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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與歷史：台灣植物採集史

發表時間：2026 年 08 月 17 日 | 更新日期：2026 年 08 月 17 日 | 編輯：雅寶社區編輯團隊

台灣，這座位於太平洋西緣的美麗島嶼，在地球生態版圖上佔有極為特殊的地位。從雪山山脈的冷杉林到恆春半島的熱帶季風林，從海岸山脈的石灰岩地形到中央山脈的深邃峽谷，在僅僅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藏了超過四千種原生維管束植物，其中約有四分之一是台灣特有種。這豐富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綠色奇蹟，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歷經了數百年來無數植物學家、採集人、自然史研究者，甚至是探險家與殖民官員，一步一腳印地以汗水、智慧與狂熱堆疊出來的成果。

本文將沿著時間的縱軸與空間的橫軸，梳理台灣植物採集史的關鍵脈絡。這不僅是一部科學發展的紀錄，更是一段關於「發現」、「命名」與「歸屬」的島嶼故事。當我們走進植物標本館，翻開泛黃的臘葉標本，每一片葉脈、每一朵花蕊背後，都隱藏著探險者穿越莽原的長靴、長年駐守山區的孤獨，以及面對未知物種時那剎那間的心跳加速。

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檔案，到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林業調查，再到戰後台灣本土植物學體系的建立，「植物採集」這項看似樸素的工作，實則緊密地與政治、經濟、科學典範變遷交互影響。現在，就讓我們一同走進這座「綠色島嶼」的採集史時光隧道，感受那些為台灣植物寫下身份證的先驅們，是如何在一波波浪潮中，構築起我們今日所見的台灣植物學知識大廈。

一、 大航海時代的驚鴻一瞥：荷蘭時期與清領前期的自然觀察

台灣植物採集的歷史起源，往往被定錨在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佔領台南時期。荷蘭人出於對貿易利潤與殖民統治的實用需求，開始對台灣的自然資源進行初步勘探。當時的紀錄雖然零散，卻是將台灣植物正式帶入西方科學視野的開端。

1.1 從實用藥草到最早的標本紀錄

荷蘭時期的文獻中，最著名的植物紀錄莫過於荷蘭籍牧師與博物學者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以及後續的探險隊。他們在台南一帶接觸了西拉雅族部落，記錄了當地種植的稻米、甘蔗，以及許多具有經濟潛力的植物。然而，受限於當時的科學技術，這些紀錄多為文字描述，鮮少留下可供後人考證的臘葉標本。

真正具有科學突破意義的，是1650年代荷蘭人所進行的「台灣植物調查」。在當時的總督費爾堡（Nicholas Verburg）指示下，一支探險隊深入今日的嘉南平原及山麓地帶，系統性地採集了上百種植物。這些標本被送往荷蘭萊頓大學，交由當時的植物學巨擘如赫爾曼（Paulus Hermann）進行鑑定。雖然這些十七世紀的標本至今大多遺失或深藏於歐洲的歷史檔案館中，但部分物種如「台灣蝴蝶蘭」（Phalaenopsis aphrodite）的描述，便被認為可能源自此時期的初步觀察。

1.2 清領時期的停滯與零星紀錄

1683年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後，由於統治思維偏向消極的「劃界封山」，對於島內高山及中央山脈的探索幾乎停滯。此階段，台灣植物的採集主要依賴中國大陸渡海而來的官員與文人。例如，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在其《台灣府志》中記載了多種當地植物，如「刺桐」、「檳榔」等，但此類記載偏向風土誌，缺乏嚴謹的植物學分類概念。

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少數西方人士如英國商人在通商口岸進行了零星採集。例如，曾在淡水擔任領事館醫師的 Ferdinand Lindemann 便曾採集了北台灣的海濱植物，並送回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鑑定。然而，整體而言，此時期的台灣植物採集仍處於「啟蒙前夜」的黯淡階段：島民對身邊的花草樹木雖有利用知識，但缺乏系統性的科學紀錄，而外界對於這座島嶼的豐富植物相也如霧裡看花，僅能窺見如冰山一角般的浮光掠影。

小結：在荷蘭時期與清領時期，台灣植物採集的重心是「殖民經濟」與「官方行政」的附屬品。先驅者們的足跡雖然零散，卻為後續的全面性科學探索積累了珍貴的史料基礎。

二、 博物學家的黃金年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探險與發現

1858年，隨著天津條約的簽訂，台灣的安平與淡水正式開港通商。這個歷史性的轉變，使得西方博物學家得以自由進出台灣。1860年代起，一批批熱愛自然、冒險犯難的「業餘科學家」與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員，開始登上這座福爾摩沙之島，開啟了台灣植物採集史上的第一個輝煌黃金時代。他們所帶回的標本，大量湧入歐洲各大植物標本館，讓西方科學界首次驚嘆於台灣無與倫比的生物多樣性。

