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寒潭”

　　“假如四大生涯是本賬，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將其兌平，即使是最優秀的註冊會計師。”

　　中國周刊見習記者 聶若曦 北京報導

　　“雁渡寒潭”是一個網上論壇的名字。

　　這個最初由安達信人創建的專業論壇，從2003年3月17日開始，見証了安達信時代會計師事務所低調卻誘人的風光，也經歷了金融危機“四大”(安達信因安然事件關張後，余下的四個全球頂級會計師事務所，即普華永道、畢馬威、德勤和安永)徹骨慟心的重創。

　　“雁過潭而不留影，風過竹而不留聲”，經濟複蘇，“雁渡寒潭”依然安在，迎來一個又一個渡過或將渡 “寒潭”的人。

　　2011年4月10日，一個叫做潘潔的女孩子的突然死亡，使得眾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那些活在“寒潭”的人們身上。

　　為你瘋狂

　　潘潔，25歲，上海交通大學碩士，普華永道初級審計員，因為連續加班，突發急性腦膜炎，不治身亡。“潘小迷糊”是潘潔的網名，這個自命為“愛幻想的娃”，留給網絡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各個都說，別幹了……”

　　“是什麼樣的工作，值得讓人獻出每天18個小時，卑微地趴在案頭，盯著Excel上冰冷的數字，然後不明不白地獻出自己的青春和家人的希望？”某網友不無痛惜的指責，為各大媒體紛紛引用。

　　這樣的工作，好嗎？

　　“我覺得至少在進入會計師事務所的前五年，可以說是不錯的”，一位就職于某四大北京辦事處的員工，肯定了記者的疑問。

　　對於那些能力出眾但尚無社會根基和人情網絡的年輕人，四大提供給他們的，是一條相對公平且有所保証的職業晉升道路。以畢馬威為例，新人在頭兩年以A級相稱，由低到高分為A1和A2；工作到第三年的員工，則幾乎都可以升至B級，即助理經理，B級下設三個級別，如果工作用心、聰明勤奮，完全可以升至B級的最高級別，B3。

　　在四大，工作三年以上的員工已經會接到來自各方獵頭的電話。也就是說，一個優秀的B級員工可能已經擁有了掌控自己未來人生的方向盤：留下，躋身經理甚至高層；進入大型國有企業和銀行的財務或內審部門出任一官半職；加盟一線外資風險投資基金、戰略管理咨詢公司甚至日進斗金的投資銀行……這些都是四大人的常見出路。

　　自然，伴隨職業晉升的還有薪水的“級級跳、年年漲”。根據資料，金融危機以前，四大員工連續數年都能拿到30%或以上的薪酬加幅。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按部就班的過程中，員工的晉升空間幾乎完全和個人績效挂鉤。

　　“因為大家實在太忙”，這裡也鮮有辦公室政治的發生，工作環境相對單純。對於那些剛剛入職的年輕人，四大猶如保護傘，隔絕了與人情關係有關的複雜與齷齪。離開四大的人都會被稱為alumni(校友)。每個alumni離開之前，都會群發一封farewellletter(告別信)給所有同事，大部分人都會在信里提到離開四大才算真正進入社會，因為“這裡更像一所學校”。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於這些畢業於名校、能力過人的年輕人，只要繼續做一個好學生，就能在最初的幾年平步青雲，收獲良多。

　　曾就職于安達信和普華永道的楊佳川，即是一位“校友”。在她那篇紅遍網絡的帖子《活在安達信的日子》中，楊佳川寫道：“這種生活也有著它無形的價值，我開始不懼面對壓力，我開始自信地認為我可以handle(應付)各種各樣的客戶，沒有人可以質詢我的工作能力和承壓能力，就像我們在深圳培訓時常放的那首歌一樣‘Simplythe Best’(就是最棒，意譯)”。

　　事實上，也正是由於四大高強度的工作方式和業務性質，許多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短短幾年內即迅速成長為成熟的職業人。

　　為四大瘋狂，也就並不難理解。

　　2011年5月由歐洲頂級就業調研機構GTIMedia與Trendence聯合推出的“2010年中國畢業生調研”結果顯示，普華永道依然入圍“會計與專業服務業”中“最受中國畢業生關注的雇主”。

　　“我覺得我來四大，主要是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儘可能學到更多的東西，順便鍍個金”，一位2010年10月入職的四大員工告訴記者。

　　鍍金的代價

　　鍍金的日子，卻並不好過。

　　某互聯網職業社區關於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的一次非官方匿名投票顯示，有85.77%的員工需要加班，近10%的人平均每周工作超過60個小時，一共有512名用戶參與了投票。

　　這隻是平均值而已。

　　會計師事務所因為業務關係一般都面臨忙季與淡季，潘潔倒下的四月，正屬普華永道的忙季。“很多時候我們忙的程度也是取決于客戶的，比方說我們要求客戶周一準備好的材料數據，他們周五才給我們，那周五我們肯定就做瘋掉了。”某四大上海員工告訴記者，除了客戶要求的不確定性，員工還面臨“不同人不同命，有人會特別特別辛苦，也有人比較幸運，分到些好項目”的情況。

