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植物生態
台灣里山倡議實踐案例
在台灣這座島嶼上，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地景：它既非全然原始的蠻荒山林，亦非徹底水泥化的都市叢林，而是人與自然長期互動下，交織而成的鑲嵌式生態系統。這片由農田、聚落、次生林、埤塘與蜿蜒溪流組成的緩衝地帶，正是國際上所謂的「里山」〈Satoyama〉。這套源自日本的願景，強調人類生計與生物多樣性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在動態平衡中相互滋養。近年來，台灣各地社區從山村到海濱，紛紛以實際行動詮釋里山倡議的精神，不僅為了追求生產與生態的共好，更在無形中，編織起一張張韌性的綠網，守護著這片土地上的萬物生靈。本文將循著這些遍布台灣的足跡，深入探討里山倡議如何落地生根，成為台灣這座島嶼永續發展的關鍵鑰匙。
在討論里山倡議的實踐案例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為何這個源自日本的名詞，會在台灣激起如此深遠的共鳴。台灣的淺山地帶，過去曾是平埔族、漢人與山林原住民交會、活動的核心區域。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這些「緣故地」〈故鄉的土地〉因著傳統農牧業的運作，維持著頗高的生物多樣性。然而，隨著196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農業式微，大量人口湧向都市，導致了兩個極端現象的產生：一是偏遠山區的農田廢耕，逐步演替成單調的竹林或芒草地，喪失了田埂、水圳等微棲地環境；二是西部平原的農地因都市計畫與工業擴張而大量水泥化，農田變為建地，圳溝被加蓋成下水道，徹底阻斷了水生生物的遷徙路徑。
當「里山」概念於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COP10〉被正式提出，並強調「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保全時，正好敲醒了台灣長期以來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的二元對立思維。過去，台灣的保育策略偏向「圈地保護」，劃設國家公園或保護區，將人排除在外。但里山倡議提供了第三條路：在那些不是國家公園、卻具備生態價值的淺山農村地帶，透過居民的自主參與，重新找回傳統智慧，以「生產」作為「保育」的手段，讓土地因為有人悉心呵護而富含生機。這不只是一種農業生產方式的復興，更是一場對土地倫理、社區關係與生活價值的深刻反思。
今日台灣淺山地區的聚落，正面臨嚴峻的「過疏化」與「高齡化」挑戰。以新北市三峽、金山一帶為例，許多傳統梯田因年輕人外流而逐漸荒蕪。當水梯田缺乏人為擾動，蓄水功能喪失，水道阻斷，依賴清澈無污染水域繁殖的螢火蟲、台北樹蛙〈Rhacophorus taipeianus〉與諸多水生昆蟲數量便急遽下降。同時，廢耕的竹林與芒草在颱風季節容易造成邊坡崩塌，增加下游的土砂災害風險。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人口衰退導致土地失養，土地荒廢加劇生態劣化，而環境的劣化又更難吸引年輕人返鄉，形成社區凋零的死結。里山倡議的導入，正試圖解開這個死結。它提醒我們，人類對土地適當的「干擾」——例如收割芒草、翻犁農田、修築田埂——其實是維持地景多樣性的必要條件。
里山倡議的實踐，從來不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命令所能達成。它需要的是在地居民對於家園的認同感與主動權。在許多成功案例中，社區居民不單是計畫的被動執行者，更是困境的發掘者與希望的工程師。這種「由下而上」的力量，往往透過農村再生的課程、生態調查的志工培訓，或是共同修復一條百年水圳的勞動過程而被凝聚。當居民親手清理淤積的水道，看著溪哥〈Zacco barbata〉重新迴游，那種感動與成就感，遠比任何宣導手冊更能促成行為的改變。同時，外部NGO與學術單位的陪伴，如同催化劑一般，協助社區將傳統知識轉譯成現代生態學的語言，並導入生態旅遊、綠色給付等永續經營機制，讓保育不只是一種口號，而是能夠產生實際收入的經濟模式。
這股里山風潮，在全台各地綻放出不同的花朵，各自依循著在地的自然條件與文化脈絡，發展出獨特的運作模式。深入探訪這些案例，我們將發現它們不只是關於物種保存，更是關於人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生態系中的角色。
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北側的三芝區，過去以「三芝梯田」聞名，是北部重要的水稻產區。然而，隨著水源保護區的管制與農業沒落，大片梯田隨之荒廢。約莫十年前，一群返鄉青年與在地農民組成了「八連溪農漁村發展協會」，他們以里山倡議為藍圖，展開一場溫柔的農村革命。
