇氣不足，對此我有確切的體會。」
　　１９２４年，愛因斯坦成為「柏林猶太教全體以色列人大會」的繳納會費的會員。儘管愛因斯坦沒有加入猶太復國主義的組織，但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為個人的尊嚴而鬥爭的最重要的形式。
　　有人曾對愛因斯坦的民族情感進行過分析，認為愛因斯坦獨特個性的形成原因有兩個：一是科學，再一個就是猶太人的民族情感。這個結論是否正確，似乎還可討論。但從２０年代後愛因斯坦對猶太人命運關注的情況來看，大概可以說，儘管他沒參加多少具體的猶太復國活動，卻又對猶太人問題思考了許多。有一段資料，目前尚不知愛因斯坦寫於何年，從內容來看，估計寫於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在這段話中，愛因斯坦說：
　　「為知識而追求知識，幾乎狂熱地酷愛正義，以及要求個人獨立的願望——這些都是猶太人傳統的特徵，並使我為自己屬於它而感到慶幸。
　　「那些在今天猖狂地反對理性的理想和個人自由，並試圖依恃野蠻的暴力建立死氣沉沉的國家奴隸制的人，當然要把我們看作他們不共戴天的死敵。歷史給了我們艱巨的任務；但只要我們仍然是真理、正義和自由的忠實勤務員，我們就不僅要繼續像現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樣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樣，用創造性的工作所產生的成果為提高人類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貢獻。」
　　顯然，愛因斯坦這裡對所謂猶太人傳統的解釋帶有強烈的個性化色彩，他對這個「傳統」引以為自豪，並把自己的創造個性融於其中，可見愛因斯坦對猶太傳統的癡迷。
　　還有一段寫作年代不詳的話，透示出愛因斯坦對猶太人性格的欣賞與自豪：
　　「在猶太復國主義的各種組織中有一個『勞動的巴勒斯坦』，它的工作，對於生活在那裡的人民中的最可尊重的階級是有直接利益的。那些人靠他們自己的雙手把沙漠變成繁榮的新村。這些勞動者是在自願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整個猶太民族中的精華，是一群堅強剛毅、滿懷信心的公正無私的優秀的人。他們並不是把自己雙手的勞動出賣給出最高價格的投標商人的那種愚昧無知的苦力，而是受過教育、智力上充滿活力的、自由的人。由於他們同荒蕪的土地作和平的鬥爭，使得整個猶太民族成為直接或者間接的受益者。只要盡我們的可能來減輕他們嚴酷的命運，我們就將拯救了最可尊重的一類人的生命；因為第一批移民要在還不適於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來，這場鬥爭是一個困難的和危險的事業，免不了會有個人的重大犧牲。只有親眼見到過的人，才能判斷這是多麼真實。誰幫助改進這些人的物質裝備，誰就是在關鍵時刻幫助了這個美好的事業。」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下旬，倫敦猶太人組織了一次晚會，英國文豪肖伯納與威爾斯應邀出席。愛因斯坦在晚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題為「猶太共同體」。所謂猶太共同體的起源是，公元１３５年羅馬帝國真壓了猶太人兩次起義並徹底毀滅了耶路撒冷後，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形成的一種集體。後來散居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猶太僑民集團常以此名冠之。愛因斯坦借此題目對猶太人的過去與未來、痛苦與希望、現實與理想作了廣泛的論述，算得上是愛因斯坦思考猶太問題的代表作。文章中說：
　　「對我來說，要克服我的平靜思考生活的自然傾向，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不能置ORT和OZE１的呼籲於之不理；因為響應這個呼籲，在我就像是響應我們痛受壓迫的猶太民族的呼籲。
　　--------
　　１均為猶太人的慈善事業團體。
　　「我們散佈在各處的猶太共同體的地位，對於政治界是一種道義的氣壓計。因為猶太民族既是無自衛力量的少數民族，而它的特點又在於保存古代的文化傳統，難道有什麼比各個民族對待這樣一個民族的態度更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義的指標嗎？
　　「從我們的處境來看，我們痛苦地知道這個氣壓目前是低的。但正是這種低氣壓，使我更加堅定這樣的信念：我們有責任來維持和鞏固我們的共同體。有一種對正義和理性的熱愛深留在猶太人傳統中，這必將對現在和將來一切民族的美德繼續發生作用。在近代，這個傳統已經產生了斯賓諾莎和卡爾·馬克思。
　　「誰要想維護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聯在一起的身體健康。OZE社照字面說來是保護我們人民的身體。在東歐，它日以繼夜地工作著，以幫助我們在那裡的人民保護肉體和靈魂，因為他們在那裡經受著特別嚴重的經濟蕭條；而ORT社則力圖消除猶太人從中世紀起就遭受著的嚴重的社會和經濟的困苦。因為在那時候我們是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產的職業之外，而被迫從事純粹商業性的職業。真正幫助東方各國猶太人的唯一辦法是，向他們提供門路去找新的活動領域，他們為此正在全世界各處鬥爭著。這是ORT正在勝利地處理的嚴重問題。
　　「現在我要向你們英國的猶太同胞呼籲，請求你們幫助我們這個由一些傑出的人物所開創的偉大事業。最近幾年，甚至最近幾天給我們帶來了失望，你們必定也特別感受到這一點。不要埋怨命運，相反地，要把這些事件看作是要對猶太人公共事業忠誠不渝的理由。我深信，我們這樣做，也將間接地有助於人類的普遍目的，而這些目的我們應當始終認為是最高的。
　　「要記住，困難和阻礙對於任何社會都是健康和力量的寶貴源泉。如果我們的床是玫瑰花做的，那麼我們就不可能作為一個共同體而維持幾千年的生命；這是我所完全確信的。
　　「但我們還有一個比較愉快的安慰。我們的朋友固然不是很多，但他們中間有具有強烈正義感的精神高尚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提高人類社會並且使個人從卑鄙的壓迫中獲得解放的事業。
　　「我要告訴你們大家，我們民族的生存和命運，依靠外界的因素總比依靠我們自己的少。我們的責任是要忠於我們的道德傳統，這種傳統使我們能夠不顧那侵襲到我們頭上的猛烈的風暴而維持了幾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務中，犧牲成為美德。」
　　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６日，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有沒有一種猶太人的生命觀？》，從哲學、宗教的角度進一步探討猶太人的文化品性，其中某些見解是否準確暫且不論，它似乎預示著愛因斯坦對猶太民族問題的思考有了新的深度。同時，這篇文章也是理解愛因斯坦晚年思想與活動的一個窗口。
　　「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我認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猶太人的觀點。我覺得猶太教幾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態度和對待生命的道德態度。我認為，與其說它是摩西《五經》所規定的並為《猶太教法典》所解釋的那些戒律的本質，倒不如說它是猶太民族中間所體現的對待生命的態度的本質。在我看來，摩西《五經》和《猶太教法典》都不過是對猶太人的生命觀在古代是怎樣占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見證。
　　「這種生命觀的本質，我認為就在於它對天地間萬物的生命的肯定態度。個人的生命只有當它用來使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優美時才有意義。生命是神聖的，也就是說它的價值最高，對於它，其他一切價值都是次一等的。把個人以外的生命視為神聖，就引起了對一切有靈性的東西的尊敬——這是猶太傳統的一個突出的特徵。
　　「猶太教並不是一種信條：猶太人的上帝簡直是對迷信的否定，是消除了迷信之後的幻想的結果。它也是把道德戒律建立在恐懼上的一種嘗試，一個可悲的和不光彩的嘗試。但我認為猶太民族的堅強的道德傳統已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這種恐懼。同樣很明顯，『為上帝服務』也就等於『為生命服務』。猶太人中的最優秀者，特別是先知們和耶穌，就曾為此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由此可見，猶太教決不是一種先驗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們在過著的生活，並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沒有別的。因此，我覺得，如果按照宗教這個詞的公認意義，那就很難說它是一種宗教，特別是要求於猶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個人意義上的生命的神聖化。
　　「但是猶太人的傳統也還包含著別的一些東西，這在《詩篇》中有許多很優美的描述，那就是對這個世界的美麗莊嚴感到一種興高采烈的喜悅和驚奇，而對這種美麗莊嚴，人還只能形成模糊的觀念。這種喜悅是真正的科學研究從中汲取精神食糧的那種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現在鳥類的歌聲中。把這種感情附加在上帝觀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
　　「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猶太教的突出標誌呢？還是它以別的名稱在別處出現呢？就它的純粹形式來說，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猶太教中，也由於太拘泥於經文而把純粹的教義搞模糊了。但我認為猶太教還是它的最純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現之一。這特別適合於生命神聖化這個基本原則。
