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最早本名張正權，後改名張爰、張蝯，小名季，號季爰，別署大千居士、下里巴人、齋名大風堂，中國、台灣著名畫家，祖籍廣東省番禺縣，生於清朝四川省內江，逝世於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市。因其詩、書、畫與溥心畬齊名，兩人並稱為「南張北溥」。廿多歲便蓄著一把大鬍子，成為張大千日後的特有標誌。曾與齊白石、徐悲鴻、黃賓虹、溥儒等國內各名家及外國大師畢加索交遊切磋。
父張懷忠，早年從事教育後從政，再改鹽業。母曾友貞，當時知名的女畫家。兄弟十人，張大千排名第八；姊姊張瓊枝，亦善畫；二兄張澤，號善孖，別號虎痴，以畫虎名於世。
生平
* 1908年，開始習畫。
* 1911年，能畫山水、花鳥和人物，被稱為神童。
* 1916年，曾被土匪短期綁架，後者見其會讀寫，逼迫他做師爺[1]。
* 1918年，與仲兄張澤留學日本京都，學習繪畫與染織。
* 1919年，返上海拜曾熙為師，曾熙為他取名「蝯」（省作「爰」）。在未婚妻謝舜華去世後，在江蘇松江禪定寺出家，法號大千。後來又去浙江寧波觀宗寺、杭州靈隱寺。3月，被二哥張善孖逼迫還俗，奉命歸川與曾慶蓉結婚[2]。婚後重返上海從師於李瑞清，曾李二師以清末遺老提倡書法、繪畫，受石濤跟八大山人的影響很深。在上海得識吳昌碩、黃賓虹、王震、馮超然、吳觀岱、吳待秋、吳湖帆、鄭午昌等。
* 1924年，在上海首次舉行個人畫展。
* 1931年，與兄張澤一同作為唐宋元明中國畫展的代表赴日本。
* 1932年，移居蘇州「網師園」。
* 1933年，應南京中央大學（現址為南京南京大學、苔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藝術系主任徐悲鴻之邀，出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隔年辭職，專心從事創作。
* 1938年，經上海、香港返四川，居青城山上清宮，臨摹宋元名蹟。
* 1940年，赴敦煌臨摹歷代壁畫（2年7個月），共摹276幅，並為莫高窟重新編號。
* 1943年，出版《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讓藝術家、史學家開始重視中國文物的保存和精華。
* 抗戰勝利後，先後在法國巴黎、英國倫敦、瑞士日內瓦和國內各地辦畫展，聲名大震。
* 1949年國共內戰，避居香港，遊台灣。
* 1950年，應印度美術會之邀赴新德里舉行畫展，並留居印度大吉嶺，其間曾去阿旃陀石窟臨摹壁畫，以之與敦煌石窟壁畫作比較研究。在印期間所繪作品多精細工筆，且有《大吉嶺詩稿》。
* 1951年，返回香港。翌年遷居南美洲阿根廷。
* 1953年，再移居巴西，在聖保羅購地150畝，建中國式莊園「八德園」。
* 1955年，將其藏畫在日本東京出版《大風堂名蹟》4冊。
* 1956年，赴法國與西班牙抽象派大師畢加索會見。開始將西方抽象主義的理念應用到中國傳統水墨畫上，並發展出了潑墨山水的風格。
* 1958年，以寫意畫《秋海棠》被紐約國際藝術學會選為世界大畫家，並榮獲金獎。此後相繼在法國、比利時、希臘、西班牙、瑞士、新加坡、泰國、德國、英國、巴西、美國及香港等辦畫展。
* 1969年，移居美國舊金山「環篳庵」。居美期間是張大千創作的鼎盛期。
* 1970年代，經常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畫展，並捐贈畫作108幅給該館。
* 1972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辦四十年回顧展。
