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學校

　　又一輪的打工子弟學校整治行動席捲北京，孩子們長年生活在失學的動蕩與恐懼中，

　　猶如他們父母時常遭遇的被驅逐的命運

　　本刊記者 徐梅 實習記者 蘇希傑　喬芊 鮑宇辰 張森 發自北京

　　圖/本刊記者 梁辰

　　汪曼突然蹲下來哭了，她的母親駱軍珍一個勁兒向記者道歉，“她性格不好，心裡有事也不願意說。”

　　“這孩子以前很聽話，成績也好。這幾年一會從老家轉學到北京，一會兒又轉回去，來回折騰了幾趟，成績掉下來了，性格也變了，不聽話得很。”43歲的汪貽團是一家之主，8月18號一大早，他就跑到附近的火車站售票點排隊，“學校拆了，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學了，乾脆打張票，讓他們回去讀。”

　　12歲的汪曼和弟弟汪軾在租住房旁邊的海澱新希望實驗學校上學，自6月中旬起，包括這所學校在內，分布于北京大興、朝陽、海澱的24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學生一萬四千餘人。沒有辦學許可証、房產証，校舍為違法建築，存有安全隱患，是主管部門告知這些學校將被關停的主要原因。

　　學校沒了

　　“我們學校在這兒辦了8年了，上面要我們咋做我們就咋做，從來不敢走樣，”朝陽區東壩實驗學校執行校長楊勤攤開一摞文件：

　　2010年2月的房屋安全鑒定報告和當年5月的加固修繕鑒定；2010年12月朝陽區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簡稱社辦所)下發的“關於開展自辦學校五年來發展變化照片、文章徵集活動的通知”；時間最近的是今年5月31日由東壩鄉文化教育衛生科下發的安全大檢查告知書……

　　他說自己這些天沒法睡，“夜裡睡不著，我就跟老伴兒嘮，咱們這學校這麼多年都辦得好好的，我和郭校長還被評上過鄉里的優秀黨員，每人發了800塊獎金，說我們辦學有貢獻，跟著鄉政府領導上各處的名勝古蹟，吃啊喝啊住啊，啥都不用管，就跟一家人似的，咋現在就‘非法’了呢！從紅的變成黑的呢！”

　　從報紙上看到新希望實驗學校一天時間就被推土機夷為平地的消息，距離東壩實驗學校不遠的育英學校早早應上級要求遣散學生，關門大吉，只求保住校舍等固定資產。

　　副校長何家鵬是這所學校的投資人，他自1997年開始辦學，前兩所學校都曾遭遇政策性拆遷。

　　“這是去年剛投了將近200萬建的，”老何指著校園里兩棟新建成的教學樓，樓外還有鄧亞萍捐贈的單雙杠、籃球架。他說如果和政府因為辦學的事情鬧翻了，學校很有可能作為違章建築而被拆除，“那我所有投入全都打水漂了。”他不敢抗命，率先關停了學校。

　　北京南城大興區被點名要求關停的學校也是倉皇一片。

　　大興區西紅門鎮田園學校里一個人都沒有，校長張明瑞和妻子兩個人守著占地6畝半的三十多間教室。

　　田園學校這個名字並不是張明瑞自己取的，不過倒是挺貼合的──校門對面就是一片綠油油的農田，學校也是2001年跟隨著菜農遷過來的。

　　2005年3月15日，張明瑞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在這個“打假”的日子里，區教委主任和鎮主任來他的學校檢查之後，也得出了不安全的結論，但也還和善，只是要求他必須找個安全的地方，譬如廠房。

　　廠房辦學並不合適，張明瑞覺得非得自己租地蓋房不可，於是到老家借錢、貸款，花了七八十萬。

　　2009年，汶川地震後區教委開會，要求學校加固到能抗8級地震。剛把上一批欠款貸款還上的張明瑞，2010年又花了130萬來建符合新要求的校舍，其中高息借貸80萬。

　　學校眼瞅著越來越像個模樣了，可他的日子並沒有安生。6月16號上午9點，張明瑞和大興區其他3所將被取締學校的校長和代表被鎮上召集起來開會，要求簽署一份保証書：10日之內關閉學校，否則拆房。

　　“我害怕拆房子。”張明瑞簽了保証書，“什麼狗屁事！”

