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落選院士調查：院士頭銜包含巨大利益

　　郭德綱自稱“非著名”相聲演員，結果他火了；饒毅宣布要當“非院士”科學家，結果他的落選比當選還引人注目。實際上，普通人並不具備判斷專業問題和衡量科學成就的能力，但是公眾反感院士的功利化、庸俗化、娛樂化，也有權要求更為公開、透明、獨立的院士遴選制度

　　本刊記者/楊時暘

　　就在兩年一度的中科院院士增選初步候選人名單公布當日，饒毅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一份簡短的聲明，稱“在2011年8月17日後，將不再成為候選人”。這位前美國西北大學神經病學講席教授、現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在完成這個“蓄謀已久”的動作後，有一些與自己打賭勝利的俏皮，也有點從此在系統外自立門戶的悲壯。

　　“中國有一部分人，總想把別人搞下去”

　　饒毅坐在並不寬敞的辦公室里，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解釋他發表聲明的初衷，“也許這樣做了，對改變風氣有一定促進作用。”

　　實際上，在那份只有200余字的聲明的末尾，饒毅寫道，“2011年3月5日寫，2011年8月17日添加日期”。

　　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細節，作為一名神經科學家，饒毅以一種隱含的幽默向人們展示了自己的預言能力──早在5個月以前，他就斷定自己無緣中科院院士的榮譽。

　　“中國科學院選舉是各個學部分開來，生物學裡面在討論的時候就分組，分成宏觀生物學、微觀生物學和醫學。那些反對者集中在微觀生物學裡面，局部很容易有很大的阻力。”饒毅說，“我不能等到真的發生的時候再寫，那可能情緒化。我原來寫得挺長的，中間改短了。”

　　聲明提前寫好，他存在自己的電腦里並未發表。此時除他自己之外，圈內外朋友無人知曉。“絕不給任何人說，要是提前說了等於威脅別人了。”

　　按照《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規定，推薦院士候選人包括院士推薦和歸口初選部門推薦兩種途徑，不受理本人申請。饒毅屬於“歸口初選部門推薦”，也就是由教育部推舉。

　　饒毅最初得知自己被推選為今年院士候選人時並未拒絕。在他看來，如果拒絕就意味著，第一，對於中國院士制度徹底否定；第二，與老一輩院士中對自己有過知遇之恩的人恩斷義絕。

　　在饒毅心中，老一輩科學家中有些人秉承著良好的學術傳統。他曾不吝筆墨地在博客中予以介紹，其中包括林可勝、馮德培和鄒崗等人。這些人中有的獲得世界性的認可，有的在1985年饒毅出國留學時為他親筆撰寫推薦信。這些不能不考量的客觀事實讓饒毅接受了推薦。

　　之後的事情都按照正常程序展開。中科院各學部常委會組織本學部院士對有效候選人進行通信評審和會議評審。各學部常委會將本學部院士按學科專業劃分為若干評審組，每個評審組應不少于15人。然後，院士對本評審組的有效候選人進行評審打分，于7月5日前將評審組選票寄送到本學部辦公室。7月15日前，本學部主任會議確認打分結果。之後，升格為學部評審，8月5日匯總選票。15日前，各學部常委確認本學部打分結果，並按候選人名額排出名次，與規定名額的最後一名分數相同者，均為初步候選人，並向社會公布。

　　也就是此時，饒毅和所有人一樣，從公開渠道得知自己出局了。

　　其實在那之前，作為圈內人，饒毅也陸續聽到一些風聲。“別人找我說的時候，我就聽一聽，但我不提問。”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中國有一部分人，總想把別人搞下去，踩別人一腳。總有人認為他是趴著進去的，你就會和他一樣也趴著進去。”說這話時，饒毅仍在笑呵呵地輕描淡寫，但言辭里卻是憤懣。

　　在得知饒毅出局後，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表達了自己的“不理解”。“為了更好地在中國鼓勵科技創新，保持創造力、學術活力，應該提倡把學術水平及科學貢獻與科學家的個性和做事方式分開，要給有個性的科學家提供寬松的空間。”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中國科學院一直拒絕對饒毅落選一事發表評論。該院宣傳處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我們只是行政管理部門，對外發表觀點恐怕不合適，可能會影響院士們的民主投票。”

　　一位曾多次參與院士增選工作的中科院資深院士表示，“就我自己多年參與院士增選工作的情況來看，這個過程中沒有所謂的上級部門或上級領導出來有意引導的事情。”據分析，一些優秀科學家落選院士，“撞車”或許是原因之一。“如果在評審時同一個學科上有兩個候選人，可能兩人的得票就相差一兩票，但因為名額所限，也會導致其中一人落選。”“多一票而當選，差一票而落選”現象的客觀存在，也得到其他一些院士的確認。

　　但是對於饒毅的落選，有人開始為他鳴不平，認為是他一貫的“大嘴巴”為自己找來了麻煩。但饒毅笑著搖搖頭，“我可能話多一點，這可能是一個因素，但不是唯一的。不說話的照樣被冷藏、被打壓。”

　　“我覺得人應該有自尊，不應該那麼過分”

　　所謂饒毅的“大嘴巴”，是說他時常會直截了當地批評中國科研經費制度和中國科學界的浮躁氣氛。

　　最著名的“大嘴巴”事件發生在2010年9月3日，饒毅與施一公聯合在著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而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這些問題部分歸結于體制，部分歸結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