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外戚干政,從呂后開始就沒停過

發表時間:2026 年 11 月 16 日 | 更新日期:2026 年 11 月 16 日 | 編輯:雅寶社區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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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諷刺的是,誅滅諸呂的功臣集團,後來又迎立了代王劉恒為帝,是為漢文帝。文帝的母親薄太后出身低微,薄氏一族在朝中沒有什麼勢力,這正是功臣集團看中他的原因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帝的即位本身就說明了外戚勢力已經成為影響皇位繼承的重要因素。

二、西漢外戚的接力賽:從薄氏、竇氏到王氏

如果說呂后是外戚干政的開端,那麼西漢中後期就是外戚們的「接力賽」。每一任皇帝身邊,幾乎都有一群靠著母族或妻族關係爬上來的權貴。他們不一定都像呂后那樣囂張,但對朝政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

竇氏與田蚡:漢武帝時代的外戚陰影

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后,出身低微,性格溫和,薄氏一族雖然也受到封賞,但相對低調。到了漢景帝時期,竇太后的影響力開始顯現。竇太后是漢文帝的皇后、漢景帝的生母,她偏愛小兒子梁王劉武,甚至一度想讓景帝傳位給弟弟。這種干預皇位繼承的行為,背後其實也有外戚勢力的影子。

漢武帝劉徹即位時才十六歲,朝政由祖母竇太后把持。竇太后崇尚黃老之學,對武帝推行的儒術改革非常不滿,導致武帝初年的改革草草收場。直到竇太后去世,武帝才真正掌握大權。這段經歷讓漢武帝深刻體會到外戚與後宮勢力對皇權的掣肘,也為他後來打壓外戚埋下了伏筆。

然而武帝親政後,外戚問題並沒有消失。他的母親王太后有個同母異父的弟弟叫田蚡,靠著這層關係封侯拜相。田蚡這個人相貌醜陋,但口才極佳,又善於揣摩上意。他當上丞相後,賣官鬻爵、收受賄賂,宅邸豪華程度堪比皇宮。有一次他請求武帝把考工的地盤劃給他,武帝冷冷地回了一句:「你乾脆把武庫也拿去算了?」田蚡這才收斂。

不過漢武帝畢竟是雄主,他對外戚的控制相對嚴格。他臨死前立幼子劉弗陵為太子,卻賜死其生母鉤弋夫人,理由是「子少母壯,必為亂階」。這個做法雖然殘忍,但也反映武帝清楚認識到太后干政與外戚專權的危害。只可惜,武帝防住了太后,卻沒防住輔政大臣。

霍氏專權:權臣與外戚的混合體

漢武帝死後,霍光受遺詔輔政。霍光是霍去病的異母弟弟,而霍去病又是衛皇后的外甥,所以霍光本人也帶有外戚色彩。他在昭帝、宣帝兩朝權傾朝野,甚至廢立皇帝——昌邑王劉賀在位二十七天就被他廢掉,改立宣帝。

霍光的權力有多大?他可以決定誰當皇帝,可以把自己的女兒送進後宮當皇后,可以讓霍家子弟遍布朝堂。霍光在世時,宣帝對他畢恭畢敬,甚至「如芒在背」。霍光死後,宣帝終於動手,將霍氏一族滿門抄斬。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外戚一旦權力大到可以威脅皇權,哪怕你曾經是皇帝的恩人,也難逃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霍光雖然以外戚身份起家,但他更像是「權臣」而非典型的「外戚」。真正把外戚政治推向另一個高峰的,是西漢末年的王氏家族。而王氏家族的崛起,又與一位關鍵女性密不可分——王政君。

王氏崛起:王莽篡漢的漫長鋪陳

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是西漢外戚政治的關鍵人物。她一口氣活了八十四歲,歷經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朝,王家的勢力在她庇護下不斷膨脹。王政君的兄弟王鳳、王商、王根等人相繼擔任大司馬大將軍,掌握朝政。王家一門十侯,五大司馬,權勢熏天。

在這樣的環境下,王莽登場了。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早年父親早逝,他靠著孝順母親、照顧寡嫂、禮賢下士的形象,在當時獲得了極高的社會聲望。與其他驕奢淫逸的王家子弟不同,王莽生活簡樸、勤奮好學,甚至賣掉馬車救濟窮人。這種「道德模範」的形象,讓他一步步爬上權力頂峰。

