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25年不知已獲無罪判決 一直背負勞改犯名聲

　　紅網益陽8月19日訊(瀟湘晨報滾動新聞記者 倪志剛)35歲的鐘天安，一輩子也不能忘記父親鐘枚生見到無罪判決書的那一刻：渾身發抖，十多分鐘里一句話也說不出，眼淚直流。

　　50年前，益陽沅江農民鐘枚生被以集體偷糧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50年後，一直申訴的他，偶然間看到了25年前的無罪判決。

　　“人生有幾個50年？人生有幾個19歲？”2011年7月21日，鐘枚生面對記者，壓抑著痛苦發出追問。

　　他今年69歲，這輩子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勞改犯”的陰影里。

　　針對這一情況，沅江市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表示，要查了案卷才能給予回覆。鐘枚生的律師說，鐘枚生已向法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本報記者倪志剛沅江報導

　　1

　　因糧獲罪

　　沅江共華鎮憲北村，是洞庭湖區圍湖造田形成的村落。50年前，那裡叫赤山公社憲成大隊。

　　1942年，鐘枚生出生于此，雇農後代。不到17歲，他已成家。

　　他是大隊的基幹民兵(基層骨幹民兵)和倉庫保管員。

　　1960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特殊年份，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大面積缺糧。鐘枚生和其他農民一樣，都在大食堂里吃飯。

　　很多鐘枚生的同齡人，都在回憶中提到“餓”字。洞庭湖畔是湖南乃至中國的糧倉，沅江正是洞庭湖的核心地帶之一。即便是這樣的魚米之鄉，在1960年，糧食短缺問題也非常嚴重。

　　“男社員每天6兩米，女社員每天4兩8，一個月1兩8的油，根本吃不飽。”鐘枚生回憶。

　　他的同齡人都記得這個“餓”，儘管洞庭湖區是湖南乃至全國的糧倉，儘管沅江位於洞庭湖區核心地帶。

　　今年63歲、曾跟鐘枚生一個食堂的曾敬文說，他當時在讀書，經常吃野菜和苧麻根磨成的粉子。放學路上，碰到送糧的車，就偷一些糧放進書包，回家把書包放凳子上，用棒子搓，把谷搓成米後生吃。

　　正是這年年底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改變了鐘枚生的命運。

　　在他的描述中，那是一個寒冷的晚上，生產隊長冷某開會回來，來到倉庫，找到他和另一個社員李某，說要轉移幾百斤糧食。

　　“當時，隊長讓幹什麼就得幹什麼。”鐘枚生說，他沒有任何遲疑，3個人一起挑出了幾百斤糧食。這些糧食的去向，是“草堆里，到處放”。

　　──在後來的判決書中，他們被認定挑出“稻谷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

　　儘管按照鐘枚生的說法，他“顆粒未分”。

　　這件事發生後不久，當地又發生了一起更嚴重的事情。

　　上交糧食時，45戶社員利用送糧的時機，偷走糧谷1512斤。

　　集體盜糧，這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公社派人追查，目標鎖定了鐘枚生，因為他是保管員，他之前偷過糧，開了先例。

　　被抓那天，鐘枚生正在地里幹活。他說，突然來了幾個不知是民兵還是公安的人，把他押了就往大隊食堂走。

　　65歲的村民王克油說，他父親當時在野外打野雞，看著鐘枚生被抓走。

　　“要我跪，我不跪，他們中的一個人，一腳踢在我腿上，我跪倒在地，他們順勢把我雙手反著向上抬，我頭貼在地上，他們踢我。”鐘枚生說，他的右肋一到陰天就疼，就是那時落下的。

　　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出事，是因為牽涉到自己的感情糾紛，有人要整他。他被抓後，有人提出要判他十年徒刑，但當時公社武裝部長不同意，說他家是貧下中農，不好判，除非把“階級(成分)”提起來。

　　後來，他父親的階級成分由“貧下中農”變成了“地主”。

　　他被判了十年。

　　審判是在食堂舉行的，旁聽者都是社員。

　　鐘枚生說，當時，他還有一個辯護人，那是和他一起做過基幹民兵的村民，“他們安排的，完全走過場。”

