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忍者

　　徐一龍

　　多年以前，人們不願忍耐鄉村中機會與公平的匱乏，來到城市。而在城市中，機會被越來越擁擠的人流稀釋，公平也逐步觸頂。人們卻也無處可去。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讓我們成了大城市的“人質”。

　　有一天，一個朋友有點小激動地對我說：你還別說，快速公交一開通，上班用的時間果然短多了！

　　我問：縮短了多少時間？

　　他說：半個小時。

　　我問：那你現在上班得多少時間？

　　他說：一個小時十分鐘吧。

　　一時間，我有點恍惚。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人，正在為每天上下班路上耗時不到兩個半小時而興高採烈。

　　我這朋友也是北方小城生人，家鄉的縣城逛個來回不過一個小時。大城市生活改變了我們的時間觀念和幸福感受。而這，正是我們想追求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吊詭的是，即使這樣的快樂生活，也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朋友住在北京的通州區，北京最東部，過去叫通縣。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總是從此路過。現在，每天有大批白領從這裡出發，進城上班。這裡小區成片，房價相對便宜，是北京有名的“睡城”。朋友上班，總是先乘坐公交車到達東三環的國貿，再搭乘地鐵。

　　前段時間，北京出台政策，在通州到市區的快速路上，劃出公交專用道。朋友正是因此節省了時間，可私家車主們因此罵聲一片──網上有圖片，小車們被堵在路上，而旁邊的公交專用道空空蕩蕩。

　　無論對被堵在路上而抱怨的私家車主，還是因乘坐快速公交上下班不到兩個半小時而竊喜的我的朋友，生活似乎不該如此。

　　正因類似原因，每每有關於在北京生活的幸福指數的利好消息，總有人憤憤不平。

　　不過，有個數據和人們的感受完全相符。

　　最新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過去十年間，大城市的人口不斷激增。

　　廣東成為人口第一大省，新增人口主要來源不是出生，而是大量外來人口流入。廣東省3000萬的流動人口，70%來自外地，其中95%集中在最繁華的珠三角地區。

　　上海的人口增量也有87.5%來自外地人，外來常住人口已達到897.7萬人，接近人口總量四成。

　　北京現有常住人口1961.2萬，其中，外省市來京人員達704.5萬。此前，北京的管理者給人口總量劃了個紅線──2020年之前不超過1800萬。

　　去年年底，人們熱衷于討論“逃離北上廣”，而統計數字証明，這隻是小小一股支流。更大的趨勢仍然是“擠入北上廣”，而擠入的成本已經越來越高。

　　十年前，我來到北京時，一個月的收入和三環周邊房子一平方米的房價等值。而10年後，媒體工資幾無變化，房價已然翻了六七倍。對於大部分進京闖蕩的年輕人而言，擁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幾成空想。

　　我的一個年輕同事的長輩來到北京時，已人到中年。作為一個教師，她決心來京是為了孩子獲得優質的教育，為了孩子能以一個北京人的身份參加高考──眾所周知，在北京高考更為容易。她沒有任何特殊關係，只有先行考學。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學的博士，戶口調到北京，畢業後找到份工作，徹底安下家來。她的女兒也順利地在高考前成為北京人，現在已經在北京上大學。

　　這不只是一個頌揚母愛的故事──因為她的丈夫在家鄉的事業已經穩定，不可能在北京重新找工作。現在，他們兩地分居。

　　依我看，這是為了某種人倫而傷害另一種人倫。

　　大城市的魅力多少有一絲邪惡的意味。

　　機會被稀釋，而公平呢？後者，曾經是大城市更閃亮的招牌。

　　一個農民的兒子，經過自己的奮鬥，在城市里獲得一切。過去三十年來，這樣的“中國夢”的故事一直在城市上演。公平，是支撐“中國夢”的基本元素。

　　而當社會進展到更文明的階段，對公平的更多渴望越來越接近公平的天花板。

　　汽車──公認為現代文明和自由的載體──的命運是個最好的注腳。過去十年間，北京私家車車輪的轉動速度越來越慢。

　　在北京，尾號限行和搖號買車制度，限制了汽車的權利。公開的解釋，這是道路資源匱乏所致。而同樣的道路，很多北京人都對2006年底的一路暢通印象深刻。當年11月，北京召開中非合作論壇，非洲總統們來京期間，大量公車入庫封存。面對空蕩蕩的大街，人們才意識到，北京公車數量之巨大和他們對交通擁堵的“貢獻”。

　　私車越走越慢，北京的公車改革則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基本數據都不明不白──這個城市到底跑著多少輛公車？哪些是北京市的，哪些是中央部委的，哪些是各級國企的？

　　最近，北京又出台政策，可根據實際情況隨時在道路上實行單雙號限行。“好像溫水煮青蛙，已經有點麻木了。”一個有著十年駕齡的私家車主說。

　　北京車輪的緩慢，還有無處不在的交通管制。就在6月份的一個雨天，一個在機場高速路旁高樓上班的白領，發出一條微博：

　　剛剛在三元橋的辦公室內，居高臨下地目睹了一次完整的交通管制。機場高速出京方向，整整占用了近半個小時，其實只是為了五輛車的一路暢通。因此造成的機場高速主路的擁堵，恢復起來至少還要半個多小時，不知有多少人會因此晚點。

　　而即使你到了機場，出行的權利也正在被一隻看不到的手剝奪。

　　央視一名記者應該是在困在機場時，發出這條微博：

　　在機場，遭遇國航的各種霸王條款，作為弱勢小乘客，縱你有千般理由，也只能萬般無奈。想起某重要人物為了登機，能夠讓深圳飛北京的飛機中途改降武漢，空中大鳥仿佛招手出租，只好喟嘆，霸王條款正為了霸王而存在。這告訴我們，如果改變不了規則，就只好做規則中的強者。如果做不了強者，就只好做忍者。

　　為什麼要做忍者？

　　這個問題，正如有人問中國的少年幹嘛“千軍萬馬擠高考的獨木橋”，也如像古代的皇帝，問飢餓的國民“何不食肉糜”。

　　希望就在於可以不忍，當我們囿于鄉村的禁錮，可以拔腳進城，而遭遇城市的天花板，又可以漂流何處？

　　令人沮喪的事實是，城市總有千般不妥之處，仍然是中國資源最豐富、公平最充分之所在。

　　大城市生活如同毒品，一旦沾染，就難戒除。

　　對生活美好的追求，讓我們成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心甘情願地被大城市生活“綁架”。

　　我們因此成為城市忍者。

　　為了某種美好而暫時忍耐，幾乎是我們的一種美德。

　　多年前的一個夏夜，關於忍還是不忍的一場爭論，讓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一次，是一個我們的老領導來北京，他曾經在河南新聞界掀起巨瀾，我們叫他馬老爺子。

　　啤酒喝了一輪又一輪，馬老爺子興致大增，從行囊中掏出本書，給我們朗讀痛快的章節。不知怎的，談到了媒體的隱忍。馬老爺子很決絕，認為一味隱忍，不能說真話的媒體應該馬上死去。而我們──他昔日的屬下──則認為，如果過于激進，失去平台，一切可能都將煙消雲散。

　　在這兩者之間，當然還存在曠闊的空地，但我們也相信，一定存在這樣的情形──忍著忍著，就忘了自己為何而來，向何而去。甚至認為生活本該如此。

　　得非所得，這是忍耐最壞的結果了。

　　這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可以做怎樣的改變？人和現代城市的關係，怎樣會更加合理？

　　或許，只有時時想到初衷，忍耐才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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