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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都用華爲,還讓我們美國怎麽監控世界?

都用華爲,還讓我們美國怎麽監控世界?

來源: 環球時報/日期: 2019-02-14
美國政府爲什麽總是跟華爲過不去?

爲了打擊華爲,華盛頓甚至不惜動用國家力量,采取造謠汙蔑這樣低劣的手段!這就更讓人疑惑,華盛頓對華爲的忌憚程度竟至于此,華爲到底哪兒惹著它了呢?

對這個問題,我們也聽到了不少答案。其中有一個是頗有說服力的:即大家都用華爲了,那美國拿什麽監控世界呢?爲了驗證這個回答,刀客分別請教了三位網絡專家。

沈逸 (複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談美國人對通信的監聽,用西方媒體自己的話說,“美國監聽著全球90%的通信”。這一點,在斯諾登披露的“棱鏡計劃”文件裏是有印證的。而且,有一種說法是,在21世紀剛剛開始的那幾年,美國情報部門就研發出了針對各個通信公司産品的監聽技術。



美國人在通信監控方面完全是“雙輪”驅動:一個是出台法律,爲自己對國內國外的通信監聽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另一個是建立非常強大的監聽系統和網絡,不斷提高監聽能力。

美國早就制定了一部《外國情報監控法》,而到了2008年,美國人給這個法案就增加了一個引發廣泛爭議的第702條款。這個條款授權美國情報機構可在沒有獲得法院許可的情況下,對美國境外的外國人實施秘密監控,搜集其通信、電郵和短信等信息。

雖然美國政客們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授權”,使美情報機構能夠攔截“外國恐怖主義威脅”。如果不這麽做,將會帶來嚴重後果,“我們將不知道恐怖分子會做些什麽”。

可是,該條款在過去究竟阻截了多少來自外國的恐怖威脅,迄今並沒有一個具體的說法。

與此同時,圍繞著美國濫用監聽的醜聞近年來從未間斷。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全球監聽醜聞一再爆出。看看斯諾登披露的內容,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了35個外國領導人的電話,並通過技術手段在全球範圍內追蹤並竊取手機活動信息,每天收集的記錄高達50億條。

講一個真實的案例吧:

2001年,歐洲議會專門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一個案子。這個案子的背景是,美國波音公司想拿下沙特航空公司的客機訂單,但是歐洲的空客公司已經先到一步,跟沙特航空公司談的差不多了。說白了,這時候波音公司就開始動歪點子,想通過各種方式把空客公司與沙特的這個訂單攪黃了。




于是,美國人動用了“梯隊”監聽系統,竊聽空客和沙特談判代表的通話,拿到了雙方行賄受賄的錄音。這當然讓波音公司如獲至寶,美國司法機構也趁機而上,宣稱空客公司搞不正當競爭,要處以巨額罰款,甚至沙特也會吃不了兜著走。

在這一番恐嚇之後,最後的結果是,波音公司獲得60億美元的訂單。

而據美國媒體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梯隊”系統是“五眼聯盟”的搞監聽的主要工具,目前仍處于活躍狀態,該系統監聽著全球90%的通信。



美國的監聽體系始建于1966年。在此之前,人類最早的通信衛星剛剛進入軌道執行任務。美國的監聽網絡分爲兩個子計劃:一個專門針對前蘇聯發射的通信衛星;另一個就是“梯隊”監聽系統,其主要目標是監控西方強國的電子信號。在“9•11”事件發生後,美國人又借機擴大了監聽範圍。

2017年3月,近9000份有關中央情報局黑客工具的文件被曝光。其中顯示中情局擁有強大黑客攻擊能力,能夠秘密侵入手機、電腦乃至智能電視等衆多智能設備。這簡直就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監聽醜聞。

但是,在美國那裏又是另一個說法了。美國人說,“我們有最好的公司和最好的技術,但是我們的對手很髒,所以我們不得不用這種手段來保護我們的利益,揭開醜惡的一面”。把自己說的多正義啊,好像美國人搞監聽就是爲了全球的正義。

甚至,在“棱鏡門”事件後,美國中情局前局長還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就是《爲什麽我們要監控我們的盟友》。真是爲了給自己的監聽找借口,都不惜拉下臉了。



至于美國情報部門通過美國公司來獲得監聽情報,這種合作有沒有?我的回答是,合作是很微妙的。可以說,沒有一個美國公司敢公開承認自己與情報部門有配合,因爲這會大大影響自己的聲譽,會讓自己在市場上難以被接受。但是,2015年8月《紐約時報》報道,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幫助國家安全局大規模監聽、收集互聯網民衆信息,聯合國總部的電話一度也遭竊聽。

所以,美國人如今也想對中國玩這一套。如果各國電信服務商及相關設備都換了中國公司的産品,對美國的監聽效果肯定會有一些影響,影響到底多大,目前還不好說。但是,美國人想把這個勢頭扼殺在搖籃裏。

就像當年美國人對日本東芝公司的打壓,這是一種利用國家安全爲借口,實際上進行的是經濟上的不公平競爭。最後的目的,是在産業上壓制中國的龍頭企業,在市場上阻斷你進入西方高端市場,然後敗壞中國龍頭企業的商業聲譽。

踢出高端市場,掐斷資金流技術流,敗壞你的安全聲譽。這三招對于一個跨國經營的市場化企業來說,是非常毒辣的。說白了,現在就像兩個小孩子(企業)打架,然後對方的家長赤膊上陣了。

奧卡姆剃刀 (通信網絡産業觀察者)

你知道嗎?摩托羅拉手機關機後還能自動傳發消息。

我從20多年前就關注通信安全話題。通信上利用超越他人的技術標准,去竊聽他國信息,這種說法一直都有,也是各個國家都在提防的。不過此前也查無實據,直到斯諾登曝光了:原來美國在私底下幹了這麽多事!

