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毅力》作者達克沃斯,其實推翻了自己 2007 年的研究
如果說 2007 年的論文是「恆毅力」神話的起點,那麼接下來十多年間發生的事,就是一連串的「消風」過程。有趣的是,其中一部分消風,是達克沃斯自己動手做的。她並不是那種眼見理論被濫用卻默不作聲的研究者;相反地,她後來在公開場合與後續研究中,多次承認當初的結論被誇大了。
2016 年的《恆毅力》:書裡已經埋下的伏筆
很多人以為《恆毅力》這本書是在「全力推銷」grit,但如果你仔細讀,會發現達克沃斯在書中其實放了不少「但書」。她提出了著名的「努力算兩次」公式:天賦乘以努力等於技能,技能再乘以努力等於成就。這個公式確實把努力放在核心位置,但她也明確寫道,恆毅力不是唯一的性格優勢,誠實、善良、好奇心同樣重要。
更關鍵的是,2016 年 2 月,也就是新書出版前後,她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別用恆毅力來評鑑學校〉(Don't Grade Schools on Grit)。文章的核心論點是:性格教育值得鼓勵,但用恆毅力分數來評估學校或學生,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等於把結構性問題個人化。她寫道,如果一個孩子身處資源匱乏的社區、缺乏穩定的家庭支持,卻被要求「更有毅力」,這是不公平的。
這篇文章在當時引起不少討論,因為它等於是由「恆毅力之母」親自踩煞車。她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多次表示:「我擔心 grit 被過度簡化了。」這句話聽起來溫和,但對於一個靠這個概念走紅的人來說,其實是相當明確的自我修正。
2019 年 PNAS 論文:西點軍校數據的重新檢視
如果說公開表態還算「軟性修正」,那麼 2019 年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的一篇論文,就是「硬性證據」了。這篇論文的作者群包括達克沃斯本人,研究團隊重新分析了西點軍校 2000 年至 2005 年間超過一萬一千名學員的資料,檢視哪些因素能預測學員是否順利畢業。
結果相當耐人尋味。研究發現,學術能力指標(如 SAT 成績與高中排名)與體能指標(如戰鬥體能測驗)能有效預測畢業;但包括恆毅力、自我控制、成長心態在內的各種「非認知測量」,在控制其他變項後,並沒有顯著增加預測力。論文作者自己也承認,這些非認知因素的邊際效度相當有限。
這篇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直接對照了 2007 年論文的核心宣稱。2007 年的研究說,恆毅力能預測西點軍校學員在野獸營的留存,而且預測力超過 SAT;2019 年的研究則說,在更長期的畢業預測上,恆毅力並沒有展現出獨立的預測力。同一個機構、同一批研究者、類似的資料,結論卻明顯收斂。這不是打臉,而是科學的自我校正:當你拉長時間軸、控制更多變項,原本看起來很強的效應,往往會縮小。
公開訪談中的自我修正:「這不是萬靈丹」
除了論文,達克沃斯在公開訪談中的轉變也值得注意。2016 年之後,她越來越常強調「恆毅力不是萬靈丹」。她曾在接受採訪時說,自己最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grit 被用來責怪那些處於不利處境的人」。她也多次指出,成功是多因素交織的結果,包括家庭資源、社會支持、制度設計,這些都不是單靠個人毅力可以克服的。
2020 年前後,她在一些訪談中更直接地說,科學是自我修正的過程,她歡迎對恆毅力理論的批評。她甚至表示,如果重新寫《恆毅力》,她會更清楚地強調「情境」與「其他性格優勢」的重要性。這些話聽起來很像公關語言,但考慮到她所處的位置——一個靠單一概念獲得巨大聲望的學者——願意公開承認理論的局限,其實並不容易。
三、科學界的清算:2017 年後設分析說了什麼
如果只有達克沃斯自己修正,故事還不夠完整。真正讓「恆毅力」從神壇上走下來的,是 2017 年發表在《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上的一篇後設分析(meta-analysis)。這篇由馬庫斯·克雷德(Marcus Credé)、麥可·泰南(Michael Tynan)與彼得·哈姆斯(Peter Harms)共同完成的研究,整合了 88 個獨立樣本、超過六萬六千名受試者的資料,可說是對恆毅力文獻的一次總清算。
效果量只有 0.18:比你想像的小得多
