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平 “奇蹟”的災難

　　“當王勇平在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上對女記者稱呼一口一聲‘姑娘’的時候，我就知道他非常不專業了。”有分析說。更重要的是，他要替一個龐大而墮落的部門背書，這是中國新聞發言人普遍的困境，雖然他們在生活中可能是一個隨和親切的人

　　本刊記者 鄭鋒 發自北京

　　當王勇平出現在溫州水心飯店的多功能廳時，儘管有心理準備，但他還是感到了一點意外：來了這麼多記者。有相熟者提醒他：你再想想要不要進去，今天不會好過。

　　這是7月24日晚上10點45分左右，距離“7"23”動車追尾事故過去了26個小時。現場的一百多位記者，很多人從頭一天晚上就沒有合眼，他們又困又餓，還感到自己被人耍了──這天下午，有關領導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了一次協調會，只有央視和新華社等少數幾家媒體獲准進入，多數記者不屈不撓地守在會場外，希望散會後“逮”人採訪，但等了幾小時，領導們卻從另外一個出口悄悄走了。鐵道部貼在水心飯店一樓的兩個聯絡人電話好像永遠也打不通，新聞發布會將於晚10點舉行的消息也只通知了部分媒體，很多記者從同行那裡才知道了消息，於是他們又開始往9公裡外的水心飯店趕。疲憊和憤怒混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崩潰的邊緣，”一位記者回憶。

　　王勇平乘坐的航班本應在晚上6點前抵達溫州，因為晚點，6點半飛機才落地。“最初是去協調媒體的，和他同去的還有鐵道部新聞處處長等幾個幹部，”接近王勇平的人士告訴本刊記者，“他直到下了飛機才知道要召開新聞發布會。”

　　本刊記者從不同渠道獲知，新聞發布會並非鐵路部門決定召開。但現場記者亦有相反說法。

　　“當天下午有了很多新情況，包括小伊伊的獲救，但對王勇平來說就是一個信息空窗期。”前述人士稱，王在被告知要召開新聞發布會後，開始安排工作人員收集信息和掌握口徑。儘管從抵達溫州到發布會召開有三四個小時，但據稱“他只有半小時準備時間”。

　　穿著米色T恤的王勇平先向記者們鞠了一躬，對遲到表示歉意，然後就坐到了幾十個話筒前，看起來就像坐在搭了一半的腳手架後面。現場相當嘈雜，主持人介紹情況時，有男聲喊：能站起來說嗎？待到王勇平發言，他主動站了起來，“現場的朋友們，要不要我站起來說？(底下有不同聲音)現在有兩派，一邊希望我站起來說，一邊希望我坐下來說……我不好選擇了朋友們啊。”他說話時帶著職業性的微笑，用右手打著手勢。

　　如果在平時，這大概是一種風度，但在那個場合他的微笑和親切語氣卻讓一些記者感到不舒服，“上來就和媒體套近乎，說白了是心虛，當然這是我的個人感覺，”一位記者說，“大家要的是真相，他本來就遲到了，大家沒心情聽他(用這些話)調節氣氛。”

　　王勇平是中國新聞發言人“黃埔一期”的學員。2003年，他和原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等來自66個部委和地區的一百多位新聞發言人一起參加了國新辦舉辦的第一期培訓班。“新聞發言人和新聞發布工作不姓資，不是西方所獨有的，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在開班第一講中，時任國新辦主任趙啟正說。

　　後來王勇平曾回憶，在培訓班上，有老師曾告訴他，“記者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敵人，你要時時刻刻記住，以免自己落入陷阱之中。”“我幹嗎要把他當作敵人呢？我把記者當作朋友，而且是真摯的朋友。但是這個朋友不是什麼話都說。”王勇平說。

　　王勇平的一位記者朋友評價他：豪爽、實在。而另一位跑了多年鐵道部的記者則說，“他很有親和力，和跑口記者處得很好，會在中秋這樣的節日里和記者小聚，也不忘送記者們一些小禮物，但他也很能維護鐵道部的利益……發言人實際上是到處滅火，這麼大的事情，他應該做主持人而不是‘主講人’，至少得有個副部長或者現場總指揮出來，但也沒辦法，挺悲涼的。”

