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的國際合作
這也帶出了國際保育合作的第二層意義：它不只是「保護物種」，更是「維持生態系功能」。森林的碳吸存、濕地的防洪與淨水、海洋的碳匯能力，都是全球公共財。一個國家破壞自己的森林，影響的不只是當地生態，也包括全球氣候系統。這種「外部性」的存在，正是國際公約與跨國治理機制得以成立的正當性基礎。
二、國際保育合作的制度基礎：從公約到框架
現代國際保育合作並非始於今日。早在十九世紀末，歐洲列強就曾為了保護非洲的野生動物而召開會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隨著環境意識抬頭與科學研究累積，一系列國際公約陸續誕生。這些公約構成了今日全球保育治理的骨幹，也決定了各國國內立法的方向。
《生物多樣性公約》與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地球高峰會）上，《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正式開放簽署，並於 1993 年生效。CBD 是第一個全面處理生物多樣性議題的國際法律文件，其三大目標為：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
CBD 的重要性在於它把保育從「保護可愛動物」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層次。公約要求締約方制定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NBSAP），進行生態調查與監測，並將保育納入土地利用、林業、漁業、農業等部門政策。這使得保育不再是環保機關的「專利」，而成為跨部會的共同責任。
2022 年 12 月，CBD 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在加拿大蒙特婁落幕（由中國擔任主席國，因此又稱「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這次會議通過了被形容為「生物多樣性領域的巴黎協定」的《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其中最受矚目的目標包括：
生態系復育：到 2030 年，恢復至少 30% 的退化生態系。
這些數字的意義在於：它們把保育從道德呼籲，轉化為可被檢核、可被問責的國際承諾。當然，框架本身沒有強制力，能否落實仍取決於各國的政治意願與制度能力——這是後續章節會處理的問題。
《遷徙物種公約》與《華盛頓公約》：物種與貿易的雙軌治理
如果說 CBD 處理的是「整體生態系」，那麼《遷徙物種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s, CMS，又稱波恩公約）就是專門為跨境移動的物種量身打造的機制。CMS 於 1979 年在德國波恩簽署，1983 年生效，透過兩個附錄來運作：附錄一列出瀕危的遷徙物種，締約方必須採取嚴格保護措施；附錄二列出需要國際合作管理的物種，締約方應簽署區域性的合作協定。
CMS 架構下已衍生出多個具體協定與備忘錄，例如保護非洲—歐亞遷徙水鳥的《非歐亞遷徙水鳥協定》（AEWA）、保護鯨豚的《ASCOBANS》、保護海龜的備忘錄，以及針對特定物種如白鶴、雪豹、獵豹、賽加羚羊的合作備忘錄。這些機制的運作方式，通常是透過締約方會議、科學委員會與秘書處，協調各國的監測、研究與行動計畫。
另一個與保育國際合作密切相關的公約，是 1973 年簽署、1975 年生效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又稱《華盛頓公約》）。CITES 的核心邏輯是「以貿易管制達到保育目的」：它透過三個附錄，對不同瀕危程度的物種設定不同程度的國際貿易限制。附錄一原則上禁止商業性國際貿易，附錄二則允許在可持續的前提下進行貿易，附錄三則是各國自行列管、需要其他締約方協助管制的物種。
CITES 的成功案例不少，例如 1989 年將非洲象列入附錄一、禁止象牙國際貿易後，一度有效遏止了盜獵數量；近年則將穿山甲、部分鯊魚與魟魚、以及多種熱帶木材樹種納入管制。CITES 的挑戰在於「執法」：它沒有跨國警察，只能依賴各締約方的海關、林業與野生動物主管機關合作，並透過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與世界海關組織（WCO）的通報機制來追查走私網絡。