* 1974年，獲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名譽人文博士學位。
* 1977年，回到台灣定居在台北市外雙溪「摩耶精舍」。
* 1979年，81歲時曾自書一聯：「獨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頗示心境。
* 1982年，榮獲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頒發中正勳章。
* 1983年，完成其一生最後一幅畫作《廬山圖》。4月2日，因心臟病復發去世於台北，骨灰安葬於摩耶精舍後院梅丘立石下。
* 1983年10月，家屬將其台北故居，捐給國立故宮博物院成立「張大千先生紀念館」。
* 1998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張大千與畢卡索繪畫聯展》。
張大千傳記
一、家世與家庭
張大千,四川省內江縣人,出生於民國前十三年五月十日(舊曆四月一日,一八九九),他的家世很大,是內江的望族。父親名懷忠,號悲生,為人個性豪爽, 講究美食。原籍廣東番禺,先世於前清康熙年間遷徙入蜀,定居內江,從事鹽業。不過在大千年幼時,家境亦曾極度清貧,其後慢慢經營累積,生意越做越大;鹽業以外,又在輪船及百貨業方面獲展,同時還經營錢莊,家道十分殷實。
他的母親曾氏友貞是中國傳統大家婦女的典型,不僅主持中饋,兼亦擅長繪事,工花卉翎毛。她治家嚴謹,家規重老尊賢,對長幼有序不得逾越僭妄的規矩,尤其注重,子女有過輒要罰跪,晨昏晚輩必向長輩請安,侍奉茶羹一沿舊風；這對張大千有很深的影響,他直到晚年仍對長者行跪叩大禮,也接受門生晚輩的跪拜,在謙辭時也常跪下回拜。
張大千共有兄弟十人,都是單名。大哥張榮(早逝),二哥張澤,三哥張信,號麗誠,擅於經商;四哥張揖,號文修,係一儒醫。張澤就是張善子,亦為有名的畫家,尤擅畫虎,其愛虎成癖,則號「虎痴」。排行五、六、七的三位兄長早故。張大千行八,本名權,後改名爰,小名季,遂號季爰。他下面還有兩個弟弟,老九名端,字修正;幼弟名璽,號君綬;另外還有個姊姊,閨名瓊枝。
兄弟姊姊中與大千情感最親近的就是張善子(1982-1940),他比張大千長十七歲,個性嫉惡如仇,清末參加革命,民初參加反袁,以致兩次被抄家。他雖是排行第二,卻如當家長子一般。對日抗戰期間曾奮力宣傳抗日,民國二十七年更隨于斌特使,赴歐美爭取友邦支援, 賣畫捐款,為國家出了不少力,至為可敬。
用「長兄如父」這句成話最足以說明張大千對張善子的情感,敬愛以外,多少還有些「憚之如嚴父j的成份。張善子對張大千的一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他本人是畫家,自然對張大千的藝事多有提攜引導。大千早年居上
海拜師習藝期間,張善子在藝文界之交遊廣闊,提供了張大千許多觀摩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在性情上,張善子具有強烈的是非感,有魄力、有自信,喜歡冒險,常不滿於現狀,希求自我突破,彰名於世,這些都對張大千成長的過程中深有影響。另外,與張大千感情最親的還有他的么弟張君綬。他比張大千小五歲,也擅長書畫,很有才氣,他的師長、兄友對他的評價都很高,但在民國十一年,年僅十九歲的君綬卻因故蹈海而逝,這是使大千深為傷痛的往事之一。
由於家學淵源,母姊兄長均擅繪事,張大千從小就開始學畫,據他自己表示尤其是姊姊瓊枝對他的教導得益最多。除了繪畫以外,大千十二歲以前都在家塾唸書,亦多由大姊瓊枝教導。瓊枝在民國前一年八月不幸因故病逝,據此推測大千應是從十歲以前開始習畫。