後設分析的第一個核心發現是:恆毅力與學業表現的平均相關係數只有 0.18。如果轉換成「解釋變異量」,大約只有 3%。也就是說,在一群學生中,恆毅力分數只能解釋學業表現差異的一小部分。恆毅力與工作表現的相關更低,大約 0.12。這樣的効果量,在心理學研究中屬於「小」的等級。
0.18 是什麼概念?它大概跟「喝咖啡與壽命的關聯」或「身高與受歡迎程度」差不多——不是零,但遠遠不足以支撐「恆毅力是成功關鍵」這種強烈宣稱。對照 2007 年論文被媒體解讀成的「比智商更重要」,這個數字的落差非常明顯。當然,達克沃斯當年的論文並沒有直接報告這個統合數字,但後設分析讓我們看到:把所有研究放在一起看,效應就沒那麼戲劇化了。
恆毅力與盡責性: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第二個更根本的問題是:恆毅力到底測到了什麼?後設分析發現,「努力堅持」(perseverance of effort)這個子面向與大五人格中的「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相關高達 0.84。在心理學裡,相關超過 0.8 通常意味著兩個量表測量的幾乎是同一件事。換句話說,恆毅力量表很可能只是盡責性的另一種包裝。
這個批評其實早在 2014 年就由心理學家布倫特·羅伯茨(Brent Roberts)等人提出。他們指出,盡責性本來就是預測學業與工作表現最穩定的人格特質之一,而恆毅力並沒有提供太多「超出盡責性」的額外資訊。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恆毅力」的獨特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它不是一個新發現,而是舊概念的新名字。
兩個子面向的低相關:測量工具本身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更技術性,但同樣關鍵。達克沃斯的恆毅力量表包含兩個子面向:「興趣一致性」(consistency of interests)與「努力堅持」(perseverance of effort)。理論上,這兩個面向應該共同構成「恆毅力」這個構念。但後設分析發現,這兩個子量表之間的相關其實不高,大約只有 0.28 左右,在某些樣本中甚至接近零。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把兩個相關很低的東西加總成一個總分,在測量上是很有問題的。更進一步說,「興趣一致性」與表現的相關往往不顯著,真正有預測力的是「努力堅持」——而後者又跟盡責性高度重疊。於是,恆毅力量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它要麼測到的是舊東西(盡責性),要麼測到的東西沒有預測力(興趣一致性)。
四、2007 年研究的先天限制:為什麼當初的結論站不住腳
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如果恆毅力這麼「虛」,為什麼 2007 年的研究會得到那麼強的結論?答案不是造假,而是研究設計本身的限制。任何單一研究都有其邊界條件,而 2007 年那篇論文有幾個明顯的限制,在當時沒有被充分討論,後來才被放大檢視。
樣本選擇偏差:菁英樣本讓變異消失
第一個限制是樣本選擇。2007 年論文最著名的研究對象是西點軍校學員與常春藤盟校學生。這些人是經過嚴格篩選的菁英群體:他們的 SAT 成績、高中排名、甚至體能狀況,都集中在分布的高端。在統計學上,這叫「範圍限制」(restriction of range):當一個變項的變異很小時,它與其他變項的相關就會被低估或不穩定。
打個比方:如果你只研究「身高 190 公分以上的人」,那麼身高與籃球表現的相關可能很弱,因為大家都很高。同樣地,在西點軍校樣本中,學員的學術能力普遍很強,恆毅力分數的變異也相對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得到的相關係數,很難推論到一般人口。更麻煩的是,菁英樣本中的「留存」與其說是能力問題,不如說是動機或適應問題,這讓結果更難解釋。
相關性與因果的距離
第二個限制是因果推論。2007 年的研究是觀察性研究,本質上只能顯示相關,不能證明因果。恆毅力高的人比較容易撐過野獸營,可能是因為恆毅力導致堅持,但也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例如家庭支持、健康狀況、對軍旅生活的預期、甚至某些人格特質——同時影響了恆毅力分數與留存率。