2.1 理查德·奧德海姆的奠基與英國人的足跡

被譽為「台灣植物採集之父」的英國植物學家理查德·奧德海姆（Richard Oldham），於1864年抵達台灣。他受僱於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在島上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密集採集。奧德海姆的足跡遍及淡水、基隆、高雄及恆春地區，共採集了超過900種植物標本。他的工作開啟了台灣植物與世界植物分類系統直接接軌的先河，許多台灣常見的植物，如「奧氏虎皮楠」（Daphniphyllum oldhamii），便是以他命名的。

隨後，英國探險家與植物獵人更是絡繹不絕。史蒂文·索爾比（Steven Sowerby）於1871年在北台灣山區採集，而最具傳奇色彩的當屬史蒂文·撒維奇（Steven Savage）。然而，在這之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當屬蘇格蘭植物學家亨利·奧古斯丁（Henry Augustine）以及美國博物學家約瑟夫·史蒂文·霍爾（Joseph Steward Hall）。他們深入中台灣的淺山地區，蒐集了大量薔薇科與杜鵑花科的植物，這些標本至今仍存放在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成為研究東亞植物區系不可獲缺的珍貴資產。

2.2 從業餘採集到科學建制化

這群十九世紀的博物學家，雖然多數具有「業餘」身份，但他們嚴謹的研究方法與詳實的田野筆記，為台灣植物學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他們不僅採集標本，更記錄了植物的花期、生態環境以及當地原住民的利用方式。這些富含人類學視角的田野資料，使得台灣植物的科學研究得以超脫單純的分類學，進入了生態學與植物地理學的層次。

歐洲的標本館因這些豐富的台灣標本而沸騰。植物學家們在倫敦、巴黎、維也納的實驗室中，仔細解剖來自台灣的花朵與果實，比對模式標本，興奮地發表數以百計的新物種。當時的「發現」，不僅僅是科學上的里程碑，更象徵著大英帝國在東亞自然史上的殖民擴張。然而，這股由西方博物學家主導的採集熱潮，很快地即將告一段落，因為一個新興的東亞強權——日本帝國，已經蓄勢待發。

三、 殖民現代性的全面盤點：日治時期的系統性植物調查（1895-1945）

1895年，甲午戰爭後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帝國基於殖民統治、林業資源開發以及南進戰略的考量，對於台灣的自然資源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學術盤點。相較於西方博物學家的個人冒險式採集，日治時期的植物調查更具國家動員力、組織性與科學深度。這段時期，堪稱是台灣植物採集史上最波瀾壯闊、影響最深遠的時代。

3.1 東京帝國的科學官僚與調查體系的建立

日本治台初期，台灣總督府便設立了殖產局，並延攬東京帝國大學的植物學家來台進行基礎調查。1896年，植物學家早田文藏（Bunzō Hayata）受聘來台。他在接下來近二十年的時光裡，與同事川上瀧彌（Takiya Kawakami）合作，多次深入中央山脈與高山地區，進行大規模採集。早田文藏不僅是優秀的田野採集者，更是卓越的分類學家。他在東京帝大整理與發表了一批又一批的台灣新物種，包含著名的「台灣杉」（Taiwania cryptomerioides）。1906年，早田文藏正式發表了「台灣杉屬」，這個屬名直接以台灣命名，震驚了國際植物學界。

除了早田文藏與川上瀧彌，佐佐木舜一（Shunichi Sasaki）的貢獻同樣功不可沒。佐佐木在1911年至1930年代之間，進行了超過二十次的台灣全島植物調查，足跡遍及蘭嶼、澎湖及高山縱谷。他將台灣植物劃分為不同的地理分布帶，建構了台灣植物生態地理的雛形。他留下的《台灣植物名彙》與超過兩萬份的臘葉標本，是台灣植物分類與鑑定最重要的基石。

3.2 標本館的建立與林業試驗場的角色

日治時期的植物採集成果，不只停留在學術發表，更落實於國家機構的建制。1911年，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後改為林業試驗場）正式成立，並下設植物標本館。這座位於台北的標本館，成為了全島植物資料的匯集中心。大量的模式標本被妥善保存於此，吸引了包括早田文藏在內的日本學者反覆來台比對研究。

除了學術研究，這些調查成果也直接服務於殖民經濟。為了尋找可利用的纖維、藥材與木材資源，植物學家與林業技師將採集重點放在高海拔針葉林與低海拔熱帶雨林。著名的「阿里山森林鐵路」與「太平山林場」的開發，皆建立在詳盡的植物分布調查之上。這也說明了植物採集史的政治經濟脈絡——科學知識往往與國家權力、資本主義的資源掠奪緊密結合，而台灣的綠意盎然，也正是這殖民現代性雙面刃下的獨特歷史產物。