民國前一年張大千入天主教福音堂教會學校讀書,因為他家裡是信奉天主教的。明清以來雖然知識份子與西方教士往還者甚多,信教的也有,然在彼時社會背景中信教的家庭仍然非常少,至於大千家中與天主教有何淵源則不得知。大千有二子取名號為葆蘿、比德,即是與信仰有關。然而可確定的是,張大千畢生之生活方式與治藝傳承,俱為中國傳統形式,並未受到多少西方宗教文化影響。
民國十四年,張大千居上海時,家中事業迭遭嚴重打擊,週轉不靈,於是張家事業就此倒閉。就在這一年前後,張大千的尊人懷忠公(1820-1924)亦過世,是否與家道中落的打擊有關,不得而知。然而此時張大千年屆二十六,雖在上海畫擅小有名氣,但迭遭家變,庇蔭盡失,往後的前途發展都必須靠一己的努力了。
二、生平與交遊
張大千的一生經歷了八十四年的漫長歲月,生於內江,逝於台北,要歷數他的生平事蹟,實非短章所能言盡,可謂豐富多姿的一生。本節概分為兩個時期來敘述之。
一、大陸期間[一九一六~一九四九]
他少年時(民國五年)在重慶唸中學,由於地方、鄉野的時局混亂,假期返鄉時,被土匪綁票,險遭大難。後來由於讀過書,會寫字,被迫成為土匪的師爺,歷險百日方始脫困逃出。在與土匪生活三個多月的日子裡,使他在少年時代即已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瀕臨生死之艱險,也讓他對生活與生命的不同層面有所體認。
民國五年大千自四川赴上海,本意在上海學習書畫,但家裡不同意,第二年隨即奉父兄之命與二哥善子留學日本,在京都學習染織,他到日本學習染織之目的,據推測可能與張家事業有關。
兩年後學成歸國,張大千雖然把染織學得很好,但卻不甘於做一名染織廠的技師,他衷心所願是做一個畫家,而傳統的中國文人畫家,必兼能詩、書、畫三絕,缺一則難躋於一流名家之列。張大千有深厚的藝術天份,繪事自小家學淵源,詩靠博學強記的功夫倒也還足以應付,唯獨題畫的書法無法得心應手,因此拜在當時上海極負盛名的兩大書家之一曾熙(1861─1930)門下學習書法。
就在同年年底(民國八年)張大千卻投身松江禪定寺做了和尚,主持逸琳法師為他取了一個法名「大千」,亦即這位舉世閒名的中國畫家名號之由來。至於他出家的原因,據他自己說是為了自幼感情很好的表姐謝舜華,也是他的未婚妻病逝,悲痛逾恆因而遁入空門。其實這不過是籍口,張大千出家的真正原因在於現實生活上的壓力。張大千由日返滬時,放棄了學有所成的染織而致力的書畫,年輕人急於有所成就之心態可以想見。然而書畫之道無速成之法,且他雖在曾熙門下習書,但曾師由於學生多,並無時間仔細傳授書藝,平日於師門侍師與友人談書論畫雖頗能增博見聞,然於藝事並無實際進展。徬徨苦悶之際,復受感情刺激,遂令其一時衝動而出家,其實這是無法突破困境的一種逃避。
然而張大千熱愛生活,其實根本就不曾有什麼看破紅塵的想法,因此前後做了三個多月的和尚,旋即自西湖靈隱寺返上海,並為二哥善子逮回四川,但這段因緣卻對張大千一生有相當特殊的影響。他在當和尚時經歷到現實生活的窮
困,受了不少委屈,使他立志非得要出人頭地,超人一等不可,他說「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沒錢的窮和尚更不能做」,如此就非得有「經營治術」的處世本領不可;另外,自此他以佛門中人自許,以「大千居士」名號行世。
其後當家人尋回大千,大慨是為了要使他安心,旋即在母兄作主下與原配曾慶蓉(1901-1961)結婚,時大千已先有偏房,並育有二子,偏房名叫黃凝素(1907-1981),與曾氏一胖一瘦,子女們便有了「胖媽媽」、「瘦媽媽」的暱稱,
以為區分。
婚後回到上海,再拜清道人門下學書,「清道人」即李瑞清(1867-1920)。他與曾熙是好友,兩人同為前清翰林進士,不但俱擅魏碑,通曉書法各派源流,中國傳統的學裹更為深厚,人品高潔,是張大千一生中最崇仰的人,而這種傳統士大夫階層的人文背景在張大千的一生中發生極大的影響。張大千相從清道人僅一年,清道人即下世,但大千從其學書獲益非淺。由於清道人的啟發教導,他在書法上終有所成,獨創一格,因以奉之為恩師,終生孺慕。