這場革命的第一步，是水圳的復原。八連溪流域擁有豐富的水圳系統，是早年先民智慧的結晶。協會成員與志工們，頂著豔陽，一鏟一鋤地清除淤積在百年水圳中的土石與雜草，並以傳統的砌石工法修補崩塌的堤岸。他們捨棄水泥化的U型溝，改以生態工法，在圳底鋪設不同粒徑的礫石，營造深淺不一的流徑，讓水生生物有了棲息的縫隙。水圳恢復暢通後，許多休耕多年的水梯田重新注滿了水，農民開始嘗試種植無農藥的「鴨間稻」——利用鴨子啄食害蟲與雜草，其糞便作為天然肥料，形成一個循環的田間生態系統。
此舉帶來的效益超乎預期。水梯田再度成為兩棲類與昆蟲的樂園，瀕臨絕種的台北赤蛙〈Hylarana taipehensis〉在消失多年後重返。蛙鳴聲此起彼落，吸引了大批台北赤蛙的愛好者及生態攝影師前來。然而，在發展生態旅遊的過程中，協會也適度進行總量管制，避免過多的人潮干擾野生動物。他們與在地農家合作推出「里山餐桌」體驗，讓遊客品嚐以當地食材烹調的菜餚，並訴說每一道菜背後的土地故事。透過農業的復興，梯田這個「生產地景」被賦予了全新的價值——它既是生產糧食的場所，也是涵養水源、庇護生物的關鍵棲地。八連溪的例子證明，即便是距離都會區僅一小時車程的淺山社區，也能夠透過里山精神的實踐，找回失落的人與土地連結。
如果說八連溪是水梯田復育的典範，那麼花蓮縣豐濱鄉的港口部落〈Makotaay〉，則是里山倡議與里海〈Satoumi〉精神完美結合的生命共同體。港口部落位於石梯坪附近，阿美族族人世代在此生活，擁有深厚的傳統生態知識。他們的主食除了稻米，還有來自海洋與溪流的魚蝦貝類。然而，這套永續的取用智慧，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一度被遺忘，取而代之的是使用炸藥與毒魚的破壞性漁法，導致近岸生態嚴重枯竭。
部落的覺醒始於一場捍衛傳統海域的運動。為了抵制不肖業者在部落傳統漁獵區域設置定置漁網，阻斷洄游魚類的路徑，部落青年與耆老們組成巡守隊，並向政府申請將部分海域劃設為「傳統海域」進行自主管理。他們恢復了阿美族古老的「Mifetik」〈潮間帶採集〉禁忌規範：在特定的季節，禁止進入指定的潮池採集，讓海洋生物有機會休養生息。這正是里山倡議中「社會-生態-生產地景」的原則，只是套用在鹹水的環境。
在陸域部分，港口部落也復耕了位於海岸山脈腳下的水梯田，種植傳統的「紅糯米」與「黑糯米」。他們不使用化學除草劑，而是以傳統方式進行人工挲草。梯田的水源引自山澗，流經稻田後，再匯入太平洋，形成了一個淡水與海水交會的關鍵過渡帶。這個看似簡單的設計，卻為許多洄游性甲殼類如毛蟹、鰻魚提供了重要的育成環境。港口部落的里山實踐，最可貴之處在於「文化復振」。他們製作的傳統竹筏「Fangcalay」，不再只是捕魚工具，更成為部落精神與生態智慧的象徵。每年的豐年祭，族人會重現古老的捕魚儀式，將這份對海洋的敬畏傳遞給下一代。港口部落向我們展示了里山倡議如何與原住民族群的主體性、文化權與土地權結合，讓生態保育與族群尊嚴一同挺立。
位於南投縣埔里鎮的桃米社區，是台灣生態社區營造的知名案例，但許多人不知道，桃米的成功，其實是里山倡議的本土化實踐典範。九二一震災後，桃米社區在政府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協助下，決定以「生態村」作為重建的願景。社區居民發現，這片因長期農業活動而受干擾的土地，竟蘊藏著令人驚豔的生物多樣性，光是青蛙就發現了多達23種，佔了台灣蛙類的八成以上。
桃米的里山策略，是將「生態」從保育名詞轉化為「產業」。居民們不將其定位為純粹的保護區，而是將這片富含蛙類、蜓類與螢火蟲的農地，視為「生產地景」的延伸與加值。他們營造青蛙棲息環境，不是為了禁止人為干擾，而是為了發展「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社區內的濕地、茭白筍田與竹林，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原林務局〉輔導下，進行了棲地改良，例如將原本水泥砌成的灌溉溝渠改為生態護岸，增加水生植物覆蓋，讓青蛙與蜻蜓的幼蟲有躲藏之處。
桃米經驗的關鍵，在於建立起「生態稅」的經營機制。導覽解說、在地餐飲與住宿的收入，部分回饋給社區作為生態保育基金，用於後續的環境維護與物種監測。這使得每一位參與生態旅遊的遊客，都間接成為了這片里山環境的贊助者。然而，桃米在實踐過程中也面臨挑戰：過度的商業化可能導致環境承載超限，而聲名大噪後，遊客的品質控管與社區居民的環境倫理教育，仍須與時俱進。桃米的案例提醒我們，里山倡議不是靜態的標章，而是一個需要持續修正與對話的動態過程。
儘管上述案例展現了美好的願景，但里山倡議在台灣的全面推廣，仍存在著結構性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同時也是我們反思未來出路的契機。首先，法規與政策工具的缺位是一大難題。目前台灣的《農業發展條例》或《國土計畫法》，仍以「生產」為導向來看待農地，缺乏針對「里山地景」整體性的跨領域治理機制。許多里山社區仰賴的國有林地承租權，常因繼承問題而破碎化，難以進行大面積的棲地經營。
