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植物生態
台灣環境信託與棲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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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 動植物生態｜📍 發布地點：雅寶社區·頂客論壇｜🕒 閱讀時間：約 18 分鐘
「如果我們不能阻止所有的破壞，至少要保證有一塊土地，永遠屬於野生動物。」這是台灣環境信託運動最浪漫也最堅定的內心話。
在台灣這座島嶼上，關於「保育」的討論，總是在「開發」與「保護」的拉扯中消耗殆盡。我們習慣將山林交給政府、將濕地寄望於法規，然而，當棲地不斷被道路切割、被農舍蠶食、被光電板覆蓋時，你是否曾想過：有沒有可能，我們用「購買」的方式，將土地所有權從市場邏輯中永久凍結？
這不是天方夜譚。在英國，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已經用這個方法保護了超過 25 萬公頃的美麗大地；在日本，龍貓森林信託讓都市人用集資的力量，為瀕危的里山生態留下一片片綠帶。而在台灣，這股由民間自發的「環境信託」運動，正以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姿態，在竹東的淺山與宜蘭的濕地悄悄萌芽。
本文將帶你走進台灣環境信託的田野現場，理解這份「與荒野的契約」背後的法律肌理、土地故事，以及每一塊被信託的土地，如何成為台灣眾多瀕危物種的諾亞方舟。
環境信託（Environmental Trust）在台灣並非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但它的核心精神其實非常古樸——就是「託付」。土地所有人（委託人）將土地的所有權或管理權，交付給一個值得信賴的受託機構（通常是公益團體），並設定明確的「信託目的」，例如「永遠作為野生動物棲地，不得作任何開發使用」。
在英國制度中，這種信託被稱為「保存信託」（Conservation Trust），其最大特色在於「永續持有，禁止變賣」。一旦土地進入信託，它就脫離了商品市場，不會因為子孫缺錢而被轉賣，不會因為都市計畫變更而被徵收開發。這在寸土寸金的台灣，無疑是對資本主義土地邏輯最優雅的抵抗。
許多人不知道，台灣其實在 1996 年就公布了《信託法》，其中第 1 條明確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這裡的「特定之目的」，在環境運動者的詮釋下，就包含了棲地保護。
2023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農業部）發布的《環境信託商品化應用參考指引》更是將此類信託分成三大類型：
但法律歸法律，真實世界的困難在於：信託財產必須「完全移轉」。對許多捨不得祖產的農民來說，把土地所有權交給一個民間團體，心理關卡極高。這也使得台灣目前真正成案的環境信託案件，屈指可數。
然而，即使困難重重，台灣仍有一群人，像傻瓜一樣相信：契約的永恆性，可以對抗時間的無情。他們將土地從地政事務所拿出來的那一刻，等於是對整個開發主義的社會氛圍，丟出了一枚震撼彈。
為什麼我們需要環境信託？因為傳統的「保護區」思維已經明顯不足。目前台灣列為「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等法定保護區的面積，約占國土 19%，聽起來很多，但卻存在嚴重的「棲地破碎化」與「孤島效應」。我們先來看看幾組令人心碎的數據：
為了防洪，台灣的河川被「整流」成一條條的水泥溝。台中筏子溪、宜蘭五十溪，都曾因工程而讓台灣特有的菊池氏細鯽棲地縮減。即使後來有生態工法補救，但水泥底座已經無法恢復原本的湧泉環境。環境信託在此扮演的角色，是將一塊包含完整水系的私有地劃設為禁挖區，讓溪流可以「自癒」。
台灣淺山地區（海拔 100-800 公尺）是穿山甲、食蟹獴、白鼻心僅存的樂園。然而，近年來露營區、農舍民宿如雨後春筍般違法擴張，加上人為棄養的流浪犬進入山區獵捕野生動物，導致苗栗通霄、新竹峨眉的穿山甲族群正以每年 10% 的速度崩跌。環境信託能在這片碎裂的土地中，建立「無犬區」與「夜間禁入區」，提供安全避難所。
