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的「社群主義」,是對羅爾斯正義論的批評

發表時間:2026 年 11 月 13 日 | 更新日期:2026 年 11 月 13 日 | 編輯:雅寶社區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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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爾的批評,可以區分為本體論層次與規範層次兩條線。前者針對羅爾斯的自我觀,後者針對「權利優先於善」的命題。本節先處理前者,這是桑德爾最具原創性、也最常被引述的部分。

對「無牽無掛的自我」的本體論批判

桑德爾指出,羅爾斯的自我是一種「無牽無掛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它在本體上先於其一切偶然的屬性與歸屬,包括家庭、社區、階級、宗教、文化,甚至其終極的人生目標。這種自我被設想為一個「純粹的意願主體」,其尊嚴不在於它選擇了什麼,而在於它擁有選擇的能力本身。

桑德爾的反駁並不只是說「人其實很受社會影響」這種老生常談。他的論點更具哲學力度:羅爾斯把「自我與目的之間的距離」推到極致之後,反而摧毀了自我之所以為自我的條件。因為我們之所以能夠反省、評價、選擇某些目的,正是因為我們已經身處於某些未被選擇的歸屬之中;這些歸屬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理解「什麼對我是重要的」的背景。如果要把這一切都剝離,留下的不是一個更純粹的主體,而是一個無法進行任何有意義評價的空洞點。

桑德爾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假設一個人選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就像在一個「選擇的共和國」中挑選商品一樣。但這種設想忽略了:我們對某些關係與承諾的體驗,並不是「選擇」來的,而是「發現」的。我並不是先有一個中立的自我,然後決定要不要認同我的家庭、我的國家、我的文化;相反地,這些歸屬往往是我在反思之前就已經身處其中,並且構成了我追問「我應該做什麼」時無法剝離的一部分。

構成性社群與「情境化的自我」

由此,桑德爾提出了「構成性社群」(constitutive community)的概念。他區分了三種社群觀:工具性的社群(個人把社群當作達成私利的工具)、情感性的社群(個人在社群中獲得情感連結與認同,但社群仍外於自我),以及構成性的社群。第三種才是桑德爾所主張的:社群不只是自我所「擁有」的屬性之一,而是自我之所以能夠成為這個自我的構成要素。

在構成性社群的設想中,主體是「情境化的自我」(situated self)。我不是先有一個完整的自我,然後才進入各種關係;我是在這些關係之中、透過這些關係,才逐漸成為我現在的樣子。我的義務也不全然來自於我的選擇或契約,有些義務是「不請自來」的——例如作為一個兒子、一個公民、一個承擔著歷史記憶的共同體成員,我可能負有某些我從未同意、卻無法推卸的責任。

桑德爾認為,羅爾斯的理論恰恰無法安放這類義務。在無知之幕後,各方不知道自己的善觀念,也因此無法知道自己承擔著哪些構成性的承諾。羅爾斯只能把一切特殊的歸屬放進「偶然」的範疇,交由正義原則來規範;但如此一來,那些使人生具有深度與連續性的忠誠與責任,就被排除在正義理論的視野之外了。

反思與質疑:正義環境與道德主體

公允地說,桑德爾的批評也引來了不少反駁,而這些反駁值得我們一併考慮。首先,羅爾斯本人曾回應:無知之幕所遮蔽的只是各方的「特殊資訊」,而不是他們作為道德主體的能力。原初狀態是一個「代表設置」(device of representation),其中的各方並不是真實的形上學自我,而是一種用來展現公平推理的模型。換言之,羅爾斯可以主張:「無牽無掛的自我」是一個理論建構,而非對人性的事實描述。

其次,批評者指出,桑德爾的「構成性自我」若推到極致,可能導致一種保守的結論:我們無法真正反省與批判自己所繼承的傳統與歸屬。然而桑德爾其實並不否認反省的可能,他只是主張反省總是在某個既定的背景中進行。問題在於,這個背景究竟有多「厚」?它允許我們對自己的構成性歸屬進行多大程度的質疑?這是桑德爾理論中相對模糊之處。