　　「具有特徵的是，在過神聖的安息日時，連動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範圍內，這種要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理想地團結起來的感情多麼強烈。至於堅持全人類的團結則表現得更加強烈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猶太人提出來，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猶太人當中，這種對生命的神聖感是發展得多麼強烈，伐耳特·臘特瑙一次同我談話時說的一句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他說：『當一個猶太人說他要去打獵取樂時，那是說謊』。這再簡單不過地表明了猶太人對生命的神聖感。」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７日，在紐約市的康莫多旅館，由美國「全國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員會」舉辦的「第三次塞德節」上，愛因斯坦發表了題為《我們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責任》的演講。這篇演講詞充分體現出愛因斯坦與那些純粹從政治上考慮猶太人問題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當時反猶風潮高漲的嚴峻情況下，愛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猶太復國主義的現實意義：
　　「由於我們關心巴勒斯坦的發展，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在這個時刻，有一件事必須首先予以重視：全體猶太人都該大大感謝猶太復國主義的恩義。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猶太人中恢復了共同體意識。這種共同體意識所實現的生產事業超過任何人們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犧牲的猶太人都作出了貢獻的，在巴勒斯坦的這種生產事業，把我們很大一批兄弟從極其悲慘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但另一方面，愛因斯坦對單一的政治復國活動提出了告誡。遺憾的是，這種告誡被人們忽視了，忽視的代價則是數十年的流血衝突。
　　愛因斯坦說：
　　「只是在分治問題上我還要講一點個人的意見。我非常願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達成公平合理的協議，而不希望創立一個猶太國。除了實際的考慮以外，我所認識到的猶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猶太國的思想相牴觸的，而不管它的邊界、軍隊和世俗權力多麼有節制。我怕從內部損害猶太民族——特別是由我們自己的行列裡發展起來的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損害——會持續下去，甚至沒有猶太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不得不同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回到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就等於離開我們共同體的精神，這種精神應歸功於我們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們背上這種『國家』包袱，就只好讓我們用機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罷。」
　　早在２０年代初，當時「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非常委員會」的秘書長布盧門菲爾德和魏茨曼兩人都很清楚瞭解愛因斯坦不是那種純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以兩人針對愛因斯坦的策略是盡力利用愛因斯坦的名望去宣傳猶太復國主義，但同時並不想「說服他加入我們的組織」。兩人私下認為愛因斯坦既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又反對單一政治立國的設想是「令人討厭的幼稚」。可當歷史翻過幾頁後，愛因斯坦的擔憂全變為血腥的事實。當年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治家們視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來是多麼的深刻。
　　愛因斯坦的這種信念在晚年始終沒變，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為「猶太人團體呼籲」所作的廣播中，愛因斯坦更明確地提出：猶太復國主義的實質是「創建一種共同體，使它盡可能密切遵守我們猶太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從現實的以色列國即將成立的局勢下，愛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諒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如果我們懷著這種理想，我們的歡樂就會帶上幾分憂慮，因為我們現在同阿拉伯人的關係離這個理想還是相去甚遠。要是沒有別人干擾，允許我們制定出同我們鄰人的關係，那麼很可能我們就已經實現了這個理想。因為我們需要和平，而且我們認識到我們將來的發展有賴於和平。」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茨曼逝世後，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請愛因斯坦繼任總統，但愛因斯坦斷然拒絕。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於以色列國的立國方案並不符合愛因斯坦的信念，或許是對於以色列立國後艱難處境的體諒，愛因斯坦並沒有公開解釋拒絕就任總統的原因。１９５５年１月４日，就在愛因斯坦逝世前三個月，愛因斯坦給在以色列的「猶太代辦處」的重要成員池維·盧黎厄寫信說：
　　「對於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我們必須採取中立的政策。採取中立的立場，不僅對緩和整個世界的衝突會有適當的貢獻，而且同時也有助於我們同阿拉伯世界各國政府之間發展健康的睦鄰關係。
　　「我們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應當是始終如一地表明我們這樣的願望：確認生活在我們中間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並且體諒他們目前處境的內在困難。如果我們實行了這種政策，我們就會贏得忠誠的公民，而且我們還會逐漸地但是肯定地改進我們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我們對待阿拉伯這個少數民族的態度，將為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道德標準提供真正的考驗。」
　　這番忠告，可惜說早了４０年。它彷彿就是４０年後巴以和談的基礎與目標。


★　別了，柏林

　　１９２５年以後，愛因斯坦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遠門去旅行，僅僅去萊頓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車去瑞士，再到海邊休養。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柏林與艾爾莎及兩個女兒一起。在住處頂樓上設有他的工作間和圖書室，可以安靜地從事研究工作。
　　１９２８年，愛因斯坦去過瑞士達伏斯，那兒是結核病療養勝地。該地有一所為療養青年設置的國際大學。愛因斯坦到達伏斯後，這個大學慕名邀請愛因斯坦去講課。愛因斯坦高興地接受了邀請，講了《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變化》，正式開講之前，愛因斯坦有一個開場白，再次陳述了他多年來為世界和平、人間和解多方奔走的善良願望：
　　「元老院議員都是體面的，元老院卻是窮凶極惡的野獸。我有一位在瑞士當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個大學學院得罪了他，他以他的挖苦方式給學院寫了上面這樣一句話。集體受到良心和責任感的指責往往比個人要小。這一事實給人類造成多大的不幸啊！它是使世界充滿痛苦、歎息和辛酸的戰爭和各種壓迫的根源。
　　「然而除了許多個人的無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因此，對於有善良意願的人，當他以提高生活和文化為唯一目的，付出了重大犧牲，把一項社會事業籌備和創辦起來，他再也沒有比這個時候更高興的了。」
　　善良的愛因斯坦四處播種著善良，收穫的卻往往是仇恨。
　　去瑞士療養反而真成了一個病人，愛因斯坦在駕馭一艘笨重遊艇用力過度後出現了心臟擴張的症狀。在楚奧斯一家旅館裡，他憐憫一個看門的老頭，沒讓他提箱子，自己把箱子提上了樓，因心力衰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床上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艾爾莎找來一位助手，幫助愛因斯坦繼續進行科學工作。這就是海倫·杜卡斯，她擔任愛因斯坦的秘書直到他逝世。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４日即將來臨。這是愛因斯坦的五十大壽，朋友們都在籌劃怎樣為壽翁祝壽，以消除多年來他在柏林的壓抑、苦悶。可愛因斯坦一想到那種鬧哄哄的慶祝活動，心裡就發愁。熟朋友還好辦，打個招呼，道個歉，他們肯定會理解。最難辦的是記者和名人仰慕者，他們無孔不入，又花樣百出，叫人不得安寧。愛因斯坦和艾爾莎商量了一下，就留秘書杜卡斯一個人在柏林家中看守，然後全家人提前幾天溜到柏林郊外，安靜地過了幾天。
　　回到哈貝蘭大街５號後，杜卡斯把世界各地寄來的生日賀電及禮物讓愛因斯坦一一過目。禮品中，愛因斯坦最感溫暖的是一袋煙草。原來是一位失業老工人，勒緊褲帶省下幾個錢，買了一袋煙草送給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的眼睛濕潤了。失業的滋味他品嚐過。愛因斯坦給這個老工人寫了第一封生日答謝信。
　　小小的一袋煙草，讓愛因斯坦感到人間的善良。可大大的一幢別墅，卻又讓愛因斯坦再次品嚐到柏林極右分子對他的仇恨。
　　原來柏林市政府出於安撫愛因斯坦的動機，決定在愛因斯坦生日前送給他一幢郊區別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員們在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兩次送給愛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無權支配的地皮，造成了極為難堪的局面。
　　艾爾莎氣得直髮火，可愛因斯坦不惱。對於好心人辦錯事，愛因斯坦是不生氣的。他對一再賠禮道歉的市政官員說：「算了吧，禮物的事作罷算了。我說過好多次了，別送了。
　　你們的一番心意我領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員說：
　　「不送，左派就會攻擊我們向右派屈膝。報紙上已經在說，是市政廳裡的納粹分子存心搗亂，把房產檔案攪混，叫市長和教授先生當眾出醜。」
　　「那你們打算怎麼辦呢？」愛因斯坦問。