　　他的父親，帶著高帽子，被押在一邊陪著。

　　王克油回憶，直到後來，一開鬥爭會，鐘枚生的父親就要站在前面，“那是吃了虧。”

　　2

　　囚犯歲月

　　從基幹民兵、倉庫保管員，突然成為階下囚，在那個年代，無異于墜入深淵。

　　鐘枚生說，聽到宣判時，他還是堅信自己無罪，只是覺得很委屈，當時他有一個強烈的想法，冤情總是會被洗清的。“不是經常說，不會放過一個壞人，不會錯抓一個好人嗎？”

　　帶著這種虔誠，鐘枚生進了位於澧縣的勞改農場。他入獄後幾個月，法官送來了他妻子的離婚協議。

　　他以加倍的熱忱投入到勞動生產中。有幾件事，他記得特別深刻：

　　在修複垮掉的大堤時，13個人一組幹活，別的組都是11個人挑土、2個人上土，他卻讓其他12個人挑土，自己一個人上土。

　　在守棉花倉庫時，他發現一個石灰倉庫起火，但是，那個倉庫在他們的活動範圍之外，其他服刑人員不敢過去。他大聲喊，大家立功的時候到了，要是加刑就加他一個人。在他的鼓動下，大家跑了過去，及時滅了火，倉庫只燒掉了一個角。

　　他當過一段時期的用牛組組長，一次，洪水衝垮了垸子(類似於堤壩)，其他人都跑了，他想起垸子里還有6頭牛，涉險把牛趕到大堤上。結果，牛保住了，但洪水衝走了他自己的所有物品，包括一直保留的判決書。

　　他說，勞動為自己帶來了榮譽，他先後立過特等功2次，大功3次，其他的小功還很多。這些榮譽並沒有為他換來減刑。在農場服刑之初，鐘枚生不敢寫申訴信，因為，很多寫申訴信的服刑人員因此被批鬥。

　　1963年，一名分隊長看了他的材料，認為他是冤枉的，動員他寫申訴材料。於是，他開始寫申訴信，但一直沒有回音。1964年搞“四清”時，他的弟弟寫了封申訴信，請大隊幹部群眾簽名蓋章，提出要無罪釋放鐘枚生，但是，“四清”幹部不同意。

　　1971年初，鐘枚生獲釋。此時的農村，已取消公共食堂，但仍處於高度統一的集體生活中。

　　3

　　被影響的生活

　　鐘枚生回到家裡，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和祖母與他相對垂淚。

　　身負“地主子弟”和勞改釋放者的雙重身份，鐘枚生說，自己總有一種被人歧視的感覺。

　　回家後，他學了一點醫療知識，有時幫社員看看病。但是，大隊幹部開大會時不點名地批評過他“小恩小惠，騙取群眾信任”。

　　他再次結婚已經是1975年。在別人撮合下，他做了上門女婿，妻子比他大幾歲，已有5個孩子。

　　他的妻子回憶，當時很多人反對他們結合，她本人也不願意，但她的哥哥一直說鐘枚生是冤枉的，他們還是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他們的孩子鐘天安出生。

　　“文革”隨後結束。在鐘枚生看來，自己申訴成功的希望大了。

　　他一直沒有停止申訴。

　　但是，後果也出現了。他說，1978年，他的申訴引起反彈，公社的一個部長說他偷伐楊樹，將大隊分給他家的楊樹，自己買的椿樹、杉樹全部收走了，甚至，還拆掉了他家的一間房子，還收走木料。

　　最困難的時候，他們一家8口睡在一間屋子的兩張床上。

　　這種狀況，一直到了1983年左右他家砌了新房才改觀。

　　鐘枚生的案子連同那頂“地主”帽子，影響了整個家庭的命運。

　　村民陳世民回憶，鐘枚生的父親經常被戴上高帽子批鬥。

　　在一份申訴材料上，鐘枚生寫道：“我父遭到常年批鬥，患上精神病，最終抑鬱而終。”

　　1962年，鐘枚生的大哥在湖北監利一個農場當上中隊長，上級準備調他去一個分場當場長。政審時發現他不僅有個“地主爸爸”，還有個“勞改犯弟弟”，升遷的事黃了，連中隊長的職務也被撤掉。

