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的「公民共和」，他說這是對自由主義的批評

程序自由主義有兩個核心命題。第一個是「正當優先於善」（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一套公正的政治框架，必須能夠在不預設任何特定美好人生觀的情況下被證成。國家不應該告訴人民什麼樣的人生值得追求，因為那會侵犯每個人自行決定價值觀的權利。第二個是「國家中立性」：國家在各種宗教、道德、生活方式之間必須保持等距，只扮演規則制定者與權利保障者的角色。

這套主張聽起來非常開明，也確實為現代多元社會提供了穩定的制度基礎。但桑德爾指出，它的代價是：政治生活失去了「共同善」的語言。如果國家不能主張任何關於「我們應該一起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實質願景，那麼公共論述就只能停留在「我的權利」與「你的權利」之間的技術性協商。公民被設想成一群彼此陌生、各自追求私利的權利持有者，而政治則淪為一場分配資源的技術性過程。桑德爾認為，這種政治觀不僅無法激發公民的公共精神，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人願意為公共事務犧牲時間、金錢，甚至生命。

兩種自由：不受干涉 vs. 參與自治

要理解桑德爾為何認為公民共和主義是一條不同的路，必須回到以撒·伯林（Isaiah Berlin）著名的「兩種自由概念」。伯林區分「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不受他人干涉）與「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成為自己的主人）。自由主義傳統，特別是程序自由主義，傾向於把自由理解為消極自由：只要沒有人強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我就是自由的。桑德爾並不否認消極自由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公民共和主義提供的是一種更為古樸、也更為政治性的自由觀：自由不是「沒有人管我」，而是「我與我的同胞共同治理我們自己」。

這個區分至關重要。因為如果自由只是「不受干涉」，那麼一個由仁慈的獨裁者統治、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似乎也可以算是自由的；但共和主義會說，這樣的社會裡人民並不自由，因為他們沒有參與統治自己。反過來說，共和主義意義下的自由，必然要求公民具備某些能力與德性——你必須願意走出家門、參與公共事務、理解公共議題、承擔公共責任。這就帶出了公民共和主義的第二個關鍵概念：公民德性。

三、公民共和主義：一條被遺忘的公共哲學傳統

桑德爾並不是憑空發明「公民共和」這個詞。他明確地把自己的主張接上一條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盧梭、傑佛遜與托克維爾的思想譜系。這條傳統在現代政治哲學中並未消失，只是長期被自由主義的光芒所掩蓋。桑德爾的工作，某種程度上是「重新點亮」這條傳統，並論證它在當代仍然具有批判力與建設性。

亞里斯多德、馬基維利與托克維爾的譜系

共和主義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主張，人天生是「政治動物」，人的幸福與卓越，必須在城邦的公共生活中才能實現。公民不只是被統治者，更是統治者；參與公共事務不是負擔，而是實現人性的一種方式。這與自由主義把人理解為「先於政治的個體」形成鮮明對比。

馬基維利則從另一個角度貢獻了共和主義的遺產。他在《論李維》中關心的是：一個共和國要如何維持自由與強大？他的答案是：共和國需要公民德性（virtù）——公民必須願意為共和國效命、必須具備公共精神、必須警惕腐化。馬基維利甚至認為，共和國應該透過制度設計（例如公民武裝、公民宗教）來培養這種德性。這種「自由需要德性、德性需要制度」的思路，深深影響了後世的共和主義者。

到了美國建國時期，傑佛遜主張以「鄉鎮自治」作為民主的學校，認為公民必須在地方公共事務中練習自治，才能勝任全國層級的民主。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觀察到，美國人之所以能夠維持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熱衷於結社、參與地方事務，從中培養出「公共精神」與「自我治理的技藝」。這些思想家的共同點是：他們都不把自由視為理所當然，而是視為一種需要被培養、被維護、被實踐的事物。

共和主義自由觀：自由作為共同的自我治理

當代共和主義理論（尤其是昆汀·斯金納與菲利普·佩蒂特）進一步發展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區分：自由不只是「不受干涉」，而是「不受支配」（non-domination）。一個奴隸即使遇到一位仁慈的主人、從未被實際干涉，他仍然不自由，因為他處於主人的支配之下。共和主義的自由，是沒有一個人能夠任意支配另一個人的狀態。而要防止支配，單靠權利清單並不足夠，還需要一套讓公民能夠參與統治、彼此制衡的政治制度。