　　「我們已經查遍房地產檔案，市政廳手裡沒有濱河、濱湖的地產。想請教授先生自選一塊地皮，由市政廳出錢買下來送給教授先生。」
　　「買地產給我？那不怕右派攻擊你們向左派投降嗎？」愛因斯坦笑著說。
　　「不怕。市長說，市議會開會，馬上通過這個提案。」
　　「那我和艾爾莎商量一下。」
　　艾爾莎在柏林西南邊的哈費爾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塊地皮，並和地皮主人簽訂了合同，請好了建築師和工人。可就在這時，一小撮民族主義分子到處造謠中傷，導致議會未能通過決議。市政官員只好通知愛因斯坦，請他原諒，並請他等下一次議會開會再爭取。
　　本來就不想接受這份禮物的愛因斯坦沒想到禮物沒得到，反而又遭到那些可惡的民族主義分子的攻擊和誹謗。愛因斯坦憤怒了，他給柏林市長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
　　「尊敬的市長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暫的，而當局的行動是緩慢的。我感到，要適應您的辦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願望致謝，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經過去了，因此我謝絕您的饋贈。」
　　房子已經動工了，愛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錢購地建房。關於這件事，艾爾莎說過：「這樣，我們——雖非所願——就有了一幢自己的漂亮房子，它座落在靠近水邊的森林中。但是，我們差不多把我們的全部儲蓄花光了。現在，我們沒有錢了，但有了自己的房子。這使我們感到自己更安全了。」
　　愛因斯坦卻沒有這種安全感。德國納粹越來越猖狂的反猶活動，讓愛因斯坦感到一場大災難正在逼近。
　　寂靜的小村子卡普特位於湖畔小山丘上，周圍是茂密的森林。愛因斯坦的房子座落在村子後面，離湖只有幾分鐘路程。湖濱有一個碼頭，旁邊停靠著「圖姆勒爾」號小艇。周圍是一片恬靜的鄉村風光，寂靜，空氣宜人。
　　愛因斯坦乘上小艇，張起風帆，把住舵。他幾小時幾小時地呆在這個不通電話無法造訪的避難所裡。
　　１９３０年，愛因斯坦遭受到極大的不幸，他的幼子愛德華患了嚴重的精神病。大兒子漢斯常到柏林來，關心父親的思想和工作，並讓父親瞭解自己的一切。漢斯後來回憶說父親常帶他在卡普特別墅近旁湖上駕馭小艇，一次由於講解統一場論入了神，差點沒把小艇弄壞了。愛德華早就令愛因斯坦擔心。他能幹，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鋼琴家。他的特點是在科學上對具體的成果、在音樂上表現個人的情緒有一種病態的低能。在別的事情上就更糟了。愛德華從對父親的病態的狂熱崇拜，變為更加病態的陣髮式的不滿、責難和怨恨。１９３０年初夏，愛因斯坦接到了愛德華給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訴信。愛因斯坦慌忙趕往蘇黎世。米列娃在絕望中告訴他，愛德華患了日益嚴重的精神憂鬱症，蘇黎世和維也納的精神病專家都未能遏止他大腦功能的迅速衷竭，病情發展了，康復已經無望。愛因斯坦返回柏林時大大變樣了，驟然變得蒼老、抑鬱。
　　這種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間也沒有消釋。１９３０年，愛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薩迪納加裡福尼亞工藝學院講授了一系列課程。這一次，愛因斯坦不想重複上次訪美時的熱鬧，而是想切實地進行學術上的探討、交流。
　　但剛抵達紐約港，一切安排都變了。輪船在這裡停留了五天，它留給愛因斯坦記憶裡的是接連不斷的談話、接見、訪問、參觀，又是談話……輪船未靠穩；甲板上就出現了一百多名記者，愛因斯坦還沒有從突然襲擊中弄清是怎麼回事，就答應了和其中的一位記者交談１小時，並且還回答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攝影師們也出現在現場，他們攝入鏡頭的是一個正想躲藏起來的身穿黑色大衣、頭髮斑白蓬亂、有點心慌意亂、臉色蒼白的人。
　　在從紐約動身去加裡福尼亞之前，愛因斯坦順路去過哈得遜灣岸邊的裡維爾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裡裝飾著古往今來所有民族的偉人塑像，共有６百尊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為健在的偉人塑造的——這就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這回再也不能用他慣常的對個人榮譽的幽默態度坦然處之了。
　　他非常難為情，並且十分頹喪。
　　頹喪的情緒是許多因素造成的。愛因斯坦忘不了兒子的悲慘命運。納粹勢力的一天天擴張，反理性的勢力壓制著科學的和社會的唯理論擁護者的意識。愛因斯坦已經不能進入純物理思維的環境中去了。他的脾氣變大了，昔日的幽默也一天天少下去了。
　　在帕薩迪納，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講話，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學集會、座談和私人交談所沖淡。必要的參觀名勝和郊遊在這裡不像在紐約附近那樣勞累。在亞利桑那，愛因斯坦參觀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領的尊號，贈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裝。他獲得了一個名字：
　　「偉大的相對性首領」。
　　愛因斯坦和艾爾莎參觀了馬溫特—威爾遜天文臺，對巨型望遠鏡很感興趣。艾爾莎問：
　　「為什麼需要這麼大？」
　　「為了弄清宇宙的構造」，天文臺台長回答說。
　　「真的嗎？我丈夫經常在舊信封背面幹這事。」１９３１年春，愛因斯坦離開美國，應允第二年再來加裡福尼亞學院，他們帶走許多紀念品，包括那套印第安首領的服裝、夏威夷籃子、亞利桑那的樹枝化石，但謝絕了像無價之寶的古爾涅爾小提琴之類的禮物。愛因斯坦說：
　　「應當由真正的大師來用它演奏。」
　　１９３１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薩迪納之行，愛因斯坦在和加裡福尼亞物理學家們的交往中度過了整個冬天。看來，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薩迪納的科學界，旅行本身也吸引著他；旅行切斷了柏林的印象，那些讓人痛苦的印象。此外，同歐洲物理學家習慣了的環境的科學聯繫本身變得不太必要了。熱衷於量子力學成就的晚輩走上了新的道路，這條道路當時似乎離愛因斯坦的道路甚遠。旅行、同新環境的交往、參與創新，對愛因斯坦來說變得日益重要了。在赴美途中，他在日記中記下：
　　「我決定不再定居柏林，變成一隻飛鳥度過餘生。海鷗像從前一樣以自己不知停息的翱翔護送著航船。他們就是我的新同事。」
　　愛因斯坦在加裡福尼亞呆了整整一個冬天，１９３２年春才返回柏林。
　　此時的柏林，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１９２９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像一場大火，迅速席捲全世界。德國經濟形勢迅速惡化，工廠倒閉、失業大軍流落街頭。
　　人民的痛苦和絕望，在納粹黨頭子希特勒眼裡，是天賜良機。這個煽動家、陰謀家喋喋不休，向迷惘的德國人民許下諾言：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將給每一個人工作和麵包。希特勒又向軍隊將領、大金融家、大工業家頻送秋波。他保證，一旦上台，將立即讓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人頭落地」。他保證，要為１９１８德國的戰敗報仇雪恨。
　　德國一切最反動的勢力，都把希特勒當成挽救德國的救星。在他們的支持下，希特勒日益得勢，扶搖直上。到１９３２年，納粹黨一躍而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希特勒像一頭餓狼，對著共和國瞪圓了兩隻貪婪的眼睛。他在等待時機，準備猛撲過去，一口把共和國吞掉。
　　愛因斯坦又要走了。１９３０年接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密立根的邀請，每年冬天去講學，為期３年。這是最後一次了。
　　離開卡普特別墅時，愛因斯坦有預感似地對妻子說：
　　「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別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艾爾莎笑了，她以為丈夫在說笑話。愛因斯坦沒再做聲，默默地上路了。
　　這一次離別，是在柏林創下豐功偉績的愛因斯坦與德國的生死離別。

aska110169

八　普林斯頓（一）

--------------------------------------------------------------------------------


★　戰火重燃前的和平呼喚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愛因斯坦不僅到處宣講他的相對論學說，還孜孜不倦地繼續進行物理研究工作。１９２７年，他完成了普朗克輻射原理的推導工作，並為量子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新貢獻。他引進的「受激發射」觀點，正是今天激光技術的理論依據。如同揭開原子能的秘密一樣，愛因斯坦比技術上的實現趕前了４０年。還有他的「躍遷幾率」的觀念，促進了量子物理學的基礎研究。
　　２０年代中期，量子力學創立起來了。其後不久，在認識論的原則問題上，愛因斯坦與幾位主要的量子力學家產生了重要的意見分歧。愛因斯坦雖然對以玻恩和玻爾為代表的量子力學家的成就十分欽佩，但他又不滿足於微觀世界的這些規律僅僅具有偶然性。他認為，量子統計力學並非什麼新東西，只不過是我們長期以來還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採用的權宜之計。他指責玻恩，說他信仰的是「擲骰子的上帝」。
　　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０年，在索爾維會議上，圍繞關於量子的解釋，愛因斯坦與玻爾之間展開激烈爭論，極富戲劇性。愛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觀點說服玻爾，也無法使海森堡等年輕的量子物理學家心悅誠服。此後，他以懷疑眼光注視著哥本哈根學派的研究工作。他認為，量子力學統計方法在認識論上是「無法接受」的，而在美學上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量子力學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學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礙，雖然這點他是看對了的，可是他卻沒有看到，由於測不准關係的發現，實在性的概念確實發生了改變，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學上陳舊的、主要是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這些概念了。