《拉姆薩公約》與世界遺產公約：棲地與地景的國際認證
1971 年在伊朗拉姆薩簽署的《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是全球第一個針對單一類型生態系的國際公約。它要求締約方指定「國際重要濕地」（即拉姆薩濕地），並對這些濕地進行保育與合理利用。迄今已有超過 170 個締約方、2,500 多處拉姆薩濕地，涵蓋面積超過 2.5 億公頃。
拉姆薩公約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套跨國認可的標籤與監測機制。一處濕地被列入名單後，政府往往更難隨意開發，因為國際社會會關注其狀況；同時，公約的科學與技術審查小組（STRP）也能協助締約方進行評估。台灣雖然不是締約方，但許多濕地（如曾文溪口、四草）仍以符合拉姆薩標準的方式進行經營管理。
1972 年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則透過「傑出普世價值」的概念，將具有自然與文化價值的區域納入全球共同守護的體系。世界自然遺產的指定，往往能為當地帶來國際關注、技術援助與觀光資源，也形成一種對政府的軟性約束——若世界遺產因開發而受損，可能被列入「瀕危名單」，對國家形象造成壓力。
三、區域與跨境合作的真實案例：保育如何在國界之間發生
國際公約提供了架構，但真正的保育行動往往發生在更貼近地景的區域尺度。以下幾個案例，分別代表了陸域、海域與遷徙線三種不同的合作模式。
非洲的跨國保護區與反盜獵行動：KAZA 與大象的命運
非洲南部的卡萬戈—贊比西跨界保護區（Kavango-Zambezi Transfrontier Conservation Area, KAZA TFCA）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跨界保護區，橫跨安哥拉、波札那、納米比亞、尚比亞與辛巴威五國，面積約 52 萬平方公里，大約是台灣的十四倍大。KAZA 的成立，正是為了解決一個根本矛盾：大象、獅子、野犬等大型動物的活動範圍遠大於任何單一國家的保護區，若各國各自為政，動物只會在邊界處被阻隔或遭獵殺。
KAZA 的運作依賴五國政府簽署的諒解備忘錄，設立跨國協調委員會與秘書處，協調範圍包括野生動物廊道、聯合巡護、社群共管、觀光發展與疾病控制（例如口蹄疫對野生動物與畜產的影響）。它並非一個「超國家政府」，而是一個協商平台，但這個平台讓各國的巡護員可以跨境合作、共享情資，也讓國際捐款與技術支援有一個統一的對接窗口。
與此同時，非洲的反盜獵行動也高度國際化。2010 年代初期，莫三比克的尼亞薩保護區（Niassa Reserve）與坦尚尼亞的塞盧斯（Selous）等地的大象盜獵問題嚴重，象牙經由莫三比克港口運往亞洲。為此，各國政府、國際非政府組織（如 WCS、WWF、TRAFFIC）與國際刑警組織合作，建立情報網絡、培訓巡護員、部署偵查犬與無人機，並在港口與機場加強查驗。2010 年代中期以後，部分地區的盜獵率明顯下降，這正是跨國執法與市場端管制（中國於 2017 年宣布禁止國內象牙貿易）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個案例也提醒我們：保育的國際合作不只是「共同保護」，還包括「共同打擊犯罪」。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是僅次於毒品與武器的全球第三大非法貿易，每年的產值估計在 70 億至 230 億美元之間。沒有跨國合作，任何單一國家的努力都只會把犯罪推向鄰國。
東亞—澳大拉西亞遷徙線的守護：從政府到公民社會的多層次合作
回到亞洲，EAAF 的保育工作是另一個值得細看的案例。這條遷徙線的關鍵棲地在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快速消失，促使各國與國際組織啟動合作。2006 年，「東亞—澳大拉西亞遷徙線夥伴關係」（EAAFP）正式成立，成為一個由政府、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與企業共同參與的多邊平台。夥伴關係的核心工作包括：指定與管理「遷徙線網絡據點」（Flyway Network Sites）、推動黃海生態區的保育、以及協調水鳥監測與研究。
在這個架構下，具體的合作形式非常多樣：