媒體在報導時,往往把「相關」讀成「因果」,於是變成「只要你夠有毅力,就能成功」。但科學上的嚴謹說法是:「在特定樣本中,恆毅力分數與某些結果有統計關聯,但我們還不清楚背後機制。」這兩句話的距離,就是科學與心靈雞湯的距離。
發表偏誤與媒體放大
第三個限制是學術生態。2007 年的論文之所以成為經典,部分原因是它搭上了「非認知能力」的熱潮,而學術界與媒體都有放大這類結果的傾向。發表偏誤(publication bias)讓顯著結果更容易被發表,而媒體又偏好「顛覆常識」的故事,於是「努力比智商重要」這種標題就被不斷複製。
達克沃斯後來在訪談中承認,她當初沒有預料到研究會被這樣解讀。這句話其實點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科學家對自己的研究如何被使用,往往缺乏控制力。而當研究被政策化、商品化之後,修正的難度就更高了。
五、這對我們有什麼啟發:如何閱讀心理學暢銷書
寫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圖像:2007 年的論文提出了有希望的初步證據,媒體將其放大為「成功法則」,達克沃斯本人與學界則在後續十年間逐步修正。這不是一個「騙局被揭穿」的故事,而是一個「科學如何運作」的案例。對一般讀者來說,這個案例至少提供三個實用的啟發。
從單一研究到證據地圖
第一個啟發是:不要用單一研究下結論。心理學的單一研究,尤其是樣本特殊、測量新穎的研究,往往只能當作「假說」而非「定論」。真正可靠的知識,來自後設分析、系統性回顧,以及多個獨立團隊的重複驗證。當你看到一本書引用某個「驚人研究」時,不妨問:這個結果被重複驗證過了嗎?有其他研究得到相反結論嗎?後設分析怎麼說?
以恆毅力為例,2007 年的論文確實存在,但它後來的後設分析顯示效果量很小,而且與既有的人格特質高度重疊。這不代表 2007 年的研究「造假」,而是代表它「被過度解讀」。學會看證據地圖,而不是只看單一景點,是現代讀者的基本素養。
暢銷書不是論文:兩者的語言任務不同
第二個啟發是:暢銷書與學術論文是兩種不同的文體,任務也不同。論文要求精確、保留、脈絡化;暢銷書要求激勵、簡化、可操作。達克沃斯在《恆毅力》書中其實放了不少限制條件,但這些條件在宣傳過程中被淡化了。這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出版生態的結構性問題。
作為讀者,我們可以做的,是把暢銷書當作「入門地圖」,而不是「聖經」。讀完之後,去看原始論文、看批評、看後續研究。如果一個概念聽起來太完美、太萬能,那通常就是需要懷疑的時候。
承認不確定性,才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第三個啟發,也是最重要的:承認不確定性,才是科學精神的核心。達克沃斯後來願意公開修正、參與自我批判的研究,這其實是值得肯定的。一個學者最大的勇氣,不是捍衛自己的理論,而是在證據面前調整它。
當然,我們也可以批評她當初的傳播方式過於樂觀,讓「恆毅力」變成一種道德壓力。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該看到:心理學這門學科正在經歷一場「可重複性危機」,許多經典研究都被重新檢視。在這樣的時代,對任何「成功學」保持適度的懷疑,是健康的。
結語:她推翻的不是研究,而是那個被過度簡化的故事
回到標題:達克沃斯真的「推翻」了自己 2007 年的研究嗎?嚴格來說,她沒有撤回論文,也沒有公開宣布「恆毅力理論錯誤」。但如果我們把「推翻」理解為「用後續證據修正了當初的結論」,那麼答案是肯定的。2019 年她參與的 PNAS 論文顯示,恆毅力對長期結果的預測力有限;2017 年的後設分析顯示,效果量只有 0.18,而且與盡責性高度重疊;她本人在公開場合也多次承認,恆毅力不是萬靈丹。
所以,更精確的說法是:她推翻的不是「恆毅力存在」這件事,而是「恆毅力是成功關鍵」這個被媒體與市場放大的故事。恆毅力仍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心理構念,努力與堅持也確實重要,但它不是唯一,更不該被用來責怪那些身處困境的人。
在雅寶社區·頂客論壇的人生哲理版,我們常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達克沃斯的故事正好提醒我們:連暢銷書的作者,都會在幾年後修正自己的說法。與其把任何理論當成教條,不如把它當成一張需要不斷更新的地圖。真正值得培養的「恆毅力」,或許不是對某個目標的死磕,而是對真相的持續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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