　　這個在老家也是民辦教師的校長不知道如果不教書自己還能幹什麼，“你們也別採訪了，公立學校要是能接收這些孩子，我們也就自生自滅了。”

　　楊勤的閨女看了新聞，擔心65歲老父親的安全，“趕緊回家吧，別叫推土機推倒了牆，給你們壓裡面。”

　　楊勤很篤定地寬慰閨女，“那不能夠，我相信黨相信政府！”這些天，他沒少見記者，每撥記者走的時候，他都會特別誠懇地送別、道謝。

　　學校生死懸于一線，他深知媒體介入的重要，但還沒忘記內外有別。

　　路透社記者問他，“你對政府關閉打工子弟學校怎麼看？”他說，“這是好事，我支持！”

　　對方追問，既然支持，你們為什麼不服從規定，而是提前開學？

　　“我說，咱這是為政府分憂，因為學生一時也分流不完，不能耽誤孩子學習。”

　　對方繼而要求他幫助聯繫學生家長，說沒別的意思，就想了解打工子弟的生活情況。“我沒答應，我還跟他們那個翻譯說了，咱們都是中國人、炎黃子孫，有些東西可能是落後的、黑暗的，但是不能讓外國人知道。”

　　《人民日報》記者提出了相同的採訪要求，楊勤一點磕巴沒打，趕緊給聯繫，並且陪著他採訪，“《人民日報》怎麼拍怎麼錄都行，這是咱們內部的。我是個老共產黨員，絕對不能賣國。”

　　只是堅強的黨性原則似乎也不足以鼓舞他的必勝信心，送我們出門的時候，他望著隔著馬路蹲守的聯合執法人員，自顧自地念叨，“就怕周末學生放假，他們上來就把校門給推了……”

　　拆了好

　　汪貽團18號早上沒買到票，“我排第一個，還是沒打到票。”

　　在北京東郊，東壩鄉火車票代售點這兩天也排出了長隊，買火車票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一撥接著一撥。

　　汪貽團沒買到票，心裡正發愁，“奇蹟”出現了，“孩子媽媽打電話給我，說不用辦‘五証’了，只要有身份証跟小孩的學籍証明，就可以繼續在北京安置校上學。”

　　所謂“五証”是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証、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証明、在京務工就業証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証明、全家戶口簿等証明、証件。

　　北京市教委此前公布了“三先三後”的工作原則(先拆遷民居，後拆遷學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後實施拆遷；先分流學生，後拆校舍)，並承諾不讓任何一名隨遷子女因學校拆遷而失學。

　　但一些本地公立學校要求學生家長出示“五証”才能接收孩子報名，絕大多數學生被攔在門外。

　　35歲的河南人郭華來北京十多年，一直靠賣水果為生，他辦不下固定攤位，開輛貨車拉著瓜果打游擊做買賣，“前些日子在城里賣瓜，讓城管把車抄走了，找老鄉花了三千多塊錢才把車‘撈’出來。”

　　他不敢再進城，就在租住的城中村內賣西瓜，“讓我開工作證明，咋開啊？”

　　媒體介入之後，有關方面松了口，辦不齊“五証”的學生可以進入教委備案的“分流安置學校”。這些學校有些是取得了辦學資格的打工子弟學校，有的是利用騰退公立學校校舍，招募民辦教師辦學。

　　汪貽團給兩個孩子都領到了“北京石油附小北校區”的報名通知書，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

　　“新希望這學校是真不行，讓孩子在這兒上也是湊合，沒辦法，公立學校不收我們農村孩子。”初中沒畢業的他對孩子的學習很上心，時常檢查孩子們的作業本，“有的題我一看明明寫錯了，老師還給打對勾，”讓孩子改，孩子嚇得直哭，死活不敢改，“她講，這是老師打了對勾的，改了老師要打我……”

　　駱軍珍說女兒汪曼這學期有進步，語文考了九十多分，數學考了八十多，汪貽團手一擺，“那是他們老師亂打的，算不得數。”他們老鄉中有個孩子在這邊念書，成績中上等，“回老家一考才知道，成績差得很，門門不及格，寫個好分數純粹是糊弄家長。”