再者,羅爾斯主義者可以反問:即使真實的人總是情境化的,正義理論所需要的,也只是一個「足以承擔道德責任」的主體概念,而不需要一個徹底空無的自我。換句話說,桑德爾所攻擊的對象,可能是一個過度誇張化的稻草人。這些回應提醒我們,這場論戰的勝負,遠比表面上看起來複雜。

三、從批評到分歧:正義、權利與善的優先性

如果說本體論批判是桑德爾的「破」,那麼他對「權利優先於善」的質疑,則是其「立」的部分。這一節要處理的,是雙方在規範層次上的核心分歧,也是社群主義批評最具政治意涵的所在。

權利優先於善的爭議

羅爾斯自由主義的一個標誌性命題是:權利優先於善(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意思是,正義原則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不應以任何特定的善觀念為基礎,也不應為了促進某種被視為優越的人生理想而犧牲。國家必須在各種善觀念之間保持中立,只提供一套公平的框架,讓公民各自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

桑德爾認為,這種「中立性」其實是一種假象。任何一套權利體系,都預設了某種關於人的價值與尊嚴的理解;羅爾斯的正義論也不例外,它所預設的正是「自由平等的道德主體」這一特定的善觀念。因此,自由主義並不是真的在諸善觀念之間保持中立,而是把它自己所偏好的那種人生觀(強調自主選擇、獨立反省)偷偷地普遍化了。

更進一步,桑德爾主張,正義原則的證成不能完全脫離實質的善觀念。要判斷某種分配是否公平,我們往往必須追問:這種分配是否尊重了某些值得肯定的活動與品質?例如,我們是否應該讓具有卓越成就的人獲得更多資源?這類問題無法只靠「無知之幕」下的程序來回答,而必須觸及對「什麼是值得追求的生活」的實質判斷。

應得、共同善與公民德性

由此延伸,桑德爾對羅爾斯的「差異原則」也提出了質疑。羅爾斯認為,個人的天賦與社會出身都是「道德上任意」的(morally arbitrary),因此不能作為分配的正當依據;差異原則要求不平等必須有利於最不利者。桑德爾則追問:如果天賦是任意的,那麼努力呢?如果努力本身也受天賦與環境影響,羅爾斯的論證是否會一路滑向「人不應得任何東西」的結論?而一個完全不以應得為基礎的分配正義,是否還能符合我們日常的道德直覺?

在桑德爾看來,羅爾斯的理論把個人抽離於其社會脈絡,因而無法恰當地處理「共同善」(common good)的問題。他主張,政治社群不應只是個人追求私利的競技場,而應是一個能夠共同反省「我們要如何一起生活」的倫理共同體。這意味著,公民德性、公共參與、對共同歷史與命運的認同,都應在正義理論中佔有一席之地,而不只是被當作個人私領域的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桑德爾後來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與《反對完美》等著作中,進一步把這種立場發展為對「中立國家」的批判。他認為,當代公共論述中許多爭議(例如安樂死、同性婚姻、基因工程),若試圖以「中立」的方式迴避實質的善觀念爭論,反而會使討論變得貧瘠。真正健康的公共理性,應該容許公民公開辯論各種人生觀的優劣,而不是把它們一律推到私人領域。

四、批評的意義與限制: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對話

桑德爾的批評發表至今已逾四十年,這場論戰的意義早已超出羅爾斯研究本身,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的共通資產。以下我們從三個角度評估它的貢獻與限制。

桑德爾批評的理論貢獻

首先,桑德爾成功地迫使自由主義正視「自我」與「社群」的關係問題。在羅爾斯之後,任何一種自由主義理論若完全不處理個人如何被社會形塑、如何承擔非自願的義務,都會顯得蒼白。其次,他揭示了「中立性」命題的內在張力:一個自稱中立的國家,是否真的能夠不預設任何善觀念?這個問題促成了後來「政治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的豐富討論。

