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的公眾參與:為什麼要讓民眾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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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26 年 10 月 28 日 | 更新日期:2026 年 10 月 28 日 | 編輯:雅寶社區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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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公眾參與的理由很多,但最常被誤解的是「這是道德要求」。其實,公眾參與同時是正當性問題、知識問題與信任問題。以下分別說明。

理由一:價值判斷無法外包給工程師

AI 系統的每一個技術選擇,背後都藏著價值判斷。舉例來說,一個醫療影像輔助診斷系統,要決定「寧可誤判有病的,也不要漏掉病人」(提高靈敏度),還是「寧可少報一點,避免造成恐慌與過度檢查」(提高特異度)。這不是純粹的統計問題,而是關於「我們願意承擔哪一種錯誤」的社會選擇。

再比如,一個招聘篩選模型要決定:是否將「曾任職於特定公司」作為加分項?是否將「職涯中有空白期」視為風險?這些特徵在統計上可能有效,但在社會意義上,它們可能複製既有的不平等。工程師可以計算相關性,卻無法決定「這樣的不平等是否可以被接受」。

換句話說,技術專家擅長回答「怎麼做」,但「該不該做」、「為誰而做」、「做到什麼程度」這些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需要由受影響的人共同回答。把這些問題完全交給工程師,不是對專家的尊重,而是對專家的過度授權。

理由二:在地知識是 AI 落地的關鍵

AI 系統最常失敗的地方,往往不是演算法不夠強,而是它不認識現場。一個在大型城市資料集上訓練出來的交通預測模型,到了巷弄狹窄、機車密度極高的地方,可能完全失準;一個針對標準華語訓練的語音辨識系統,遇到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或混合語碼,錯誤率會直線上升。

這些問題,工程師在實驗室裡很難預先想到,但當地居民、基層公務員、社區組織工作者卻天天在面對。他們掌握的是所謂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哪些路口在雨天會塞、哪些族群對政府通報系統有戒心、哪些服務據點其實早已停止運作。這些知識不在任何資料集裡,卻是讓 AI 真正有用的關鍵。

公眾參與的價值,就在於把這些分散的、隱性的知識引入系統設計。它不是要民眾來「教 AI 怎麼寫程式」,而是要讓設計者知道:你的模型在真實世界裡,會遇到哪些你沒想過的狀況。

理由三:信任來自被看見的過程

最後,也是最現實的理由:如果民眾不知道 AI 系統怎麼運作、誰在監督、出了問題找誰,他們就不可能信任它。而缺乏信任的 AI,即使技術上再準確,落地時也會處處碰壁。

信任的建立,很少來自「保證沒問題」這種宣示,而多半來自「過程可以被看見」。當民眾知道自己有機會在系統上線前表達意見、知道自己的意見被記錄下來、知道有第三方在監督,即使最後的決定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接受度也會高得多。這就是程序正義的核心:人們在意的往往不只是結果,還包括自己有沒有被當成一個有尊嚴的參與者。

反過來說,如果一個 AI 系統是「先上路再說,有問題再調整」,一旦出事,社會的反應通常不是「再給它一次機會」,而是全面拒斥。過去幾年,多個城市的人臉辨識試辦計畫、學校的情緒偵測系統、企業的員工監控工具,都因為缺乏事前溝通而迅速夭折。這些案例反覆說明:省略參與所節省的時間,最後往往要用更大的社會成本來償還。

三、公眾參與的實踐形態:從座談到公民審議

談到「讓民眾說話」,很多人腦中浮現的是公聽會:一排官員坐在台上,民眾輪流發言三分鐘,結束後各自回家。這種形式不是沒有價值,但它只是參與光譜的一端。實際上,公眾參與有非常多層次與方法,適合不同的議題、不同的階段。

常見的參與層級與方法

公共政策領域常用「參與階梯」來區分參與深度。由淺到深,大致可以分成五個層級:

  • 告知(Inform):政府或企業單向公布資訊,例如發布 AI 使用政策、演算法影響評估摘要。這是最基本的透明度要求,但不算真正的參與。
  • 諮詢(Consult):透過問卷、焦點座談、意見徵集收集看法。問題在於,若沒有回饋機制,民眾很快會覺得「講了也沒用」。
  • 涉入(Involve):在設計過程中納入利害關係人,例如邀請社區代表參與需求訪談、共同定義問題。這已經能實質影響方向。
  • 協作(Collaborate):民眾與決策者共同制定方案,例如參與式設計工作坊、資料集共創、演算法紅隊測試的公民版本。
  • 授權(Empower):將部分決策權直接交給民眾,例如由公民陪審團對特定 AI 應用的開放條件做出建議,且政府承諾回應。
  • 在 AI 領域,這五個層級可以對應到不同的具體工具。例如:演算法影響評估(對應告知)、線上意見徵集平台(對應諮詢)、資料治理委員會納入社區代表(對應涉入)、公民審議會議(對應協作)、以及針對高風險應用的公民否決或暫停機制(對應授權)。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每個議題都需要做到最深層級。一個內部使用的文件分類工具,可能只需要告知與基本諮詢;但一個影響公共空間監控、社會福利資格判定或教育機會分配的系統,就應該做到協作甚至授權。參與深度應該與風險程度成正比,這也是歐盟《人工智慧法》分級管理的核心邏輯。

    國際案例借鏡

    幾個國際案例值得參考。法國在二〇一六年推動「公民新創會議」(Convention citoyenne),後來延伸應用到數位與 AI 議題,透過隨機抽樣的公民代表,在充分資訊與專家協助下進行長時間審議,最後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愛爾蘭則多次使用「公民議會」處理高度爭議的社會議題,其程序設計被認為是提高正當性的重要工具。

    在演算法問責方面,紐約市曾通過法律,要求政府機關對自動化決策系統進行公開的影響評估與說明;阿姆斯特丹與赫爾辛基則建立了演算法登錄制度,讓市民可以查詢政府使用了哪些 AI 系統、用途為何。這些做法未必完美,但它們共同釋放了一個訊號:AI 治理不是只有「專家閉門寫規則」這一條路。

    亞洲方面,新加坡的 AI Verify 框架嘗試建立一套可被第三方檢驗的治理工具;日本則在 AI 治理討論中強調「敏捷治理」與多方對話。這些經驗都還在演進,但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公眾參與可以制度化,而不必停留在零散的座談會。

    四、華語圈的現況與挑戰

    把鏡頭拉回華語圈,情況比較複雜。台灣在開放政府與公民參與方面累積了不少經驗,例如 vTaiwan 平台曾針對共享經濟、線上交易等議題進行多方審議;Join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則提供提案與附議機制。近年 AI 基本法草案的討論,也開始出現「是否應納入公民參與機制」的聲音。不過,這些機制與 AI 技術治理的結合仍相當有限,多數 AI 政策討論還是集中在產業發展與技術標準。

    香港與澳門的政策討論,長期以諮詢文件與業界座談為主,公眾參與的深度與持續性仍有進步空間。中國大陸則以「演算法備案」、「徵求意見稿」等方式,在監管過程中納入部分公眾意見,但其參與管道與資訊公開程度,與歐盟模式有明顯差異。

    整體來看,華語圈面臨幾個共同挑戰:

  • 資訊落差大:AI 議題的技術門檻高,民眾即使想參與,也常因看不懂而卻步。現有的說明文件多半假設讀者具備一定技術背景。
  • 參與管道零散:座談會、問卷、社群討論各自為政,缺乏一個能累積意見、追蹤回應的長期機制。
  • 回饋機制薄弱:很多意見徵集結束後,民眾不知道自己的意見去了哪裡,久而久之就失去參與意願。
  • 議題設定權集中:討論什麼、不討論什麼,往往由主辦單位決定,民眾較難主動提出關切議題。
  • 這些挑戰不是不能克服,但需要主辦單位願意投入資源,把參與當成長期制度,而不是一次性活動。

    五、如何設計一場「有效的」AI 公眾參與

    如果你是一個正在規劃 AI 相關政策或產品的人,以下是幾個實務上可以參考的設計原則。它們不是萬靈丹,但能大幅提高參與的品質與可信度。

    原則一:越早介入越好

    很多參與活動之所以變成「背書大會」,是因為它在決策已經成形後才舉辦。真正有效的參與,應該在問題定義階段就開始——也就是在「我們要不要做這個系統」、「這個系統要解決誰的問題」還沒定案的時候。一旦架構已定,參與空間就只剩下細節調整,民眾也會很快察覺自己只是在被說服。