　　２０世紀中葉以後，愛因斯坦費盡時間和精力創建統一場論。這個理論首先採用統一公式概括數學上始終相互分離的電磁場和引力場。儘管接二連三地提出許多假想，但連他自己也不滿意。
　　漸漸地，支持愛因斯坦的人越來越少，他幾乎單槍匹馬地和哥本哈根學派對陣。愛因斯坦的科學理想，和當代大多數理論物理學家的思想方法距離越來越大。但是，愛因斯坦忠實於自己的信念。他堅信，物理學應該對於客觀的實在狀況作出和觀察者無關的描述。他在兩個方面孤獨地探索著，一個是統一場論，一個是量子力學的正確解釋。他時常會遇到惋惜的目光，彷彿在說——唉，老了，天才也會落伍；也時常聽到惋惜的歎聲，彷彿在說——唉，老了，天才也會誤入歧途。
　　愛因斯坦繼續走自己的路，寂寞地、堅定地，幾十年如一日，從未動搖過。他在尋求自己的上帝——斯賓諾莎的上帝。這個上帝顯示出高超的理性，這個上帝是不擲骰子的……
　　愛因斯坦遠離了物理學發展的主流。這使玻恩、玻爾這樣的老朋友感到遺憾。玻恩說：
　　「……這對愛因斯坦本人，對我們來說都是悲劇，因為他在孤獨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們則失去了領袖和旗手。」
　　與２０年代後的物理學研究的相對沉寂相比，愛因斯坦對社會政治問題越來越關注，影響也越來越大。
　　１９３２年５月，愛因斯坦去日內瓦參加裁軍會議，他到會場時的情景被當時在場的記者們作了精彩的描述：
　　「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場面。一個滿頭銀髮的人艱難地登上和平宮寬敞的台階。遠處數百人恭候著他。不止一次地見過愛因斯坦的記者們也沒表現出他們甚至在見到受過加冕禮的特殊人物時所特有的無禮舉止。記者們在離愛因斯坦幾步的地方就站住了。他轉過身來說，呆會兒他將和他們會晤。然後，愛因斯坦走進會議大廳。報告人正在講述空戰的細節，他略停片刻，接著繼續講話。這沉默的一秒鐘給所有在座的人留下的印象，比愛因斯坦受到熱烈歡迎產生的印象更強烈。所有的人都望著愛因斯坦，並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一種超人的魅力。」
　　宇宙的化身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表達著人類一種極為普遍的心情。非常多的人認為愛因斯坦是科學的化身，這種科學探尋著和尋找著宇宙的和諧，即在廣大公眾心目中聯想起社會和諧的宇宙的合理的和諧。
　　是的，２０年代後的愛因斯坦，沒能在統一場論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尋宇宙和諧的動機中卻蘊含著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
　　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愛因斯坦對人類社會分裂、暴力、恐怖的現實，發出了最真摯、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議！對和平、幸福、民族團結髮出了最深切的呼喚！
　　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０日，愛因斯坦領頭簽署了一份著名反戰宣言，即《全世界裁軍宣言》，同時簽名的還有羅素、茲伐格、托瑪斯·曼、阿丹茲和巴甫洛夫。這個宣言雖然不是愛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１９１４年的《告歐洲人書》和１９５５年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一樣體現出愛因斯坦一生所堅持的信念：和平與和諧。
　　這是科學家愛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絕戰爭的最好辦法了。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國紐約，由「新歷史學會」主辦的集會上，愛因斯坦發表了「戰鬥的和平主義」的演講。在這篇著名演講中，愛因斯坦提出兩條制止戰爭的「行動方針」：
　　「第一條是已經付諸實踐了的：不妥協地反對戰爭，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服兵役。在徵兵制的國家裡，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必須拒絕承擔軍事義務。在很多國家裡，已經有很大數目的和平主義者，他們不惜個人重大的犧牲，從過去到現在都拒絕在和平時期服兵役。這樣做，表明即使戰爭爆發了他們也不會去打仗。
　　「在未實行義務兵役制的那些國家裡，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必須在和平時期公開聲明，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參加軍隊。這也是反對戰爭的有效辦法。我熱切地勸告你們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確信這種立場的正義性。膽小的人也許會說：『那有什麼用？我們會坐牢。』我可以這樣回答他們：在規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張不用戰爭來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那麼政府就會毫無辦法，他們不敢把那麼多的人送進監獄。
　　「我為反戰者建議的第二條行動方針，是一種不會在法律上連累到個人的辦法。那就是試圖通過國際立法來確立在和平時期拒絕服兵役的權利。那些不願贊同這種立場的人，也許寧願贊成確立這樣一種法規，這種法規允許他們去做某種有益於他們自己國家或全人類的艱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險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這兩條建議當然毫無現實性，你可以指摘愛因斯坦的書生之見，但你不得不景仰他為人類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數學家的方法計算著和平的可能性：
　　「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如果有５００００人同時行動起來，那就會是不可抵擋的了。」１９３１年，「反戰國際」甚至設立了一個名叫「愛因斯坦反戰者國際基金」，「來援助那些想拒絕服兵役，但因為經濟上沒有辦法以致實際上不能那樣做」的人。可以預想得到，響應者寥寥無幾。
　　希望在哪裡？愛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時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閱兵場面。不能再向孩子們灌輸戰爭意識了。１９３１年１月在訪問美國期間，愛因斯坦對美國作家喬治·西爾威斯特·菲雷克說：
　　「人民群眾從來都不是軍國主義者，除非他們的思想受到了宣傳的毒害。我贊成你的意見，我們必須教導群眾來抵制這種宣傳。我們必須開始用和平主義精神來教育我們的孩子，使他們能夠預防軍國主義。歐洲的不幸，就在於它的人民已經被灌輸了一種錯誤的心理。我們的教科書頌揚戰爭，而又掩飾戰爭的恐怖。它們把仇恨灌輸給孩子們。我卻要教他們和平而不教他們戰爭，向他們灌輸愛而不灌輸恨。
　　「教科書應當重寫。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應當灌入一種新的精神，而不該讓古代人那種怨恨和成見永存下去。教育應當從搖籃裡開始。全世界的母親都有責任在他的孩子的心靈裡播下和平的種子。」
　　愛因斯坦總想以理想來教育現實，可現實卻偏要教育他。愛因斯坦呼籲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卻拿著武器對準了世界。
　　★　「我不回德國」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就在愛因斯坦離開柏林１個多月後，魏瑪共和國壽終正寢了。８６歲的共和國總統興登堡元帥把共和國出賣給了希特勒。這當然是蓄謀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開始了，他把德國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別徹底：燒書、抄家、集中營、拷打、虐殺、暗殺、明殺……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衝鋒隊員列隊而過，長統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節奏。數不盡的群眾大會和火炬遊行。數不盡的擴音器，將謊言重複一千遍，製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對老百姓利誘威脅，雙管齊下，一會兒以德意志天堂來引誘，一會兒又以街頭褐色恐怖來威脅。柏林街頭冬日的寧靜被打破了，歐洲的冬天刮起了顫慄的北風……
　　希特勒的納粹運動除了戰爭的叫囂外，還有非理性惡魔對理性的殘酷報復。作為猶太大和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義的首要攻擊目標。希特勒一上台，柏林針對愛因斯坦的「缺席審判」就拉開了序幕。
　　消滅科學中客觀的和邏輯的標準是希特勒綱領的一個部分。科學不應當依據實驗，也不應當依據符合實驗的推理的邏輯聯繫；它只應當依據獨裁者的意志和他訓誡的標準。這種標準首先是每種科學觀念的種族屬性。人類理性思維於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敵人。納粹教育部長魯斯特公開宣稱：
　　「納粹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敵人，它只是理論的敵人。」
　　勒納德站出來了，他向愛因斯坦報仇雪恨的時機到了。
　　１９３３年，勒納德在報刊上說：
　　「愛因斯坦及其種種理論和由陳詞濫調與任意拼湊炮製出來的數學廢話，是猶太人集團對自然界研究的危險影響的一個最重要的例子。現在，他的理論被徹底粉碎了，——一切脫離自然界的編造的下場都是如此。但是，那些有過顯赫一時作品的學者們是不能逃脫責難的，因為他們使相對論得以在德國找到一席之地。他們沒看見或者不想看見，在科學中以及同樣程度上在科學外把愛因斯坦冒充為一位善良的德國人是何等的謊言。」
　　稍後，勒納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宣稱：
　　「我希望研究所成為反對科學中的亞細亞精神的堡壘。我們的元首正把這種精神從政治和政治經濟學中——在那裡它被叫做馬克思主義——驅逐出去。但是，由於愛因斯坦狡獪的推銷伎倆，這種精神在自然科學中還保持著自己的陣地。我們應該懂得，一個德國人是不齒於做猶太人精神上的繼承人的。在原來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完全是亞利安人的產物，因此德國人今天應當重新找到一條通向未知領域的自己的道路。」３月１０日，《紐約世界電訊報》記者到加州理工學院來採訪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此公開發表聲明，抗議希特勒的法西斯獸行：
