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發言人：永遠講正確廢話者應不升職

　　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衛生部原新聞發言人毛群安接受本刊專訪，談──

　　政府新聞發言人為何越說越錯？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張璐晶︱北京報導

　　越說越錯，近期似乎成了政府新聞發言人無法避免的尷尬。

　　最典型的，無疑是剛剛離職的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7‧23”動車事故的新聞發布會現場，已在鐵道部宣傳部工作了8年的王勇平，用了不到8分鐘就“名揚全國”。

　　在這場猝不及防的重大事故面前，王勇平的個性語言和慣有的職業性微笑，都成了人們口誅筆伐的對象。公眾對高鐵的質疑、對事故處理的不滿情緒，被一股腦地傾瀉在了他的身上。

　　而就在此前不久的6月，現擔任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主任的毛群安，因在一個食品安全的論壇上，提議建立媒體“黑名單”，遭到網民的強烈反對，“提高食品安全質量比管好記者更重要”的呼聲一時不絕于耳。

　　更令毛群安感到尷尬的是，6月27日，新聞出版總署重申，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媒體及其新聞記者合法的採訪活動，不允許新聞當事部門、機構建立所謂的記者“黑名單”。

　　無獨有偶，8月中旬，國稅總局也因為在年終獎偽造公告一事中“闢謠太慢”而被批評。在說與不說、早說與晚說之間，在“假文件與真民意”之間，國稅總局處境尷尬。

　　“星期天發生的事情，我們星期一上午就發公告了，這個速度是很快的了，而且星期天我們不上班，我們這裡又不是110，24小時值班。現在一有情況就先罵稅務總局，這是非常不好的心態。”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稅務系統人士向本刊表示。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經歷了近期幾次事件後，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儼然已成為一個“高危職業”。面對公信力不斷下降的政府，新聞發言人的難度被大大提高，“說了也不信，不說也不行”的現象屢屢發生。

　　8月16日，鐵道部宣布，王勇平不再擔任新聞發言人的職務，將赴波蘭華沙任鐵路合作組織中方代表。王勇平赴波蘭前最後一次與國內媒體短暫交流時說：“不想再和媒體接觸了，只想過安定的生活。”

　　“高危職業”背後的尷尬

　　“新聞發言人不應該是一份‘高危’工作。” 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現任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說。

　　“7‧23”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後，王旭明在博客上發表了一篇致王勇平的公開信。

　　這篇6000多字的博文，對那場備受爭議的新聞發布會作了細致的點評，隨後這篇被奉為新聞發言人“教科書”的文章通過網絡被大量轉載。

　　這之後，語文出版社安靜的小院被蜂擁而來的媒體踏破了門檻。王旭明自嘲是“走了王勇平，火了王旭明”。

　　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前，王旭明反覆強調，對“已經說過的觀點不想再談，談了就要往深處談”。

　　王旭明表示，就連戰亂中的利比亞格達費政府新聞發言人穆薩‧易卜拉都沒有受到牽連，遭到通緝，為什麼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就成了“高危工作”，根本原因是缺乏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保障。

　　8年前，包括王旭明、王勇平、毛群安在內的66個部委和地方100多位新聞發言人，參加了被譽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國內首批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王旭明說：“發言人制度作為一種舶來品，在2003年非典後迎來了制度初建和標誌性的一年。”

　　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4年公布的新聞發言人名單與2010年的相比，首批75位新聞發言人中，目前仍擔任新聞發言人的還有11人。

　　當時的授課老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表示，這些新聞發言人都是兼職，另外有自己的工作主項，所以實際上擢升與否同新聞發言人工作直接關聯不大。這也說明，新聞發言人工作的好壞，並沒有作為其政績的考評指標。因此，新聞發言人發言與否成為一個自選動作，而官場上言多必失的潛規則制約了很多新聞發言人張嘴說話。

　　王旭明更是指出，我們的媒體和公眾，可以容忍許多該說話而不說話的官員和新聞發言人，卻不能容忍一位發言人說錯一句話，這不公平。“只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才能讓更多的發言人走到台前，張開口。對那些該講不講、永遠講正確廢話的人該給予批評，至少不升職。”

　　王旭明拿自己舉例，他在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的時候，也曾以獨樹一幟的風格頗受關注。第一個在網絡上直播教育部的新聞發布會，第一個在新聞發布會現場與當事人連線，第一個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網民的提問，但是同時期他的“媒體無知論”、“上學買衣論”等也頗受爭議。

　　對於王勇平調任波蘭的消息，雖然鐵道部反覆宣稱是“平級調動”，但在老同學王旭明的眼裡“這至少不是肯定”。

　　一位不願具名的政府新聞發言人坦言，由於各部門職能、級別設置不同，司局級的新聞發言人根本“支派”不了其他部門和全局的信息。而且政府自身流程，“上報領導，下商部門”的層層審批過程，也無法滿足公眾對信息傳遞“迅速”的要求。