桑德爾接受這個基本方向，但他更強調的是「自治」這個面向。他認為，如果公民不參與公共事務、不關心共同善，那麼即使他們的權利在法律上受到保障，他們實質上仍然是「被統治者」而非「自治者」。這正是他批評程序自由主義的核心：它保障了個人權利，卻讓公民失去了自治的能力與意願。而公民共和主義的任務，就是把「自治」重新放回政治想像的中心。

公民德性與共同善：共和主義的三根支柱

綜合桑德爾的論述，公民共和主義可以歸納為三根相互支撐的支柱。

這三根支柱合在一起，構成了桑德爾對自由主義最根本的挑戰：如果自由需要自治，自治需要德性，德性需要共同善，那麼一套拒絕談論德性與共同善的政治理論，就無法真正保障自由。這不是說自由主義的權利保障不重要，而是說它不夠——它只保護了自由的「條件」，卻忽略了自由的「實踐」。

四、桑德爾對自由主義的三大批評

桑德爾的批評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哲學人類學的、政治哲學的、以及社會批判的。這三個層次相互關聯，構成他對自由主義的完整挑戰。

批評一：無牽掛的自我是一種不可能的人類學

第一個批評是哲學性的，針對的是自由主義所預設的「人」的形象。桑德爾認為，「無牽掛的自我」不僅在經驗上不真實，在哲學上也不可能。我們不可能把自己理解為一個「先於所有目的與關係」的主體，因為我們用來評價、選擇、反思的語言與價值，本身就是從我們所處的社群與傳統中獲得的。一個人不可能「先」是一個脫離一切脈絡的主體，「再」去選擇自己的身分；他總已經是一個兒子、一個公民、一個某個文化傳統的承載者。

這個批評的意義在於：如果自由主義的道德主體是虛構的，那麼建立在此主體之上的正義原則，也就失去了證成基礎。桑德爾並不是說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在實踐上不可行，而是說它的哲學基礎不穩固——它預設了一種我們不可能成為的人。

批評二：中立性無法解釋犧牲、忠誠與義務

第二個批評是政治哲學性的。桑德爾指出，程序自由主義無法解釋某些重要的道德經驗，例如：為什麼我們對家人、對社群、對國家負有某些「不是我們自願承擔」的義務？為什麼有人願意為公共事務犧牲個人利益？為什麼「忠誠」是一種美德，而不只是情感偏好？

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下，義務只能來自兩種來源：自願承擔（如契約、承諾）或普遍道德原則（如正義、不傷害）。但桑德爾認為，還有一類義務是「構成性的」——它們來自我們所處的關係與身分，而不是來自我們的選擇。例如，一個人對自己年邁父母的照顧責任，不是因為他「選擇」承擔，而是因為他是他們的子女。這種義務在自由主義框架中很難被妥善說明，但它在我們的道德生活中卻至關重要。

此外，中立性也無法解釋政治社群中的「犧牲」問題。如果國家只是保障權利的工具，那麼公民為什麼要為它犧牲？為什麼要納稅支持與自己無直接關係的公共建設？為什麼要服兵役、參與公共事務？桑德爾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訴諸某種「共同善」——一種讓公民覺得「我們共同屬於這個政治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值得我付出」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正是程序自由主義刻意保持距離的東西。

批評三：市場化與優績主義如何腐蝕公民德性

第三個批評是社會批判性的，也是桑德爾後期著作的核心。在《金錢不能買什麼》（What Money Can't Buy）中，他批評市場邏輯的無限擴張：排隊插隊服務、器官買賣、代孕、廣告進校園、監獄牢房升級……他提出兩個反對理由：一是「公平」（fairness），弱勢者可能被迫出售自己不該出售的東西；二是「腐化」（corruption），市場化會改變某些事物的意義，例如把教育變成商品、把醫療變成消費、把公民變成顧客。當一切都可以買賣，公民德性所依賴的公共空間與公共價值就被侵蝕了。