四、 戰後轉型與本土學派崛起：從日裔學者的撤退到台灣研究者的新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統治畫下句點。戰後初期，台灣的植物學研究面臨了斷裂與重構的雙重挑戰。大批日籍學者被遣返，原本的調查網絡瞬間停擺。然而，南京國民政府所接收的，不只是一座島嶼，還包含了日治時期累積的龐大標本、文獻與基礎資料。這座「綠色的檔案庫」成為了中華民國植物學界在戰後最豐厚的遺產，也為新一代本土植物學家的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

4.1 國民政府初期的「再發現」與台大植物系的重責大任

戰後初期，來台的植物學家如李惠林（Hui-Lin Li）、劉棠瑞（Tang-Shui Liu）等人，肩負起重建台灣植物分類體系的艱鉅任務。李惠林教授於1949年任教於台灣大學植物學系，他結合了日治時期的基礎，重新編纂了《台灣植物誌》。這套鉅著象徵著台灣植物學從「殖民調查」轉向「國家科學」的里程碑。大批戰後第一代台灣籍學者如柳榗（Chin Liu）、應紹舜（Shao-Shun Ying）在此時期投入山區採集，以實地踏查的方式，重新驗證了前人紀錄，並填補了許多高山與斷崖地帶的調查空缺。

這時期最重要的特色，便是「台灣特有種」概念的深化。相較於日治時期學者們多偏重於將台灣植物視為日本植物區系的延伸，戰後的本土學派更加強調台灣植物作為一個獨立演化中心的獨特性。伴隨著採集標本的累積，島嶼生態學與物種形成理論也逐漸被引入，使得園藝、林業與生態保育的視野更加開闊。

4.2 國際合作與高山探勘的黃金時期

1960至1980年代，在美援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推波助瀾下，台灣植物採集迎來了另一波高峰。國內外學者合作頻繁，許多西方的植物學家與台灣研究者共同組隊，深入雪山、玉山與南湖大山等高山地區尋找珍稀物種。這些探勘隊在極度艱困的環境下，以徒步與簡易裝備，攀越斷崖峭壁，採集了大量高山植物，如各式龍膽、馬先蒿與杜鵑。這些研究成果，使得台灣的高山植物區系與中國西南部、喜馬拉雅山區的植物親緣關係得以被詳實比對。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期的採集不再局限於「分類學的命名」，更拓展至植物化學、細胞學與族群遺傳學等新興領域。採集者將活體植株與種子帶回實驗室，進行引種馴化與育種試驗。例如，台灣一葉蘭（Pleione formosana）與台灣原生杜鵑的育種研究，便是在這個時期獲得重大突破，台灣的植物採集史也因此從「檔案室」走入了「應用場域」。

五、 當代視野與保育新思維：數位典藏與永續未來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植物採集史寫下了嶄新的篇章。現代的採集行動，已不再只是為了「獵奇」或「發現新種」，而是與全球氣候變遷、棲地破壞、生物多樣性保育息息相關。採集者們的角色也從「探索者」轉變為「生態監測者」。台灣的植物標本館，如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植物標本館（HAST）、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TAIF），此刻正積極地透過數位化，讓數十萬份珍貴標本能被全球研究者無遠弗屆地共享，徹底革新了知識傳播的邊界。

5.1 瀕危物種的搶救性採集與科學研究

面對野外族群快速衰退，現代植物的「採集」必須遵循嚴謹的生態倫理。研究人員在進行普查時，時常採用「非破壞性採樣」，僅帶回極少量的枝葉、花朵或種子進行DNA分析。而對於極度瀕危的物種，如「台灣水韭」（Isoetes taiwanensis）或「雅美萬兩金」（Ardisia miaoliensis），採集行動則結合了「種子銀行」與「離地保存」的保育策略。

透過對歷史標本時空序列的重新檢視，科學家得以重建過去一百多年來植物分布的變遷軌跡。例如，比對日治時期採集的標本與現今田野調查的數據，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氣候暖化如何迫使高山植物逐步往更高海拔退縮。歷史標本不再只是一張張泛黃的紙片，而是一本本解碼生態變遷的「時間膠囊」，採集史的研究價值也因此更具前瞻性與應用性。

5.2 公民科學與原住民知識的再連結

晚近，台灣植物採集史的另一個重要轉向，是對於「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TEK）的重新重視。過去，採集者常將原住民視為帶路的嚮導，而忽略他們對於植物利用的深厚智慧。如今，當代研究者開始與部落合作，進行「參與式調查」，記錄下泰雅族的草藥知識、布農族的植物利用分類、或是達悟族對於蘭嶼角鴞與麵包樹的文化意涵。這種跨領域的協作，使得「採集」的意義從單向的科學掠奪，轉變為雙向的知識交流與文化尊重。

同時，公民科學家（Citizen Scientists）的興起，也為植物調查注入了全民活力。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如「iNaturalist」，一般大眾也可以上傳植物照片，協助科學家填補偏遠地區與私有土地的分布空缺。這項趨勢預示著台灣植物採集史的未來，將不再專屬於學院內的專業人士，而是所有熱愛土地的人們共同參與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