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戲曲,京劇是怎麼來的
为什么说「徽班进京」不等于「京剧诞生」
很多通俗读物会把 1790 年直接说成「京剧诞生之年」,这其实是把起点当成了终点。
1790 年的三庆班唱的是徽调,唱的是二黄,但它还不是京剧。它没有完整的行当体系,没有后来那种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规范,没有「西皮二黄」合流的声腔结构,更没有谭鑫培、梅兰芳那样成熟的流派意识。它只是「一群唱徽调的安徽人在北京唱戏」而已。
京剧真正成型,大约要到道光末年、咸丰年间,也就是 1840—1860 年前后;而它真正成熟、进入黄金时代,则要等到同治、光绪年间,甚至民国初年。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
1790 年是「前史」的开始——徽班进京;
道光年间是「融合期」——徽汉合流,西皮二黄结合;
同治光绪年间是「定型期」——行当、声腔、剧目、表演体系基本完备;
民国以后才是「繁荣期」——名角辈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把这条时间线拉直了看,京剧的「诞生」不是一瞬间,而是一个近百年、几代人接力完成的过程。
二、花雅之争:京剧诞生的时代土壤
要理解京剧为什么会在乾隆、嘉庆、道光这几朝出现,就必须先理解清代中期的中国戏曲格局,以及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花雅之争」。
雅部与花部: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音乐战争」
清代的官方戏曲分类很有意思,把戏曲分成「雅部」和「花部」两大类。
「雅部」指的是昆曲。昆曲在明代中叶兴起,经过魏良辅等人的改良,形成了细腻婉转的「水磨调」,文词典雅、格律严谨,深受士大夫和宫廷喜爱。清初,昆曲是绝对的正统,是「官腔」,是文人雅集、宫廷宴飨的标准配置。
「花部」则指的是昆曲以外的一切地方声腔,包括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等等。所谓「花」,取的是「花杂」「繁乱」之意,带着明显的贬义。在士大夫眼里,这些地方戏粗俗、嘈杂、不登大雅之堂。
但问题在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老百姓爱看。
昆曲的典雅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伤。一个普通的市井百姓,听不懂《牡丹亭》里那些文绉绉的曲词,也欣赏不来那种一唱三叹的节奏。相比之下,花部的戏故事热闹、唱腔高亢、武打精彩、语言通俗,几文钱一张票,坐在台下就能看个痛快。
于是从乾隆年间开始,花部势力迅速膨胀。最著名的一次冲击,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前后,四川籍秦腔演员魏长生进京,以《滚楼》一剧轰动京城,「一时歌楼观者如堵」,「举国若狂」。魏长生的表演泼辣大胆,唱腔高亢激越,把北京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这场冲击惊动了官方。乾隆五十年(1785 年),清廷下令禁止秦腔在北京演出,魏长生被迫离京南下。但禁令归禁令,观众的口味已经被养刁了,花部的势头再也压不住。
京剧,就是在这个「雅部退潮、花部争雄」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秦腔、徽调、汉调:北京城里的「声腔大熔炉」
乾隆、嘉庆年间的北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戏曲实验场」。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班:
京腔,即北京本地化的弋阳腔系统,高亢粗犷,深受市民喜爱;
徽调,来自安徽,以二黄腔为主,兼唱昆曲、吹腔;
汉调,来自湖北,以皮黄腔为主,与徽调关系密切。
这些声腔体系在北京同台竞技、互相借鉴、彼此渗透,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声腔大熔炉」。一个戏班想在北京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兼收并蓄」:唱徽调的学一点秦腔的板式,唱汉调的吸收一点昆曲的身段,武戏演员借鉴杂技,文戏演员琢磨京腔的咬字。
京剧正是从这口大熔炉里「炼」出来的。
三、徽汉合流:西皮与二黄的世纪联姻
如果说徽班进京是京剧的「前史」,那么真正决定京剧面貌的关键一步,是道光年间发生的「徽汉合流」。
这一节的标题里有个词——「世纪联姻」,说的就是西皮和二黄这两种声腔的合流。
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各有什么绝活
嘉庆、道光年间,北京的徽班中以「四大徽班」最有名,分别是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家戏班各有侧重,用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概括就是:「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
四喜班擅长唱昆曲,所谓「曲子」就是昆腔戏,文词典雅、唱功讲究;
和春班擅长武戏,所谓「把子」就是武打功夫,翻扑跌打,热闹好看;
这四家的分工,恰好说明了京剧早期的一个特征:它是一个「全能型」剧种。后来的京剧之所以能同时拥有文戏、武戏、唱功戏、做工戏、群戏、折子戏,正是因为它在形成阶段,就把不同戏班的特长都吸收了进来。
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老生三杰如何定下京剧的骨相
道光年间,湖北汉调演员陆续进京。汉调唱的是「西皮」和「二黄」,与徽调的二黄本来就有亲缘关系。汉调演员进京之后,直接搭入徽班演出,两大声腔就这样在北京合流了。
这就是「徽汉合流」——徽调的二黄、汉调的西皮,加上昆曲的身段、秦腔的板式、北京的语言,逐渐融合成一个新的声腔体系,当时的人称之为「皮黄」。
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有三位老生演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后人称为「老生三杰」或「前三鼎甲」:
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徽、汉、京三种来源,他们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城市里同台竞技,互相吸收,最终把京剧的「骨相」定了下来。可以说,京剧老生的基本唱法,就是在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人的较量与融合中成型的。
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谭鑫培(1847—1917)集三人之长,融会贯通,创造了影响深远的「谭派」,当时有「无腔不谭」之说,京剧的声腔艺术至此才算真正成熟。