　　1970年代，鐘枚生妹妹出嫁，也因為“地主”成分被婆家排斥，氣得外出喝農藥。後來，幸虧鐘枚生及時找到妹妹，把她背回，用肥皂水搶救，才搶回一條命。

　　“這叫歷史污點啊。”鐘枚生感慨。1978年，接到他的申訴後，當時的平反工作組曾找過他，他本以為事情的解決有著落了，不料，工作組卻叫他別再翻案，否則，就不給他解決家庭階級成分的問題，“我被迫簽了字”。

　　1982年，原沅江縣政府在複查之後，給鐘枚生的父親發來通知，稱他家的“地主帽子”屬錯戴，予以糾正。

　　這固然是一個喜訊，但鐘枚生說，自己高興不起來。

　　4

　　遲來的無罪判決

　　1980年代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

　　這對鐘枚生來說，無疑是個大解脫。雖然還戴著勞改釋放犯的帽子，但畢竟可以自食其力了。

　　後來一二十年間，鐘枚生還是在向上級反映問題。不過，家裡6個孩子先後讀書、成家，重擔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無暇為自己過多奔波了。

　　2000年以後，孩子們相繼成家，鐘枚生才慢慢從家庭重擔中解脫出來。

　　鐘枚生說，自己身份特殊，經常受到村民歧視，回望過去，他覺得非常屈辱，那個有罪判決一直是他的心病。

　　年紀越大，他越覺得要洗掉那個罪名。

　　2009年春節，在長沙開了7年的士的鐘天安回家，看到父親鬱鬱寡歡，決心回家幫父親一把。

　　他辭掉副班司機的工作，回到沅江跑一條短途客運班線，後來，他索性把班線的工作也辭掉了。

　　他去找法律界人士，但是，由於一審判決書已經遺失，後續工作無法啟動。

　　2010年4月12日，鐘天安陪父親找到沅江法院查檔案。

　　原始判決沒有找到，他們卻意外地發現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審判決書。

　　判決書說：“鐘(枚生)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與生產隊長冷XX、社員李XX等人盜竊本隊稻谷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是實。但鐘本人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難，可不以犯罪論處。原審認定由於鐘盜谷影起(原文如此，應為‘引起’。編者注。)四十五戶社員利用送糧之機盜走稻谷一千五百一十二斤，並非鐘的行為所引起，而是生活困難時期群眾自發性的盜糧。”“對鐘枚生宣告無罪。”

　　拿著判決書，鐘枚生渾身發抖，淚流滿面，呆呆地把判決書看了又看，“悲喜交加”。

　　25年前，法院已經宣告他不是勞改犯了，但是，這份判決書卻遲到了。

　　19歲以後，鐘枚生一直生活在勞改犯的陰影里，現在看到光明，卻已近古稀之年。

　　他不明白：為什麼法院當時沒有通知他？

　　鐘天安也非常震驚，他說，自己沒想到，早已實現的正義被雪藏了。

　　之後，他多次向沅江法院提出要求國家賠償，但沒有得到答覆。

　　“不幫他(鐘枚生)解決這個問題，他這一輩子都不得安心。”鐘天安說。

　　7月21日，記者就當年為何判決書沒有送達、鐘家是否可以獲得國家賠償等問題採訪沅江法院，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回答，他們要調查後才能答覆。8月15日下午，記者電話聯繫了沅江法院分管信訪的蔡姓副院長時，他再次表示，查了案卷後，第二天再回覆記者。第二天記者再次向他詢問，仍沒有得到答覆。

　　再審判決書上的法官早已退休。

　　在沅江共華鎮憲北村，記者找到了當年涉及此案的社員李某和生產隊長冷某。

　　李某承認，當年他們確實挑出了幾擔糧食。不過，李某認為，鐘枚生被抓，不是因為偷糧的事，而是因為他個人的問題。

　　李某說，鐘枚生被抓後，他們又把稻谷還回了大隊。

　　當年的生產隊長冷某，現在已是80多歲：“我老了，不記得以前的事情了。”

　　為鐘枚生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德恆(長沙)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志江告訴記者，8月初，鐘枚生已向沅江法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對方給予國家賠償51萬多元，精神賠償1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