西漢末年,社會矛盾尖銳,土地兼併嚴重,百姓對劉氏皇權逐漸失去信心。王莽利用這種社會氛圍,加上外戚身份帶來的政治資源,最終在公元八年代漢稱帝,建立新朝。從呂后封諸呂,到王莽篡漢,西漢的外戚政治走完了一個完整的循環:從輔政到專權,從專權到取而代之。

回頭來看,西漢的外戚政治有一個明顯的演變軌跡:呂后時期是「太后臨朝+外戚封王」,竇太后時期是「太后干政+外戚參政」,霍光時期是「外戚輔政+權臣專權」,到了王莽時期則直接演變為「外戚篡位」。這條線索清晰地展示了外戚權力如何一步步突破邊界,最終吞噬皇權。

三、東漢外戚:太后臨朝與幼帝循環的惡性腫瘤

如果說西漢的外戚問題還算是有起有伏,那麼東漢的外戚干政幾乎就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惡性循環。東漢十四位皇帝中,除了光武帝、明帝、獻帝少數幾位,大多年幼即位,這就給太后臨朝與外戚輔政提供了絕佳的土壤。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後,其實對外戚有過一定的防範。他刻意不讓外戚擔任要職,明帝也延續了這個政策。但到了章帝以後,情況開始失控。章帝的皇后竇氏沒有兒子,收養了梁貴人所生的劉肇,是為和帝。章帝死後,和帝年僅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竇氏外戚的時代正式來臨。

竇憲與鄧騭:東漢外戚的兩座高峰

東漢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權臣外戚,是漢章帝的皇后竇氏的兄長竇憲。章帝死後,和帝年幼即位,竇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身份掌握機要,後來更擔任車騎將軍,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軍事上的勝利讓竇憲野心膨脹,他結黨營私,甚至企圖謀害和帝。最終和帝聯合宦官鄭眾,誅殺竇憲,竇氏兄弟被迫自殺。

此後,東漢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奇特的模式:皇帝年幼,太后臨朝,外戚專權;皇帝長大後,聯合宦官誅殺外戚;然後宦官專權;皇帝死後,新一輪循環又開始。這個模式幾乎貫穿了東漢中後期。

竇憲之後,鄧太后臨朝,她的兄長鄧騭掌握朝政。鄧騭這個人相對低調,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推崇儒學、節儉用度。但鄧氏家族的權勢依然龐大,鄧騭的弟弟們個個身居高位。安帝親政後,鄧氏同樣遭遇清算,鄧騭絕食而死。

竇憲與鄧騭的例子說明了一個關鍵問題:東漢的外戚專權,往往與太后臨朝密不可分。太后需要孃家人來支撐局面,外戚則依靠太后的權威來獲取權力。這種共生關係,讓外戚勢力在皇帝年幼時迅速膨脹,卻又在皇帝親政後迅速崩塌。而每一次崩塌,都伴隨著血腥的清洗與權力的重新洗牌。

梁冀:跋扈將軍的極致

如果要在東漢外戚中選一個「最囂張獎」,梁冀絕對當之無愧。梁冀是順帝皇后梁妠的兄長,他的父親梁商也是大將軍。梁冀長相醜陋,說起話來結結巴巴,但心狠手辣。他毒殺年僅八歲的質帝,只因為質帝當著眾人的面說他是「跋扈將軍」。

梁冀專權二十多年,前後立了沖帝、質帝、桓帝三位皇帝,朝中百官升遷都要先到他家謝恩。他的妻子孫壽同樣奢靡跋扈,夫妻倆修建的園林豪宅堪比皇家。梁冀還強佔民田、擄掠婦女,可謂無惡不作。更誇張的是,梁冀還把持了察舉制度,想要當官的人必須先賄賂梁家,導致朝政敗壞、民怨沸騰。

桓帝長大後,對梁冀的專權忍無可忍。他躲在廁所裡與宦官單超等人密謀,最終發動政變,包圍梁冀府邸。梁冀與孫壽雙雙自殺,梁氏一族被誅殺,牽連數千人。這場政變讓宦官勢力趁機崛起,東漢政治從此進入外戚與宦官輪流專權的階段。

梁冀的故事可以說是東漢外戚干政的縮影:一個能力平庸、品德敗壞的人,僅僅因為妹妹是皇后,就能夠權傾天下、隨意廢立皇帝。這種荒謬的權力結構,正是東漢政治日益腐敗的根源之一。

何進與十常侍:外戚宦官同歸於盡

東漢末年,最後一位有影響力的外戚是何進。何進的妹妹是靈帝的皇后,靈帝死後,少帝劉辯即位,何太后臨朝,何進以大將軍身份輔政。當時宦官勢力極大,以張讓、趙忠為首的「十常侍」把持朝政。何進想誅殺宦官,卻優柔寡斷,甚至聽從袁紹的建議,召外兵董卓入京以脅迫太后。