　　而更為現實的是，新聞發言人作為官員自身還有著“升遷”的需求。

　　2008年王旭明卸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曾一度被媒體描繪為“黯然離去”。對此王旭明表示，“我們的新聞發言人是職務化的而不是職業化的。我做新聞發言人的時候是副司局級，我總要進步啊，我現在所在的語文出版社是正局級的崗位。”

　　王旭明至今還記得史安斌教授對自己的評價，“如果我們的政府新聞發言人可以從中國特色的‘官職本位’轉型為國際通行的‘專業本位’，走職業化道路，那麼像王旭明這樣的人可以做一輩子的新聞發言人。”

　　撇開自己是否真的要做一輩子的新聞發言人不談，王旭明表示，這至少可以解決目前新聞發言人面臨的“斷層”問題，往往是部門著力培養的、剛剛積累起豐富“實戰經驗”的新聞發言人，因為職務變動被調升至其他部門或單位。

　　不能只關注發言人，不關注發言人制度

　　和老同學王勇平、王旭明一樣，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主任毛群安最近的日子也不“清靜”。建立媒體“黑名單”的提議也讓他備受爭議。

　　對於爭議，毛群安表示並不委屈，願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但近期的一系列現象使他覺得，人們將視角過多地集中在了新聞發言人個人的得失上，而忽視了背後的制度問題。

　　毛群安認為，目前政府的運行機制和公眾、媒體的要求間，差距比較大。發言人在其中操作起來就很為難。不解決制度問題，只看發言人個人的技巧比較片面。

　　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國記者協會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布我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2003年SARS疫情暴發後，從當年的4月初到6月24日，衛生部連續舉辦了67次新聞發布會，是舉辦新聞發布會最密集的時期，也成為全面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標誌。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了首批新聞發言人名單。

　　2007年國務院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縣級以上各級政府及其部門要按照規定，在各自職責範圍內確定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擾亂社會管理程序的虛假或者不完整信息，要在其職責範圍內發布准確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在真正的運行過程中，王旭明告訴記者，因為是條例所以並沒有法律的強制力，“至今也沒有看過因為不開新聞發布會被免職的官員，受懲罰的倒是那些開了發布會說錯話的人”。對於未來的改進，王旭明期待有專門的新聞發言人法律法規的頒布，並對獎懲做出明確規定。

　　毛群安也表示，說是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但是“各家各戶到底怎麼去弄，沒有統一的要求，國家只給了原則性的方針，比如說信息發布要及時、全面、准確。但具體的細致方案還得看各部委自己的安排”。

　　王旭明曾說過，自己的“手下”也就4～5個人。毛群安也坦言，由於編制非常緊張，目前衛生部新聞辦公室也就4～5人。

　　對於衛生部是如何落實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問題，毛群安坦言：“目前也沒有很細致的方案，基本是每次根據不同情況由領導安排人或者發言人出來答疑。”

　　毛群安強調，至少應該有一個大致的“分級處理應對方案”，像對突發事件分級別處理一樣，新聞發布會也應該建立相應的級別，而不是隨時隨地讓“新聞發言人去堵槍眼”。新聞發言人制度實際強調的是新聞發言人背後的組織，而不是個人。“誰負責誰去講”的效果會比較好。

　　王旭明在給王勇平的公開信中也有類似的表述：“這個發布會(指 ‘7‧23動車事故新聞發布會’)根本就不該開，領導一定要開也不該由你一人開；即使你一人開了，也不該這麼開。”王旭明指出，這段話其實就是在說，新聞發言人制度背後沒有一個明確的哪級事故該由哪個級別領導出面的規定。於是，大事故前的“臨陣脫逃”或者是“集體緘默”也就屢見不鮮了。

　　作為“黃埔一期”幾乎碩果僅存的國家部委新聞發言人──國家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8月22日做客新華網時也承認，“近期社會公眾對新聞發言人高度關注，這是一個好的現象”。這個“關注”不僅僅指公眾一面的倒戈之聲，在新聞發言人尚屬“分外”工作的今天，黃毅表示，如果新聞發言人不能提供公開透明的服務，那麼這個新聞發言人制度還不如沒有。

　　近期廣受贊譽的官員發言

　　台灣“行政院長”吳敦義回應關於陳光標赴台“行善作秀”的質疑：

　　任何一個人願意行善，無論捐款或關心社會大眾，只要有心，都應該肯定。過去大陸汶川發生地震時，台灣民眾也同樣伸出援手，還有許多人到大陸去幫忙辦學校、普及教育等。只要行善得宜，必能成為很好的典範。陳光標已逐漸調整方式，相信會得到愈多的肯定與掌聲。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就任後首次媒體見面會上的發言：

　　在個人層面上，能作為中國移民的孩子代表美國──我出生的土地，以及我的家庭珍視的美國價值觀，站在你們面前，我感到既謙卑又榮幸。我只能想像我在1月份過世的父親，吉米，看到他的兒子成為在他和我母親出生的土地上代表美國的第一位華裔美國人，會是多麼驕傲。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們的孩子──我們本人都直接代表美國以及美國作為自由、平等和機會之土地的希望。我，以官方身份，作為服務於總統和美國人民的美國駐華大使，將代表的正是這永久希望和這些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