在《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他進一步批評優績主義（meritocracy）。他認為，優績主義告訴成功者「你的成功是你應得的」，這會培養出一種「成功者的傲慢」；同時告訴失敗者「你的失敗也是你應得的」，這會造成「失敗者的羞辱」。這種心態不僅傷害社會凝聚力，也讓公民喪失了對彼此的責任感。他主張，我們應該重新重視「工作的尊嚴」——每一份對社會有貢獻的工作都值得尊重，而不是只尊重那些在競爭中勝出的人。

這兩個批評都指向同一個核心：當市場邏輯與優績邏輯主導一切，公民德性就無法生長。因為公民德性需要的是公共精神、對他人的關懷、對共同善的認同，而不是「我有沒有買到最好的服務」或「我有沒有比別人更成功」。這正是桑德爾所說的「公民共和」的當代意義：我們需要一套能夠抵抗市場化與優績主義的政治哲學，才能保住自治所需要的那口氣。

五、公民共和的代價：四項難以迴避的質疑

桑德爾的批評很有說服力，但公民共和主義作為一套正面主張，也面臨不少嚴肅的質疑。這些質疑不是要否定桑德爾，而是要讓他的主張變得更精確、更可操作。

質疑一：誰的共同善？多數暴政與排他性的陰影

最常見的質疑是：如果政治必須訴諸「共同善」，那麼「誰的共同善」？在一個多元社會中，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價值觀的人，對「美好人生」的理解可能南轅北轍。如果國家以「共同善」為名推行某種價值觀，是否會壓迫少數群體？歷史上，共和主義傳統確實曾被用來正當化排外政策、帝國主義、甚至種族歧視——「我們」的共同善，往往建立在「他們」的排除之上。

桑德爾對此的回應是：共同善不是多數人的偏好，而是經過公共審議後形成的、能夠被所有公民合理接受的理解。他主張的不是「多數暴力」，而是「公共理性」——公民在討論公共事務時，必須提出彼此都能接受的理由。但批評者指出，這個回應仍然無法完全解決問題：在缺乏共識的情況下，誰來決定什麼是「合理可接受」的？如果公共審議的結果仍然壓迫少數，那該怎麼辦？這些問題顯示，公民共和主義需要一套更精緻的少數保障機制，而不是簡單地訴諸「共同善」。

質疑二：強制德性是否變成家長主義

第二個質疑是：如果國家要培養公民德性，它是否會變成家長主義？例如，國家是否可以強制公民參與投票、參與社區服務、接受某種公民教育？如果可以，那麼國家就在告訴公民「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好的」，這與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直接衝突。如果不可以，那麼公民德性又該如何培養？

桑德爾的支持者通常會區分「強制」與「引導」：國家不應該強制公民具備某種德性，但可以透過制度設計、公共教育、公民參與的機會，來「引導」公民培養德性。例如，社區營造、審議民主、公共論壇，都是讓公民在實踐中學習自治的方式。但這種區分是否足夠清楚，仍然是一個爭議。

質疑三：在多元社會裡，共和主義還可行嗎

第三個質疑是規模問題。古典共和主義的場景是城邦，托克維爾觀察的是十九世紀的美國鄉鎮。但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多元的、人口數千萬甚至上億的民族國家裡，「公民參與」是否還可能？公民是否有能力理解複雜的公共議題？代議民主是否已經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桑德爾的回應是：公民共和主義不必然要求直接民主，而是要求公民具備「自治的意願與能力」，並在制度上保留公民參與的空間。他特別重視地方層級的參與，因為在那裡，公民比較容易感受到自己的行動與公共事務之間的關聯。但他也承認，在國家與全球層級，公民共和主義需要更複雜的制度設計。

質疑四：桑德爾是否被誤讀為「反自由主義」

最後一個質疑是關於桑德爾的定位。許多評論者把他歸類為「社群主義者」，並認為他反對自由主義、主張回歸傳統社群。但桑德爾本人多次澄清：他批評的不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個人權利、寬容、多元），而是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與公共論述方式。他並不是要廢除權利保障，而是要在權利保障之外，補上公民德性與共同善的語言。

換句話說，桑德爾的目標不是「用共和主義取代自由主義」，而是「讓自由主義記起自己的另一半」——自由主義傳統本身其實也包含了共和主義的要素，只是被程序主義的版本掩蓋了。這種「內部批判」的定位，讓他的主張更有說服力，但也讓他的批評顯得不夠徹底：如果他最終還是接受自由主義的基本框架，那麼他的「公民共和」是否只是一種修補，而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