張大千居上海期間(民國十四年前後)賺錢的本領是賣畫,但賣自己的畫則收入有限,而對張大千來說,若是仿石濤的筆墨,無論款印皆精到亂真,即使列入石濤的真蹟中亦為精品,但如題上「大千張爰仿石濤」這一行款,就無法賣
得高價了。這使得年輕的張大千十分不服氣,明明無所分別的筆墨,何以一具真名便不值錢？如果人們肯老實地表示,「你的筆墨與石濤相比,雖然看來一般無二,但畢竟名氣相差太大,所以價錢亦有高低。」倒也罷了,偏偏鑑賞家們還
硬充內行,硬指某筆樹木差了,某處山石氣韻弱了,如何如何不及石濤,豈能令大千心服？
因此在年較盛氣之下,為了一顯本事向鑑藏家的眼力挑戰,張大千遂造石濤的假畫來賣大錢,也並不覺得問心有愧,這即是他早年偽造石濤畫作的最大原因。但他也挑選「買主」,要找有錢而性好揮霍者,不但賣得起價,而且比
較取不傷廉,這裡亦可看出六千聰明狡黠的另一面。他也曾為了好強,讓北方的收藏家羅振玉(1866-1940)上當難堪,這些雖然都是張大千年輕時的逞能、鬥氣與狡黠,但也因此得罪不少人,久為清議所不容。他到晚年亦頗為之介意,雖經長年之補善,仍為多人苛議,是其平生憾事之一。
此外,張大千在這些年中(1920-1930)傾交了不少至友,如才女李秋君,詩人謝玉岑,畫家吳湘帆,葉公綽等,這些人對張大千的藝術天份均十分推重,因此有形無形間督促,鼓勵了大千藝事之進益。
張大千居上海時期,多在名門李薇莊府上作客,因而結識其三姐李秋君(1899-1971),時早在民國九年。李秋君是大千一生中最尊敬的女性,也是當時有名的才女,擅於詩畫,她的畫室齋名叫「甌湘館」,大千居此常借用其畫室,大風堂當時在上海的畫室等於設在李府,是以大千早年畫作,常署款「甌湘館」者,即為此故。他們彼此極傾重對方才氣,情感甚篤,無奈大千當時已有妻室,因此將感情昇華,寄託於友情與書畫治藝等情操上,不涉男女之私；他們相互期許交往尊重的態度,極度令人心儀。李秋君于民國六十年病逝上海,家人初隱瞞大千,後來聞訊,大為傷痛。
謝玉岑(1897-1935)則有江南才子之稱,工詩詞,非常激賞張大千的藝事，但他享年末過四十,即於民國廿四年因肺病去世。當謝玉岑自知不起時,曾鄭重地以愛弟相託,援其藝事,大千亦不負友人之請,對之另眼相待,民國二十九年更力邀玉岑之弟同赴敦煌考古,此人便是今大陸上有名的書畫鑑賞家謝稚柳。張謝二人之情誼,由其胞弟延續了數十年,直到大千下世,始終不渝。
吳湖帆(1894-1968)長張大千五歲,大千在其〈四十年回顧展序文〉中首舉吳湖帆「山水竹石、清逸絕塵」遠過於自己。大風堂珍寶〈江堤晚景〉,除張大千本人題跋外,僅四人題記,吳湖帆便是其中之一,可見其推重之心。吳湖帆精鑑藏,治藝主張詩書畫並重,對張大千治藝之道影響極大。現在紐約精鑑的收藏家王季遷、大陸的徐邦達等都是他的學生。
與葉公綽〈1881-1968〉的交往,張大千在〈葉遐庵先生書畫集序〉一文中,曾詳述其情,確有令人心折處。葉公綽處世的風義,亦必然深深影響了張大千為人處世慷慨好義的態度。葉公綽比大千長十九歲,張以「丈人行尊之」,情誼介師友之間。民國十七年教育部籌劃第一次全國美展,張大千應聘為審查委員,與葉公綽共事,因而訂交。他與張大千結鄰而居蘇州網師園近四年,談書論畫,嘗勸張大千專攻人物,以振近世人物畫日頹之弊,張大千西去敦煌臨摹壁畫,自謂亦受其啟示。
此外張大千生平所交的好朋友至多,例如張目寒,以及民國二十年前後陸續與徐悲鴻、張群、曾克耑、方介堪、于非庵、溥心畬、黃君璧等人結為莫逆,或在藝事上切磋,或在為人處世上砥礪,都給于張大千或多或少之影響。前述諸人除了徐悲鴻、溥心畬較早逝外,其餘大都與大千維持了近半世紀的友情,直至晚年。
