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斯的「原初狀態」，這是無知之幕的實驗設定
要把這個實驗講清楚，可以從三個問題入手：參與者在什麼條件下選擇？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要選什麼？
第一，選擇的情境。參與者被設定為處於「適度的匱乏」（moderate scarcity）之中。也就是說，社會合作是有必要的——資源不是無限的，所以需要分配規則；但也不是極端到只剩下你死我活的爭奪，否則任何契約都不可能成立。這個設定讓合作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第二，參與者的性質。羅爾斯把各方設定為「理性的」（rational）與「相互冷淡的」（mutually disinterested）。所謂理性，是指他們會用最有效的手段追求自己的目標；所謂相互冷淡，是指他們不特別關心他人的利益，但也不會刻意去嫉妒或傷害他人。這一點常被誤解為「羅爾斯認為人是自私的」，其實不然。相互冷淡只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簡化——它讓我們不必假設人人都有一致的利他情懷，也能推導出正義原則。如果連不特別關心他人的人都能同意某套原則，那這套原則就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第三，選擇的對象。各方要選的不是具體政策，而是「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也就是一個社會主要制度（憲法、財產制度、教育制度、市場機制等）如何分配基本權利與義務、如何劃分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簡單說，他們選的是「遊戲規則」，而不是「這一局怎麼玩」。
把這三點放在一起，我們就能看出原初狀態的企圖：它把正義問題轉化為一個「選擇問題」，並且透過嚴格的設定，讓這個選擇不會被任何人的特殊處境所污染。
二、無知之幕——把自己的人生資訊全部遮起來
如果原初狀態是舞台，那麼無知之幕就是這個舞台上最關鍵的道具。沒有它，整個實驗就失去意義。
（一）無知之幕遮住了什麼？
羅爾斯規定，處於原初狀態中的各方不知道以下這些事情：
自己的社會階級與出身背景；
自己的天生資質、智力、體力、健康狀況；
自己的性別、族群、宗教信仰；
自己所處的世代（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代人）；
自己的「善觀念」——也就是自己信奉什麼樣的人生價值、追求什麼樣的生活計畫；
自己社會的經濟與政治狀況、文明發展程度；
自己的心理傾向，例如是否偏好冒險、是否容易嫉妒。
換句話說，所有會讓一個人「與眾不同」的偶然事實，全部被遮住了。這是極其徹底的資訊封鎖。
但羅爾斯同時強調，無知之幕不是「完全無知」。各方仍然知道一些「一般事實」：他們知道人類社會需要合作、知道經濟學與心理學的基本原理、知道政治運作的一般規律、知道自己是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裡。他們也知道自己是理性的、有自己的利益要追求。這些知識是推導正義原則所必需的，如果連這些都遮掉，那就不是選擇，而是瞎猜了。
所以無知之幕的設計精髓在於：它遮住的是「關於自己的特殊資訊」，保留的是「關於世界的一般資訊」。這個區分，是整個理論能否成立的關鍵。
（二）為什麼遮住這些資訊反而更公平？——偶然性的道德任意性
羅爾斯用一個概念來說明這件事：「道德上的任意性」（morally arbitrary）。
你出生在富裕家庭，還是貧困家庭，這不是你的功勞；你天生聰明，還是資質平庸，這也不是你的努力；你是多數族群，還是少數族群，這更不是你決定的。這些事情對你的人生影響巨大，但沒有一項是你「應得」的。羅爾斯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讓這些純粹偶然的因素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那這個制度在道德上就是任意的、站不住腳的。
無知之幕的妙處，就在於它把這些偶然性從談判桌上移開。當你不知道自己會是誰時，你就不會設計一套「對有錢人有利」或「對聰明人有利」的規則，因為你有可能正好是那個被犧牲的人。你被迫站在一個「對稱」的位置上思考，而這種對稱性，正是公平的形式條件。
羅爾斯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話：原初狀態的設計，是為了把「社會契約」的傳統理念提升到更高的抽象層次。過去的契約論（如洛克、盧梭）假設人們在自然狀態中協商，但那裡的人仍帶著各自的資產與能力；羅爾斯則用無知之幕把所有這些差異都抹平，讓契約的締結真正成為「自由而平等的人」之間的協議。
（三）無知之幕不是「沒有知識」：一般事實仍然保留
這裡值得多花一點篇幅，因為這是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