    原則二:提供可理解的資訊,而不是技術文件

    與其發一份三十頁的模型說明書,不如做一份「這個系統會怎麼影響你」的情境說明。用具體案例、視覺化圖表、常見問答,讓沒有技術背景的人也能判斷「這樣的設計我能不能接受」。必要時,可以提供獨立的專家協助機制,讓民眾在審議前有機會先問問題、釐清疑惑。

    原則三:設計有意義的回饋循環

    參與最怕「已讀不回」。主辦單位應該事先承諾:哪些意見會納入、哪些不會、理由是什麼,並在事後公開說明。即使最後不採納某項意見,也要讓提出者知道「我們聽到了,但因為某某考量沒有採用」。這種誠實的回應,比表面上的「高度重視」更能建立信任。

    原則四:注意代表性,避免只有同溫層發聲

    開放式參與很容易變成「誰有空誰來講」,結果往往是技術社群、倡議團體與年輕族群的聲音被放大,而真正受影響的弱勢群體反而缺席。可以搭配隨機抽樣、社區組織協助動員、提供出席誘因(交通補助、托育支援、線上參與選項)等方式,讓參與結構更接近受影響人口的組成。

    原則五:把參與結果制度化

    一次性的座談會,很難產生持續影響。比較好的做法,是把參與機制寫進治理流程:例如規定高風險 AI 系統上線前必須經過公民審議、成立常設的資料治理委員會並納入社區代表、定期公開演算法影響評估報告。只有當參與成為「必經程序」,它才不會因為主辦單位人事更迭而中斷。

    六、常見質疑與回應

    推動公眾參與時,最常聽到的反對意見大概有四種。以下逐一回應。

    「民眾又不懂 AI,參與有用嗎?」這個質疑預設了「參與等於技術審查」,但實際上,民眾被邀請回答的不是「這個模型架構好不好」,而是「這個系統的用途、限制與風險,我們能不能接受」。這些問題不需要懂程式也能回答,反而是工程師無法代答的。更何況,透過充分的資訊提供與專家協助,一般公民在審議中的表現,往往比想像中好。

    「參與太慢,會拖累創新。」短期來看,參與確實會增加時間成本。但長期來看,缺乏參與導致的信任崩盤、事後補救、法規翻盤,成本往往更高。前面提到的多個人臉辨識與監控試辦案,就是因為跳過溝通而被迫中止。與其事後滅火,不如事前花時間把話說清楚。

    「參與會被特定團體動員。」這是真實風險,但不是拒絕參與的理由,而是設計參與的理由。透過隨機抽樣、多元管道、透明議程與專家平衡,可以降低被單一團體把持的機會。完全封閉的決策,並不會讓決策更中立,只會讓影響力轉入檯面下。

    「成本太高,不是每個議題都負擔得起。」確實,公民審議所費不貲。因此更需要分級:高風險、高爭議、影響範圍大的議題,投入較深度的參與;低風險、內部使用的工具,則以透明度與基本諮詢為主。關鍵不是「每個議題都辦公民會議」,而是「沒有一個高風險系統可以在無人監督下悄悄上線」。

    結語:讓民眾說話,不是讓專業退位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要讓民眾對 AI 說話?答案不是因為民眾比工程師聰明,也不是因為參與一定能把政策變好。真正的理由是:AI 已經是一種治理工具,而治理工具的正當性,不能只來自技術能力。

    讓民眾說話,意味著承認幾件事:價值判斷需要被公開討論;在地知識值得被納入設計;信任必須透過可被看見的過程來累積。它也意味著決策者願意接受一個不太舒服的事實:有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能透過對話慢慢形成共識。

    這條路很慢,也很麻煩。但當 AI 系統開始決定誰能貸款、誰能被通知面試、誰的發言會被放大,我們很難再用「技術中立」來迴避這些問題。與其等到爭議爆發才補救,不如現在就開始練習:把椅子拉開,讓更多人坐進來。

    對雅寶社區的讀者來說,這件事其實不遙遠。下一次你看到某個政府部門或企業在徵集 AI 相關意見時,不妨去看看、去留言、去問一個問題。公眾參與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制度,而是一次一次有人願意開口,才慢慢長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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