六、從理論到生活：公民共和對當代社會的啟示

哲學命題的價值，最終還是要回到生活世界來檢驗。桑德爾的公民共和主義，在台灣與華人社會中，其實有許多可以對話的實踐場域。

台灣的社區營造與審議民主作為共和主義實驗

台灣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推動社區營造，強調由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地方認同的建立、公共空間的改造。這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公民共和主義的實驗：居民透過參與社區事務，學習如何討論公共議題、如何協調不同意見、如何承擔公共責任。近年來，台灣也出現了各種審議民主的實踐，例如公民審議、參與式預算、開放政府等，這些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讓公民不只是「被統治者」，而是「共同治理者」。

當然，這些實踐也面臨不少挑戰：參與意願不足、公共論述品質參差、地方派系干擾、資源分配不均等。但從桑德爾的角度來看，這些挑戰正是公民共和主義需要面對的現實——自治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是需要不斷練習、不斷維護的技藝。

華人文化脈絡：儒家倫理與公民共和的親近與距離

桑德爾的思想在華人社會引起共鳴，部分原因是它與儒家倫理有某種親近性。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個人不是孤立的原子，而是處於各種關係之中的「角色主體」；儒家也強調「公共精神」與「士大夫的責任感」。這些都與公民共和主義對「構成性社群」與「公民德性」的重視有相似之處。

但兩者之間也有重要差異。儒家的「公共」往往是從家庭倫理往外推的「差序格局」，而公民共和主義的「公共」則強調平等公民之間的政治參與；儒家傳統缺乏對「公民」作為一種政治身分的系統論述，也缺乏對「制度性參與」的重視。因此，華人社會要發展公民共和主義，不能簡單地「回歸儒家」，而需要在儒家倫理的基礎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公民參與模式。

個人層面：如何練習做一個「公民」而不是「消費者」

桑德爾的公民共和主義，最終還是要回到每個人身上。如果我們只把自己當成「消費者」——納稅買服務、投票選人、享受權利——那麼公共生活就會越來越空洞。但如果我們願意把自己當成「公民」——關心公共事務、參與社區活動、在公共討論中提出理由、承擔公共責任——那麼我們就是在實踐公民共和主義。

這不是要每個人變成政治狂熱者，而是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參與公共事務的入口：參加社區管委會、關注地方議題、參與公共政策討論、在學校或職場中推動公共事務。這些看似微小的實踐，正是公民德性的練習場。桑德爾說，公民德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透過實踐培養出來的；而實踐的起點，就是我們願意走出私領域，進入公共領域的那一刻。

七、結語：批評不是拆毀，而是讓自由主義記起自己的另一半

桑德爾的公民共和主義，常被簡化為「社群主義 vs. 自由主義」的對立，但這種簡化忽略了他批評的真正力道。他不是要廢除個人權利，也不是要回到前現代的共同體；他要問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套只保障權利、不談德性、不談共同善的政治理論，真的能夠自我維持嗎？如果自由需要自治，自治需要德性，德性需要共同善，那麼自由主義就必須正視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把這些問題推給「私人領域」。

這也是為什麼桑德爾的批評，對當代社會特別有意義。在市場邏輯與優績主義主導的時代，公民越來越像消費者，政治越來越像技術性的資源分配，公共生活越來越空洞。桑德爾提醒我們：自由不是「沒有人管我」，而是「我與同胞共同治理我們自己」；而這種自由，需要我們每個人願意走出私領域，承擔起公民的責任。

當然，公民共和主義本身也需要面對許多質疑：誰的共同善？如何避免多數暴政？如何在多元社會中培養德性？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正是這些問題，讓公民共和主義成為一個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思想傳統。桑德爾的貢獻，不在於提供一套完美的方案，而在於讓我們重新看見：政治不只是權利的保障，更是共同生活的實踐；自由不只是不受干涉，更是共同自治。

如果我們願意接受這個挑戰，那麼桑德爾的公民共和主義就不只是一套學院裡的理論，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在做每一個公共決定時，問自己——這是不是一個「公民」會做的決定，而不是一個「消費者」會做的決定？這個問題，或許就是桑德爾留給我們最實用的哲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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