結果呢?何進還沒動手,就被宦官騙進宮中砍了腦袋。袁紹等人率兵攻入皇宮,誅殺宦官,洛陽城大亂。董卓趁機率西涼軍入京,廢少帝,立獻帝,東漢政權名存實亡。外戚與宦官的鬥爭,最終以兩敗俱傷、軍閥登場收場。

回顧東漢一百九十多年的歷史,外戚干政幾乎從未間斷。竇氏、鄧氏、閻氏、梁氏、何氏,一個接一個登上權力舞台,又一個接一個被清算。這種循環往復的政治鬥爭,消耗了東漢的國力,也讓百姓苦不堪言。更諷刺的是,外戚與宦官原本都是皇權的附屬品,卻在權力鬥爭中反客為主,把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

四、為什麼漢朝的外戚干政特別嚴重?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漢朝的外戚問題這麼嚴重?其他朝代也有外戚,但像漢朝這樣從頭到尾、花樣百出的,還真不多見。這背後有幾個結構性的原因。

制度性缺陷:母族參政的結構性原因

首先,漢朝的政治制度中,外戚本身就有參政的合法空間。漢承秦制,但又在很多方面有所變通。漢代的大將軍、大司馬等職位,常常由外戚擔任。這些職位掌握軍權與行政權,一旦外戚佔據,就很容易形成權力中心。而且漢代太后臨朝稱制是有制度依據的,並非完全的「非法干政」。太后既然可以臨朝,她的兄弟子侄自然就有機會進入權力核心。

其次,漢朝的皇位繼承制度不夠穩定。西漢有惠帝、昭帝、平帝等幼年即位的情況,東漢更是幼帝輩出。皇帝年幼,無法親政,權力自然落到太后手中;太后深居後宮,最信任的莫過於自己的孃家人。這就形成了一個權力真空與填補機制的循環。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漢朝的外戚往往與軍權掛鉤。從呂產、呂祿掌握南北軍,到霍光、竇憲、梁冀擔任大將軍,外戚們很清楚,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掌握了話語權。這種軍權與外戚身份的結合,讓外戚干政的破壞力倍增。

皇帝年幼與太后臨朝的政治真空

東漢的幼帝現象尤其嚴重。和帝即位時十歲,殤帝即位時出生才百餘日,安帝十三歲,順帝十一歲,沖帝兩歲,質帝八歲,桓帝十五歲,靈帝十二歲。這麼多小皇帝,太后臨朝就成了常態。太后掌權後,往往會提拔自己的父兄掌管禁軍、參與機密,外戚勢力於是迅速膨脹。

等到皇帝長大,想要奪回權力,卻發現朝堂上全是外戚的人。他能依靠誰?宦官。因為宦官日夜在身邊,是最容易接觸到的「自己人」。於是皇帝聯合宦官誅殺外戚,宦官又趁機專權,形成新的權力集團。這種「外戚—宦官」的惡性循環,幾乎成了東漢政治的固定劇本。

更糟糕的是,東漢的皇帝大多壽命不長。和帝二十七歲去世,安帝三十二歲,順帝三十歲,桓帝三十六歲。皇帝短命,新君又年幼,太后臨朝與外戚輔政的循環就不斷重演。可以說,東漢的政治悲劇,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生物學問題與制度問題交織的結果。

外戚、宦官、士大夫的三方博弈

漢朝的政治舞台上,其實有三股力量在博弈:外戚、宦官、士大夫。外戚靠的是太后與皇后,宦官靠的是皇帝的信任,士大夫靠的是儒家經典與察舉制度。這三股力量互相制衡,又互相傾軋。

士大夫集團對外戚與宦官都持批判態度,但他們往往缺乏實際的軍事力量。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就是士大夫與宦官衝突的結果。外戚有時會拉攏士大夫,有時又打壓他們。這種多方博弈的局面,讓漢朝政治變得異常複雜,也讓外戚干政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間。

此外,漢朝崇尚孝道,太后的地位很高。皇帝即使親政,也很難公開違逆太后的意願。這種文化氛圍,也為外戚干政提供了某種正當性。畢竟,外戚是太后的親人,皇帝對太后盡孝,自然也就對外戚多有優容。這種「孝道」與「外戚政治」的結合,可以說是漢朝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

五、歷史腦洞:如果漢朝的外戚沒有那麼囂張?