里山環境的維護需要大量人力，但年輕勞動力不願返鄉的根本原因，在於農業所得偏低且不穩定。雖然有「綠色環境給付」政策，但其給付標準多以「種植特定作物」為條件，並未實質獎勵「生態服務」。例如，水梯田的蓄水功能、農田作為候鳥棲地的價值，並未直接轉化為農民的收入。沒有合理的「生態服務報酬」〈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機制，里山倡議的續航力將受到嚴峻考驗。
台灣位於颱風路徑樞紐，近年來極端降雨事件頻繁，大雨沖刷土石，常造成坡地坍方與農田流失。里山倡議強調的韌性地景，在面對比過去更嚴酷的氣候變遷時，更顯其必要性，但也更具挑戰性。社區需要投入更多的經費與勞力進行災後修復，而這個成本往往超出小農所能負荷。以八連溪為例，一場大型颱風可能瞬間摧毀志工們花費數年修築的生態護岸。
目前，里山相關計畫分散在農業部、環境部、內政部等不同機關，缺乏橫向溝通，導致資源無法整合。然而，危機亦是轉機。隨著2020年「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的正式成立，一個跨部會、跨領域的平台已初步成形。這個平台開始嘗試整合「生態系服務給付」、「國土生態綠網」與「社區林業」等政策，並運用自然解方〈NbS〉的概念，將里山村落的價值從「農業生產」提升至「國土涵養」的高度。政府、民間與學界共同在平台上對話，尋找更務實的在地化路徑，這正是台灣里山從零星火花匯聚成燎原之勢的關鍵一步。
台灣的里山實踐並非孤軍奮戰，放眼國際，我們的鄰近國家已經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寶庫。日本作為里山倡議的發源地，其「能登半島」的里山里海農業系統，早在2011年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為「世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能登的案例強調了「農-山-漁村」之間的物質循環——山上的落葉被用作田間肥料，農田的水最終流向海灣滋養魚類，形成一個完整的大生態迴路。這樣的全流域思維，正是台灣過去較為欠缺的宏觀視野。
同樣位於亞洲的韓國，其「傳統村落」的保全措施也極具參考價值。韓國政府將「瑪鬱村」〈Maeul〉的傳統矮牆、風水林與周邊的農業地景視為文化遺產與生態網絡進行整體保護，並透過「村落企業」機制，讓社區居民可以獲得政府的經費補助來修繕傳統民居以經營民宿，收益則回饋給村莊的長照與兒童教育——這將里山保育與社會福利深度綁定，解決了農村高齡化的問題。反觀台灣，多數里山社區仍以NGO專案或販售農產品為主要經濟來源，缺乏一個更穩健的「社會支持系統」來照料社區內的弱勢族群。從這些案例中，我們看見了台灣未來的進步空間。
面對氣候變遷加劇、糧食安全威脅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全球性挑戰，里山倡議已不再只是浪漫的田園想像，而是一套嚴肅的生存策略。若我們將視角拉高，里山環境其實是維繫台灣「國土生態綠網」的重要節點。東部的里山梯田與西部淺山丘陵上的農地，如同諾亞方舟上的綠洲，讓石虎、穿山甲、食蛇龜等瀕危物種，得以在破碎化的棲地之間移動、覓食與繁殖。
為了讓這股能量持續壯大，我們必須從幾個面向同時著手。在制度面上，應參考日本《里山倡議法》或韓國村落保全的立法精神，制定專法或專章，明確定義「里山地景」的範疇與主管機關的權責，並賦予在地居民參與土地利用規劃的法定地位。在金流面上，應加速推動「生態系服務給付」的立法，讓「種電」式的地景破壞與「種福田」式的友善耕作，在市場上顯現出截然不同的競爭力。
在人才培育上，大學與社區大學應開設橫跨生態學、農藝學與社會學的實作課程，培育新一代的「里山管理師」，讓年輕人看到，這是一個有尊嚴、有文化底蘊且能兼具生計的志業。最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扮演「里山守護者」的角色。每一次購買友善耕作的農產品、每一趟報名參加的生態旅遊、甚至每一次在網路上的分享與按讚，都是在為這片鑲嵌地景的未來投票。
里山，從來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它就存在於我們生活的土地紋理中，存在於老農民頂著斗笠的身影裡，存在於清晨田埂上的霧氣中，也存在於那一聲聲清脆的蛙鳴鳥叫裡。保護里山，就是保護台灣這座島嶼的靈魂與韌性，讓我們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世世代代的台灣人留下這片能讓萬物安身立命的山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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