小花蔓澤蘭、荔枝椿象、斑腿樹蛙……這些外來種讓生態學者頭痛不已。在公有地，防治措施常因行政程序緩慢而錯失先機；但若是私有信託地，管理單位可在第一時間啟動移除計畫。例如自然谷環境信託地內，志工團隊每年固定在秋季進行小花蔓澤蘭的「根除作戰」，短短三年就讓原生植被恢復了三分之一的面積。
宜蘭雙連埤是台灣水生植物的重要庇護所，但周邊高冷蔬菜種植使用的農藥與肥料，隨著灌溉水流入埤塘，造成優養化。若透過環境信託將埤塘周邊 20 公尺內的農地租下、轉型為有機管理，就能建構一道「綠色緩衝帶」。可惜目前僅少數地主願意加入。
根據中研院研究，台灣高山植物正面臨嚴重的「棲地壓縮」，例如玉山杜鵑、台灣冷杉的適合生長海拔正快速向上移動。但山頂的面積就那麼大，植物無處可退。此時，環境信託可以在中海拔地區保存一塊「氣候避難所」，讓這些物種有機會「遷徙」到較涼爽的微棲地。
面對這五大危機，環境信託不是萬靈丹，但它是唯一讓民間力量可以直接介入的「地權工具」。它將保育從「請政府保護我們」轉變為「我們自己保護土地」，其下隱藏著深刻的公民自治精神。
談到台灣的環境信託，有兩個名字是絕對無法忽略的：新竹芎林的「自然谷」，以及宜蘭員山的「雙連埤」。前者是台灣第一例由民間募資購買土地並信託的案例；後者則結合濕地保育與環境教育，開創了另一種可能。
2007 年，荒野保護協會在新竹芎林鄉找到一塊 1.7 公頃的淺山林地，海拔約 380 公尺，原始林相完整。為了避免這塊地淪為開發商的別墅用地，協會發起了「為地球買一塊地」的運動，在 3 個月內號召 2,000 多位民眾小額捐款，成功以新台幣 2,000 萬元購入這片土地。
2011 年，自然谷正式簽訂台灣史上第一份「環境公益信託契約」，委託人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給荒野保護協會，並設定「保存為野生動植物棲地，永久禁止開發」的明確條款。
走進自然谷，你會發現這裡沒有鋪設任何柏油路，只有一條蜿蜒的土徑。步道兩旁，台灣山桂花、紅楠、大葉楠交織成蔭。保育員告訴我們，這片森林裡記錄到穿山甲、食蟹獴、大冠鷲、領角鴞等超過 60 種保育類動物出沒。最令人感動的是，2022 年紅外線自動相機還捕捉到台灣野兔奔跑的畫面——在淺山棲地嚴重退化的今天，這片信託地成為牠們僅存的快樂天堂。
「我記得第一次走進自然谷的感動，那裡的空氣是濕潤的，地面踩下去有落葉的彈性。陽光透過樹冠灑下來，像碎金一樣。當時我就想，台灣如果有一百個這樣的自然谷，我們的子孫就不用只能在課本上認識穿山甲了。」 — 荒野保護協會 自然谷專職志工 陳小姐
然而，自然谷的成功也凸顯了制度困境。因為法令限制，受託的公益團體必須承擔土地的管理維護費用，每年光是人事、稅金、水電就至少需要 100 萬元。這些資金全部依靠募款，就像一場永遠沒有終點的馬拉松。但即便如此，自然谷的存在已經證明：台灣民間不是沒有保育的熱情，只是缺乏可長可久的制度。
位於宜蘭縣員山鄉的雙連埤，被譽為「台灣的水生植物博物館」。這個湖泊濕地孕育了超過 100 種水生植物，其中包含台灣特有的蓴菜（水凍），以及極為稀有雙連埤雀稗。然而，雙連埤大部分土地為私有，過去曾因觀光開發與農地重劃，面臨嚴重的填土與排水危機。
2015 年，在環保團體與在地居民的努力下，宜蘭縣政府將雙連埤劃設為「縣定濕地」，並嘗試透過環境信託機制，向地主承租周邊 10 公頃的關鍵水田，進行「保全型耕作」——也就是維持水圳進出、不使用農藥、每年僅在特定季節收割。
這是一種類似日本「田んぼの湛水」的里山信託模式。成效相當顯著：在信託範圍內，台北赤蛙的鳴叫聲重新響徹夏夜，而消失多年的小鷿鷉也開始在浮葉上築巢。但遺憾的是，因部分地主不願加入，目前信託範圍僅涵蓋濕地核心區周邊的三分之一，導致水鳥的巢位仍時常被鄰近的機械耕作驚擾。
雙連埤的故事告訴我們：環境信託需要仰賴地主的主動意願，無法強制徵收。它比較像是一種「溫柔的說服」，透過長期溝通與合理租金，讓地主從「土地開發者」轉變為「生態守護者」。雖然進度緩慢，但至少為台灣的濕地保育開創了另一條非官方、非對抗的公民路徑。
環境信託最迷人之處，在於它翻轉了公民在保育行動中的角色。過去，我們捐款給保育團體，但不知道錢去了哪裡；我們在連署書上簽名抗議開發案，但沒有機會實際觸摸那片土地。而環境信託提供了一種「所有權的親密感」。
自然谷每年舉辦數十場志工工作假期，參加者從國中生到退休長者都有。他們不是來郊遊，而是帶著鐮刀、鋸子，跟著生態解說員一起清除外來種藤蔓、鋪設棧道、修補邊坡。一位來自台北的國小老師分享：「走進自然谷，我的手沾滿泥土，但我的心卻踏實了。這感覺像是……終於為這塊土地做了一件具體的事。」
