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之前,美國人怎麼看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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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26 年 10 月 30 日 | 更新日期:2026 年 10 月 30 日 | 編輯:雅寶社區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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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在這十三年裡堅持三個條件:償還債務、停止顛覆宣傳、賠償被國有化的美國財產。蘇聯一概拒絕。於是雙方的外交關係一直懸著。但一九二一年的一場饑荒,讓這道鐵幕出現了一道裂縫。

一九二一年,伏爾加河流域爆發嚴重饑荒。胡佛主導的美國救濟署進入蘇聯,展開大規模糧食援助。胡佛本人是堅定的反共人士,但他把這次救援視為人道主義行動,同時也是美國力量與效率的展示。據估計,美國救濟署在蘇聯救助了數百萬人,這段經歷在蘇聯老一輩人的記憶中留下了相當正面的印象。這件事揭示了一個貫穿美蘇關係的模式:意識形態敵對與人道合作可以並存,商業往來更是如此。

技術饑渴與經濟往來:商人比外交官跑得快

一九二○年代,蘇聯啟動了大規模工業化,迫切需要西方的技術和設備。美國商人比外交官跑得快多了。

一九二九年,福特公司與蘇聯簽署協議,協助建設高爾基汽車廠。福特的技术人員在蘇聯工作,蘇聯則大量採購福特森拖拉機。到一九三○年代初,蘇聯成為美國機床、拖拉機、鋼材的大買家之一。美國建築師阿伯特·卡恩的公司為蘇聯設計了數百座工廠,包括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據統計,一九三○年美國對蘇聯出口總額約一億一千四百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機械設備。

這種現象在當時引發了爭議。保守派批評說,美國人在幫敵人建設工業基礎;實用派則認為,貿易可以改變蘇聯,至少可以賺錢。這種「以商促變」的思路,後來在美國對外政策中反覆出現,至今仍有回響。

文化層面同樣熱鬧。一九二一年,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訪問蘇聯後說出那句名言:「我見過未來,它成功了。」這句話後來被廣泛引用,也成為日後反蘇派嘲諷親蘇人士的把柄。一九二○年代,一批美國作家、記者對蘇聯抱有浪漫化的想像,把它視為一種全新的文明實驗。與此同時,《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沃爾特·杜蘭蒂的報導在美國影響很大,他對蘇聯五年計劃持同情甚至讚美態度,並因此獲得一九三二年普利策獎。但他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烏克蘭大饑荒期間否認饑荒存在,這成為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爭議,也讓後人對那個年代美國媒體的對蘇報導多了幾分警惕。

整體而言,一九二○年代美國公眾對蘇聯的態度是分裂的:有人視之為洪水猛獸,有人視之為人類希望,但更多的人只是不怎麼關心。蘇聯那時對多數美國人來說,仍是一個遙遠、奇異、與日常生活無關的存在。

三、承認、幻滅與道德審判: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九

一九三三年,情況變了。大蕭條讓美國自顧不暇,也讓一些人開始重新審視蘇聯的計劃經濟。羅斯福上台後,迅速推動了對蘇聯的承認。

羅斯福的豪賭

羅斯福一九三三年三月就職,十一月就與蘇聯建交,速度快得讓國務院裡不少職業外交官措手不及。背後有幾層考量:第一,大蕭條之下,羅斯福希望打開蘇聯市場,擴大美國出口;第二,日本在遠東的威脅日益上升,美國希望蘇聯在亞洲牽制日本;第三,羅斯福認為,與其把蘇聯排斥在國際體系之外,不如把它拉進來,用外交關係約束它。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羅斯福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交換照會,美國正式承認蘇聯。雙方達成協議:蘇聯承諾停止在美國的顛覆宣傳,保護美國公民權利,並就債務問題展開談判。但這次建交很快就讓人失望。債務問題沒有解決,蘇聯的承諾也被認為沒有兌現。首任美國駐蘇大使威廉·布利特最初對美蘇合作滿懷熱情,但到任後迅速幻滅,甚至成為對蘇強硬的代表人物。他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直言,克里姆林宮的承諾不可信。這種「滿懷期待而去、失望透頂而歸」的模式,幾乎成了此後歷任美國駐蘇大使的共同劇本。

莫斯科審判與美國左翼的分裂

一九三六到一九三八年,蘇聯進行了三次公開審判,大批老布爾什維克被控為托洛茨基的間諜和破壞分子,隨後演變為遍及全國的大清洗。這件事在美國左翼內部引發了激烈爭論。

一部分人,包括美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選擇相信蘇聯的官方說法,認為這是革命內部的清理。另一部分人則公開質疑。哲學家約翰·杜威在一九三七年組織了「杜威委員會」,在墨西哥城聽取托洛茨基的證詞,隨後發表報告,認定莫斯科審判是捏造的。這場辯論撕裂了美國左翼知識界,許多原本對蘇聯抱有好感的人開始與莫斯科保持距離,一些人甚至徹底轉向。

對美國公眾而言,大清洗讓蘇聯的形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蘇聯的工業化成就和反法西斯立場仍吸引著一部分人;另一方面,審判和大清洗的恐怖也讓很多人感到不寒而慄。這種「既佩服又恐懼」的雙重心理,在一九三○年代後期的美國輿論中相當普遍。

蘇芬戰爭:道德主義的爆發

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美國輿論一片譁然。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十一月,蘇聯入侵芬蘭。

這一次,美國公眾的反應格外激烈。芬蘭在美國形象很好,是當時唯一沒有賴掉第一次世界大戰債務的國家。蘇聯的入侵被視為赤裸裸的侵略。羅斯福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公開譴責蘇聯,並宣布對蘇聯實施「道德禁運」,禁止向蘇聯出口飛機和航空技術。美國還向芬蘭提供了貸款和物資援助。

