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視角：與傳統媒體相比微博更像人民戰爭

　　【作者】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

　　這一網絡驅動型的公民參與，讓濫用權力的人更加難以藏身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一段時間以來，微博參與和引導的公共事件使中國的社會生態發生了極大變化。據《2010中國微博年度報告》統計，去年輿情熱度靠前的50起重大輿情案例中，微博首發的有11起，占22%。中國媒體在經歷了五個輿論監督歷程發展後開始進入一個多元開放的時代，這一方面是社會的更加開放使然，另一方面還是拜新技術借力輿論監督之賜。微博，這一網絡驅動型的公民參與，讓濫用權力的人更加難以藏身，在推進整個社會信息公開的同時，消除信息不對稱和暗箱操作，有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常態的輿論監督。

　　對於中國媒體與政治的關係來說，2010年是微博元年。從去年9月份起，以9月10日宜黃拆遷事件為標誌，以河北大學撞車事件、重慶一區委書記訓斥開發商之“作惡門”為代表的微博革命興起，“圍觀”政治開始出現。而2011年以來，從官員局長“開房門”到郭美美“炫富門”，再到四川會理縣領導“懸浮照”事件，都在彰顯著微博在輿論監督中的新力量，考驗著我國官員對於新媒體形勢下輿論監督的應對能力。

　　在西方也有媒體監督這個詞，大概表述就是“看門狗”，和我們國內說的輿論監督概念是相通的。它實際上是媒體在一定程度代表公眾進行監督，大致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是一般的公開。即在《信息自由法》、《陽光法》或《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一類法律法規的保障之下，現代媒體通過海量的日常報導，讓公眾知道公權力如何運作、與公民有什麼利害關係，使之透明化。我個人認為這種看似沒有鋒芒和硝煙的監督是最好的，因為它可以起到未雨綢繆的預防作用。

　　第二種就是源自英美的調查性報導，即媒體對權力濫用導致的重大腐敗案例開展獨立的採訪報導。這是一種亡羊補牢式的監督，也被認為是最重要的監督。現在有很多調查性報導都是在微博的推動和輔助下進行的，比如宜黃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首先在微博上發現，隨後傳統媒體跟進進行深度報導。在中國，這種矛頭指向權力行使者的輿論監督由於不同官員的態度差異而起伏不定。

　　第三種監督形式就是媒體直接發表新聞評論(社論、個人時評)，對權力濫用以及相關的現象加以針砭和抨擊，並剖析背後的制度根源。官方比較容忍這種常常針對政策和體制、而非官員本身的輿論監督，它隨著都市報、互聯網的崛起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加入而聲勢浩大，微博能夠蓬勃發展就是最好的例証。

　　傳統媒體在監督權力方面受到技術和機制的制約，經常有死角和盲區，而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加上公民報導者包括微博發布者，就是努力消滅這種死角和盲區的新型社會力量。與傳統媒體相比，微博比較像“人民戰爭”。首先，任何人只要是微博用戶都可以發布信息和意見，打破了原來的傳播樣式，並且突破了傳統媒體體制下的層層審批和限制，對輿論監督非常有利。再者，微博可以跨界傳播，使原本不認識的人可以互相聯繫，對同一事件發表意見和看法。總的來說，微博作為一種新的傳播模式，使得中國的媒體去中心化，參與其中的公民越來越多，再加上意見領袖的引領，提高了信息曝光的效率。但是，它還不能取代傳統媒體的作用，畢竟傳統媒體更專業、更深入，兩者相輔相成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微博在推動社會進步發揮輿論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出現一些亂象。比如謠言的傳播和花錢買粉絲或者加V認証等。

　　與傳統時代的政治相比較，信息社會的政治發生了諸多的蛻變。這不但改變了我們目前的政治生活狀態，更改變了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同時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未來的政治生活。面對微博這個新興輿論場，如何真正有效地進一步拓寬信息發布和管理渠道，消除政府與公眾在溝通渠道上的障礙，值得關注。現在的政府微博以及官員微博培訓都是一種有益的探索。(本報見習記者 陳娟 採訪/整理)

　　微博監督：國外也瘋狂

　　即使是在西方，因為對於微博發言規則和邊界的不熟悉，大多數政客和公共人物同樣面臨來自微博的全民監督

　　《國際先驅導報》見習記者陳娟發自北京微博源自西方，而“不吝于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一切”的中國它成為最大的新聞現場。事實上，當中國網民對層出不窮的社會事件瘋狂“人肉”、言語圍攻時，國外微博也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著監督，畢竟，“負責呈現一切”這一原生屬性注定了微博在提供家長里短的同時，又難免成為“負責批評一切”的公共平台。

　　“這就是數字社會媒體的危險，他‘犯了一個淘氣的網絡小錯誤’，經過網絡媒體的放大，成為一個不可饒恕的偽善政治人物。”美國紐約州眾議院議員安東尼‧韋納6月16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將辭職，《紐約時報》對這一延續了三周的政治風波如此評論。

　　5月底，韋納因為在即時社交網站推特上發布不雅照被曝光，一夕之間變得聲名狼藉，終為此付出政治生命暫時中止的代價。這使得人們不得不想起早在2009年時，英國首相卡梅倫就曾說過，“推特在一開始就給人帶來了麻煩──推特上有太多消息可能挑起事端了。”