　　「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那些對國際諒解事業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人，在那裡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藝術家。
　　「正像一個人受到壓力時會得精神病一樣，一個社會組織面臨嚴重的難題時也同樣會害病。不過，國家雖有困難，通常還是能繼續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較健康的氣氛不久會在德國得到恢復。我也希望將來像康德和歌德那樣的德國偉大人物，不僅時常會被人紀念，而且也會在公共生活裡，在人民的心坎裡，以及通過對他們所矢忠的偉大原則的實際遵守，而永遠受到尊敬。」
　　第二天，愛因斯坦和艾爾莎離開加利福尼亞，前往紐約，他到德國總領事館去。總領事認識愛因斯坦，在這個時刻、這個地方見面，雙方都很尷尬。總領事請愛因斯坦坐下，也沒有、也不需要什麼寒暄話，說：
　　「教授先生，您昨天對《紐約世界電訊報》發表的談話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動。現在您怎麼辦呢？」
　　「還沒什麼打算。」愛因斯坦說。
　　「那您上哪兒去呢？」
　　「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國去。」愛因斯坦的語調平靜而堅定。
　　「還是回德國去的好。」總領事公事般的語調裡沒有任何感情，「現在新政權不會對您怎麼樣的。教授先生，也許您的看法有一點片面。」
　　這時候，辦公室裡的秘書有事出去了。總領事一改冰冷的語氣，向愛因斯坦低聲說：
　　「教授先生，您的決定完全正確。你是世界最著名、最偉大的猶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熱、最兇惡的反猶主義者。
　　法西斯不會放過你。看，這都是德國報紙。」
　　總領事指著茶几上的一疊報紙，說：
　　「上面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猶太國際陰謀家，供產國際陰謀家。我以人的名義對您說，千萬不要回德國。」
　　秘書進來了，他聽見總領事還在對愛因斯坦規勸著：
　　「……報紙上寫著，革命將給德國帶來千年的幸福。教授先生，你應該相信元首的話，回德國去吧。」
　　愛因斯坦對祖國絕望了，對人又充滿希望。幾天後，愛因斯坦夫婦登上一艘開往比利時的客輪。在波濤洶湧的大西洋上，愛因斯坦參加義演音樂會，為遭受迫害的德國猶太人募捐。無線電裡傳來不祥的消息：故鄉烏爾姆的愛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別墅被衝鋒隊抄家了，為的是「搜查供產檔藏在那裡的武器」。愛因斯坦在船上發表了一則聲明：
　　「這些人手持兵器，闖入我家裡抄家，不過是現今在德國發生的為所欲為的暴力行動中的一個例子。這是政府在一夜之間將警察的職權移交給一幫納粹暴徒的結果……」
　　３月２８日，客輪開進安特衛普港。市長和比利時的許多知名學者在碼頭上歡迎愛因斯坦夫婦，歡迎他們到比利時避難。
　　不久，愛因斯坦坐車到布魯塞爾。他把德國外交部簽發的護照放在德國大使面前，正式聲明放棄德國國籍。
　　１５歲那年，愛因斯坦勇敢、堅決地放棄了德國國籍。在中年時，作為聞名世界的科學家，為了幫助困難中的德國，他毅然決然宣誓做德國公民。現在，德國已是黑暗的苦難深淵，是世界人民的敵人，愛因斯坦顧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擔起人間的道義。
　　永別了，德國。
　　愛因斯坦住在比利時奧斯坦德附近海濱小鎮勒科克。比利時王后伊麗莎白早就是愛因斯坦思想與人格的崇拜者，國王和政府竭盡全力保護著愛因斯坦的安全。當局甚至禁止勒科克居民向任何人提供關於愛因斯坦住處的消息。因為愛因斯坦在希特勒的黑名單上是被通緝學者的首位。而在靠近德國邊境的黑名單上的人，已屢屢遭到納粹間諜的襲擊。在一本德國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敵人的照片的大畫冊上，第一頁就是愛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註，上面歷數了他的罪行，第一條罪狀就是創立相對論，末尾還有一句話：「尚未絞死。」
　　艾爾莎陷入極端驚恐之中，但愛因斯坦依然故我，並且盡自己可能的方法與法西斯進行鬥爭。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普魯士科學院終身秘書恩斯特·海曼簽署了一個「普魯士科學院反愛因斯坦的聲明」：
　　「普魯士科學院從報紙上憤慨地獲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參與了法國和美國的惡意誹謗宣傳活動。它立即要求得到解釋。在這期間，愛因斯坦又聲稱退出科學院，其理由是他不能在現政府下繼續為普魯士邦效勞。由於他是瑞士公民，似乎他也有意放棄普魯士公民權。這個公民權是１９１３年他成為科學院的正式院士時附帶取得的。
　　「普魯士科學院尤其為愛因斯坦在外國的煽動活動感到痛心，因為它和它的院士們始終覺得自己同普魯士邦是最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雖然嚴格避免一切政治黨派活動，但他們始終強調並且永遠忠於國家的思想。有鑒於此，對於愛因斯坦的離職，它沒有理由感到惋惜。」
　　４月５日，愛因斯坦發表公開信，抗議普魯士科學院對他的誣蔑：
　　「我從十分可靠的來源得知，科學院在一個官方聲明中說：『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參與了美國和法國的惡意誹謗宣傳活動。』
　　「為此我聲明：我從未參加過這種惡意誹謗宣傳活動。而且我必須補充：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看見過任何這種誹謗活動。一般說，人們只滿足於重複和評論德國政府負責人士的官方聲明和命令，以及用經濟方法來滅絕德國猶太人的計劃。
　　「我向報界發表過的聲明所關涉到的是我打算辭去我在科學院中的職位，並且放棄我的普魯士公民權；我所以要採取這些措施，是因為我不願生活在個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論和教學自由的國家裡。
　　「此外，我把德國目前的情況描述為群眾中的一種精神錯亂狀態，而且還講到了它的一些原因。
　　「我曾寫了一篇東西，允許『國際反排猶主義同盟』用來呼籲大家對它的支持，但這完全不是想給報紙用的，在那篇文章裡，我也呼籲一切仍然對那些遭到危險的文明理想忠誠不渝的明達之士，盡最大力量來防止這種群眾精神變態的進一步蔓延，這種精神變態在今天的德國已經顯示出多麼可怕的症狀。
　　「科學院在發表關於我的那份聲明以前，要找到我的言論的正確文本，本來是很容易的事。德國報紙所轉載的我的言論，故意歪曲原意；對於今天被嵌制的輿論來說，這種情況實在也在意料之中。
　　「我準備對我所發表過的每一個字負責。為了禮尚往來，我希望科學院把我的這份聲明讓它的每個院士都知道，也讓德國的公眾知道，因為我在他們面前受到了污蔑，尤其是因為科學院本身也在公眾面前對我的污蔑插上了一手。」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由普魯士科學院秘書馮·菲克爾簽署了給愛因斯坦的信：
　　「作為現任的普魯士科學院首席秘書，我敬奉告，我們已收到了您３月２８日關於辭去您的科學院院士職務的通知。
　　「科學院已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１日的全體會議上注意到您的辭職。
　　「科學院對事態的變化深表遺憾，而引起遺憾是這樣的事實：一位最高的科學權威，在德國人中間工作了很多年，並且多年來擔任我們科學院的院士，按理他應當對德國人的性格和德國人的思想習慣已很熟悉，但想不到他竟會選擇這個時機去同國外這樣一幫人結合起來，這幫人——部分地無疑是由於對實際情況和事件的無知——散播錯誤的觀點和毫無根據的謠言，做了很多損害我們德國人民的事。對於一位曾經那麼長期屬於我們科學院的人，我們當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麼——站到我們國家的保衛者這一邊，來反對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謊言。在那有點卑鄙無恥又有點荒謬可笑的誹謗中傷的日子裡，特別由您為德國人民講句把好話，在國外本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相反，您所作的見證卻被敵人利用了，他們不僅是德國現政府的敵人，而且也是德國人民的敵人。這件事的發生，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無疑要使我們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們沒有收到您的辭職書，我們也只好這樣考慮。」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由菲克爾和海曼聯合簽署了給愛因斯坦的第二封信：
　　「科學院願意指出：它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的聲明，不僅是根據德國報紙上的報道，而且主要是根據外國的特別是法國和比利時的報紙上的報道，而愛因斯坦先生對這些報道並未加以否認，況且在這以前，科學院還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廣的向『反對排猶主義同盟』發表的聲明，在這篇聲明裡他悲歎德國已退化到遠古時代的野蠻。再者，科學院斷定愛因斯坦先生——據他自己的聲明，他並未參加惡意誹謗宣傳活動——至少沒有抵制不公正的懷疑和誹謗，而按照科學院的意見，這正是他作為科學院的一個高級人員所應盡的義務。相反，愛因斯坦先生卻偏偏在外國發表了那樣的一些聲明，這些聲明出自一位有世界聲望的人，必然會被敵人所利用和濫用，而這些人不僅是德國現政府的敵人，也是全體德國人民的敵人。」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２日，愛因斯坦對第一封信作了答覆：
　　「我收到了你們本月７日的信，對信裡你們所表示的心情深為遺憾。
　　「關於事實方面，我只能答覆如下：你們關於我的行為所講的話，實際上不過是你們那篇早已發表了的聲明的另一種形式，在那篇聲明裡，你們譴責我參加過反德國人民的惡意誹謗宣傳活動。在前一封信裡我已講明，這種譴責只是一種污蔑。
　　「你們又說道，要是我能為『德國人民』講句把『好話』，就會在國外產生巨大影響。對此，我應當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們所建議的那種見證，就等於要我完全放棄我終生信守的關於正義和自由的見解。這樣的見證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是為德國人民講好話；恰恰相反，它只會有利於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正在圖謀損害那些曾經使德國人民在文明世界裡贏得一席光榮位置的觀點和原則。要是在目前情況下作出這樣的見證，我就是在促使道德敗壞和一切現存文化價值的毀滅，哪怕這只是間接的。