再者,桑德爾把政治哲學重新拉回具體的公共生活。他提醒我們,正義不只是抽象原則的推演,也關乎公民如何在具體的歷史與文化處境中,共同理解自己的責任。這一點對於台灣、香港等面臨認同政治與共同體邊界爭議的社會,尤其具有啟發性。

羅爾斯及其他自由主義者的回應

面對批評,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1993)中做出了重要調整。他區分了「整全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與「政治性正義觀」(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主張正義原則不需要預設任何特定的形上學自我觀,而只需作為一種「重疊共識」的焦點,讓持有不同人生觀的公民都能合理接受。這個轉向,某種程度上回應了桑德爾對「中立性」的質疑,也顯示羅爾斯並非不願修正。

此外,羅爾斯的支持者如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等人則指出,桑德爾對「無牽無掛的自我」的解讀過於字面化;羅爾斯的自我觀是一種規範性的建構,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反省能力與批判空間,而不是否認人際連結的事實。金里卡甚至主張,自由主義其實可以容納「構成性社群」,只要這種社群不阻礙個人退出與反省的權利。

當代脈絡下的再評估

放在今日的脈絡中,這場論戰呈現出新的意義。一方面,桑德爾對「共同善」的呼籲,在民粹主義與國族主義崛起的時代,可能被誤用為壓制少數、鞏固多數的工具;他本人也多次強調,社群主義並不主張國家可以強迫人民接受某種人生觀。另一方面,他對市場邏輯侵入公共領域的批判(見《錢買不到的東西》),則與當代對不平等與商品化的反思高度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桑德爾與羅爾斯之間的距離,或許比論戰表面上看起來更小。兩人都反對功利主義,都重視個人尊嚴,都關切社會中最不利者的處境。他們真正的差異,在於對「正義理論需要多少實質的善觀念」這一點的判斷。桑德爾認為,正義必須立基於某種共同善的設想;羅爾斯則認為,正因為我們對善的看法如此分歧,才更需要一套不預設特定善觀念的公平框架。這是一場關於「在多元社會中,哲學能提供多少共識基礎」的深刻爭論。

五、結語:在正義與歸屬之間

回顧這場論戰,桑德爾的批評最核心的洞見或許是:人從來不是一張白紙,也不是一個可以隨時抽離一切關係的純粹意志。我們的道德生活,總是在具體的關係、承諾與歷史之中展開。羅爾斯的正義論若完全忽略這一點,確實會顯得太過「薄」——薄到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對某些素未謀面的同胞負有責任,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某些歷史的不義會持續糾纏著後代。

然而,桑德爾的立場也有其風險。如果社群與歸屬被賦予過高的道德分量,正義就可能退化为「我們的傳統」或「我們的生活方式」的自我證成,從而失去批判不義的力量。羅爾斯理論的「薄」,正是為了保留這種批判空間:它讓我們能夠在不受特定善觀念束縛的情況下,質問現有的制度是否公平。

因此,與其把桑德爾與羅爾斯視為非此即彼的對手,不如把他們的張力理解為政治哲學的永恆課題:正義需要普遍性,但正義也必須在具體的社群中被理解與實踐。一個好的正義理論,既要能夠抽離,也要能夠回返;既要保障個人的反省與選擇,也要承認我們是誰,往往取決於我們與誰同行。

對今日的讀者而言,桑德爾的社群主義批評最大的價值,或許不在於提供一套替代方案,而在於它逼使我們誠實面對一個問題:當我們談論正義時,我們所設想的那個「人」,究竟是誰?是一個在無知之幕後理性計算的抽象主體,還是一個帶著歷史記憶、承擔著非自願義務、並在共同體中尋找意義的具體存在?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正是這個問題,使政治哲學至今仍然值得我們一再閱讀、一再辯論。

桑德爾曾說,哲學不是要去發明新的道德原則,而是要去澄清我們已經在做的道德判斷。從這個角度看,他對羅爾斯的批評,與其說是一場控訴,不如說是一次邀請:邀請自由主義回到它自己所許諾的那個具體的人,邀請我們在追求正義的同時,不要忘記我們從何處來、與誰同屬、又該對誰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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