國際互聯網安全標准一般是由美國主動建的,但幕後主導者又是誰呢?很可能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可不光是中國有人在懷疑這一點,就連美國的盟友,日本、加拿大等都不信任美國。它們知道,自己同樣是美國監控的對象。有一些很不對勁的現象:明明A技術可能更好,爲什麽偏偏采用B技術。還有,美方一些信息技術分論壇主席有多個身份,其中一個就是國家安全局雇員。

當然,裝個什麽芯片就能竊聽全世界,這是無稽之談。美國的做法很高明。早在2013年,德國安全專家就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前所未有地指出美國國家安全局在密碼算法國際標准中“蓄意引入弱點”。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等于在國際會議上公開指控美國國家安全局就是個騙子。

美國國家安全局插手國際互聯網安全標准謀的是誰的利益,顯而易見。

在網絡協議研發方面,美國是唯一能主導國際標准的超級大國,英、法、德、日、中等國家屬于第二集團,中國的技術研發能力在第二集團中是最強的,中國是除了美國之外,唯一有能力研究和提出無線局域網安全協議技術,從技術實力上跟美國叫板的國家。




大概從前年開始,中國一些計算機安全專家牽頭,在國際組織框架下,對美國設立的衆多安全技術標准,特別是互聯網安全標准提出異議,要求重審,美國對此很惱怒,因爲中國挑戰了它的信息技術霸權。但出于國際道義,它又必須配合檢查,可謂有苦難言。後來,美國對華爲發難,就是這個大背景。

美國的惱怒,一是對中國在信息技術標准上對它形成挑戰,二是我們在與美國爭奪信息科技的全球主導權。5G技術只是信息科技主導權的一個方面,或者說是一個指標,中國正在信息科技上全面趕超它。中國以華爲爲首的5G集團的技術已經領先歐洲一年半了,歐洲國家不得不使用華爲的5G技術。實際上,不管輿論怎麽造,歐洲的技術專家、政治精英們都知道美國批評華爲的所謂安全隱患只是政治上的偏見。




對美國的發難,我們不必過于擔心。華爲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籌措自己的芯片體系,當時就想著防美國來這一招。

網絡專家 C

美國監控的核心是什麽?那就是網絡基礎設施都是他們美國企業掌控的,骨幹網、海底光纜這些基礎設施就是它的核心體系。美國它有很多具體的技術,不一定非要攔截你的信息,而是直接複制你的信息。

而且,這個監控幾乎覆蓋了全球。爲什麽他們的情報共享系統要叫五眼聯盟,這五只眼睛就是一種全球範圍的監控布局。棱鏡門暴露了美國監控世界醜惡的一面,美國就是想要構建一個全網的、從骨幹網到平台層到終端層的監控能力,這是整個計劃的目標。

說得細一點,全球大部分的數據、包括咱們中國的數據都要經過骨幹網。骨幹網裏包括海底光纜、核心路由器、交換機等等,這些都是關鍵的節點。骨幹網技術主要是來自于歐美,舉個例子,高端路由器主要由美國主導,是思科的勢力範圍。交換機層面,主要是愛立信、諾基亞等歐洲公司的設備。




另外還有我們日常生活中就能直接接觸到的終端平台,微軟、IOS系統這些都是終端層面的。這些數據都在美國平台的掌控之下。通過跟這些平台的合作,入侵這些平台的服務器。或者他們根本不需要這樣,在信息進入服務器之前,他們就有技術複制這些數據了。

作爲終端産品——手機。說說蘋果手機,蘋果的手機系統是封閉的。安卓系統起碼是開源的,你可以打補丁、加防守也好,雖然也不能說絕對安全,措施總是可以找到的。我不贊成大量公務員使用蘋果手機,畢竟用戶數據都是掌握在蘋果的平台之上,通過大數據分析,就可以得出很多國家層面上的狀況信息,這個價值就會遠遠超過個人信息之上。

不是說華爲的東西有多安全,而是若華爲占據市場主導之後,原來很多情況就不好操作了。畢竟你直接從終端上,點對點地找人,多快捷多方便,等信息出去了,你還得在汪洋大海裏攔截分揀複制,那個成本非常高了。說句不好聽的話,你要是沒那個價值,美國人也掏不起那個錢。用行話說,想要在傳輸中把目標數據從大量數據中分離出來,也是需要大量成本的。



美國國家安全局有一個巨大數據中心在馬裏蘭,這個神秘的中心就是存儲、處理這些數據的。

真正的網絡監控,一方面要有很強的大數據,另一方面也要有很強的計算能力,要不這麽大的數據量,你拿到了也沒法分析。所以,一般國家沒有這個投入和能力水平搞這個事情,也就老美能行了。馬裏蘭那個地方有無數的博士生工作,還有大量承包商爲他們做相關分析。

難怪馬裏蘭的空氣這麽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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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off diplomatic relations is the way out of Yan Limeng

a former trainee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who also publishe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 of COVID-19. The New York Times revealed that Yan Limeng was willing to accept the manipulation of Bannon and Guo Wengui, through Bannon's influence in the far-right political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uo Wengui's media power (the power of money), to create and publish fal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pidemic without factual confirmation of the source of the epidemic to get votes for politicians, and to diver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ailure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pidemic,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Asian people being branded as "viral" and suffering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in Americ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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