　　「正是為了這個理由，我覺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學院，而你們的信只證明了我這樣做是多麼正確。」
　　這些珍貴的資料表明，愛因斯坦在威脅人類和平的惡勢力面前，是何等的堅定。他的毫不妥協性無疑極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據戰後檔案資料來看，愛因斯坦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８日發表退出普魯士科學院的聲明後（聲明中有這樣的話：「目前，德國的形勢迫使我不得不辭去普魯士科學院的職位。科學院曾把我從一切職業糾纏中解放出來，使我十幾年來置身於科學研究事業，我懂得應該怎樣由衷地感謝科學院。我之所以捨不得離開你們，也正是因為我可以從你們那裡不斷獲得鼓舞，還有我和你們之間的和睦關係。我十分珍視作為院士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勢，使我無法忍受，而我的職務又使我擺脫不了與普魯士政府的依賴關係。」），聲明正文還沒傳到柏林，納粹科學文化、國民教育部就已經責成科學院，要求普魯士科學院對愛因斯坦給予懲戒性審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科學院在中央會議上宣讀了愛因斯坦的辭職聲明，科學院接受這一聲明，並以為這樁公案就此了結了。可是，納粹分子們並不想罷休。當天傍晚，納粹政府給柏林科學院秘書、法學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辭為「迫切希望」科學院對愛因斯坦事件公開表態。由於當時普朗克在國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學院聲明，呈交納粹頭目，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也就是科學院聲明發表的日子，正值「排猶日」。這一天，柏林的衝鋒隊暴徒佔領了許多大學、研究所及醫院。他們把猶太大學生、助教和教授攆出大門，使他們受盡凌辱和虐待，國家圖書館也被匪徒們鬧翻了天，他們搶走了猶太讀者的借書證。不許市民去猶太人開的店舖購買東西。正是在這些無恥之極的事件連續發生的背景下，德國最偉大的科學院開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製的聲明，當然不會得到全體院士的贊同，特別是勞厄當即表示反對。此外，勞厄還相信，物理數學學部不會有任何一個院士參與炮製這種聲明。在他的倡議下，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科學院召開中央特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勞厄的抗議未能通過，大多數院士迫於無形的壓力，違心表示贊同海曼的行動，甚至還對他「合時宜的行動」表示謝意。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科學院再次開會討論所謂「愛因斯坦事件」，剛從國外歸來的普朗克說了一番沉痛的話：
　　「我要講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學界同行和大多數德國物理學家的心裡話：愛因斯坦先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還是這樣的一位物理學家，他在科學院期間發表的文章，使本世紀的人們加深了對物理學的認識。它們的重要作用只有開普勒和牛頓的業績才能與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講清這一點，為的是使我們的後代免於產生這樣的錯覺，以為愛因斯坦先生的科學界同行連他在科學上的重要地位也沒有完全領悟。」
　　後來，年邁的普朗克一再說，「愛因斯坦事件」將會成為科學院歷史上恥辱的一頁。
　　愛因斯坦對絕大多數德國同行，尤其是對科學院的沒有氣節的表現，大失所望。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他致函給勞厄說：倘若德國科學家對政治問題置若罔聞，德國的局勢的去向將是，必然毫無抵抗地拱手將政權讓給輕率分子。科學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觀望態度，表明他們缺乏責任感。愛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講過的任何一句話，並且堅信他的所作所為對人類有益。
　　在１９３３年的時候，愛因斯坦還只是說：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騙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眾；到了１９４５年以後，除個別例外，他對所有的「德國人」統統反感，以至對流亡避難、重返德國的摯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滿。他認為，在希特勒統治時期，留在德國的著名自然科學家，只有勞厄是最有骨氣的，沒有向希特勒投降。
　　這種過於極端的看法並不僅僅是因為愛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國的迫害，更重要的是，愛因斯坦從來就強調，在社會災難面前，知識分子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
　　１９３３年夏天愛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過的。９月初，比利時警察局宣稱，愛因斯坦乘私人遊艇去南美了。發佈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納粹間諜的釘梢。實際上，愛因斯坦啟程去了英國，在諾福克下船後坐上一輛嚴密遮蓋的轎式馬車被帶到自己的一位英國仰慕者的領地。在這兒，愛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靜的用大圓木建築的房子裡，周圍有武裝騎兵隊巡邏，為了不引人注意，巡邏隊由姑娘們組成。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上台使愛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鄉，他多年對和平的期望又要破滅了。愛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戰爭問題了。這一年，與愛因斯坦熟識的朋友回憶說：
　　「在他身上彷彿有某種東西死去了。他坐在我們家的沙發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綹綹白髮纏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談各種話題……他再也不笑了。」


★　以血還血，以牙還牙

　　還是逗留在比利時的時候，愛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國青年寫來的。信中說，有兩個比利時青年，佩戴著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絕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請愛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時政府交涉一下，釋放被捕青年。
　　愛因斯坦不知該怎麼辦了。他是當時著名的和平主義者，那所謂「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戰爭。可眼前，希特勒的戰爭叫囂已響徹雲霄。難道讓人們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裝到牙齒的衝鋒隊嗎？
　　愛因斯坦還沒想好怎麼回信，又有一封沒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
　　信中有短短幾句話：
　　「親愛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談談。」
　　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時王后伊麗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亞公主，和愛因斯坦有同鄉之誼。多年來，王后陛下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愛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時來，都要拜訪她。這位王后喜歡音樂，愛拉小提琴，她覺得愛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謙稱自己為「第二小提琴手。」
　　今天王后邀請愛因斯坦不是談音樂，而是談國家大事。王后的丈夫與愛因斯坦同名，也叫阿爾伯特。２０年前，阿爾伯特國王曾堅決抵抗過德國的入侵。現在比利時再次面對強鄰咄咄逼人的好戰叫囂，他正在考慮對策。國王向愛因斯坦說明了希特勒對比利時的威脅，以及比利時必要的備戰狀況。國王的意圖很明顯，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愛因斯坦是否對絕對的和平主義重新思考一下……
　　此時的愛因斯坦已不需國王的教育和開導了，柏林大街上的火與血、希特勒狂妄的戰爭叫囂、殘酷的集中營……難道還不是最好的教材嗎？這世界上的人，並不都像他自己那樣心地純潔而又善良；這世界上的事，也並不是都能用好心腸來解決的。對於希特勒這種以毀滅文明為己任的惡人，只能用惡辦法。野獸撲到你身上，要咬斷你的喉嚨，你能同它講什麼和平嗎？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愛因斯坦正式給比利時國王阿爾伯特寫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對於和平主義的重要改變，以及對於兩個比利時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態度。
　　信件內容如下：
　　陛下：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問題，經常出現在我的心頭。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遠超過在我面前的這一特殊案件。
　　我已經表明，儘管我同反戰運動有密切關係，我將不干預此事，其理由是：
　　１．在由德國的事變所造成的目前的險惡情況下，比利時的武裝力量只能看作是防禦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而且現在，這種防禦力量時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２．如果有誰要干預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們國家的款待。