民調顯示,當時美國人對蘇聯的反感達到了一個高點。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反感更多是道德層面的,而不是戰略層面的。當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蘇聯後,這種道德義憤很快就讓位給了戰略現實。

四、戰時同盟:「喬叔叔」的黃金年代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入侵蘇聯。美國輿論在短短幾週內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從仇敵到「勇敢的俄國人」

邱吉爾在六月二十二日當晚就發表廣播講話,表示支持蘇聯。羅斯福政府起初謹慎一些,但很快也轉向援助。美國媒體開始大量報導蘇聯軍民的抵抗,史達林的形象從獨裁者變成了「喬叔叔」——一個堅強、可靠、有點粗魯但值得信賴的盟友。這個暱稱在戰時美國媒體中被廣泛使用。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美國正式將蘇聯納入租借法案援助對象。援助規模巨大: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美國向蘇聯提供了約一百一十億美元的物資,包括飛機、坦克、卡車、食品、鋁、石油等。這些援助對蘇聯的戰時經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卡車和食品。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一方面是戰略需要:蘇聯在東線牽制了德國陸軍的主力,美國自然希望蘇聯能撐住。另一方面是宣傳:羅斯福政府積極塑造蘇聯的正面形象,以維持國內對戰爭的支持。這種官方主導的宣傳,在當時確實影響了不少美國人。

好萊塢與《生活》雜誌:宣傳機器裡的三巨頭

好萊塢在戰時拍攝了一系列親蘇電影。最著名的是一九四三年的《使命在莫斯科》,由華納兄弟出品,根據前美國駐蘇大使約瑟夫·戴維斯的同名回憶錄改編。影片把莫斯科審判描繪成對叛徒的正義審判,把史達林塑造成理性、溫和、值得信賴的領導人。這部電影在當時引發了一些爭議,但還是上映了。

一九四四年的《俄羅斯之歌》則是一部音樂愛情片,展現蘇聯人民友善、熱愛自由的一面。《生活》雜誌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了蘇聯特輯,由攝影師瑪格麗特·伯克-懷特拍攝,展現蘇聯人民的抗戰生活,影響很大。

這些宣傳的效果如何?有爭議。一些觀眾確實改變了對蘇聯的看法,但也有很多人並不天真。美國政府對蘇聯的正面宣傳是有意為之,但公眾並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者。到一九四五年,蓋洛普民調顯示,大約百分之五十四的美國人認為蘇聯會在戰後與美國合作。這個比例在當時是相當高的。一九四五年四月,美蘇軍隊在易北河會師的照片傳遍美國,成為戰時友誼的象徵。

五、勝利的裂痕: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

但蜜月很快就結束了。

波蘭問題與「百分之九十」的傳聞

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圍繞波蘭及東歐的未來安排,美蘇摩擦不斷。波蘭問題始終是痛點:美國國內有大量波蘭裔選民,對蘇聯在波蘭的所作所為極為敏感。一九四四年十月,邱吉爾與史達林在莫斯科會談時,據說史達林在紙上寫下百分比,表示蘇聯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應占的影響力比例。這個「百分之九十」的傳聞後來在美國輿論中廣為流傳,儘管其真實性有爭議,但它強化了蘇聯在東歐擴張的印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美蘇在戰後安排上的分歧迅速公開化。一九四六年二月,史達林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的講話被美國解讀為「戰爭不可避免」的宣言。雙方的信任迅速流失。

凱南長電報:一個外交官如何改寫輿論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國駐莫斯科使館臨時代辦喬治·凱南發回了一封長達八千字的電報,後世稱為「長電報」。這封電報系統分析了蘇聯的行為邏輯,認為蘇聯的對外政策源於其內部的專制需要和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固有敵意,建議美國採取「遏制」政策。這封電報在華盛頓高層引起轟動。一九四七年七月,凱南以「X」為筆名在《外交事務》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公開闡述遏制思想。

輿論的轉向非常快。一九四六年三月,邱吉爾在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魯門在國會發表講話,提出杜魯門主義。同年六月,馬歇爾計劃出爐。蓋洛普民調顯示,一九四五年九月,認為蘇聯會與美國合作的美國人還有大約百分之五十四;到一九四六年三月,這個數字下降到約百分之三十五;到一九四七年,只剩大約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說,在不到兩年時間裡,美國公眾對蘇聯的看法完成了翻轉。

結語:美國人眼中的蘇聯,其實是一面鏡子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七年,美國人對蘇聯的看法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循環:從陌生到恐懼,從好奇到幻滅,從盟友到敵人。這段歷史最有趣的地方在於,美國人對蘇聯的每一次態度轉變,幾乎都與美國自身的處境相對應。

一九一九年的紅色恐慌,反映的是一戰後美國社會的動盪和對激進勞工運動的恐懼。一九三○年代對蘇聯計劃經濟的興趣,反映的是大蕭條中美國人對自身制度的懷疑。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的「喬叔叔」形象,反映的是戰爭需要和對盟友的渴望。一九四五年後的迅速翻臉,反映的是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全球責任與不安。

換句話說,蘇聯在美國人的想像中,很多時候不是一個真實的國家,而是一個投射美國自身問題的屏幕。當美國人談論蘇聯的專制時,他們也在談論自己對民主的焦慮;當美國人讚美蘇聯的工業成就時,他們也在表達對自身經濟困境的不滿;當美國人把蘇聯描繪成邪惡帝國時,他們也在為自己的全球擴張尋找道德正當性。

這個觀察在今天的國際關係中依然有回響。每當一個大國談論它的「敵人」時,它往往也在談論自己。冷戰之前美國人怎麼看蘇聯,說到底,是一個關於美國如何認識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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