　　他們一家四口租住在一間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里，房子不隔音，隔壁幾家鄰居聞聲都擠了進來。一個家長很氣憤地說，“這種私人辦的學校說白了就是想掙錢的，小學四五年級的學生買包煙在教室門口抽，老師看了都不管。催孩子交學費倒是抓得緊，孩子交遲了都在家哭著不敢去上學。”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呂紹青曾對北京一百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做過普查，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基本情況》一文中他寫道，一些學校“辦學條件極其簡陋，學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學器材，諸如三角板、圓規等等。……65%的教師是以前沒有任何從教經歷的，其中有10人是剛從職業高中、高中或中專畢業的學生，年齡最小的18歲。”

　　東壩實驗學校執行校長楊勤和老伴兒周玉珍都是退休教師，10年前從黑龍江綏化市來到北京，“俺倆一輩子沒離開學生，天天閒待在閨女家也悶得慌。”他倆走遍京郊，想找個合適的民辦學校打打工。

　　“找工作那陣兒，啥樣學校都見過了”，在京北昌平，他們見到一家夫妻店學校，“就一間小窩棚，開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的課，那夫妻倆輪流教”，楊勤問他們為啥不開六年級的班，“他倆說他們教不了……”

　　楊勤搖頭感嘆，類似沒資質、“誤人子弟”的學校太多了。東壩實驗學校的投資人有3個，楊勤遇到他們時，學校還在莘莊，“他們一看我的教師証，一把抓過去，問我，‘你當校長行不行？’”

　　“如果這些孩子們都能上北京的正規公立學校，我特別高興，”楊勤說自己說白了也就是一個打工的，“咱跟投資人看重的不一樣，我當了一輩子老師，我就看重孩子，我們這學校在打工子弟學校里無論硬件、師資都算得上一流的，但平心而論，甭說跟北京的學校比，就是跟我們綏化比，也差著一大截子，最多打個75分吧！”

　　他上北京市教委組織的小學校長高級研修班時，去北京育才學校和三里屯小學參觀過，“受老大刺激了，那裡的孩子太幸福了，那麼好的辦學條件，如果不好好學習，對不起國家的投資，真的。”

　　在育才學校的禮堂，他聽了一堂北京市高級語文老師的公開課，“就是講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聲光電全用上了，那個課上得好啊！課上完了，整個禮堂鴉雀無聲……我的眼淚都出來了。”直到現在，他還保留著那堂課的教學資料，在他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旁邊，是東壩實驗學校的電腦教學室，“36台電腦，只有幾台能夠打開……具體啥原因，咱也不清楚。”他老伴周玉珍接手這所學校的數學教學時吃了一驚，“學生基礎太差了，有些四五年級的孩子乘法口訣都不會。”

　　生意

　　讓楊勤氣憤擔憂的是，自己的學生們並沒有多少能夠從此次關停中受益，到公立學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大多數學生將被分流到臨時搭台組建的安置校。

　　朝陽區7所被關停學校聯名給北京市政府寫了封申訴書，最後一段記錄如下：

　　“我們強烈要求把東壩鄉、將台鄉所關閉的七所學校學生全部分流到公辦學校就讀，讓進城務工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我們想這也是市、區領導的初衷，我們也完成了辦學使命。如果讓孩子進入安民學校、博雅學校就讀根本改變不了什麼，而是治標不治本。”

　　朝陽區教委副主任劉麗彬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朝陽區今年關停的學校涉及4574名學生，截至8月16日，已有467名學生辦妥了相關借讀証明，可以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對於那些未能辦好五証的學生，朝陽區已整合了一批閒置的公辦學校校舍，準備了4300多個學位，保証涉及的每一個孩子都有學上。

　　安民學校、博雅學校正是劉麗彬副主任所說的“整合學校”，但這些學校的“整合”方式讓被關停的民辦學校投資人不滿。

　　周玉珍老師一提這個事情就來氣，學校上學期先後兩次接到朝陽區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的通知，“說是要正規化管理，問我們要學生家長的身份証號、電話號碼、老師的電話號碼，我們如實地報上去了，咱把社管所當靠山呢，還覺得挺美，有人管咱們啊！結果他們是用這個辦法騙信息，挖學生、挖老師。”

　　楊勤嘆一口氣，非常無奈地搖頭，學校辦校10年，好不容易積累了四十多位有資質的老師，“一下子給他們挖去一半多，我們對走的老師也理解，太理解了，咱這不能辦了，他們還要生存啊。”

　　他不相信這些個臨時組合的整合校能比他們辦了10年的學校更好，“你看這事可不可笑，有個只有幾百人的打工子弟學校主任，跟我同姓，這回聘到安民學校當校長了；我們學校的一個年級組組長，聘去當主任了。這樣的學校就敢跟家長說自己既合法，又師資雄厚。”