　　但是我還是想冒昧地再講幾句。凡是因為宗教信仰和道義信念而不得不拒絕服兵役的人，都不應該當作罪犯來處理。至於他們這種拒服兵役，究竟是出於深摯的信念，還是並無那麼高尚的動機，對於這個問題，也不應當允許任何人隨意裁決。
　　在我看來，有一個比較嚴肅和比較有效的辦法，可用來考驗和利用這些人。應當給他們有機會選擇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險的工作來代替服兵役。如果他們的信仰是足夠深摯的，他們就會選擇這種行動；而這種人也許永遠不會很多。我想到下面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
　　礦山的某些勞動，船上給鍋爐加煤工作，在醫院的傳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裡作護理，以及其他各種類似性質的服役。
　　凡是自願接受這種不給報酬的義務服役的人，總是具備出乎尋常的品德，確實應當受到重視，不僅是承認他是一個良心拒服兵役者。無疑地，他不應被當作罪犯。
　　如果比利時制定了這樣一種法律，或者只要確立這樣一種社會風尚，它就會成為走向真正人道主義的巨大進步。
　　致以誠摯的敬意！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
　　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０日，愛因斯坦給那位替比利時青年說情的德國青年寫了回信，這封信是愛因斯坦和平主義發生重大轉變的產物。他在信中說：
　　「我要告訴您的，會使您大吃一驚。一直到最近，我們在歐洲的人還能認為個人反戰足以構成對軍國主義的一種有效反擊。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在歐洲的心臟有一個強大的德國，它顯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進戰爭，這給拉丁國家，尤其是比利時和法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迫使它們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就比利時來說，它是那麼小的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不致於濫用它的武裝部隊；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隊來誓死保衛它自己的生存。
　　試設想一下，如果比利時被今天的德國佔領了，事情會比１９１４年壞得多，而即使在那個時候，也已經是夠糟的了。因此我必須坦白地告訴您：如果我是比利時人，在目前情況下，我不會拒絕服兵役，相反地，我會高高興興地參加這種服役，因為我相信，這樣做我就是為拯救歐洲的文明效了勞。
　　「這並不意味著我放棄以前所堅持的原則。我的最大希望莫過於在不遠的將來，拒絕服兵役重新成一個為人類進步事業服務的有效方法。
　　「請您的朋友們注意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監獄裡的那兩位。」
　　這封公開信，在歐美兩洲引起了許多和平主義者的抗議。這些人還在沉睡之中，做著美麗的和平夢。他們譴責愛因斯坦背叛和平主義的原則。「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衛委員會」法國秘書由此寫給愛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８日，愛因斯坦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
　　「幾年以前，在給阿達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這樣一些話來替拒絕服兵役作辯護：『我承認對於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說來，拒絕戰爭會引起最嚴重的危險；但對於歐洲的文明國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從我作了這個聲明之後，我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但歐洲的情況改變了——它已經發展得很像非洲的情況了。只要德國堅持重新武裝，並且系統地教訓德國公民準備一場復仇戰爭，西歐各國不幸地就只好依賴軍事的防禦。的確，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它是審慎的，它們就不應當不武裝起來而坐等別人攻擊。……它們必須作好充分準備。
　　「由於我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在心底裡厭惡暴力和軍國主義，我說上面這些話是很不樂意的，但我不能對現實熟視無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辦法可以使現在還是自由的各個國家能夠保衛住他們自己，我當然願意洗耳恭聽。至於我，除非目前的危險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軍事準備之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但是，如果我們明白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就應當老老實實地承認這一點。」
　　愛因斯坦的思想轉變了，和平的幻夢已經破滅。他挺身而出，告訴人民，只要法西斯主義統治著德國，就不會有和平。在這生死關頭，只有準備戰鬥，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經在德國宣佈，他的納粹帝國將生存一千年。這個罪惡的「千年帝國」，只有用劍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毀。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美國芝加哥《政治》一個名叫阿林生的人，寫了一篇批評愛因斯坦改變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文章，題為《愛因斯坦，請你為歐洲和平發言》，愛因斯坦寫了題為《和平主義的重新審查》一文，從現實角度呼籲人們丟掉幻想，準備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作殊死的戰鬥。
　　文章發表在１９３５年《政治》月刊１月號上：
　　「阿林生先生以一種有禮貌的方式，把我置於被告席上。我對此感到高興，因為它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公開表述某些我覺得應當讓大家知道的見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責，扼要而坦率地說來，是像這樣的：『一兩年以前你公開勸人家拒服兵役。而現在——儘管國際情況變得出乎意料的壞而且也更加尖銳——你卻默不作聲，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消了你以前的聲明。這是不是因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氣，或者可能兩者一起，在最近幾年事變的壓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麼請毫不遲疑地向我們表明，你仍然是我們正直的兄弟。』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這樣的原則：只有組織超國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決和平問題。這種組織與目前日內瓦的國際聯盟不同，這個組織在它的權限範圍之內擁有強制執行裁決的手段，它是一個具有常備軍事設施和警察部隊的國際法庭。這種信念，在戴維斯勳爵寫的《力量》一書裡有卓越的陳述，凡是嚴肅認真地關心這個人類基本問題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薦這本書。
　　「從這一基本信念出發，凡是我認為能使人類更加接近超國家組織這一目標的任何方法，我都贊成。一直到幾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犧牲的人拒絕從軍，就曾經是這樣的一種辦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當作行動的方針來推薦了，至少對歐洲各國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國存在著具有類似性質的民主政府，只要這些大國中沒有一個國家把它的將來計劃建立在軍事侵略政策之上，那麼相當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樂意贊同對國家之間的衝突進行國際仲裁。而且，拒絕服兵役容易使輿論受到真正和平主義的教育，並且使強迫服兵役的非倫理的和不道德的性質明顯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拒服兵役構成了一種建設性的措施。
　　「可是今天，應當認識到，某些強國已使它們的公民不可能採取獨立的政治立場。這些國家，通過到處插手的軍事組織，利用被它們奴役的報紙和集中控制的無線電廣播，以及系統的教育，來散佈虛假的消息，宣揚侵略的外交政策，把人民引向歧途。在那些國家裡，拒服兵役對於那些有足夠勇氣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就意味著殉難和死亡。另一方面，在那些仍然尊重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裡，拒服兵役很可能會削弱文明世界中的健康的那一部分對侵略的抵抗能力。因此，今天，沒有一個有識之士是會支持拒服兵役這一方針的，至少在處於特別危險的歐洲不能這樣做。在目前情況下，我不相信消極抵抗是一種建設性的政策，即使它是以最英勇的方式來進行的。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手段，儘管最後的目標仍然保持不變。
　　「這些就說明了為什麼在目前的政治條件下，一個堅定不移的和平主義者必須找出一種不同於過去比較太平時期的方法來加強他的信心。他必須為和平國家之間的進一步緊密合作而努力，以便盡量使那些靠暴行的掠奪實行冒險政策的國家不能得逞。我特別想到的是，美國和英國之間深思熟慮的持久合作，如果有可能，還得加上法國和俄國。
　　「可以認為，目前對和平的威脅，會有利於促進這種友好關係，從而導致國際問題的和平解決。在目前的黑暗局勢中，這是唯一的希望，凡是確實從正確的方向來影響輿論的一切努力，對於保衛和平都能作出重大的貢獻。」
　　愛因斯坦和平主義者立場的改變，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銳地看到，一場新的戰爭就要爆發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籲歐洲各國及人民迅速作好物質與心理上的準備，這一點恐怕是許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１９３５年８月，愛因斯坦就新的戰爭問題與美國作家巴特勒特進行了談話，談話記錄發表在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觀察畫報》上：