有人會說：如果什麼都不知道，那怎麼可能做出理性的選擇？這質疑其實誤讀了羅爾斯。無知之幕後面的人，並不是失憶的白紙。他們知道自己是「要活在社會中的人」，知道社會需要合作才能產生利益，也知道利益的分配會影響每個人的生活。他們甚至知道「基本善」（primary goods）的清單——那些無論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都會需要的東西，例如基本的自由與權利、遷徙與職業選擇的自由、職位與機會、收入與財富，以及自尊的社會基礎。
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會需要這些基本善，卻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多少，他們才會謹慎地設計一套保障最差情況的規則。這就是為什麼羅爾斯說，無知之幕讓各方處於一種「對稱」的狀態——不是無知，而是「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一邊」。
打個比方：這就像是你在玩一場不知道自己是哪一隊的桌遊。你會希望規則對每一隊都公平，因為你有可能是任何一隊。你不會設計一套「先手必勝」的規則，因為你不確定自己會不會是先手。
三、在原初狀態中，人們會選什麼？——兩個正義原則的推導
設定好了舞台與道具，接下來就是最關鍵的一步：幕後的人們究竟會選出什麼原則？羅爾斯的答案，是兩個正義原則，而且它們有嚴格的優先順序。
（一）最大最小原則（maximin）：為什麼會選擇保障最差情況
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下，各方會採用一種特殊的決策策略，他借用賽局理論的術語，稱為「最大最小原則」（maximin）。這個原則的意思是：在各種可能的選擇方案中，選出那個「最壞結果」相對最好的方案。
為什麼會這樣選？羅爾斯提出三個理由：
第一，無知之幕讓風險變得不可計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可以根據機率來做決定。買樂透中獎機率很低，但成本也低，所以很多人願意買。但在原初狀態中，各方不知道自己變成任何一個人的機率是多少，這種「不確定性」不同於「風險」——它是無法用機率估計的。在無法計算機率的情況下，理性的做法就是避免那種可能讓你徹底完蛋的選項。
第二，這個選擇的後果極其重大。原初狀態選的是社會基本結構的原則，這套原則將決定一個人一生的起點。這不是買彩券，輸了就算了；這是一旦選錯，可能讓某些人陷入終身無法翻身的處境。面對這種「賭注極高」的選擇，理性的人會格外保守。
第三，「承諾的壓力」（strains of commitment）。這是羅爾斯一個很細膩的概念。他指出，各方在選擇原則時，必須考慮到自己是否能夠真誠地遵守這套原則。如果你選了一套讓最底層的人過著悲慘生活的制度，然後發現自己正好是那個最底層的人，你還能心平氣和地接受這套規則嗎？一個連自己都無法承諾遵守的原則，不能被稱為正義原則。因此，各方會選擇一套「即使自己是最倒楣的那個人，也還能接受」的原則。
這三點合起來，就構成了羅爾斯所說的「最大最小」邏輯：在無知之幕下，理性的人會優先保障最壞情況，而不是追求期望值最大化。
（二）第一原則：平等的自由
基於上述邏輯，羅爾斯推導出的第一個正義原則，是關於基本自由的：
每個人對最廣泛的、與他人相容的平等基本自由體系，都擁有平等的權利。
這句話的意思是：每個人應該享有盡可能廣泛的基本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投票、參政）、言論與集會自由、良心與思想自由、人身自由、持有個人財產的權利、免於任意逮捕與拘捕的自由等。而這些自由必須以「人人平等」的方式分配，且其範圍以不侵害他人同樣的自由為限。
為什麼這個原則會被優先選擇？因為在無知之幕下，你不知道自己會是誰，但你一定知道自己需要自由來追求自己的人生計畫。而自由這種東西，一旦被剝奪，是很難用其他東西補償的。你不會願意用「可能被賦予較少自由」來換取「可能獲得更多財富」，因為自由是實現任何人生目標的前提條件。
羅爾斯因此主張，第一原則對第二原則具有「詞典式優先」（lexical priority）：自由只能為了自由本身而被限制，不能為了經濟利益或社會效率而被犧牲。這一點後來引發了不少爭議，但它的邏輯在原初狀態的框架內是清楚的。
（三）第二原則：機會平等與差異原則
第二個原則處理的是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羅爾斯認為，不平等並非一律不正義，但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它們必須附屬於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的地位與職務；第二，它們必須有利於社會中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
這兩個條件分別對應「公平的機會平等」與「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