張大千生平除了書畫治藝以外,另有三個重要的嗜好;第一是旅遊,第二是講求美食，第三是愛聽平劇。他足跡所至幾遍佈全世界，極好遊山玩水,增博見聞,拓展心胸,他曾三度遊旅黃山，探奇歷險,看雲觀海;並在民國二十八年潛居青城山近三年,陶養心性。他又極講究美食,在大風堂中跟過他的掌杓都是四川飯店中一流的廚師。據他自己的說法是:飲食的欣賞是一種直接經由感官受的品味方式,如果連屬於這種敏銳層次最低的品味的能力都不異有,如何能具備敏銳度極高的藝術欣賞與創作能力。此說雖未必為定論,但亦頗有幾分道理。張大千本人亦善於掌杓,偶而邀宴好友,興之所至,也下廚親自調理。在台北大千紀念館一「摩耶精舍」的飯廳牆上,就掛著後人臨寫他用書法所寫的邀宴菜單。
此外,他的另一大嗜好就是聽戲。戲曲不但是中國最偉大的藝術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他曾久居的上海、北平兩地即是中國菊壇中心,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升斗小民無不好之。張大千隨曾、李二師學藝時,正是平劇泰斗譚鑫培如日中天的全盛時期。老師清道人即曾對他說,譚叫天的唱腔有一波三折之妙,與書法有神氣相通之處,應多聽他的戲,玩味其中奧妙。
民國十九年前後張大千在北平與平劇結下不解之緣,聽戲以外,還和許多平劇名角成為莫逆,如鬚生泰斗余叔岩(1890-1943),四大名旦中的梅蘭芳(I894-1961)與程硯秋,還有名鬚生馬連良,以及後來的孟小冬。此時張大千客居北平邂逅了他第三位夫人楊宛君(1917-)兩人並於民國廿四年結婚。
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張大千身陷北平近兩年,後經由上海轉赴香港逃出,後經貴州與徐悲鴻同遊桂林後,返回四川,隱居青城山。
民國三十年張大千至敦煌臨摹壁畫達兩年六個月,此行奠立了他畫風成形的重要基礎,收穫很大。不過也因為人事上的糾葛,為人惡意中傷,眾口相傳,使他蒙上「敦煌盜寶」的惡名。此項流言,雖歷經當年同在敦煌的多位證人力
辯其誣,但公眾寧可相信其「敦煌盜寶,毀壞古蹟」之說屬實,而罔視其「維護古蹟,宣揚國寶」之功,使張大千為之困擾多年,深有餘恨。今人李永翹曾為此重公案深入查訪,找出書年官方記錄及資料加以調查整理,並赴敦煌實地訪問二次,列舉人證、物證,力辯張大千所受之謗。
民國卅三年張大千在成都,重慶展出敦煌摹作,十分轟動,也引起圈人注目敦煌文化古蹟；次年更於成都展出盛年力作,四屏〈墨荷〉、八屏〈西園雅集〉等巨構,深受國內畫壇矚目,聲名不脛而走。
二、移居海外以迄返台[一九五○ ~ 一九八三]
民國卅八年大陸局勢逆轉,張大千由成都逃難至台灣曾短暫停留,旋即轉赴香港。張大千是個入世的藝術家,所以他所居停之處必得要安定自由,繁華富庶,如此藝術文化方得以發展,他才能創作與賣畫生存。這在大陸供產政權下勢
不可能,而台灣當時安全可保,安定富庶則談不上,困此張大千赴香港,擬選定一處地點供其發展。起初他所打算之處是印度,因為印度於戰後剛獨立,是個有資本且極待發展的大國,憑張大千善於經營治術的能力,要求名利不是件難事,況且他與當時駐印度大使羅家倫是舊識,也可有個照應。
不料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酋極其現實,率先承認中供,連羅家倫大使都要下旗歸國了。最怕和供產主義打交道的他,迫不得已只好暫居印度大吉嶺,過了一年多的山林隱居生活。這段時間雖然也用功於詩畫,但生活所需卻多靠他賣所收藏的古畫,使得生活陷入拮据困境,是他一生中較低潮的時期。
研究張大千在大吉嶺所作的詩稿,可得知他當時在大吉嶺住不下時,即想來台灣,後來沒有成行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中供極力發動他在大陸上的親友家人想讓他回大陸,甚至派他的子姪至大吉嶺遊說,而此時又有兩名相隨於大吉嶺的門生亦返回大陸,這些部造成他很大的壓力。最後張大千乃決然前往與供產主義最不相干的南美洲發展。這對一個傳統的中國文人來說,實在需要相當大的魄力與勇氣,但從大陸後來發生的浩劫「文化大革命」來看,不能不說張大千頗有遠見。