　　　　愛因斯坦：……戰爭是要到來的。我懷疑戰爭在今年或者明年會爆發；舞台還沒佈置好，但是再有兩三年的時間戰爭就會到來。德國正在迅速重新武裝。恐懼的傳染病正在橫掃歐洲。英國如果在兩年前採取堅定的立場反對德國重新武裝是可以阻止這場災難性的趨勢的；
　　但是它沒有這樣做。在納粹德國，仍然有些知識分子反對軍國主義政策，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本來可以發表這種反對意見的，但都被放逐了或者被真壓了。當然，我現在已經離開德國兩年，因此不能夠準確地瞭解那裡群眾的思想感情。當然，許多受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８年的苦難的人是不要另一次戰爭的，但是有很多不安分的年輕人，他們是苦難情況下的受害者，正被現政權所利用。德國仍然是好戰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這個國家從１８７０年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就已經日趨沒落了。我在普魯士科學院共事的許多人，在世界大戰以來民族主義風行的年代裡就表現出品格不高。
　　巴特勒特：你仍然相信個人對戰爭能進行有力的抵制嗎？你仍然相信如果在一個國家裡有百分之二的人民反對打仗，戰爭就能夠防止嗎？
　　愛因斯坦：鑒於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情勢，知識分子的這種抵制是不夠的。在某種情況下，和平主義使自己失敗了，今天的德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任何抵制軍事計劃的人很快就會被整肅掉。
　　我們必須教育人民並且鼓動起群眾的思想情緒，要求宣佈戰爭為非法。我認為，在這個行動綱領中有兩個要點：首先是創造超國家政權的思想，必須教育人們要根據全世界的利益來思考；每個國家必須通過國際合作讓出一部分國家主權。如果我們要避免戰爭，我們就必須創建一個具有真正權力的國際法庭，使得侵略成為不可能。國際聯盟和世界法庭都缺乏強制執行它們決定的權力。雖然這些組織機構現在也許不得人心，但其趨勢是向著世界性組織的；這類組織機構是必不可少的。……
　　軍事訓練和軍備競賽決不能防止戰爭……
　　其次，我們必須瞭解戰爭的經濟根源。基本的困難在於人的自私自利的慾望，這些人把利潤置之於人類利益之上。有些人拒不採納開明的思想，他們心地偏狹，只要他們的利息有保證，他們就心滿意足。由於這些人為了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而貪得無厭，我們遭受到經濟上國家主義和戰爭的災難。羅曼·羅蘭認為只有社會革命才能結束戰爭體制，這個看法可能不是太錯的。由於我不知道他目前對供產主義的確切見解是怎樣的，我不能說我是否同意他的見解。但是，他抨擊個人對財富的貪婪和圖家對財富的爭奪是必然引起戰爭的因素，這一見解無疑是正確的。至少我們必須爭取在經濟上有一個轉變，那就是要對軍火工業加以控制……
　　這並不意味著我希望把生活歸結為經濟力量的相互作用，如某些人所做的那樣。在所有必須應付的人的關係中，有一種持久不變的情緒因素。每個民族同任何別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感情，並且常常讓自己的行為受偏見的控制。我們要認識到我們自己的偏見，並且學會去克服它們。……
　　巴特勒特：我們究竟能否消滅戰爭？
　　愛因斯坦：是的，我相信能夠消滅戰爭；事實上，我確信這樣。我們的希望在於教育青年對於生活有一個比較明智的看法。……把美和手足之情帶進生活裡來，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這是會達到的，但不是通過恐懼，而是由於對人類天性中的最美好的東西的永恆追求。
　　巴特勒特：你認為誰是今天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領袖？
　　愛因斯坦：我懷疑自從托爾斯泰以後是否有一個對全世界有影響的真正道德領袖。托爾斯泰在許多方面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首要的先知。……今天沒有一個人具有托爾斯泰那樣深遠的洞察力和道德力量。我非常欽佩甘地，但是我認為他的綱領中有兩個弱點：雖然不抵抗是對付逆境的最聰明的辦法，但是它只有在理想的條件下才可實行，在印度實行不抵抗主義來反對英國也許是行得通的，但是在今日的德國卻不能用這種辦法來反對納粹。其次，甘地在現代文明中排除或者竭力減少機器生產，這是錯誤的。機器生產已經在這個世界上紮下根，它必須被採用。
　　巴特勒特：你在同納粹政府爭論中已經作出了真正的犧牲，並且離開了德國。你會不會再次採取同樣的步驟？
　　愛因斯坦：我沒有做出什麼犧牲。我僅僅做了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在這種環境下應該做的事。……一個人不應當迴避在某些重大的爭論問題上採取堅定的立場。
　　我認為我的行動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當時實在是沒有別的路可走。
　　……對於我在這個友好國家的新居以及普林斯頓的自由空氣，我感到十分愉快。……有好多天，我一連幾小時坐在我的書房裡，前面放著一張紙。那時候我也許只寫下幾個某種小符號。……」
　　整個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為打垮納粹，為保存文明的價值，愛因斯坦從未停止過有力的呼喚。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８日，紐約舉行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群眾大會，參加的有３５００人，愛因斯坦因病沒有出席，但他請人在集會上宣讀了他的電報：
　　「我首先要大聲疾呼，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行動，我看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沒有表現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氣概，這種責任也還是應當存在。要是在西班牙喪失了政治自由，那就會嚴重危及在人權誕生地德國的政治自由。祝願你們能夠喚醒民眾積極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願你們在這一正義的和意義深遠的事業中取得成功。」
　　促使愛因斯坦從一個和平主義者向一個反納粹戰士轉變的原因歸根到底就一個：基於崇高道德基礎上的人類責任感、正義感。
　　「當世界上其他地方無辜人民受到殘酷的迫害，被剝奪權利，甚至被屠殺時，他能袖手旁觀，甚至漠不關心嗎？」
　　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問題的解答。面對邪惡不僅要戰鬥，還要從道義上承擔起每個人對世界應付的責任。
　　基於這一點，愛因斯坦，這個曾一再呼籲寬容和解的大科學家，對德國民族幾乎作了整體的否定。１９４４年，他說：
　　「德國人作為整個世界的一個民族，是要對這些大規模屠殺負責的，並且必須作為一個民族而受到懲罰，如果世界上還有正義，如果各國的集體責任感還沒有從地球上完全死滅的話，站在納粹黨的背後的是德國人民，在希特勒已經在他的書中和演講中把他的可恥意圖說得一清二楚而沒有一點可能發生誤解之後，他們把他選舉出來。德國人是唯一沒有做過任何認真的抵抗來保護無辜的受害者的民族。當他們全面潰敗，開始悲歎其命運的時候，我們必須不讓自己再受欺騙，而應當牢記住：他們曾經存心利用別人的人性，來為他們最近的並且是最嚴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準備。」
　　從一味強調寬容到徹底的不寬恕，這其間，該凝聚了愛因斯坦多少痛苦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流亡在美國的德國物理學家詹姆斯·弗朗克和另外幾個在美國的德國流亡者準備發表一個呼籲，要美國人民注意當時盟軍在德國所實行的政策的災難性後果，認為它會「在歐洲中心造成一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退化的國家，而這是會危害世界的和平重建的」。愛因斯坦看到這個草稿後，於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給以如下的答覆：
　　「我當然不能贊同盟軍目前在德國所做的一切，但我堅決深信：為了使德國工業生產力在很多年內不能恢復，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它並不足以破壞德國目前的生產能力；必須使德國人今後對原料資源不能享有獨立的支配權，這些資源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使他們變得那麼危險。
　　「我不贊成報復，但卻贊成這樣一種政策，它能夠最有把握地不讓德國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這種保證決不是通過道義上的勸說所能達到的。
　　「萬一你們要把這個呼籲發出去，那我就不得不盡全力去反對它。」
　　於是，弗朗克又寫信給愛因斯坦，懇求他為德國著想，改變態度。愛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以更堅決的態度寫了如下回信：
　　「我對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表演的眼淚運動至今記憶猶新，也就不會再被它的重演所愚弄了。德國人按照一個精心編造出來的計劃屠殺了幾百萬公民。要是他們也殺了您，幾滴鱷魚的淚無疑也會流出來的。在他們中間，少數正直的人改變不了整個局面。從我所收到的來自那邊的幾封信，以及從某些可靠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估計德國人沒有一點認罪或者懊悔的感覺。……親愛的費朗克，不要把您自己陷進這個骯髒的泥坑吧！他們會先濫用您的善意，然後嘲笑您上當。如果我無法勸阻您，那麼就我來說，當然是不願參與這件事的。只要一有機會，我就要公開反對這個呼籲！」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愛因斯坦的社會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從以前抽像的人道主義範疇裡的良心、正義轉變為切實具體的社會責任感。１９４７年５月，他為「美國紀念碑建造工會」擬的大戰中犧牲的烈士紀念碑的題詞，雖未被採用，但清楚反映出這一變化：
　　「我們忍受痛苦而死，為的是使你們能夠自由，使和平和正義能夠勝利。你們，活著的人們，千萬不要忘記由於我們的犧牲而加給你們的責任。」
　　在剩下的歲月裡，愛因斯坦從未忘記過這一份沉重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