先說機會平等。羅爾斯區分了幾種不同的平等觀。最起碼的是「自然的自由體系」：只要法律不禁止，人人都有資格競爭職位。但這種形式平等毫無意義，因為出身貧困的人根本沒有資源去競爭。再來是「自由的平等」：透過教育與社會政策，讓大家有較為實質的起跑點平等。羅爾斯認為這還不夠，因為即使機會平等，結果仍會受到天生資質與家庭背景影響。於是他提出「民主的平等」，也就是差異原則。
差異原則說的是：不平等只有在「對最不利者最有利」的情況下，才被允許。舉例來說，如果讓醫生領高薪可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醫療、進而讓偏鄉居民也能得到醫療服務，那麼這個薪資差距就可能被證成；但如果高薪只是讓本來就優勢的人更優勢，對最底層毫無幫助，那這個不平等就不正當。
這個原則的推導同樣來自無知之幕：當你不知道自己會是社會中最幸運還是最不幸的人時，你會希望制度規則中預留一種「保險」——即使我落到最底層，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也必須對我最有利。這不是出於慈善，而是出於理性的自保。
值得注意的是，差異原則並不是要求「齊頭式的平等」。它允許不平等存在，甚至認為某些不平等是必要的誘因。它只是要求：任何不平等的正當性，都必須通過「對最弱勢者有利」這道檢驗。
四、原初狀態的哲學背景與對手
要真正理解一個理論，不能只看它說了什麼，還要看它在跟誰對話、反對什麼。原初狀態並非憑空出現，它是在與幾個重要思想傳統的角力中成形的。
（一）對霍布斯、洛克、盧梭的繼承與改造
社會契約論是近代政治哲學的主流傳統。霍布斯設想自然狀態是人與人相互為敵的戰爭，因此人們需要一個絕對主權者來維持秩序；洛克設想自然狀態中人們已有自然權利，政府的目的是保護財產與自由；盧梭則設想自然狀態中人是自由平等的，文明反而帶來不平等。
羅爾斯繼承了「契約」這個核心意象，但他做了兩個關鍵改造。第一，他把契約從「歷史事件」變成「思想實驗」——不是問人類祖先實際上簽了什麼，而是問：在公平的條件下，理性的人會同意什麼？第二，他用無知之幕把各方「去個人化」，讓契約的締結不再依賴於誰的拳頭大、誰的財產多。這一點讓他的理論比傳統契約論更徹底地體現了「平等」的理想。
（二）對功利主義的批判
羅爾斯撰寫《正義論》的主要對手，是當時在英語世界占主導地位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主張：一個制度的好壞，取決於它是否能帶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個原則看似合理，卻有一個羅爾斯無法接受的推論：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可以犧牲少數人的權利。
羅爾斯認為，這正是原初狀態要阻止的事情。因為在無知之幕下，你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是那個被犧牲的少數，所以你絕不會同意一套「可以被多數人用來犧牲你」的原則。原初狀態的推導結果，會保障每個人的基本自由不可被集體利益交換，這正是對功利主義最有力的反駁。
羅爾斯有一句著名的批評：功利主義沒有認真對待「人與人之間的區別」（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ersons）。它把人與人之間的得失當成可以互相抵換的加總，好像社會是一個人的身體，可以犧牲一條腿來救整個人。但社會不是一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要過。
（三）對直覺主義與至善主義的批判
除了功利主義，羅爾斯也反對兩種立場。一種是直覺主義：認為正義原則無法被系統化推導，只能靠直覺判斷。羅爾斯認為這樣會導致無法解決的爭議，因為每個人的直覺都不同。另一種是至善主義：認為制度應該促進某種「卓越」的人生價值，例如文化成就或道德境界。羅爾斯反對這種立場，因為在多元社會中，人們對「什麼是好人生」有根本的分歧，國家不應該預設某一種價值比較高。這也連接到他後來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發展的「合理性多元主義」概念。
五、常見質疑與原初狀態的辯護
原初狀態是二十世紀被討論最多的哲學思想實驗之一，它遭遇的批評也異常豐富。以下挑出三個最核心的質疑，以及羅爾斯及其支持者的回應。
（一）質疑一：無知之幕後面的人還是「人」嗎？
這是社群主義者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最著名的批評。他認為，羅爾斯筆下原初狀態中的人，是一種「無牽掛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沒有歷史、沒有社群、沒有具體的價值承諾。但真實的人從來不是這樣；我們的身分認同，是由我們的家庭、文化、信仰與社群所構成的。剝離了這些，剩下的不是一個「純粹的人」，而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物。
羅爾斯的回應是：原初狀態不是對人性的描述，而是一種「代表設置」（device of representation）。它不主張真實的人是無牽掛的，而是刻意把那些會造成偏誤的資訊暫時遮蔽起來，以便推導出公平的原則。這就像數學模型裡假設「無摩擦」一樣，不是說現實沒有摩擦，而是為了計算方便。桑德爾的批評雖然有力，但某種程度上是針對一個羅爾斯沒有主張的命題。