　　一位四大內部人員向記者回憶：有同事從2009年12月到2月做年審，夜夜加班至夜裡12點，之後連軸轉，因為接了最忙的IPO項目，又開始了三個月沒日沒夜的工作，終因無法忍受歷時半年的超高強度工作，于2010年1月離職；至於那些忍耐並留下的同事，亦留給他深刻印象，“上回做項目，來了兩個深圳的女同事，一個是一歲孩子的媽媽，一個初為人母，剛休完產假，都說不能甩手離開深圳，但出差到北京後，每天加班到晚上11點以後”。至於這位員工本人，則直言自己和有些同事比“幸運得多”，因為項目的原因，“最多連續加班至每天半夜12點，只有一次因為趕報告加班至凌晨2點”。

　　由於身體連續超負荷運轉，頸椎病、腸胃病和神經衰弱是四大人躲不開的職業病。預防頸椎病的電腦支架，是“辦公標準配置”，有些人甚至需要定期去中醫院按摩才能一時緩解。更有甚者，需貼著膏藥上班，因為脊椎變形壓迫神經會導致肢體麻木，頭暈目眩。至於飯食不按點也是常態：“加班時經常幾分鐘解決吃飯問題，實在不行就買餅乾湊合”。縱使忙季每天睡眠時間只能保証四五個小時，但還是有人睡不著覺，年紀輕輕就神經衰弱。

　　“我們這裡，因為工作壓力大，男生會越來越瘦。做項目時許多客戶會說，‘哎，你們公司的人怎麼都是一條杠’，我們一個男經理，一米八幾的個頭，卻只有一百斤多一點，而女生則容易發胖。”這位員工補充道。

　　上司的垂青，是一把不斷被擰緊的發條：忘我工作、能力出眾的結局，除了晉升和加薪，是更加緊迫的工作時間表和更大的責任。留給人的選擇，實屬兩難：得到晉升，繼續拼命；原地踏步，卷鋪蓋走人。

　　每年的八九月份，通常是四大各個部門開“小黑會”決定人員晉升與否的日子，經歷了最初的層層篩選，從B級邁向經理的路途開始變得艱辛，而高級經理的競爭更是慘烈，原地踏步的“留級生”越來越多，能力不足而被反覆delay(推遲升遷)的人，會選擇默默離開。留下的，都是精英，也都是最能拼命的人。

　　但還是有人拼不過，倒在了這個戰場。潘潔突然離世的前一個月，一位28歲的大連普華永道的員工從森茂大廈跳下，後來証明他長期患有抑鬱症；今年年初，香港一間四大也曝出員工過勞死事件。

　　假如四大生涯是本賬，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將其兌平，即使是最優秀的註冊會計師。

　　兌不平的賬本

　　首先兌不平的，就是眼下每個月的那筆賬。

　　劉洪濤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副總裁。2000年，他大學畢業後進入安達信工作，月薪為稅前3800元人民幣，第二年被評為A級員工，月薪升至稅後5000元人民幣。而他所租住的一套位於團結湖的八十年代高層公寓，當時月租只需要500元。

　　十一年後，一名四大初級審計員的入門工資只比劉洪濤當年多了一千多塊，團結湖一帶類似的房子，租金卻已漲至三四千元。四大多選址于城市寸土寸金之地，單獨租住在公司附近上下班，成為一件難以想像的事，而對於因為加班披星戴月的四大夜歸人，又無疑是最大的誘惑。

　　底薪當然不是四大人收入的全部，由於經常加班，加班費成為四大人相當可觀的一部分收入，甚至成為某些員工的主要收入來源。但這筆占據總收入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強的收入，卻時時面臨被打折的危險。

　　“實際加班了20個小時，經理會從上面控製成本的需求適當打折，情況好打個8折，不好打個5折，總之填上一個合適的數。”除了受限於公司控製成本的客觀條件，人為因素也直接影響加班費的多寡：“比如香港經理是沒有加班概念的，覺得加班很正常、是義務，發放加班費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一位四大員工向記者透露。

　　令四大人情何以堪的，還有公司其他的“發明創造”。2008年8月，德勤第一個取消了加班費。隨即，其他事務所也相繼出台了旨在控製成本的“被休假”政策：例如畢馬威的“彈性工作制”(PPL)，公司“建議”員工一年休假20天，期間公司除了交納員工的五險一金，支付給大部分員工的月工資大約只有1000多塊錢。“全公司上下都非常反感PPL，”一位畢馬威員工告訴記者，“許多同事因為手頭的工作堆積如山，不得不在休假期間主動來公司加班，把工作做完”。儘管畢馬威在2010年為“被休假”員工補發了一部分加班費，但金融危機的震後余傷使得員工們不再具有安全感。“那幾年，找工作的，不是大四的，就是四大的。”他說。

　　“還是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吧，因此和我同一撥的，有幾個人回到家鄉所在的二線城市，當公務員去了”，一位2009年進入四大的員工告訴記者，言下多悵然。

　　越來越多的四大人意識到，“工作是自己的，身體也是自己的，而公司是別人的。”更多的人選擇跳槽國企，過朝九晚五的生活，儘管最初他們的想法也許並非如此。現實照進年少的夢想，自我實現以外，還有許多牽絆。

　　幾乎每天，在北京的財富中心、東方廣場，上海的外灘中心、恆隆廣場，在四大匯集的寫字樓內，夜深後，總能看到加班的燈光。活在“寒潭”的四大人，仍如雕塑般，守在電腦前，丟棄在身後的，是八個小時的睡眠、父母雙親、丈夫、妻子、孩子，是健康、是感情，是像一個普通人那樣的生活。

[上一頁]　[1]　[2]　[3]　[4]　[5]　[6]　[7]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