　　微博，這一曾經最受追捧的社交工具，短短時間便吸引了49個國家六十多個領導人。伴隨著“微博外交”一詞的誕生，它也在工業國家日漸淪為競選工具和政令轉貼板。然而，當政治家們紛紛利用微博樹立國家和自身形象的同時，他們發現這裡也是一個在瞬間可以毀掉聲譽並斷送前程的世界。

　　美加官員頻陷不雅照醜聞

　　韋納的政治醜聞始于一張發布在推特上的照片。5月28日，他通過推特賬號把一張自己只穿內褲的特寫照片傳到21歲的西雅圖女大學生科爾多瓦的推特網頁上，同時，他的4.5萬名網上粉絲也都看到了這張照片。此事遭共和黨網站曝光後，韋納的“艷照門”一發不可收拾，多名女子相繼公開韋納向她們發送的暖昧照片、郵件、短信等，包括他赤裸上半身、展示肌肉的照片(相關報導見本報第593期第7版)。

　　“為什麼有權勢的男人行為像豬？”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文章的提問用在韋納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事實上，安東尼‧韋納並不是唯一需要上微博禮儀課的政客。

　　喬治‧利普被稱為加拿大版“韋納”，他是加拿大尼亞加拉瀑布市進步保守黨候選議員。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晚上，一張男性生殖器特寫照片出現在利普的推特上，時間長達20分鐘，直到被管理推特的兒子發現並將其刪掉。儘管隨後利普和他的政黨給出“參加競選演講時手機被偷”的解釋，但還是影響了自己的競選活動。

　　越來越多人在使用社交媒體微博推特、臉譜，且越來越呈跨國界跨文化交流溝通的趨勢。它有可能使政客們在競選中成為“戰鬥到最後的人”，也有可能把任何一個推上被告席。

　　只是拙劣的玩笑？

　　“請某人把布朗石刑處死吧。我不會告訴大赦國際的，這種行為會得到祝福。”2010年11月，英國伯明翰市保守黨議員加雷斯‧康普頓在推特發表評論說。而在此之前，著名的報紙專欄作家阿里布哈‧布朗在接受第五直播電台採訪中表示，任何支持伊拉克戰爭的英國政治家都缺乏道德感，沒有資格評論他國的人權問題。後來康普頓立即刪除了評論，並稱那只是一個拙劣的玩笑。但布朗對康普頓的道歉並不滿意，稱其評論存在煽動謀殺動機和種族歧視，把康普頓告上法庭。隨後，英國警方以“違反《通信法》”罪名逮捕康普頓，保守黨宣布無限期暫停其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幾乎沒人對康普頓表示同情，而提倡自由言論的推特用戶們也並不想支持一個攻擊穆斯林婦女的保守黨政客。

　　印度政壇使用推特的先驅人物、粉絲超過100萬人的塔魯爾，則因屢屢在推特上對政府政策“開炮”而聞名。當印度國大黨正大力提倡節儉政策時，他因推特上的一句“玩笑”而陷入麻煩──作為曾經的外交國務部長，他在推特上將經濟艙形容為“牛艙”，而坐經濟艙出行就像“和一大群神聖的牛一起旅行”。這句評論被認為是在嘲弄其執政黨的政策，塔魯爾因此遭到了國大黨的譴責，甚至還考慮對他進行處罰，直到後來辛格總理將其評論當成“玩笑”而不再追究。

　　政客們的新課程

　　按照慣例，作為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前資深成員，彼得‧胡克拉斯特本應該對許多敏感信息保密。但是2009年2月份，他在推特上連續發布與共和黨黨首約翰‧博納率領的代表團抵達巴格達的消息，每隔幾個小時發布一條，不斷洩漏美國訪伊代表團的行蹤。比如，“乘坐插有伊拉克國旗的直升機進入綠區，現在正飛過宮殿，前往新的美國大使館。這裡似乎比想像的更為平靜。”幸運的是，胡克拉斯特的微博“粉絲”中沒有恐怖襲擊分子，並未造成重大影響。

　　很多人都發現，不加防備地在網上發表評論可能導致尷尬的後果。英國威爾斯頓主教彼得‧布拉德波特就曾針對他在推特上的評論公開進行了道歉，他發信息祝賀威廉王子和凱特訂婚並希望他們“去法國度一個共和黨式的假期”。儘管布拉德波特致歉說他參與“一個半公開的網上論壇”上的討論是不理智的舉動，但是他的上司倫敦主教仍在周二宣布他將被“無限期”停止公職。

　　去年《經濟學人》5月刊《政治與微博》一文中曾指出，“微博使得政治家距離我們更近了。想要變得有價值，就需要改變他們的行為”，政治家們紛紛占領這一政界新時尚的領地，一度讓微博成為內政外交的揚聲器。然而，在社交媒體上，什麼內容適合發表，什麼不適合，什麼是溫和的批判，什麼是玩笑，人們似乎仍沒有規則和定論，大多數人不知道邊界在哪裡。倫敦經濟學院媒體智庫POLIS的負責人貝克特說：“人們不習慣一直被‘傳播’，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中，對所有人都有一條學習曲線(即仍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以及在運用過程中不免要走彎路──本報注)。”而對於政治家們來說，在微博中尋找言論邊界的學習顯然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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