EAAF 的經驗顯示，國際合作不一定要等到「完美的公約」出現才能開始。它可以在科學資料共享、志工網絡、棲地經營管理等層次上逐步累積，形成一種「軟性的跨國治理」。
海洋保育：從區域漁業管理到公海生物多樣性協定
海洋的連結性比陸地更強，也更難劃界。公海（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海域）佔全球海洋面積約六成，長期以來缺乏有效的保育機制。為此，國際社會發展出兩種主要的合作路徑。
第一種是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這些組織由相關國家組成，負責管理特定海域或特定魚種的漁業資源，例如管理大西洋鮪類的 ICCAT、管理中西部太平洋鮪類的 WCPFC、管理南方黑鮪的 CCSBT 等。RFMO 的功能包括設定捕撈配額、限制漁具與作業方式、要求觀察員計畫與漁獲回報，以及打擊非法、未報告、不受管制（IUU）漁撈。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但以「捕魚實體」身分參與部分 RFMO，這是台灣在國際保育合作中最實質的參與形式之一。
第二種是《公海生物多樣性協定》（BBNJ Agreement）。這份協議在 2023 年 6 月於聯合國通過，目的是為公海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建立保育與永續利用的法律框架，內容涵蓋海洋保護區的劃設、環境影響評估、海洋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以及能力建構與海洋技術移轉。BBNJ 被視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第三個執行協定，在 2025 年跨過 60 個國家批准的生效門檻，成為國際海洋保育的重要里程碑。
BBNJ 的意義在於：它終於讓「公海保護區」有了法律依據。過去要在公海劃設保護區，幾乎只能靠自願性倡議或 RFMO 的個別決定；未來則可以透過締約方會議的程序，建立具有約束力的保護措施。當然，從條文到實際劃設，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四、國際合作的運作機制：資金、科學與問責
國際合作要能運作，不能只靠善意。它需要穩定的資金來源、可信的科學基礎，以及能夠檢核進度的問責機制。這三個要素構成了國際保育合作的「基礎設施」。
資金機制：從 GEF 到綠色氣候基金
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成立於 1991 年，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環境公約的主要資金機制。它透過贈款與優惠貸款，支持開發中國家進行生物多樣性調查、保護區經營、能力建構與政策改革。GEF 的運作原則是「以公約為依歸」：各國提出的計畫必須對應到公約的目標，並經過科學與技術審查。
2010 年成立的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則從氣候變遷的角度支持保育相關行動，包括森林復育、紅樹林保護、氣候韌性農業等。此外，《昆明—蒙特婁框架》也強化了資金承諾，要求已開發國家每年提供至少 300 億美元的國際生物多樣性援助，並鼓勵私部門與慈善基金投入。
這些機制的挑戰在於「分配」與「效率」。資金往往集中在少數大型計畫或特定地區，小型 NGO 與原住民社群難以直接取得；同時，申請程序繁瑣、審查時間長，也讓急需資金的保育行動緩不濟急。近年國際上因此出現「直接撥款給地方社群」的倡議，試圖讓資金更貼近地景。
科學監測與資料共享：讓合作有共同的語言
沒有共同的科學基礎，國際合作很容易淪為各說各話。因此，國際保育體系高度依賴標準化的監測與資料共享。例如：
這些工具讓不同國家的資料能夠對話，也讓國際社會能夠追蹤保育進展。以《昆明—蒙特婁框架》為例，各國需在 2026 年前提交更新版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計畫，並在 2030 年前提交進度報告。這些報告的品質，高度取決於各國的監測能力與資料開放程度。
問責與檢核：從報告到國際壓力