民國四十一年初秋,想要避開亞洲政治局勢紛擾的張大千,經由一個當年密切來往的朋友在香港賣去大風堂最寶貴的兩張收藏〈韓熙載夜宴圖〉及〈董源瀟湘圖〉,做為行程之資,然後率同子弟門生自香港啟程赴巴西。此行多少有些破釜沉舟的情懷,因此準備相當充份,帶去黑白猿六隻、波斯貓、雜色貓各四隻,名犬四頭,箱籠論百計,據說氣勢十分驚人。
到南美後先在阿根廷的曼多灑(Mendoza)地方住了近一年,旋又移居巴西聖保羅附近,闢建了一處中國式的園林「八德園」,他一共在巴西僑居了十六年(一九五三 ~ 一九六九)。在僑居巴西期間,張大千曾於民國四十二年首度訪美。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又在東京展出敦煌壁畫臨作,彼時巴黎羅浮宮博物館館長薩爾正好在東京旅遊,對張大千發生興趣,於是面邀他去巴黎,並於六、七月在東方博物館舉行張大千敦煌摹作展、羅浮宮東畫廊舉行近作展,當時西畫廊同時展出馬諦斯的遺作展。這次巴黎展覽促成張大千首次赴歐旅遊,使他接觸到新文化領域的視覺刺激,同時會晤了西方繪畫大師畢卡索(Picasso，1881-1973);畢氏十分看重大千,除了向他請教中國畫畫法外,初次見面即贈送他一幅素作品〈西班牙牧神〉；這些皆成為大千畫風丕變的另一次機緣。
民國四十九年張大千在歐洲舉行巡迴展,包括巴黎、布魯塞爾、雅典、馬德里；民國五十年又於日內瓦展出新作,更在巴黎大規模地展出巨幅荷花特展,建立了張氏在國際間的聲名地位,從此他不斷在歐、美、亞等地開畫展,並旅遊於世界各地。
民國五十/\年張大千自巴西遷居於英國加州卡邁爾(Carmel),一方面是因為巴西政府闢建水壩欲征收他的土地「八德園」；其二乃因彼時張大千健康情形欠佳,赴美定居便於就醫；三則是在美的華僑老朋友多,由於訪友與開畫展,大千已經常來往於美國巴西之間;因此性好熱鬧的張大千就決定赴美定居。其後他在美總共居住了七年。
晚年的張大千生活家計很重,除了在美之生活開支、巴西聖保羅「八德園」內仍有家人子女外,他對留在大陸上的親屬尚有定期的經濟援助,總計幾十口人都靠大千賣畫維持,然而此時他已上了年紀,時有葉落歸根,回返家園之想,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張大千居海外近三十年,揚名國際,儼然即是中國文化藝術的代表,中供為了宣傳的目的,雖然十分敬重他是偉大的當代畫家,而主動地多方示好,極力邀請張大千返回大陸(甚至於在他過世後,中供當局的矚目與新聞報導有勝於生
前)；大千居海外時,無論在印度、香港、巴西、美國,大陸方面均囑派其子女親人往返勸說,只希望他回去觀光訪問也好。然而一方面大千從末動搖過他反對供產主義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以較早時的經驗來看,中供亦很難讓人全然地相信；何況以中供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是否能容許大千自由尊優的生活方式亦大成問題。
因此雖然他在家鄉仍有眾多親友,但勢不可能回到大陸在供產制度下生活。反觀台灣自民國五十九年代以後經濟起飛,民生富庶,再加上另一重要的理由:即張大千的健康倩形欠佳,他有眼疾、糖尿病、心臟病,在美就醫時常不能盡得妥善的照顧,而在台灣由於朝野對他的重視,往往能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得到週全的醫療安排。因此,張大千不顧諸多的困難,毅然決定回台北定居。