　　“我只是想要一個‘公平、公正、透明、公開’的選拔機制，比得上就辦，比不上就下，倒也痛快。像現在這樣說辦就辦，說停就停，難以接受。”育英學校投資人、副校長何家鵬說。

　　社科院研究員韓嘉玲一直關注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她對現行做法提出質疑和批評，“國家政策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是在整個過程里，沒有公開、透明的程序讓別人服氣。什麼時候拆、拆的理由是什麼、學生怎麼辦，包括家長的知情權……這些後續問題如果解決好，可能爭議就不會這麼大。”

　　朝陽區7所被關停學校的聯名申訴書則直指整合學校背後存有利益鏈，並指名道姓地指出分流安置校之一安民學校法人為朝陽區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的一位在職人員。

　　自1993年北京出現第一家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八家私小以來，隨著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的大量湧入，打工子弟學校自1998年起呈現勃興態勢，其後每年以15%的速度激增。2003年，北京市將第一張打工子弟學校的合法辦學許可証頒給了明圓學校。但直到今天，能夠獲得辦學許可証的打工子弟學校仍只有六十余所。

　　沒有辦學許可的“黑學校”曾遭到多次清理，然而仍有大量社會資金不顧政策面的風雨莫測勇猛入市，北京大興區西紅門建新莊實驗學校校長羅亮一語道破，“幹這行，天天提心吊膽，但比打工能掙得多點兒。”

　　育英學校投資人何家鵬的座駕是一輛奔馳，他坦言去年學校純利有20萬。

　　羅亮2004年開始辦校，頭一年虧了3萬多。2006年北京市大規模整頓關閉違規打工子弟學校，他投建的建新莊實驗學校也榜上有名。

　　他從區、鎮、市教委一路跑下來，砸出10萬塊錢，辦下了樓房檢測報告和衛生許可証，不僅學校得以保全，其他被取締學校的一部分生源也流了進來，學生增加到了600人，學校也開始盈利。

　　此後，他追加200萬投資，給學校配了一部車，有償接送學生；建了兩棟新房子，教室數量翻倍；換了一些新桌椅，校長辦公室等地方還配上了電腦。

　　1200個學生，22個班級，36個老師，羅亮的學校在西紅門鎮的打工子弟學校裡面，頗具規模。

　　當初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建校舍，羅亮曾經騎著自行車從三環到六環、再從六環到三環地找，磨壞了不下4雙鞋。最終選定西紅門鎮，和村委會簽了20年的土地租賃協議，當起了校長，開辦了建新莊實驗學校。

　　自打在河南信陽息縣糧食局下崗之後，他就一直琢磨著到北京來創業。“我從小到大一心想幹點大事業。”說這話的時候，坐在教室小板凳上的羅亮，抖了抖煙灰，身體往後一仰，腰頓時都挺了起來。

　　1996年來京之後，他在前門的地下通道擺攤賣工藝品，周圍住的除了大批打工的河南老鄉之外，還有不少河北、安徽、四川、山東的打工者。孩子多，可以供他們上的打工子弟學校卻沒幾個。

　　受到老鄉易本耀的“鼓動”，羅亮開始琢磨這裡頭的市場──易是北京打工學校的籌辦先驅，他在1994年創辦的行知實驗學校如今已經成為北京市打工子弟學校的樣本。

　　“祖國的未來”

　　一位前往育英學校辦理轉學証明的學生家長向我們出示了朝陽區教委社辦所群發給他的短信，“這個短信我一直存著，就怕有什麼閃失，孩子就上不了學了。”

　　他的兩個兒子，大的今年上九年級，小的剛上一年級，按照區教委的“統一分流安置”，兩個孩子新學期都要到姚家園學校上學，那裡不通公交，離他們的租住地還很遠。

　　學校建議“家長接送孩子”，“俺倆都是打工的，咋能早晚去接孩子？”

　　汪貽團和他的鄰居們也在為接送孩子的事情發愁，他跟著小建築隊幹裝修，給許多北京人的廚衛貼過瓷磚，“一接到活兒就得走，天亮出門，天黑了回，有時趕工期，還住在工地上。”孩子媽媽給人做小時工，也是有活就得趕緊出門，“能上正規學校是好事，多少年都盼著呢，可是孩子上下學怎麼辦，這真讓人為難了。”