　　在介紹完中央領導“救人第一”的批示後，王勇平繼續說，“鐵道部部長和黨組其他領導第一時間趕到調度指揮中心，指導善後救援工作。”他的眉頭緊鎖，但音調卻一直偏高，如果你閉上眼睛，會以為這是一個巡回報告會的現場。“當前，擺在鐵路部門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堅決貫徹落實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訓，迅速行動，振奮精神，認真開展安全大檢查活動，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隱患，堅決防止發生新的嚴重事故，迅速穩定運輸安全局面。下面，請記者朋友們提問。”

　　記者們早已把他團團圍住，“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激動的同行，”一位在場者說，“感覺大家都要追問到底，不想放過他。”王勇平並不缺少被追問的經歷，2010年春運期間接受央視《面對面》專訪時，面對柴靜關於“鐵路員工是否參與倒票”的持續追問，他回答得幾乎滴水不漏。

　　第一個提問的記者因為語速過快差點噎住，王表現得像一個和善的長輩，伸出右手，“別著急，一個一個來”，他眉頭不再緊鎖，臉上帶著笑容，雖然下一秒他就扶了扶眼鏡，收起笑容聽對方提問──但那短暫的笑容被截屏並遭網友抨擊幾乎已成定局。關於信心問題他是這麼回答的：“事故還在調查之中，肯定有它特殊的原因。我仍然對社會說一聲，中國高鐵的技術是先進的，是合格的，我們仍然具有信心。”

　　“這是危機發布的忌諱，”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助理張志安副教授說，過去幾年，他曾受邀前往多個省市為當地官員培訓，“此時公眾的情緒需要宣洩，‘充滿信心’一類的話不能在這個時候說。……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今日網絡的主流民意對政府是不信任的，而這種不信任的情緒一定會轉化為對發言人個人的攻擊，而中國發言人的決策地位不高，所以實際上內外交困，對外要謙卑，對內更卑微。”

　　很快有記者問到了最為網民詬病的車頭掩埋問題，王勇平說，“我今天下飛機的時候，接機的同志說，在網上已經看到有這樣的信息，在此之前，因為我在機上還沒有掌握到，我也問他：怎麼會發生這樣愚蠢的問題呢？這樣一個舉世都知道的事故，難道能夠掩埋得了嗎？他告訴我，不是想掩埋，……他們做出了這樣的解釋：因為當時現場搶險的情況環境非常複雜，下面是一個泥潭，施展開來很不方便，還要對其他的車體進行處理，所以他把那個車頭埋在下面，蓋上土，主要是便于搶險。目前，他的解釋理由是這樣，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有人描述，王剛說完這句話，便有不少記者低下頭去開始發微博。現場嘈雜依舊，沒有人去追問更多的細節，比如，讓王勇平信了的“他們”是誰？後來，一位知情者告訴本刊記者，“他們”是鐵道部的人。

　　1955年出生的王勇平是湖南衡陽人，早年在湘西下鄉，後被懷化鐵路機務段招工，自此，便和鐵路上的大多數人一樣，一生都與這個龐大而封閉的系統血肉相連，難以分割。2007年1月，王勇平在新聞發布會上面帶微笑地宣布，從今年開始，春運票價不再上浮。有記者追問：“外界盛傳歷年來春運之所以漲價，就是要給鐵路職工發放年終獎金，今年不漲價了，那麼鐵路職工的獎金從哪裡來？請您跟我們說說鐵路職工今年怎麼過年？”這個提問讓王勇平突然流下了眼淚，發布會因此沉默了一分多鐘。後來他解釋說，“很多事情在我腦袋瓜里浮現出來。”

　　1978年，王勇平被《廣州鐵道》報招為駐湘記者，其後歷任廣鐵集團黨委宣傳部副科長、科長、副部長、部長等職。2003年11月起任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後又兼任鐵道部發言人，並成為中國任職時間最長的發言人。若說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便是他堪稱充沛的情感：從1980年起他就開始發表詩歌和散文，在一篇《大地之子》中，他這樣稱頌民警：“不要驚愕民警也有淚/不要非議民警也有淚/一句“人非草木”何能涵蓋全部意義/一句“多愁善感”豈能不與本真相悖/可曾記得京廣鐵道三起特大破壞案/好似黑雲壓城城欲摧/幾百個日夜大追捕/幾千里關山度若飛/案件終於勝利告破/歹徒終於歸案伏罪/向上級報捷那一刻/只一句“破了”就嚎啕/聲若虎嘯響驚雷/這是人間最深情的淚……”