國際保育公約大多沒有強制制裁機制，其問責主要透過「透明化」與「同儕壓力」來運作。具體形式包括：締約方會議的國家報告、履約審查、國際組織的公開評比、以及非政府組織的監督報告。當一個國家的保育表現不佳，可能面臨國際輿論壓力、資金凍結、貿易限制（如 CITES 的貿易制裁），甚至影響其國際形象與外交空間。
這種「軟性問責」雖不如國內法律的強制力，但在實務上仍能產生效果。例如，某些國家因未能有效管制象牙或木材貿易，曾被 CITES 要求提交進度報告或面臨貿易建議；而世界遺產瀕危名單的列入，也常促使政府重新評估開發計畫。這些機制的關鍵，在於公民社會與媒體能否持續關注，並將國際壓力轉化為國內的政治壓力。
五、國際合作的困境與矛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談了這麼多制度與案例，我們也必須誠實面對：國際保育合作並非一帆風順。它充滿了主權矛盾、資源落差、執行缺口與政治現實。理解這些困境，不是為了否定合作，而是為了讓合作更務實。
主權與國家利益的矛盾
保育國際合作最根本的張力，在於「主權」與「共同利益」之間的衝突。每個國家都希望自行決定領土與資源的使用方式，但生態系統的運作卻要求跨國協調。當國際公約的要求與國內經濟發展衝突時，政府往往選擇後者。
例如，砍伐熱帶雨林能帶來短期經濟收益，但會影響全球碳吸存與生物多樣性；填海造陸能創造土地與產業空間，但會破壞遷徙水鳥的補給站。這些矛盾在開發中國家尤其尖銳，因為它們往往承擔了保育的機會成本，卻較難獲得對應的補償。這也使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BDR）原則成為國際談判的核心爭點。
此外，保育議題有時會被政治化。某些國家可能以保育為名，行貿易保護或外交施壓之實；有些則因政治因素而拒絕簽署或批准公約。例如美國至今仍未批准《生物多樣性公約》，這使得 CBD 的全球代表性打了折扣。
資金與能力的落差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保育資源高度不均。已開發國家擁有較充裕的資金、技術與人力，開發中國家則常面臨經費不足、專業人才短缺、基礎資料匱乏的困境。即使有 GEF、GCF 等國際資金，申請程序與審查標準對能力不足的國家仍是一大門檻。
這種落差會形成惡性循環：缺乏監測資料，就難以說服國際社會投入資源；缺乏資源，就難以改善監測與執法；執法不力，則非法獵捕與貿易持續猖獗。要打破這個循環，除了資金援助，還需要長期的人才培育、制度建構與技術移轉。
非法野生動物貿易與執法缺口
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是國際保育合作最棘手的挑戰之一。它的特性是高度組織化、跨國化、利潤龐大且風險相對低。走私網絡會利用各國法律落差、海關漏洞與貪腐問題，將象牙、犀牛角、穿山甲鱗片、珍稀木材、活體動物與魚類運往消費市場。
即使有 CITES 與國際刑警組織的合作，執法仍面臨許多困難：跨國情資分享不夠即時、邊境查驗人力不足、司法追訴與量刑不一、以及部分國家的貪腐問題。此外，合法貿易與非法貿易的界線有時模糊，例如「人工繁殖」的珍稀動物可能被用來洗白野生個體，這也增加了執法難度。
要有效打擊非法貿易，需要「全鏈條」的合作：來源國的巡護與社區參與、轉運國的邊境管控、消費國的需求減少與法律制裁，以及國際組織的協調與技術支援。任何一個環節鬆動，整個鏈條就會失效。
六、台灣與華人世界在國際保育合作中的角色
台灣在國際保育合作中處於一個特殊位置。由於國際政治現實，台灣不是許多國際公約的締約方，也難以參與部分政府間組織。然而，台灣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堅實的民間保育能量與活躍的公民社會，這讓它能夠以「非官方」或「實質參與」的方式，在國際保育網絡中扮演有意義的角色。
候鳥保育：黑面琵鷺與遷徙線合作
黑面琵鷺是台灣參與國際保育合作最成功的案例之一。這種全球瀕危的鳥類，每年冬天有超過一半的族群在台灣度冬，主要棲地包括台南七股、四草與嘉義鰲鼓等地。台灣的研究人員與保育團體長期投入調查、繫放與棲地管理，並與韓國、中國、日本、香港等地的夥伴合作，進行跨國同步普查與衛星追蹤。
這項合作不僅讓黑面琵鷺的全球數量逐步回升，也讓台灣在遷徙線保育中建立了專業聲譽。台灣的民間團體與研究機構因而得以參與 EAAFP 的相關會議與工作，以「實質參與」的方式貢獻科學資料與經營管理經驗。
海洋保育與漁業管理：以專業參與國際組織
在海洋保育方面，台灣以「漁業實體」的身分參與多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包括 ICCAT、WCPFC、IATTC 等，並配合執行捕撈配額、觀察員計畫、漁獲認證與 IUU 漁撈防制。這既是國際義務，也是台灣漁業永續的關鍵。