調查顯示，參與過環境信託工作假期的志工，有 78% 的人會更主動關注其他環境議題，甚至願意定期定額捐款。這種「身體勞動」所建立的情感連結，遠比任何廣告文宣都深遠。
在雙連埤，志工們經過簡單訓練後，會協助架設水鳥觀察紀錄，並將數據上傳至公民科學平台 eBird。這些數據成為檢視濕地健康度的珍貴證據。2023 年，這群業餘觀察者甚至發現了雙連埤從未有記錄的「彩鷸」！這個發現讓學術界大為振奮，因為彩鷸對環境極為敏感，牠們的出現，代表了信託濕地生態網絡正在逐步復原。
儘管令人感動，我們仍必須誠實面對台灣環境信託的諸多未竟之業。目前，台灣以「環境信託」名義受託管理的土地面積，總計僅約 3.5 公頃，與英國國民信託保護的 25 萬公頃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若想讓棲地保護更有規模，我們需要從以下四個面向突破。
在英國，若地主將土地捐給國民信託，可免繳鉅額的遺產稅與資本利得稅。但在台灣，將土地信託給公益團體，仍然被視為「贈與」，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課徵 10% 至 20% 的稅負。這導致有心的地主寧願把土地低價賣給開發商，也不願承擔繁重的稅捐。
因此，民間團體多年來不斷呼籲修法，希望將「環境信託捐贈」視為「實質捐贈」，比照捐贈給政府，完全免稅。這一個環節若能打通，相信會有更多淺山、埤塘地主願意無償信託土地。
環境信託是「百年事業」，但國內的環保團體普遍規模小、流動率高。要撐起一個信託地，需要生態學家、法務人員、募款專家，甚至還需要具備公關溝通能力的人才。目前自然谷受託人荒野協會，幾乎是動用整個組織的能量才勉強維持。若未來信託地數量增加，專業人力荒將是最大瓶頸。
部分具有豐富生態的國有土地，同時也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例如花蓮豐濱的港口部落，長年推動「海岸濕地信託」，希望將阿美族傳統的paloma（生態捕魚）文化與現代保育結合。這提醒我們：環境信託不能只是都市中產階級對山林的浪漫想像，必須尊重在地的知識體系與生計需求。
未來應發展「共同管理型信託」，讓部落、社區與受託人形成三方共治的委員會，使保育行動成為在地社群的生活實踐，而非外在的約束。
根據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調查，台灣約 65% 的民眾聽過「環境信託」，但僅有 12% 能正確說出它的內涵。這意味著，我們缺乏的是更有效的文化傳播。當「為一塊地買單」成為一種新潮流，環境信託才能像日本的龍貓基金一樣，深入大街小巷。
在資本主義的邏輯裡，「擁有」意味著「支配」。我們擁有土地，所以我們可以填平沼澤、砍光樹林、蓋起豪宅。但環境信託，卻是以一種非常「資本主義」的手段，達成了反資本主義的目的——用金錢購買土地，然後讓土地永遠脫離金錢的邏輯。這是一個美麗的悖論。
作為生活在台灣這座島嶼上的我們，其實很幸運。我們還有機會在淺山聽見穿山甲挖掘的白蟻聲，還能在埤塘邊遇見蓴菜展開的嫩葉。但這份幸運並非理所當然，它需要被契約保護、被行動滋養。
「環境信託不是把自然關進玻璃櫃，而是把人放回自然裡。當我們以守護者的身分重新進入土地，我們才真正從『過客』變成『歸人』。」 — 雙連埤生態教室 解說員 吳先生
未來的台灣，能否出現第二個、第三個自然谷？能否讓雙連埤的蓴菜不再孤單？答案取決於我們這一代人是否願意相信「契約」的力量，並用集體的行動，為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動植物，簽下這份「與荒野的契約」。
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台灣的環境信託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成為下一代眼中理所當然的保育常態。如此，我們的子子孫孫，才不會只能在博物館裡，緬懷這座島嶼曾經擁有的繽紛生命。
（本文為雅寶社區·頂客論壇原創文章，部分案例數據整理自荒野保護協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及林務局公開資訊。歡迎分享，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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