四、从「皮黄」到「京剧」:一个名字背后的身份变化
京剧这个剧种在形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叫「京剧」。它的名字演变,其实折射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变化。
京剧曾经叫什么
在清代中后期,北京人一般把这种戏叫做「皮黄」「二黄」「京调」「京戏」。「皮黄」是从声腔上说的,「京调」是从地域上说的,「京戏」则是比较口语的说法。
此外还有「乱弹」「簧腔」等叫法。有趣的是,这些名称从来没有统一过,说明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需要正式命名的剧种」,而是把它看作「北京的某种戏」。
到了民国初年,京剧的地位急剧上升。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等名角辈出,京剧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剧种之一。这时候,一些文人开始称它为「国剧」,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戏曲的最高成就。这个称呼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确实反映了京剧在民国时期的特殊地位。
「京剧」二字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京剧」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876 年上海的《申报》上。当年 3 月 2 日,《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图绘伶伦》的文章,其中提到了「京剧」二字。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但「京剧」这个名称最早却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这说明到光绪初年,京剧已经随着商路和戏班流动传到了上海,并且在上海这样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里,被当作一种「来自北京的戏」来命名。
1928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京剧也随之被改称「平剧」。直到 1949 年以后,「京剧」这个名称才重新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从「皮黄」到「京调」到「京戏」到「京剧」再到「平剧」又回到「京剧」,这一串名字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近现代史。
五、京剧的艺术基因:它是怎么「拼」出来的
前面讲的是历史脉络,这一节我们换个角度,从艺术本体的角度看京剧是怎么「拼」出来的。搞清楚这一点,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京剧既不像昆曲,也不像秦腔,却又处处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唱念做打与程式化
京剧的表演体系,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唱、念、做、打」。
这四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综合、互相配合的。更重要的是,京剧的表演是「程式化」的:一个马鞭代表骑马,一个船桨代表行船,一个转身代表走了千里,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这种写意式的舞台语言,是京剧最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
而「程式化」这件事,恰恰是在徽班进京之后、经过几代艺人的反复打磨才逐渐固定下来的。它吸收了昆曲的身段规范、秦腔的板式结构、汉调的唱腔技巧、北京的语言习惯,最终形成了一套自洽的体系。
生旦净丑:行当体系的确立
京剧的角色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下面又有细分。这套行当体系,是京剧成熟的标志之一。
行当
含义
代表类型
男性正面角色
老生、小生、武生、娃娃生
女性角色
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武旦
性格鲜明的男性角色,俗称「花脸」
铜锤花脸、架子花脸、武花脸
喜剧角色,鼻梁上抹白粉
文丑、武丑
这套体系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早期的徽班戏角色分工比较粗放,一个演员常常要兼演好几类角色。到了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剧目越来越丰富、表演越来越精细,行当才逐渐细化,脸谱、唱腔、身段也各自形成规范。可以说,行当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京剧从「杂糅」走向了「成熟」。
六、结语:一门「年轻」的古老艺术
把整条线索捋下来,京剧的来历其实非常清楚:
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带来了安徽的二黄调;道光年间,汉调演员进京,带来了湖北的西皮腔;两大声腔在北京合流,加上昆曲的身段、秦腔的板式、北京的语言,经过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人的奠基,再经过谭鑫培等人的完善,最终在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一门成熟的剧种。1876 年,它被上海人命名为「京剧」;1928 年,它一度被叫作「平剧」;1949 年以后,它重新叫回「京剧」,并被视为中国戏曲的代表。
所以,京剧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东西。它是一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几代艺人共同「拼」出来的年轻剧种——但正因为年轻,它才把中国戏曲几百年的积累都吸收了进去;也正因为它年轻,它才始终保持着一股「杂糅」的活力。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京剧是唐朝传下来的」,你可以笑着告诉他:京剧的祖宗们,是在乾隆皇帝的生日宴上,一边唱着安徽调子,一边走进了北京城的戏园子——那已经是 1790 年的事了,离现在,才两百三十多年。
而这门「年轻」的艺术,至今仍在舞台上唱着、念着、做着、打着,把两百多年的光阴,浓缩成了一个个转身、一声声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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