歷史沒有如果,但我們不妨開個腦洞。如果漢朝的外戚干政沒有那麼嚴重,歷史會怎麼走?這不是為了改寫歷史,而是為了更清楚地看到外戚政治對漢朝的影響。

假設一:呂后沒有大封諸呂

如果呂后死後,諸呂沒有被誅殺,而是平穩地交出權力,漢朝的政治傳統會不會不一樣?也許後來的太后們會覺得,外戚輔政是可以善終的,不需要那麼緊張。但反過來說,如果諸呂沒有被清算,外戚的勢力可能更加根深蒂固,說不定漢朝會更早出現外戚篡位的情況。

歷史的發展往往充滿偶然。呂后封諸呂,觸动了功臣集團與劉氏宗室的底線,引發了血腥的反撲。這場反撲雖然恢復了劉氏江山,但也讓後來的皇帝對外戚多了幾分警惕。漢武帝殺鉤弋夫人,就是這種警惕的表現。不過警惕歸警惕,制度上的漏洞不補,外戚問題終究還是會反覆出現。

假設二:東漢皇帝壽命長一些

東漢外戚干政嚴重的根本原因,是幼帝太多。如果東漢的皇帝們個個長壽,太后臨朝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外戚專權的空間也會被壓縮。比如漢和帝如果活到六十歲,竇憲就沒有機會長期專權;漢桓帝如果早點親政且壽命夠長,梁冀的勢力也許不會膨脹到那種地步。

但話說回來,皇帝長壽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西漢的元帝、成帝都不算短命,可王政君照樣以太后身份長期影響朝政,王家照樣崛起。說到底,外戚干政不只是皇帝壽命的問題,更是權力結構的問題。只要太后有臨朝的制度空間,只要外戚有參政的合法渠道,這個問題就會一直存在。

假設三:外戚干政有沒有正面作用?

我們通常把外戚干政視為負面現象,但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有些外戚確實為國家做出了貢獻。比如衛青、霍去病,他們是漢武帝衛皇后的親戚,但同時也是傑出的軍事將領,為漢朝擊敗匈奴立下汗馬功勞。霍光輔政期間,雖然權勢滔天,但也維持了昭帝時期的穩定,推動了「昭宣中興」。

再比如東漢的竇憲,雖然專權跋扈,但他大破北匈奴的功績也是實實在在的。外戚身份並不等於無能,有些外戚確實具備政治或軍事才能。問題在於,外戚權力的來源不是制度性的選拔,而是血緣關係。這就導致外戚集團中難免混入一些能力平庸卻身居高位的人,比如田蚡、梁冀之流。

所以,外戚干政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外戚能不能參政」,而在於「外戚參政的邊界在哪裡」。如果外戚的權力受到制度約束,能夠與其他政治力量形成制衡,也許外戚政治不至於演變成王朝的毒瘤。可惜的是,漢朝始終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機制。這也讓我們看到,任何權力如果缺乏監督與制約,最終都會走向腐化與失控。

結語:外戚是漢朝政治的一面鏡子

從呂后到何進,漢朝的外戚干政持續了四百年。這四百年裡,外戚們有的囂張跋扈,有的低調謹慎,有的為國立功,有的禍國殃民。但不論他們的個人品行如何,外戚干政本身反映的是漢朝政治結構中的深層問題:皇權繼承的不穩定、太后臨朝的制度空間、權力制衡的缺失。

外戚干政不是漢朝獨有的現象,但漢朝無疑是將它演繹得最為淋漓盡致的朝代。西漢的外戚最終導致王莽篡漢,東漢的外戚則在與宦官的惡性鬥爭中耗盡了王朝的生命力。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看到的不只是幾個權臣的興衰,更是一個王朝如何在權力結構的缺陷中一步步走向衰亡。

當然,歷史的教訓往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權力這東西,從來都是吸引人的。外戚們站在權力的邊緣,看著近在咫尺的皇權,很難不動心。而皇帝們在需要支持的時候,也往往會想到自己的母族與妻族。這種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關係,讓外戚干政成為漢朝政治中一個難以根治的頑疾。

也許,這正是歷史最迷人之處:它不是簡單的好人與壞人的故事,而是制度、人性、偶然與必然交織而成的複雜畫卷。漢朝的外戚干政,從呂后開始就沒停過,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背後,藏著四百年帝國興衰的密碼。而對我們這些後世讀者來說,除了感嘆權力的誘惑與歷史的無情之外,或許也能從中獲得一些關於制度設計與權力制衡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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