按張大千長年居住國外,早可擁有國外籍護照,且中供於民國五十九年以後對外的關係政策也日益開放,憑張大千的國際聲望,加以他應對經營的能力,即使不赴大陸定居,亦大可以外國賓客的身份來回台海之間,左右逢源。然而他
卻於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毅然回台定居,此生終末返回他朝思暮想的大陸家園。這是中國文人傳統的氣節表現,也是張大千一生中最為人可敬之處。
中國傳統的文人士君子,無論治學或治藝都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具視詩文書畫為餘事,所深自看重的乃是為人的忠孝與氣節,縱令他們為人所重的乃是他們的藝事。「殷勤說與兒孫輩,識得梅花是國魂」,張大千亦秉持了這可敬的人文傳統。以今日看來,台海兩岸的政策、國際間的關係、時代世界的觀念與二十年前相較都已大為改變,張大千為堅持其傳統原則所付出的犧牲與代價,則顯得價值上的懷疑,但對張大千的時代來說,卻有其莊嚴的意義值得今人省思與尊敬。
返國定居的張大千,於次年遷入台北外雙溪他所籌建,佔地五百多坪的新居「摩耶精含」。張大千在台北雖然家計極累,但生活上與許多昔日老友時相往還如張群、張學良、立法委員王新衡、新聞界的前輩樂恕人,晚年也過了一段愉快的生活。由於愛聽平劇,他回到國內也能盡興地多有看戲的機會,亦因而提攜了一些平劇界的年輕後輩。
在台定居外雙溪的這段期間,除因生活所需,更因其晚年的創作力依然旺盛,所以書畫的創作力依然豐富,在他有生的最後一年,更繪製了地生平最大的一幅作品〈廬山圖〉,可見其對藝術追求與挑戰的熱誠始終末減。然而大千晚
年的生活也不免應酬許多無謂的人與事,給予他健康很大的影響。
民國七十二年元月二十日,台北歷史博物館舉行其盛大之回顧展,展出他畫了一年多的〈廬山圖〉巨卷,大千本人並於開幕時親蒞會場。或因繪製此作耗費了過大的心力,旋即於四月二日上午八時十五分以心臟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八十四歲。消息傳出,朝野震驚,身後極盡哀榮。總統特派員慰唁家屬,黨國要員主持治喪;國內外新聞爭相報導,海峽兩岸的喧騰矚目,可謂僅次於元首國喪。然據悉其喪葬費用多係故交至友所籌,其身後兩袖清風如此。總統經國先生輓額「亮節高風」一語,實當之無愧。
大千遺體火化,靈骨安葬於台北外雙溪摩耶精舍「梅丘」立石之下。遺囑將「摩耶精舍」和他的古代繪畫收藏全部捐贈國家;他本人的書畫作品則由遺孀及子女共十六人均分。
張大千曾兩次對台北故宮博物院大規模致贈書畫收藏:第一次在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捐敦煌摹本六十二件,其中不乏大件尋丈之作。他的敦煌佛畫在一九八二年香港蘇富比公司拍賣一幅達十二萬一千港幣出售,以此推算,
當時所捐贈之作品價值即達港幣七百餘萬元之譜,此今日之價值估計當十倍於此。第二次於身後遺囑將他所收藏的古代書畫藏品共計九四件悉數捐出,其價值更是難以估計；其為人之慷慨豪闊,放眼天下亦屬罕有。大千遺族至為可敬,秉持大千遺言,促成這項捐贈,無所留難,鉅資構築的「摩耶精舍」也捐出供後人憑弔,成立了「張大千先生紀念館」。
評論
* 齊白石：「一筆一畫，無不意在筆先，神與古會。」
* 徐悲鴻：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張大千畫集》，徐悲鴻作序，推譽「五百年來一大千」
爭議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時，因為喜歡早期的壁畫，而把外層的晚期壁畫剝去，使壁畫遭到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