　　回答完一個艱難的問題後，王勇平站了起來，試圖掌控住形勢：“你們不要著急，既然今天我來了，我肯定會面對所有的問題，”他握了一下拳頭，“而且我不回避任何尖銳的問題，包括我可能答不出來，我就告訴你，我確實還不了解，但我必須是坦誠地回答你們的每一個問題，請你們相信我。你們相信嗎？”

　　沒有人回應。王勇平用頗激動的語氣繼續：“給予我信心，好嗎？我現在回答他的提問。”本刊記者後來了解到，王認為局面失控的一個原因是沒能讓主流媒體主導會場，氣氛被都市類媒體的“孩子們”帶著走了，不過，他說他也能理解他們。現場的一位都市報記者後來反思說，大家都圍著王，大聲喊話，“把疑問和忿恨都甩給了他，那種氣氛很容易讓一個想說話的人不說話了。”

　　就是在這樣的氣氛里，有記者高聲提問：為什麼你們宣布救援已經結束了，拆解車體時會發現一個活著的女孩子？王勇平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朝著記者的方向說：“這是一個奇蹟。”他還想說些什麼，被憤怒的記者打斷：“這不是一個奇蹟。為什麼……？”王似乎是咽了下口水，“我只能回答你，這個事情就是發生了，我們確實在後來發現了一個活著的女孩，事情就是這樣。”

　　這段集中體現“權力的傲慢”的發言引發了公眾極大反彈，“這是他應激的一個反應，如果他事前知道女孩的情況，不會這麼說。”前述接近王勇平的人說。但覆水難收，“奇蹟說”被廣為傳播，用來佐証鐵道部的蠻橫與不通人情。

　　幾天后原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在網上發表了一封致王勇平的公開信。他告訴本刊記者，希望大家養成追問的習慣。“這件事的邏輯是層層遞進的，首先要追問的是，這發布會該不該開，是誰讓開的？開了，那麼是誰讓王勇平一個人開的？最後才應該問，如果一個人開，該怎麼開才開得好？”“趙啟正先生給我來信說，‘這封信寫得很好，但不知道有人看明白沒有？部門工作沒做好，發言人就很難當。’我看很多人沒明白，矛頭首先對准發言人來了。”

　　“除了當前輿論生態，另一個需要反思的是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張志安說，“《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8年開始實施，但出現了地方化、行政化和部門化的傾向，事實上缺乏制度性保障，而新聞發布只是其中的一環。”

　　這場匆匆而至的發布會，最終由主持人匆匆宣布結束。王勇平在保安的護送下突出記者的重圍，臨出門前，他又被記者堵住提問，在匆匆回答完一個問題後他留下一句話：“到時候你到北京來找我。”

　　8月4日，本刊記者致電王勇平，他頗無奈地說：“這時候我能說什麼呢？在網民非理性的狀態下，你無論說什麼都是錯。”但他並未完全回絕採訪要求，“過一段時間吧，等事情平息下來了再說。”

　　16日周二，消息傳出，王勇平被停職，一天以後鐵道部又通過媒體表示，王勇平不再擔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職務，將赴波蘭華沙任鐵路合作組織中國代表。“這不是免職或被停職，而是正常的職務變動。”相關負責人強調。

　　之前的周一晚上7點多，有人在鐵道部門口看見了王勇平，“他穿一件白色的老式T恤，領口垮垮的，提著一個塑料袋，很快鑽進了路邊一輛很破的捷達車離開了。”到了19日，有知情人告知本刊記者，王勇平現在不那麼早上班了，他的辦公室已經讓給新任發言人，“他搬到旁邊的一個小屋子待著了。”

　　“昨晚他半夜醒過來，突然有些感觸，就作了一首詩，他的老婆一看就哭了。”這位知情人轉述，鐵道部領導找王談話時問他，你想在波蘭幹幾年？王勇平回答：“幹到退休吧。”

　　(實習記者喬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