此外，台灣在鯨豚保育、海龜救傷與海洋廢棄物治理上也與國際組織及鄰近國家合作。例如，台灣的海洋保育署與相關團體參與淨海行動、鯨豚擱淺救援網絡，並與菲律賓、日本等地的研究機構交流。這些合作雖然未必張揚，卻實質地串起了區域的海洋保育網絡。
華人世界的保育合作潛力
華人世界在國際保育合作中具有獨特的潛力與責任。一方面，中國、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的華人社群，是許多野生動物製品（如象牙、魚翅、龜板、蘭花、觀賞魚）的重要消費市場；另一方面，這些地區也擁有愈來愈多的保育專業人才、企業資源與公民社會能量。
近年在中國，政府逐步加強對野生動物貿易的管制，包括 2017 年宣布禁止國內象牙貿易、2020 年強化野生動物禁食與交易管理。這些政策對全球保育具有實質影響。台灣則在《野生動物保育法》架構下執行 CITES 相關管制，並透過研究機構與 NGO 參與國際合作。香港與澳門作為貿易樞紐，其管制與執法也備受關注。
未來，華人世界的保育合作可以在幾個方向深化：跨境遷徙物種的聯合監測、非法貿易的情資分享與執法協作、海洋保護區的區域網絡、以及企業與慈善資源的投入。這些合作不一定需要官方外交突破，但需要專業社群的長期連結與互信累積。
七、公民能做什麼？從個人行動到跨國連結
國際保育合作看似遙遠，但公民社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關鍵。以下是幾個具體的行動方向。
支持透明、可信的保育組織
捐款或志工服務是公民參與最直接的方式。選擇時可留意組織的資訊透明度、財務公開程度、在地合作模式，以及是否尊重原住民與地方社群的權益。好的保育組織通常會公開其工作成果與挑戰，也會說明資金流向與合作夥伴。
消費選擇與市場壓力
消費者是改變市場的力量。拒絕購買瀕危物種製品（象牙、犀牛角、穿山甲、海龜製品、非法木材、部分觀賞魚與蘭花）、選擇有永續認證的海鮮與林產品、關注食品與化妝品是否涉及森林砍伐，都能對供應鏈形成壓力。企業也會因為消費者的關注，而調整採購政策。
參與公民科學與資料開放
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是現代保育監測的重要一環。台灣的 eBird Taiwan、路殺社、兩棲爬蟲調查、珊瑚監測等計畫，都歡迎民眾參與。這些資料不僅有助於國內保育，也能與國際資料庫（如 GBIF）串接，成為全球監測網絡的一部分。
關注政策與國際議題
公民可以透過連署、投書、參與公聽會、關注立法院與地方議會的保育相關法案，來影響政策。同時，也可以關注國際公約的締約方會議（如 CBD COP、CITES CoP、CMS COP）與重要倡議，透過社群媒體或公民團體將國際議題帶入國內討論。
八、結語：在沒有國界的世界裡，合作是唯一的選項
保育的國際合作，本質上是一場關於「如何在地球上共同生活」的長期實驗。它沒有最終的勝利，只有不斷的調整與協商。從黑面琵鷺的跨國遷徙，到非洲大象的反盜獵行動；從《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全球框架，到拉姆薩濕地的在地經營；從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配額談判，到《公海生物多樣性協定》的公海保護區——每一個案例都說明了一件事：當生態系統的運作跨越國界，人類的治理也必須跨越國界。
這條路並不容易。主權矛盾、資源落差、執法缺口與政治現實，都會讓合作走走停停。但正如候鳥不會因為國界而停止飛行，生態系統也不會因為人類的爭執而停止運作。當一隻黑面琵鷺在台南的魚塭上振翅起飛，牠所依賴的，是韓國、中國、台灣、日本、香港等地無數人的共同選擇。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這些選擇繼續發生——透過專業、透過資金、透過政策、透過消費、也透過每一次願意多理解一點的公民行動。
保育的國際合作，終究不是為了某一個國家、某一個組織或某一個物種，而是為了讓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還能繼續自由地移動、繁衍與演化。這是人類共同的責任，也是我們共同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