（二）質疑二：為什麼是風險規避，而不是風險中性？
第二個常見質疑針對「最大最小原則」。批評者指出，經濟學中理性人未必都是極端風險規避者。如果各方被設定為風險中性，那他們可能會選擇「平均效益最高」的原則，而不一定是「保障最差情況」的原則。羅爾斯憑什麼斷定無知之幕下的人一定會極端保守？
羅爾斯的答辯有兩層。第一，他強調原初狀態的選擇後果極其重大，且無法用機率計算，在這種「不確定性」而非「風險」的情境下，保守策略是理性的。第二，他提出「承諾的壓力」作為補充論證：即使不談風險偏好，各方也必須選擇一套自己能真誠遵守的原則，而這會自然導向對最不利者的保障。換句話說，差異原則不只是風險規避的產物，更是「可承諾性」的要求。
（三）質疑三：原初狀態是不是只是西方自由主義的自我證成？
第三個質疑來自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後殖民理論。批評者認為，羅爾斯所設定的「理性」、「相互冷淡」、「基本善」等概念，本身就預設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世界觀。原初狀態看似中立，其實是把特定文化的價值包裝成普遍理性。女性主義學者歐金（Susan Moller Okin）則指出，羅爾斯雖然把家庭當作社會基本結構的一部分，卻沒有認真處理家庭內部的性別正義問題。
羅爾斯晚期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對原初狀態做了重要調整。他不再主張這是一套「真理」，而是把它視為一種「公共理性的工具」——用來在多元社會中，讓持有不同整全性學說的人都能接受同一套政治原則。換句話說，原初狀態不再試圖證明自由主義是唯一真理，而是試圖說明：在合理的多元社會中，自由主義的原則是可以被各種立場共同接受的「交疊共識」。這個轉向軟化了批評，但也讓部分學者認為羅爾斯退讓太多。
六、原初狀態對人生哲理的啟發
讀到這裡，你可能會想：這套理論再精妙，終究是學院裡的東西，跟我的人生有什麼關係？其實，原初狀態作為一種思考方式，對日常生活的倫理判斷有著相當實際的啟發。
（一）把無知之幕用在日常抉擇上
無知之幕最實用的版本，是所謂的「換位思考」。當你在決定要不要佔同事便宜、要不要在網路上匿名攻擊別人、要不要支持一項只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時，你可以問自己：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會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我還會做這個決定嗎？
這不是要你變成聖人，而是提供一個檢驗直覺的工具。很多時候，我們覺得某個安排「很公平」，只是因為我們剛好站在有利的位置上。無知之幕的作用，就是把你從那個位置上暫時拉出來，讓你看看自己是否還能理直氣壯。
（二）承認「出生運氣」的重量
羅爾斯理論中最具解放性的一點，是它提醒我們：你今天的成就，有多少來自努力，有多少來自運氣？你聰明，是因為你基因好；你勤奮，某種程度上也跟你成長的環境有關；你有好的工作，可能只是因為你出生在對的時間、對的地方。這不是要否定努力，而是要我們對自己的優勢保持謙遜，對他人的劣勢保持寬容。
當一個社會裡的成功者普遍認為「我的成就全靠我自己」，這個社會就很難支持再分配政策，也很難對弱勢者產生同理。羅爾斯的原初狀態，正是對這種「成功者偏誤」的一種哲學解藥。
（三）制度設計與自我反省
在更宏觀的層次上，原初狀態提醒我們：評價一個制度，不要只看它讓多少人成功，而要看它如何對待最失敗的人。這和我們習慣的「看平均值」思維很不一樣。一個社會的平均所得很高，但如果底層的人過得極其悲慘，羅爾斯會說這個社會不正義。
把這個標準用在個人生活上，也很有意思：評價自己的人生規劃時，不要只看「最好的情況會多好」，也要看「最壞的情況我能不能承受」。這正是最大最小原則的生活版應用。
七、結語：一場值得反覆進入的思想實驗
羅爾斯的原初狀態，說到底是一個邀請。它邀請我們暫時放下自己的身分、財產、資歷與立場，去想像一個「如果我不知道我是誰」的世界，然後問：在這樣的世界裡，我會希望規則長什麼樣子？
這個實驗不會給我們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它甚至承認自己的結論有爭議。但它提供了一種思考紀律：在談公平之前，先檢查自己是不是站在某個特定的位置上說話。這一點，無論你是哲學家、政策制定者，還是只是一個在日常生活中想活得更正直的人，都用得上。
無知之幕後面沒有聖人，只有一群不確定自己命運的普通人。而正義，或許就是這群普通人願意為彼此留下的那點餘地。
下次當你覺得某件事「本來就該這樣」的時候，不妨問自己一句：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會站在哪一邊，我還會這樣說嗎？這一個簡單的提問，就是原初狀態留給我們最實用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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