　　採訪中，不少家長為安置校過于偏僻擔憂，一些安置校已經成為城郊土地開發的孤島，家長擔心一些社會的閒散人員對年幼的孩子“劫錢”、“收保護費”，下雨、下雪時，孩子們上學也很不方便。對此，有關部門給予回應，稱會設置治安崗亭保障學生安全。

　　經濟學家許小年則直指打工子弟學校關停背後存有“土地財政”的利益驅動，“城鄉結合部是新圈地運動的重點，農民工又是弱勢群體，阻力小。”

　　本刊記者所探訪的7所被關停學校，幾乎已全都被在建樓盤包圍。

　　有受訪校長指出，自2005年後打工子弟學校轉正的大門越關越緊。而北京地價正是從這年歲末開始飆升，2005年三環以內新盤售價還在七八千塊，到如今，五環以外也已均價兩萬有余。

　　賣西瓜的郭華一家這些年來一直被高房價驅趕，從南城新發地一步步遷到現住的海澱雙清路附近。他原本打算帶著一家老小在安置校附近租房，但“根本找不到幾百塊錢一個月的房子”。

　　在新希望實驗學校採訪時，我們去了附近幾戶學生家中，都是不到10平米的簡易房，兩張床占去大部分面積，大人孩子中間拉上一道簾子就算是對私密空間的簡陋分割，很多家裡，連這道徒具形式的簾子都沒有。汪貽團告訴我們，他的房子一年躉交租金是4800元，“如果按月交，還要貴些。”

　　“交房租、水電，還有孩子上學，一家人吃飯，一個月剩不下錢，”郭華把兩個女兒的入學通知書裝進一個塑料袋里，把口扎上，算是慎重保管。

　　大女兒郭肖俊在巷子口喊他，“爸，快來，有人買西瓜。”

　　他把塑料袋往床頭一放就出門，出去時也不帶上門。不只他家，一排住戶的門都開著，很多人家床上都沒有被褥，有的連枕頭都沒有。

　　農業部農研中心呂紹青研究員帶領的“流動兒童教育研究課題組”收集了大量的小學生作文，孩子們用筆記錄下了外來人口在大城市的冷峻生活：

　　“我姑姑在北京，後來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難，後來就賣盒飯、賣水果、烙大餅。父母整完了他們的事，又為我的事操心，因為我在北京找不著學校，北京的學校學費太貴了，差不多得兩三萬。後來我們聽人說有一個打工子弟小學，我們就到學校去跟校長說，校長不同意，我媽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學。……過了一個學期，該上六年級了，我又來到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學校跟校長說，後來校長說考試能考上就能念，最後我考上了就在這兒念書了。我媽媽和爸爸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好好學習。”

　　……

　　“老家的生活條件不行，先是媽媽來了北京，後來覺得北京掙錢還可以，爸爸和哥哥都來了北京。在北京媽媽找了一份掃樓道的工作，爸爸在媽媽單位看車子，哥哥幫別人洗油煙機。後來媽媽和爸爸商量把我也接到北京，不上學了，因為家裡的爺爺奶奶都去世了，親戚都離得遠，沒法照顧我。在北京大約呆了半年的時間，媽媽聽說在五棵松有個河南人辦的學校，當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朵里，我簡直高興得差點叫起來，我聽媽媽說可以去那裡上學，我整晚上都興奮得沒睡著覺，我心想這太好了，我又可以重返校園了。”

　　……

　　我問汪曼，為什麼可以留在北京上學了還要哭，她埋著頭抽泣，不出聲。駱軍珍說，“她不想換學校，怕去了新學校，北京同學笑話她有口音。”

　　學者秦暉曾經著文，對這些“社會處境不利兒童”的未來擔憂，擔心今天的教育問題會演化為明日的社會問題，“移民第二代的價值系統、心理狀態與社會角色肯定不同於上一代，而這些變化可能會形成惡性循環，加劇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衝突，也可能會形成良性循環，促進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融合。”

　　北京東五環外，即便學校已經空空如也，何家鵬還沒有失卻守望之心，他非常了解這所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家庭處境，很篤定地說，“一旦學校重新開起來，即便現在孩子們和老師們都走了，到時他們還都會回來。我有這個信心。”

　　眼下，他最大的任務是保住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